周总理的神机妙算
熊钢
2005．12．
中学时代，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里玩。吃饭时他父亲指着我告诉大家：“他爸爸真行，在胡宗南那里潜伏了那么久。张治中刚听说他爸爸是共产党的时候，可吓了一大跳。”
这话我当时听了完全是懵懵懂懂。我只知道父亲以前搞地下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在哪儿做等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至于父亲跟张治中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吓他一跳等等就更不明白了。反正父亲的事他不说我也不敢打听。听见别人当面夸父亲，心里虽然觉得美滋滋的，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想过。
到70年代，我才听到父亲亲口述说那一段往事。他说张治中在周总理的酒宴上看见父亲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啊”了一声楞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总理笑笑说：“怎么，你们不认识？”张治中这才回过神来，说：“认识，认识。想不到熊老弟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然后介绍了父亲的潜伏经历。父亲说张治中回去后很快就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大意是：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你靠特务起家，但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共产党用的又是些什么人？你的特务里有象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等等。
当时我听着只津津有味于这一段故事的戏剧性效果，其他方面也没在意。
等读了父亲的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全貌。时间：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地点：中南海勤政殿。场合：特设酒宴。到场主要人物：周总理，父亲，以及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见附录一：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读完了这一段，我才开始感到有些疑惑：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公开方式似乎有点不同寻常。
第一，为什么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建国后原来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很普遍。公开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身份在当时应该说不算什么罕见的事。为什么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却要由周总理亲自来公开？“公开一个秘密”的时间是1949年11月6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1个月零5天。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周总理日夜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怎么抽得出时间？
第二，为什么公开的对象是张治中、邵力子、刘婓等国民党原派的和谈代表？从国民党那边来说，张治中的身份是上将，邵力子是国民党大员，刘婓是国防部次长。而父亲的身份是校官，胡宗南的副官，也不是什么亲友故交。从共产党这边来说，父亲当时并未从事统战工作，跟这些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工作来往。无论是从国民党那边的身份看还是从共产党这边的身份看，父亲跟这些人的地位都不大相称，又没什么必然的工作联系。既然如此，为什么周总理偏偏专门要向这些人来公开父亲的真实身份呢？
第三，为什么如此郑重其事？不仅是周总理亲自出面，而且专门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酒宴。如果只是一般性的介绍，通过通常的大型酒宴集会之类场合就能顺便办到。然而实际情况却很特别：周总理专门在中南海举办一次酒宴，只招待国民党原派的和谈代表，外加父亲。好象酒宴的目的就是专门为把父亲介绍给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一样。
第四，为什么只介绍父亲一个人？跟父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不止父亲一人。为什么其他人不一起介绍？
第五，有多大必要？张治中、邵力子、刘婓等这些国民党原派的和谈代表自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后就选择了留在共产党这边，已经跟蒋介石分道扬镳半年多了。既然他们已经选择了跟共产党走，自然用不着靠父亲现身说法告诉他们蒋介石气数已尽，劝说他们不要跟蒋介石走。既然如此，用这种特设酒宴的方式专门告诉他们父亲真实身份的用意何在呢？周总理向来内外有别，公私分明，决不会无缘无故为父亲举办酒宴，更不会无缘无故专门摆酒设宴来把父亲介绍给跟父亲没有特别工作关系的国民党高级人士。难道总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特设酒宴，就是为了向已经倒向共产党的国民党高级人士介绍自己的部下，炫耀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成就吗？
第六，为什么是1949年11月6日？这一天并不是什么节日或特殊纪念日，专门设宴显然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或庆祝什么，况且又是午宴。可见不是出于一般的宴会目的。
尽管我有这些疑惑，但始终想不出答案。只好把疑问闷在肚里。
几年前有个朋友送了我杨者圣先生写的一本书：《胡宗南这个人》。但我只读了跟父亲有关的章节，其他部分都因为犯懒而省略了。不久前也不知是哪根筋抽抽了，突然想起来我居然还不知道胡宗南后来怎么样了。好奇之下便又翻出那本书，头一回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一读之下得知了一些很令我震惊的情况：
1．胡宗南集团的三十万大军直到1949年12月才在西南战役的成都战役中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消灭的重兵集团。胡宗南在成都战役后率残部1万余人据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底才飞往台湾。
2．早在西南战役打响前三个月的1949年8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策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仓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万不得已时便退到缅甸去。当时胡宗南集团有三十万人，宋希濂集团有十二万人，几乎占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全部军队的一半。抗日战争时期宋希濂曾率第11集团军远征印缅，在滇缅边境经历了四年的战斗生活，对那里的地形、民情、物产十分熟悉，知道缅军没有多大力量，无法对抗这两个集团拥有坦克大炮的数十万军队。胡、宋两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虽然对抵抗解放军毫无信心，但对击败缅军却把握十足。（见《胡宗南这个人》．第九章．逃亡汉中．“汉中决策”）
3．胡、宋的计划未能实现是因为蒋介石坚决反对。二人于1949年8月28日及8月31日两次向蒋介石游说进军滇西，都被蒋否决。蒋当时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其主要指望一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很快爆发、美苏必战，那时就可重新翻本。在蒋介石看来，自己在抗战时期能够在丢掉了东北、华北、东南之后仍然守住了西南西北，熬到美国参战，终于反败为胜。为什么现在不能让历史再重演一次？二是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虽然跟解放军在平原地带打运动战不行，但在西南山区据险防守未必不行。西南地区有秦岭之险，巴山之固，山高水险，实属军事上防御的绝佳地区。既然抗日战争时期能守住西南，现在也应能守住西南。三是蒋介石既然把最后的战略希望都寄托在美国参战的前景上，那就必须保住自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如果轻易放弃西南退到滇西甚至缅甸，那让美国人承认自己仍然代表中国就难了。因此蒋介石一下子就否决了胡、宋的计划。（见《胡宗南这个人》．第九章．逃亡汉中．“胎死腹中的‘滇西王朝’方案”一节）
对于胡、宋二人退守滇西、进入缅甸的决策，杨者圣先生的评价是：“这是当时在大陆手握重兵的两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及结局看得最为清楚，提出的应变措施最为厉害的一个决策。这也许是一次最能决定国民党在大陆命运的密谋，如果不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的话，也许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受到它的影响。”“如果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而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进军滇西方案都不失为一条苟延残喘之道，比当时蒋介石及一批国民党官僚们鼓吹的所谓‘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来，‘高明’多了。”
“谢天谢地，好在蒋介石立下杀手，没有让胡宗南的这一套诡计得逞。否则，果真胡宗南与宋希濂的40余万大军进入滇西，流窜在中、缅、老、泰边境上兴风作浪，不独邻国要为之遭殃，滇西人民要深受其害，恐怕我们到现在还会品尝这一苦果。君不见那个叫李弥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仅率残部数千人窜入缅、老、泰交界的三角地，闹鬼闹了好多年不说，其中不少人竟摇身一变，成为威震国际毒品市场的大毒枭。据说，缅、老、泰‘金三角’地区的毒品产量，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毒品市场上的‘大户’，这其中很有李弥将军的一份‘功劳’。饶是如此，今天云南边境地带的毒品走私与泛滥，已经使国人深为震骇。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退到滇西的不只是李弥的数千残兵，而是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那么缅、老、泰‘金三角’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随之而来是什么样的恶果？这可能是谁都不敢想象的事！”（见《胡宗南这个人》．第九章．逃亡汉中．“胎死腹中的‘滇西王朝’方案”一节）
得知这段历史，的确让我吃惊不小。想不到胡宗南和宋希濂当年居然曾经准备了这么厉害的一手。我记得五十年代读少年儿童读物时就读到过不少关于云南边境地区少年儿童英勇机智协助解放大军打击李弥残匪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李弥残匪”这个词。当时我还挺奇怪：中国大陆那么多土匪，什么东北土匪，湘西土匪，广西土匪，云贵川黔土匪，青海土匪，新疆土匪，等等，有些还是多少年的老资格，几百年不绝的匪患，解放后不到三年被解放军三下五除二就都划拉光了。怎么唯独这“李弥残匪”这么能折腾？一定是因为缅甸政府勾结蒋介石在包庇他们。后来才有人告诉我，当年李弥率领国民党第8军逃往滇西，在过怒江时被解放军追上了。李弥一看情况不妙，立刻命令甩下尚未过江的大部队不管，炸断了怒江桥，只带着已经过江的数千人逃进了缅甸。然而就这几千国民党残兵败将却闹得缅甸全国总动员仍无可奈何。从此这些人就在缅甸占山为王，在台湾的支援下不断袭扰两国边境，成了“李弥残匪”。到六十年代初缅甸人急了，请求中国政府出兵帮忙。于是中缅联合发动了中缅边界勘界作战，狠狠揍了李弥残匪一顿，这才让两国边境地区消停下来。但李弥部剩下的人又跑到“金三角”继续兴风作浪，直到今天还让全世界不得安生。当年李弥手下编制不齐、装备不全的几千残兵进入了缅甸就已经闹出了这么大动静，一直折腾到今天还没完。如果当年胡宗南与宋希濂的编制齐全、拥有坦克大炮的40余万嫡系精锐也进入了缅甸，那还得了？缅甸政府是他们的对手吗？如果他们反客为主，干脆推翻缅甸政府，自己取而代之呢？如此一来缅甸必将出现一个极端反共反华的政权。那时距朝鲜战争爆发已经没几个月了。当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与美军直接对抗时，美国对中国西南的缅甸出现一个极端反共反华的政权是会热烈欢迎还是会坚决反对？答案不言而喻。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美国便决定尽量在军事上全面包围中国，逼中国分散兵力，处处设防，尽可能加重中国的军事负担和后顾之忧。美国在中国东北选中了南朝鲜和日本，在东面选中了台湾，在东南选中了越南。（美国介入印度支那，支持法国在越南打下去，就是为了从东南对中国形成威胁。）如果缅甸出现了极端反共反华的政权，美国岂能错过机会？肯定大力助其站稳脚跟，提供军事援助，设立军事基地，从西南威胁中国。那样一来，中国将处于东北、东南、西南三面受敌的情况。那不仅必然严重影响国内建设，而且必将影响整个国家战略。比如，有来自缅甸的严重军事威胁，当中印边界爆发冲突时中国对印用兵的代价还会跟原来一样吗？又比如，现在议论中的通过缅甸建立石油管道的项目还可能吗？国家战略受影响，许多家庭的命运也会大不一样。如果中国不得不在西南长期集结重兵，深沟壁垒，鼎力戍边，那好些军人家庭就不会安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锦绣繁华之地，而必然会被命运抛向西南边陲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高山荒野中的军营要塞。这些人及其亲属后代的人生轨迹跟现在肯定大不相同。就算情况没有那么糟，胡宗南与宋希濂的军队没能夺取缅甸政权，而是象李弥的几千人马那样窜进“金三角”当毒枭，那这几十万毒枭对全世界的影响也够吓人的。不论哪种情况，其后果的的确确是谁也不敢想象的。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西南今天的现状实在够侥幸的。在1949年整个国民党军队里，真正提得出让人们到今天还能感受出分量的战略对策的将领只有胡宗南和宋希濂。他们进军滇西的战略决策真的差点改变了历史。当时其他的国民党军队将领都没有什么象样的战略主张，除了负隅顽抗，就是争先恐后逃往台湾。按那些将领的主张办改变不了历史和现状多少。而胡宗南、宋希濂进军滇西缅甸的战略如果当真付诸实施，那历史和现状就当真大不一样了。然而这一切居然都没有发生，因为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发生。如果蒋介石对胡宗南和宋希濂的计划仅仅是一般的不同意，就凭这两个人对自己的计划的无比积极性，凭他们蒋介石亲信嫡系的身份也能够来点小动作。哪怕他们从几十万人的大兵团里偷偷抠出点零头送往滇西，也足以超过李弥那几千残兵败将。然而蒋介石却对他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措施，使他们一点空子都没法钻。所以我第二个感觉是蒋介石可真做了件大好事，积了大德了。简直好象替共产党当帮手一样。但是再仔细一想，实际情况有那么简单吗？蒋介石干吗成心跟自己的嫡系亲信和几十万大军过不去呢？究竟是他当真昏了头了，还是另有原因？于是我重新清理了一下思路：整个西南战役真正的要害其实是阻止胡宗南、宋希濂兵团进军滇西，真正的关键人物是胡宗南。想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周总理向张治中等公开父亲共产党员真实身份的时间，恰好正是西南战役开始的时间；而当时西南国民党军队主力兵团的将领，又恰好正是父亲的老冤家胡宗南。胡宗南，又是这个胡宗南。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我顿时联想起以前的那些疑惑，愈发觉得这一切似乎都跟胡宗南有关，背后大有文章。我于是翻阅了周宏雁、姜铁军所著《解放战争全记录》，了解当年进军大西南的全过程，又得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实：
1．1949年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并肩渡江直插东南，二野掩护三野，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战。等美军从上海、青岛等地撤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可能性变小时，才把二野主力西调以解放大西南。西南战役打响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日。整个战役的主要战斗经历了不到两个月。
2．毛主席在部署进军全国时的主要意图都是进行战略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中国大陆，防止其外逃。在进军西南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故意制造从秦岭向南进攻的声势，吸引蒋介石把主力胡宗南集团布置在川北，实际从川东和黔东南大包抄，以切断敌军逃往云南的退路。总之是不怕敌人打，就怕敌人逃。而蒋介石“坚守西南”的战略方针恰恰最符合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3．跟其他战场情况不同的是，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指挥官胡宗南和宋希濂始终根本不赞同蒋介石的坚守战略，而是千方百计要实现自己取道西昌撤往滇西的计划。他们不但抓紧一切机会游说蒋介石，而且想尽办法找种种借口变相把部队调往西昌。宋希濂最后干脆关闭电台，不理蒋介石的命令，抛弃一切重装备，擅自率部偷偷徒步走小路逃往西昌。于是出现了既躲解放军又躲蒋介石的滑稽情况。但所有这一切努力却都因蒋介石的顽固拒绝和严密防范而未能成功。
4．西南战役打响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日。我军开始切断四川国民党军队逃往云南的通道的时间是攻破黔东南防线、占领贵阳的1949年11月15日。我军切断成都地区胡宗南兵团逃往西昌的最后一条通道的时间大致可以认为是占领乐山的1949年12月16日。在西南战役发起两周后，即占领贵阳的1949年11月15日，我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和战略意图其实就已经暴露无遗。如果蒋介石头脑够清醒，那时就完全应该能够判明我军主攻方向不是川北，而是川东和川南，由此判断出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是大包抄，全歼西南国民党军队；而且应该能够从初战的严酷现实中意识到自己原先“国军能够据险坚守保卫西南”的主要战略构想靠不住。只要蒋介石意识到这些，就完全可能被胡宗南、宋希濂的进军滇西方案所说服。从1949年11月15日四川国民党军队逃往云南的道路开始被切断到1949年12月16日最后一条逃路被切断其间共计31天。在这31天内我军鞭长莫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郭汝槐的起义可以阻止国民党小股部队的逃跑，但真正能够有效阻止胡宗南大兵团全力以赴逃往西昌进军滇西的人只有蒋介石一人。只要蒋介石改变主意，或对胡宗南看得不严，从理论上来说胡宗南完全有可能率部逃离成都，实现自己取道西昌进军滇西的计划。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开始对1949年11月的形势有所认识了。原来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我军的战略目标是将国民党在西南的全部军队就地歼灭，防止其逃往国外。而国民党军队手握重兵的关键将领胡宗南、宋希濂却早已看清了形势，下决心取道西昌逃往滇西、进入缅甸。整个西南战役成败的关键已经不是如何迷惑他们不逃跑，而是如何让他们跑不成。在我军断其全部退路之前，唯一能够真正阻止他们逃跑的人是蒋介石。蒋介石坚持“保卫大西南”的战略对我军来说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但蒋介石的主要战略依据是能够据险坚守西南。一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错了，就可能同意胡宗南和宋希濂的进军滇西计划。而由于胡宗南和宋希濂对这个计划充满积极性，只要蒋介石看得不紧，他们就可能自作主张进军滇西。在我军全部切断他们逃往西昌的通道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我军无法控制的“历史的空挡”。在此期间，历史的走向竟取决于蒋介石的一念之差。对于我军而言，最需要、最希望的就是蒋介石这一念之差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即蒋介石不但不听胡宗南和宋希濂的主意，而且“帮忙”替我军看住这两支部队，让他们动弹不得，留在原地乖乖等死。但任何高明的战略家都不可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人自发的愚蠢之上。鞭长莫及的时候最现实的办法就是设计调动敌人，争取时间，让蒋介石听我方的“指挥”，在我军没法拦住胡宗南兵团的时候“替”我军拦住他们。具体说就是设法让蒋介石在这最关键的一个月里死死坚持自己的，千万不要听胡宗南的。不但不听，而且要牢牢看住胡宗南兵团，不准他撤往西昌滇西。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离间蒋介石和胡宗南至少一个月。做到了这一条就“调动”了蒋介石，就争取了时间，全局就活了。
但要离间蒋、胡谈何容易。胡宗南追随蒋介石多年，一直是蒋的嫡系亲信、封疆大吏。虽然胡在西北战场连吃败仗，但这并未影响蒋对胡的信任重用。国民党将领败给共产党军队的人多了，如果个个都吃了败仗就失宠于蒋，那蒋非成光杆司令不可。但蒋从来是容得打败仗的将军，容不得对己不忠的将军。要离间蒋、胡，就必须动摇蒋对胡宗南的信任，就必须抓住胡在关键问题上对蒋不说实话的过硬把柄。而父亲一事恰恰正是这样的把柄。军统破获了父亲所在的地下党组织，发现了父亲的共产党员真实身份。但军统头目戴笠当年因被胡宗南推荐给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两人私交甚好。结果是军统和胡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对胡不利的事总让胡自行处理，对蒋只轻描淡写汇报。胡宗南为了保护自己，没有把父亲在自己身边潜伏多年的具体情况如实报告给蒋（见附录二：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只要把父亲的真实身份如实捅给蒋，就足以动摇蒋对胡的信任。
但问题在于：如何把父亲真实身份捅给蒋介石而不至引起蒋的疑心？通过秘密渠道？军统既然能替胡向蒋隐瞒父亲的真实身份，自然也能利用职权阻止这类信息通过其它秘密渠道向蒋介石传递。公开宣扬？那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引起蒋的怀疑。而张治中、邵力子这些国民党前和谈代表则正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在国民党身份不低，影响很大。身为“和谈代表”，自然能直接通天。虽然已经“投共”，但通过他们在国民党的故交旧友向蒋直接递送封信仍绰绰有余。
明白了这些，我顿时豁然开朗，关于父亲共产党员身份公开过程的种种疑惑全部迎刃而解。周总理特设酒宴，表面上是向张治中等人公开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实际是对蒋介石的攻心战，瞄准的是蒋介石的大脑。全部的逻辑关系是：通过张治中告诉蒋介石：胡宗南西北大败的原因是胡的亲信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让蒋介石发现胡宗南向他隐瞒了这么重大的事实——让蒋介石把自己丢天下的原因归罪于胡宗南——让蒋介石怀疑胡宗南的忠诚——让蒋介石不相信胡宗南的“撤退滇西、进军缅甸”是为蒋谋利益——让蒋介石拒绝胡宗南的这一建议——让蒋介石采取措施，防备胡宗南阳奉阴违，自行撤退——假蒋介石之手彻底破坏胡宗南的战略计划，看死胡宗南兵团，为我军完成战略大包围、就地歼灭胡宗南兵团争取到那必须的一个月时间。总而言之，周总理举办公开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的酒宴表面上是个酒宴，实际上是场攻心战。是看不见的战线上最高统帅之间直接的、无影无形却有声有色的智斗交锋。觥酬交错的背后是刀光剑影，语笑喧哗的弦外之音是炮火连天。只要看看时间顺序就很说明问题。1949年11月1日，西南战役打响。11月6日，周总理举办酒宴“公开一个秘密”。现在回想起来，周总理的讲话中有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注：即张治中）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既然“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却又要再“公开一个秘密”，而且专门点出“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可见军统和胡宗南只轻描淡写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真正的“来龙去脉”蒋介石并不知情。现在周总理特意委托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信，就是要把所有真相一下子毫无掩饰地全部直接捅给蒋介石，让这个漏子再也捂不住。在11月6日“公开一个秘密”，这决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妙选择。这一天是星期日。在星期日举行酒会“公开一个秘密”不显得很扎眼，不容易引起蒋的疑心。假定酒会后张治中立即给蒋写信（父亲亲口告诉我，张回去后马上就写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假定蒋介石辗转收到张治中的信需要一至二周左右时间，则蒋大约会在11月13日至20日左右读到该信。这正是我军预定攻占贵阳、开始切断四川国民党军队主力逃向云南的通路的时候，是我军进军大西南真正的战略意图充分显露的时候，是最需要蒋介石犯糊涂、听不进胡宗南的意见、继续执迷不悟、固执己见的时候。周总理对蒋介石发起的攻心战选得不早不晚，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节奏火侯掌握得分毫不差，恰到好处。
按时间顺序观察1949年夏天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就更容易看清事物的前因后果。
8月11日，胡宗南、宋希濂在巴中秘密会晤，一致决定取道西昌进军滇西的战略计划。
8月28日及8月31日，胡宗南、宋希濂于两次向蒋介石推销游说撤退滇西的计划，均被蒋拒绝。
9月23日，即胡宗南、宋希濂向向蒋介石提出撤退滇西计划后20多天，中共即派出特使，策反胡宗南。
10月中旬，中共招降使者张新与胡宗南秘密多次会晤谈判。胡宗南最终拒绝反蒋，决心跟蒋到底。
11月1日，西南战役打响。
11月6日，即胡宗南拒绝中共策反20多天后，周总理特设酒宴，向张治中等前国民党和谈代表“公开一个秘密”，公开了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并请张治中将此事通报蒋介石：“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12月5日，周总理在给刘文辉起义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部侵人。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灭。
从这一系列回合的交锋可以看出，周总理对胡宗南部逃往西昌进军滇西的战略企图始终极为关切，全力以赴予以防范。胡宗南、宋希濂刚向蒋提出撤退滇西的计划，中共很快便作出反应。先是在带兵将领身上做文章，派人策反胡宗南。一旦策反失败，立即采取另一手，在将领的“老板”身上做文章，发动对蒋介石的攻心战，离间蒋、胡，来个釜底抽薪，从上面硬压，逼胡的计划彻底流产。战斗尚未打响，“上兵伐谋”已经伐得如火如荼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解放战争全记录》和《胡宗南这个人》这两本书里记载的西南战役的发展和结果，可以说非常圆满地实现了我军最主要的战略战役目标，比希望的还要顺利。从1949年11月15日攻占贵阳到1949年12月16日攻占乐山，在这关键的31天内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不管胡宗南和宋希濂如何苦苦哀求，蒋介石一概充耳不闻，严令他们死守四川，眼睁睁看着解放军把他们通向西昌和云南的退路一条一条封死掐断。宋希濂反应最快，决心也下得最早。他在自己把守的川东防线被突破就不再抱任何幻想，不再买蒋介石的帐。11月17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金条去见宋希濂命令他继续坚守。蒋经国11月18日前脚刚走，宋希濂11月19日便亲手烧掉了蒋介石亲笔信，关闭了电台，切断了与蒋介石的一切联系，抛弃汽车等一切重装备，穿上草鞋，沿小路逃往西昌，决心绕过蒋介石实施自己进军滇西的战略计划。然而他虽然逃得最早，却仍然没有逃掉，最终还是被解放军追上当了俘虏。因为他既要躲解放军，又要躲蒋介石，只好徒步走小路从川东到川西南，又绕弯路又跑不快，跑了一个月仍然没有跑出包围圈，于12月19日被俘。如果没有蒋介石阻拦，宋11月19日得以乘汽车逃往西昌，则完全能在最后一条通路被切断前逃掉。也就是说，尽管宋希濂不理会蒋介石的反对，强行实施了自己进军滇西战略计划，却仍然因为蒋介石的原因而归于失败。这等于是蒋介石帮助我军“看住”了宋希濂。宋希濂会玩“将在外，不由帅”，胡宗南也不比他差。他也几次三番试图背着蒋介石把部队调往西昌。但蒋介石防范得更严密，胡宗南始终无法得手。比如胡宗南12月4日试图将自己嫡系的1师的两个团空运西昌，但因无蒋介石的命令，蒋军空军拒派飞机，致使胡的计划泡汤。
从12月4日到12月16日，蒋介石连续四次拒绝了胡宗南放弃四川、通过西昌进军滇西的请求。12月9日第三次拒绝时竟当面要求胡宗南“自杀成仁”，对自己昔日的亲信爱将冷酷无情得异乎寻常。那一段时间蒋介石简直就象中了邪，好像存心要跟胡宗南过不去，要跟自己的几十万大军过不去，硬把他们往绝路上逼。直到胡宗南兵团一切外逃通路全部被切断、我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的12月19日，蒋介石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批准了胡宗南的第五次弃川请求，命令胡率部向西昌突围。然而此时胡宗南兵团大势已去，兵无斗志，将生贰心。胡宗南本人丢下部队不管，乘飞机带头逃跑，而且不去西昌直飞海南岛，等于临阵脱逃。胡一走，手下几十万大军顿时分崩离析，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几天工夫便冰消瓦解，不复存在。蒋介石喊了半天“决战四川”，逼着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放弃了一切逃跑机会。等真的到了走投无路、只能“决战”时却又突然变卦，把“决战”变成了“逃窜”。连前带后，等于是“不战，不降，不走”，结果是既不“决”，又不“战”，“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精锐重兵集团就这样既未能战，又未能逃，几乎兵不血刃就被彻底解决。而胡宗南逃到了海南后，又被蒋介石赶到了西昌，命令他率领剩余的万把人“坚守”西昌三个月。西昌到1950年3月才被攻占。在此之前，胡宗南自然有机会率领西昌万余部队逃往滇西。然而胡宗南虽然曾经千方百计进军西昌，但等他真到了西昌，掌握了进军滇西的机会时，却已经时过境迁，他也已经心灰意懒，而且被蒋介石吓得再也不敢自作主张，在西昌老老实实呆到底，哪里也不敢去，彻底放弃了原来进军滇西的雄心壮志。这才真算历史的侥幸。因为胡在西昌虽然只有1万多残兵，但那也已经超过了进入缅甸的李弥残部的总数。如果胡那时依然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硬带着这万余人进入缅甸，仍然等于李弥的危害加倍，照样够全世界受的。
西南战役的最后结局是我军完全达到了最理想的战略目标。不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部队没能逃往滇西缅甸，连剩下的万余零头也没能逃往滇西缅甸。而之所以能如此圆满，除了因为我军动作神速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的高度“配合”。他不但始终拒绝胡宗南、宋希濂的建议，而且严密防范二人自行其是，替我军“看住”了他们的几十万大军。没有蒋介石的“密切合作”，要取得如此圆满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西南战役过程中蒋介石的表现，给人的感觉的的确确象是在充当我军的“同盟军”。本来蒋介石“坚守西南”的战略决策对我军来说是正中下怀。如果说蒋介石在没打响之前严重脱离实际，不知道我军战略意图和战斗力，不知道国民党军队已经兵无斗志，再有险要也不能据守，那还可以说是犯了“不知彼又不知己”的常见错误。但当战役已经充分展开、蒋介石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都已经被初战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一相情愿时还要固执己见，还要排斥胡宗南、宋希濂提出的对我军最不利的战略方针，还要继续做我军最希望他做的事，那就很难简单用“愚蠢”二字来形容，也很难相信这是因为蒋介石天生低能。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周总理的攻心战大获全胜，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方、关键的人物身上充分发挥威力，扰乱了敌人的战略判断能力，决策一错再错，最终一败涂地。
周总理的攻心战能充分发挥威力，除了周总理料敌如神之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客观因素：金门之战对蒋介石的影响。1949年10月下旬的金门战斗失利，对蒋介石来说等于来了一针超强兴奋剂。这就如同输得倾家荡产的赌棍突然小捞了一把，顿时觉得手气来了，马上精神抖擞继续下大注。设身处地想想，蒋介石的心理其实也差不多可以理解：输了这么多年了，可该翻翻本了。金门之战不正好证明我下死命令坚守是对的吗？金门能如此，四川为什么不能如此？金门之战失利本是坏事，但对蒋介石的影响却产生了有利于我西南之战的客观效果，使他越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部下。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巧出奇招，让蒋介石得知了胡宗南欺瞒自己的要害事实。他在既自负又恼怒的情况下怎么还肯买胡宗南的帐？一旦蒋介石看见胡就气不打一处来，恨胡害得自己丢了天下，那胡的任何建议，包括撤退西昌进军滇西的战略建议自然统统被打入冷宫，置之不理。于是周总理的攻心战大功告成。金门之战的另一后果是分散了蒋介石的精力，消耗了蒋介石有限的时间资源，使之更难以及时正确判断整个战局。西南战役11月1日打响，军情瞬息万变，十万火急，而蒋介石父子却跑到台湾忙着庆祝“金门大捷”，留守西南的张群又不敢做主，只得一封电报接一封电报请示蒋介石，进一步延误了军机，加剧了混乱。蒋介石直到11月14日才飞到重庆，算是开始全力以赴应对西南局势。从11月1日西南战役打响算起他已足足耽误了两周。整个西南战役主战场总共打了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光为庆祝“金门大捷”就耽误了两周，而且耽误的是对判断我军战役展开方向和真实战略意图、校验自己战略方针至关重要的两周。结果等于蒋介石的金门小胜换了个西南大败，捞了九千，赔了三十万。三野金门失利的坏事，却有助于二野西南全胜的好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至”。从这个角度上说，金门之战死难官兵的血并没有白流。
想透了这一切之后，我终于恍然大悟：西南战役的结局并非出于侥幸。历史并非出于侥幸。中国今天的西南边疆的基本局面状况更是并非出于侥幸。最不堪设想的严重局面之所以得以避免，表面上应该“谢天谢地”谢蒋介石，实际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神机妙算，没有周总理用巧妙的攻心战征服了蒋介石的大脑，“调动”了蒋介石，为我军争取到了那极其珍贵的几十天时间，胡宗南与宋希濂的战略计划就完全有可能得以实现。周总理的攻心战“调动”了蒋介石对他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严密的防范措施，使他们的一切努力终归失败。历史差一点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说历史本来是另外一个样子，却被周总理扭过来了。被周总理不声不响地、巧妙地扭过来了。不知有多少生命因周总理的这一神机妙算而得以保全，不知有多少军人家庭因周总理的这一神机妙算而避免了在深山老林中的营垒中过日子的命运。总理一顿饭，歼敌三十万。西南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命运，实际在周总理向张治中等人“公开一个秘密”的特设酒宴上就等于已经被决定了。如今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遥想当年开国之初周总理酒宴歼敌兵的音容笑貌，我脑中不由自主闪出苏东坡的千古名句：“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孙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一般说来，间谍一旦暴露身份就失去了价值，成了棋局中的废子，不能再起什么作用了。父亲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在被周总理向张治中等人公开的两年前就已经暴露，在间谍战这局棋中算是“废子”了。但周总理却审时度势，巧妙地把公开父亲共产党员身份这一“枝节小事”变成了离间大计，变成了对蒋介石攻心战的一着妙棋，在阻止胡宗南兵团进军滇西、逃往缅甸的历史紧要关头派了大用场，一举改变了历史。“废子”不废，反抽老将。在周总理手中，父亲这枚棋子投下去，毁了蒋介石的西北战场，运筹千里平天下；亮出来，毁了蒋介石的西南战场，谈笑一举定边关。一发一收，招招要害，挥洒自如。用间之妙，空前绝后，神鬼莫测。真是“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实事求是地讲，胡宗南绝非等闲之辈。根据杨者圣先生的书，长征时由于胡宗南事先料到了红军的真实战略意图和必经之地，抢先占领了松潘要道，加上张国涛的破坏捣乱使红军丧失了乘敌立足未稳之时破敌的宝贵战机，致使红军北出陕甘的要道被封锁，不得不走松潘大草地突围。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胡宗南这个劲敌抢先拦路，历史上就不会有“红军过草地”这回事。红军过草地是被胡宗南逼出来的。当年胡宗南着实让红军很吃了些苦头。转战西北时，胡宗南特地从军统获得了美制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仪，专门用以侦测中共中央所在地，差一点又置中共中央机关于险地。而西南战役还没有打响，胡宗南和宋希濂就已经完全看清了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及结局，提出了最厉害的应变措施。就从胡在这三次关键时刻的表现，就足以说明他的确是一个劲敌。胡宗南只是在被父亲等地下党渗透之后才威风不再。如果只以成败论英雄，简单说胡宗南是草包饭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说胡宗南的确有两下子。可惜他生不逢时，遇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生铁碰上了钢”。自古善用兵者必善用间。善用间者方善用兵。蒋介石、胡宗南都是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善用特工，所以能在军阀林立的旧中国纵横摆阖，得心应手，颖脱而出。但周总理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对手的思维规律、心理特征、特点嗜好等一切特征掌握得一清二楚，针锋相对、量体裁衣、对症下药打情报战，特地挑选父亲这样的人“下闲棋，布冷子”，攻心百发百中，处处棋高一招。在这场最高级别的斗智较量中，周总理显然智高一筹。高人一头的统帅能用高人一头的间谍。矮人一头的统帅只能用矮人一头的间谍。更矮一等的则只会蛮干，到头来总是被人牵着鼻子当猴耍还自以为得计。毛主席周总理从来都是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从来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耍过。难怪孙子说：“非圣智不能用间。”
父亲告诉过我，胡宗南很会笼络人心。他对部下、对上下左右待人接物都自有一套，很能迷惑人。父亲说胡宗南不仅一直器重他，而且抗战开始后听说爷爷奶奶逃难到四川、失业在家时还出钱安排他们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如果只讲个人恩怨，这的确很容易打动人心，让人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而胡也并不是一天到晚总摆个长官架子。父亲举的一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胡带领父亲和亲随乘一辆吉普夜奔潼关。茫茫黑夜中万籁皆寂，孤零零只有这一辆汽车闪着大灯在古道上疾驰。沉默中胡突然问父亲：“你说说看，我们眼前是什么意境？”父亲立刻回答：“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胡满意地点点头，二人相视一笑。此时此地两人已经不大象长官与部下，倒有点象诗社文友。如果就事论事，这意境的确很美，以至于我现在每逢单车夜路时都情不自禁想起父亲引用过的这一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父亲同时也告诉我，就父亲和胡宗南的关系而言，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较量。胡虽然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虽然并不是有意，实际上却是在不知不觉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周总理较量，和共产党较量，看能不能撼动父亲的信仰和个人情感。如果追逐名利，或只讲个人恩怨，那就有可能被这种个人魅力所感化。但父亲却是出于信仰，并非因为个人名利恩怨，所以不为所动。况且要论人格魅力，蒋介石也好，胡宗南也好，谁能比得过周总理？当年的间谍战，国民党靠名利使间，共产党靠信仰使间。但实际的规律是越有真才实学的人越不肯盲从，越难靠名利驱使。也就是说，靠名利使间使不动大间。只有代表正义的统帅才能让人心悦诚服，甘效死力。难怪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时代，共产党能渗透国民党高层，国民党却始终打不进共产党内层。这恰恰又印证了孙子兵法的另一条结论：“非仁义不能使间”。
解开了父亲地下党员身份公开过程中的一切疑团，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扣人心弦的斗智斗勇，我心里反而有点怅然若失。周总理举重若轻，巧用“废子”改变了历史，这是多高的智谋，多大的功劳，但是居然一直无人知晓！不错，攻心战就是应该让敌人看不破，自己人也看不破。如果轻而易举便被人识破，那就是攻心战的失败。周总理当年略施小计便改变了历史，而我们半个多世纪都看不出来，可见周总理何等高明。但等到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不再成为秘密时，周总理仍然对自己的功劳守口如瓶，至死只字不提。周总理不讲，别人看不出来，周总理的这一历史性功绩险些被历史埋没，这对周总理太不公平了！我纯粹因机缘凑巧，才无意中偶然发现了周总理无数功绩中的这一件。那周总理还有多少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历史性功绩尚未为人知？周总理从不居功的操守令人敬仰，但这却为后代全面记述周总理的历史功绩增添了无穷的麻烦。周总理身上集中了中国人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品格。我既然知道了周总理的这一件历史性功绩，就有责任如实写出这一件。目的就是要以此展示：中国，有着这样的总理；这样的总理的部下中，有着我的父亲。
摘自《忆父亲熊向晖，母亲谌筱华》（写作中）：熊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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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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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4９年１１月５日，我收到一份请柬：“国历１１月６日（星期日）中午１２时半洁樽候叙周恩来谨订座设中南海勤政殿”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我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总理指指我，说：他是１９３６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向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我们作了许多让步，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要消灭共党共军，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
总理又指指我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我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踏上新的征途。
摘自《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向晖
附录二：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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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１９4７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我的情报，中央作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共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陈忠经，１９１６年生，江苏仪征人。１９３4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１９4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4７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１９4９年６月回国。建国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申健申健，原名申振民，１９１５年生，河北大城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合并为西北联大）参加民先，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4７年入美国西保大学研究院。１９4９年６月回国，建国后曾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驻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１９９２年逝世。
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１９4６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分，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据台湾《传记文学》第５8卷第３期(１９９１年)载：王石坚“后为（国民党）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以上这段话，是１９4９年７月周恩来讲的大意。３０多年后，周恩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得到佐证。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沈醉著《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１９4７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摘自《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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