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民主、对抗性与霸权
——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批评性解读
胡大平
Radical Democracy,Antagonism and Hegemony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aclau and Murfee's post-Marxist poli tical programs
HU Da-p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China 210093
主持人话语：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 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不仅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20世 纪人类思想历程和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而且还表现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 世纪之交已经成为显学。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维》中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分析 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并列为20世纪的四次重大的哲学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初，西 方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学者理论视野，并逐步成为当代学术的重要论域甚至推动我们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性工具，既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提供一个重要 窗口，又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某种基础性的方法平台。在我国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逐步形成几个有影响的研究中心。2003年10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 心共同发起并举办“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多年的建设逐 步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该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长期禀承已故孙伯@①教授倡导的文 本学历史分析传统，致力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并出版和发表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其中包 括孙先生本人的《卢卡奇与马克思》、张一兵教授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张亮博士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等等。这些论著对卢卡奇、阿尔都塞、阿 多诺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原著进行了精心解读，厘清他们的理论逻辑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出发澄清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近年来，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解读外， 张一兵教授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理论思潮 的批判主题和论域的相互交织而率先提出关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划 界问题，在学术界获得积极的反响，并展开有关“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 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专题的研究。在这里编发的一组稿件即是他们的最新成果 之一。我们看到，这些文章既充分反映这一团队文本分析的总体风格，又在细节上各具 个性。其中，张一兵以其逻辑拆解功夫和细读策略重组了齐泽克《意识形态崇高对象》 的引论，他以超出原文一半以上的篇幅“解构”了这位在当代西方理论界具有重大影响 的“解构”式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逻辑，定位了后马克思思潮之“不可能性”政治立场 。胡大平博士则坚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关联这一基本立场，阐明了拉克劳和墨 菲之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规划的实际底蕴，在第二国际以来的非正统马克思 主义语境中指出当代左派通过语言学进行伦理突围这一特征，并从其在“对抗性”逻辑 上对马克思的背叛出发进一步指证了它们的困境。刘怀玉教授则把列斐伏尔作为“后马 克思哲学思潮”的不自觉推动者，通过对其一手文本的精心解读详证了后马克思思潮在 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一系 列问题上的潜在来源，从而为重新审视后马克思思潮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提供了 一个具有参照意义的研究案例。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但那些文章的主题只是做一个围栏来 划界自己的讨论，因此在形式上比较宏观。而就理论而言，至关重大的问题却是微观的 深入。因此，我一直希望尽可能地深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逻辑。但是，诚如我 把后马克思主义看做是欧美左派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这种结果同样包含了多方面(甚 至内在冲突)的主题，要完成这个理论任务并不容易。合适的办法是一点一滴地突破， 这便形成了本文的主题。在其中，我以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展示后马克思 主义具体逻辑——它提出的问题及其时代之间的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具体的 做法是初步回答三个问题：激进民主为何会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政治规划产生?作为社会 主义新战略的霸权斗争的理论基础具有何种特征?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语境究竟有多 远?在总体上，我认为，这种政治规划以新的(后现代)哲学行话高水平地重复了第二国 际的主题，并且试图以语言学的游戏重新恢复早期马克思通过占据普遍性而获得普遍解 放的理论冲动，这是西方左派摆脱自身危机的一种伦理突围。
一
激进民主是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这一文献中提出来 的一种左派政治图景，这种图景以解构论和拉康的符号学理论重新解读了葛兰西的文化 霸权观点，以此为依托把未来社会主义战略引向作为语言游戏的民主话语斗争。
虽然仅仅从哲学的角度亦能清晰地理解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但如 果参照整个欧洲左派在20世纪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转型)则问题要容易 许多。因为在这种审理中，不仅它的政治口号的渊源，而且作为其背景的主要发达资本 主义变迁也变得透明。而这一点恰恰亦是穿透当代理论由新奇术语造成的理解障碍的基 本方法。同时，如果说拉克劳和墨菲创造性地发挥了阿尔都塞的有关思想，那么，我们 也不能忽视阿尔都塞有关“理论提问题方式的断裂”主张对理解这种激进民主话语无意 识结构的意义。因此，它所面临的理论环境正是自己提问时所不能选择的开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激进民主”这一术语是一个多义词。一般看，激进是乌托邦 政治规划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种超越任何现有制度安排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合理性在于 ，它坚持这样的立场，任何以权力为取向的现存制度安排都因为权力的压迫性而不可救 药地堕落在谎言之中。而民主既是一种现实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安排，又是整个 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理想。而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1](P12)。例如 美国这样在地球上找得到的最民主制度，当我们认识到它的民主条件实际上是在民主党 和共和党两种权力纲领之间进行每四年一度的二者择其一的选择，我们便会发出这样的 感慨：民主是“一项至今未被实现的承诺”。因此，“激进民主”英文radical democracy恰恰是一个包含着重迭含义的多义词，它既可以理解为把现有民主制度彻底 化和普遍化的政治主张——在这一含义上可译为“彻底民主”，又可以理解为替代现有 民主制度的乌托邦政治规划。而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特征。
这种话语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相比，具有明显的歧义性(这是后现代话语的基本特 征之一)：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乌托邦成分，但总体上不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承诺；另 一方面，它是对当前解放斗争复杂形势的描述，但它又拒绝提供任何可行的出路。这种 歧义是当前左派危机的一种症兆：在一个仍然充满矛盾的世界中，虽然自由主义者不可 能提供一种脱离权力的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也没有做到。也即是说，左派当前知识危 机主要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欧社会民主党无能的反映[2](P143)。事实上，早在20世 纪30年代就有学者做出过这样的断言，“苏共20大”公开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理论和集 权政治双重错误只不过由社会主义自身提供了准确的证据，并反衬以(性别、种族、民 族等)少数派运动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的合理性。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激进民主政治 时，正是对这一历史总结(注：关于左派逻辑的这种变迁，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描述过， 便不再赘言。参阅拙作《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探索》(即将发表于《现代哲学》) ，在此补充的是，在60年代的劳资斗争中也充满了激进民主的话语。参阅斯考特·拉什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在此，我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它的对立面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激进民主之radical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将给我们判断它有没有超出自己的 批评对象提供基本事实。而无论是术语还是实质立场，激进民主的对话对象都是保守(conservative)民主——这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理论氛 围。现在，我们就来看这种氛围是如何形成的，激进民主作为左派政治斗争的话语旨在 获得什么。
众所周知，虽然民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 ，但是，它最初却是基于全人类利益而提出的。只不过如马克思所言，在阶级统治背景 中，某一阶级对获得统治权会把自己利益说成全人类利益，而它得到统治权后又会撕下 全人类的面纱，这是迄今为止的政治事实。因此，“民主”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 践的历史中存在内在冲突。特别是，当自由竞争被垄断替代后，这一价值和制度框架的 内在危机使充分凸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看到了民主的脆弱，摧毁了 人们对它的信任，同时也加重了人们对它的依赖。战后，虽然福利国家的建设暂时缓解 了它的内在危机，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进一步复杂化，西方各国政府应对外在环境变 化的能力减弱、官僚制的物化以及社会冲突加剧，危机本身却一直明显地存在。而贯穿 于60年代欧美的新社会运动确实也直接动摇着各国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 方集团不得不考虑新的政治战略。例如70年代中期，以布热津斯基为主席的“三边委员 会”便公开出版了一份叫做“民主的危机”报告，为其出谋划策。在为主要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民主危机进行诊断时，该报告充分考虑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并又把“对抗型 知识分子”视对民主的第三种重要挑战，认为它“和过去年代里由贵族小集团、法西斯 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所提出的挑战一样严重”[4](P7)。在此背景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其结果便是形成了80年代所谓“里根-撒切尔”新汉萨同盟，新自 由主义成了西方战略性的口号。这也就是(新)保守主义政治问题，它当然是对左派政治 的一个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在理论方面，西方主流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却从70年代以 罗尔斯为代表积极修正自由主义学说的中立化(这也即是韦伯所言的“价值中立”或卡 尔·施米特所言的“国家的中立化”)，努力揭示自由主义政治之形式正义背后的实质 正义(即康德所言的“善”)(注：罗尔斯的问题可能比想像的要复杂一些。但这一基本 趋势却是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的。这不仅可以直接在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可以看出 (中文资料参阅《政治自由主义：批评与辩护》，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可以 从罗尔斯学说不断汲取包括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派批评一步一步调整其政治 自由主义基调这一事实可以证实(参阅《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而在左派或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这一方面，经过60年代的失败后，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没有 可能直接提出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即不可能采取外在地或内在地颠覆资本主义的做法。 正如新左派崛起所暗示的那样，可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通过新社会运动来扩大自 由、公正和平等。所有这些都直接暗示着“第三条道路”重新获得生长的契机。
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拉克劳和墨菲迎合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呼声，提出 了如下观点：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相反，而是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 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4](P198)。他们试图以此来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僵局。当然 ，作为一种通过文化霸权斗争来扩大民主空间的政治战略，激进民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 也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斗争和改良运动。正是这一原因，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斗争策略 追溯到第二国际时代的政治改良主义，虽然他们理论并不能直接用后者来概括。
后来，拉克劳指出：这种社会主义规划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的这两个共生的隐患，并向左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构想，一个既肯定伟大的解放斗争传 统又考虑到心理分析和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新构想[1](P11-12)。这是十分中肯的， 因为，即使它仍然停留在口号上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它亦重申了这一原则， 即每一激进民主计划都包含社会主义的方向，都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 这样来看的话，那个狡猾的伯恩斯坦的目标不正是贴近我们时代的更真实的幽灵吗?不 过，与伯恩斯坦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不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非常明确地 强调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在这一点上，齐泽克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激进民 主是通过它自身的不可能性来挽救民主的政治战略[5](P8)。如果需要补充的话，那可 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民主派。这意味着，它需要把民主中立化，把它与 资本主义制度区分开来，而它的基本目标则是与自由主义竞争民主的定义权。而事实正 是如此，因为它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斗争，它自己称之为霸权斗争。
二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策略”，激进民主的核心可以用回到霸权的斗争这个口号来 概括。而它又是围绕对抗性、社会和政治、霸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术语及其关系的重 新定义展开的。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拉克劳和墨菲实际动员了阿尔都塞、拉康等人理论 资源并由此反对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基本命题，伸张了反本质主义、多元主 义立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正是其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基本 原因。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激进民主是一种政治。但是，对《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这一文本 的副标题中出现的政治(politics)又不能简单地理解，因为它不是日常语境中面向具体 问题的纲领，而是提倡某种价值的话语空间。所以，后来，他们在反本质主义的语言学 游戏这一立场上，转而广泛使用the political(政治)，而把政治(politics)视为一个 本体论的范畴[6](P61)。而要理解这一点则需要做一些理论铺垫。现在，我们便从政治 与对抗性(antagonism)的关系来理解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政治是源自对抗性。但在这 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即如何理解对抗性本身。如果把对抗性视为一种不以个 体意志而转移的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就便得出这 个结论：只要对抗性的历史条件不发生根本改变，个体之间的对抗便是不可避免的。与 此相反，如果把对抗性本身理解为个体之多元事实所导致的人为现象，那么一方面政治 现象便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而它的实质则是个体之间相互承认的斗争。这两种不同的理 解路径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含义：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在狭义政治语境 中，对抗性即是敌我关系；在广义语境中，对抗性则是我与他者之间的多元关系。而实 现从狭义向广义的逻辑过渡，则必须把对抗性重新理解为一系列非本质性的差异。
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都按照狭义来理解政 治的，并把它贯彻到现实的斗争之中。马克思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 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7](P9)。也就是说，这是不以个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社会结构(即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它是由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所决定。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并 且称共产主义直接具有经济的性质。而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 基本结构背景上的阶级斗争是敌我关系。所以，恩格斯留下了解放并不包括对资本家的 解放之论断，而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 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8](P3)。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存 在着一些基本的教训，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阶级斗争的不恰当强调(泛政治化)以及 由此带来的极权问题。正是这一后果以及在理论上对现实的人进行敌对区分并不能直接 使人们的情感认同，故而阶级斗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敌人在理论上一直批评和反对的。
然而，虽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否定阶级斗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基 本性质却是阶级斗争。事实上，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就它的具体形式来说，无论是 雅典式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都没有超越阶级对抗性的形式。只不过，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在发育过程中是提出了基于同质个体假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从而否定了前 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个体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正是这一原因，作为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主流，它一直从个体平等理念出发来反对阶级斗争。这在理论的表象造成这一 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一种恶的假设做出了不宽容的政治预言，而它的对手则似 乎基于一种善的假设预言了宽容性的政治未来。但这仅仅是表象，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 和自由主义对立的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以一种尖刻的方式正确地指出了自由主义 人类概念或它的伦理—人道主义形态的内在矛盾，这便是抽象(理论上)的普世的同质人 类与具体(现实中)的特殊的差异个体之间的矛盾[9]。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施米特的总体 气质和结论，但他却是一个说了实话的人，正是他认真地面对了现实的政治是以敌我矛 盾为基本预设这个事实。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基本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 恰恰是一致的。
上述背景为我们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因此能够理解作为社 会主义新策略的霸权斗争的对抗性逻辑，这个逻辑事实上正是重新恢复马克思所批评的 “个体的对抗”。当然，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取消马克思强调的那种作为物质生活条件的 客观性对抗(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它作为“基本对抗”或“本质主义的对抗”给取消了)。 然而，这种对抗是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只要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要把这一文本 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谈论的人“只是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0](P12)。因此，当我们听 到拉克劳和墨菲反复强调反本质主义哲学基调时，我们难道不理解，他们反对的正是马 克思把上述客观结构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主张吗?他们不正是通过否定阶级 斗争的基本条件的客观性而取消了阶级斗争吗?不正是通过否定个人对抗的客观条件而 把政治引向语言学游戏的吗?
当然，这不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东西，因为这一点正是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逻辑。所以，凯尔纳和贝斯特早就正确地强调，“拉克劳和墨菲的大部分分 析实质上只是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批判” [11](P262)。我们已经看到，从卢卡奇强调“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研究的结果”而实际地提出马克思的可错性问题开始[12](P48)，后来兴起的， 无论是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都充分发挥了我们今天 称之为“构造论”的东西。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至阿尔都塞与 结构主义的调情、阿多诺之反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公开表达，这一逻辑也就自 我瓦解了。
然而，在理论逻辑上，标榜自己在后现代反对宏大叙事和普遍性逻辑直接鼓舞下才浮 出历史表面的后马克思主义却以新的行话复活了这一逻辑。因此，在这里，需要进一步 辨明的是，在他们的学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后现代逻辑(包括反本质主义、差异性和多 元性等)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墨菲的老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思想。 当然，这又是一个颠覆性的挪用，因为阿尔都塞试图用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理论在他 的弟子那里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因此，他们在要求承认特殊性、多样 性和异质性时，同时要求在总体上拒斥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这正是阿 尔都塞的基本主题)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这是借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 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重新强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特殊性、多样性和异质 性并非先天构成的、自然的，而是“一种去中心的、去整体的行动者，这种主体是在多 种多样的主体地位的交叉点上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地位之间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或必然 的联系，而它们之间的连接是争夺霸权的实践的结果”[1](P14)。当然，后一方面是对 阿尔都塞理论的发挥和颠覆，因为它取消了阿尔都塞的作为主体的社会，把作为阶级关 系当事人的“主体”变成自身语言建构的主体，把阿尔都塞作为客观社会条件的意识形 态变成了作为非中心主体主观活动的意识形态。这一切据说都是经由“多元决定”来实 现的，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阿尔都塞之所以没有完成这种过渡，是因为“多元决定” 在他的理论中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一种新的本质主义，这便是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为 此，他们把经济称为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
不管怎样，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的逻辑上，墨菲认为，“政治不能被局限于一种制 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 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1](P3)也即说，后马克思 列宁主义把政治(the political)不再理解为“既定制度安排的术语，而是人类存在的 基本维度”。而“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示了所有客观性限度的关系。社会 围绕着它的限度构成，而且这些限度是对抗性的”[4](P9)。这种形容词名词化的用法 正是一种语言学的游戏，它涉及一系列的术语，如社会(the social)不再是一种客观的 存在，而是一种话语的空间。当然，后马克思主义这一逻辑的实际支撑点正是拉康的符 号学理论，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展开论述。对后马克思主义来说，在社会空间中 发生的，作为政治行动的霸权斗争正是使任何特殊主体位置普遍化的一种行动，通过这 种行动，一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得以形成。或按照拉克劳的说法，“它定义那种地形，在 其中政治关系真实被建构”[13](P44)。
说到这里，我们便不难发现，为什么拉克劳等人在讨论当前民主斗争时回到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此为依据重新讨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因为，在那里 ，马克思正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实质为黑格尔的政治多元主义逻辑)来反对资产 阶级特殊利益对人类普遍利益的盗用，反对这种盗用所产生的奴役后果。而霸权斗争恰 恰是一种价值的斗争。这个问题可以在拉克劳和拉米斯的理论重叠性上得到更直接的说 明(注：讨论激进民主问题时，拉米斯并没有注意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但亦指出最接 近于民主宣言的著作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参阅拉米斯《激进民主》，刘 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注[9]。而拉克劳则反复引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来讨论“霸权的零度”和偶然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斗争。(参阅《偶然 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前对话》，伦敦：沃索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亦可从墨菲对卡尔·施米特以及罗尔斯的态度上直接看到[1](P8，9)。
从上面的分析看，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复杂但是能够理解的逻辑转换到后现代立场，试 图通过迎合身份政治之时尚来重塑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类解放的话语。在其中，政治斗争 变成了一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行动，变成了不同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竞争普 遍话语的努力。在其中非本质的社会只是个体之间交往的边界，而交往本身则是与经济 这种“本质主义的”活动没有干系的纯粹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也正是哈贝马斯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旨趣。因此，它是一种哈贝马斯所言“后形而上学哲学”，这种“哲 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 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释来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进程”。当然，也如哈贝马斯所言 ，这种“后主义”确实“并非一味地见风使舵；作为时代精神的测量仪，我们倒是应当 认真对待这种‘后主义’”[14](P18，4)。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作为一种在表面上声称仍然居于马克思主义又试图超越它 的左派政治话语，我们仍然要问：它的全部政治规划是否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它是否真正为左派的僵局提供了一种有机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它是否为它所标榜 的人类解放目标提供了一种真实可能的手段?
三
从1985年“后马克思主义”宣言公开问世到今天已经有些年头了，在这些年里，它确 实产生了广泛的理论影响，但它没有为左派僵局提供可行的出路也是基本事实。因此， 我们无须从“实践”的角度对它进行要求，而把评论的重点仍然置于理论内部，分析其 自相矛盾的地方及其实际理论意味。在完成这一目标时，我们的基本做法是评估它自身 提出的理论目标的实现程度、它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以及所动员的核心理论资源的基本问 题。在这些问题上，虽然它一经诞生就自觉地声张后现代之“模棱两可(或暧昧)”立场 为自己进行了事前的辩护，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对马 克思歪曲，对马克思主义之多元性和异质性的漠视，对话语理论的滥用以及反本质主义 的矛盾等等(注：关于这些评论，参阅凯尔纳和贝斯特的《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 社1999年版)第6章；JK吉布森-格雷汉姆的《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02年版)第二章。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后马克思主义把它实际动员的理论资源看作 是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探索，为什么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本身本质化为经济决定论?这是 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问题。)。甚至让人在感到，它只是重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 第二国际以及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那些批评，并且任意地发挥了这些批判。在本文中，笔 者主要侧重于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上来论说它的政治难题，这对于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话 语都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当墨菲强调“我们必须为文化多元主义、群体性生活方式、各种政体，以及主体多元 主义、个人选择和各种善的观念留下空间”[1](P173)，事实上，这个断言，要么什么 也没有说，因为有关剥削、压迫和奴役正是在这个基本的多元事实中发生的，这一点同 样适用对罗尔斯的评论；要么就仅仅是那种经常发生的以理性来批评理性的自由主义论 调。不过，当墨菲等人强调自己的多元民主规划与哈贝马斯的对话民主(或协商民主)的 一致性时，我们只要注意完全可以从中推导出对普遍人权强制性的证明，我们就能够明 白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本质主义。所以，可以说，哈贝马斯基于其“普遍法治社会”理想 为北约干涉南联盟行动的辩护充分说明了施米特下列论断的正确性，“今天，我们也可 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手段，懂得了人们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 由的名义来施加的最沉重的压迫，以人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9](P242) 这既是基于多元主义的普遍主义话语的矛盾，更是迄今为止政治实践的矜持。后马克思 主义并不能通过自身的理论取消这个基本事实。这样看，话语政治以惊天动地的口号“ 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时，他们不就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吗?只要我们还记 得马克思的“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 世界”这一论断，那我们就明白后马克思主义之话语游戏向自由主义的退却到底退了多 少步。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拉克劳和墨菲断言：“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 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的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 更不存在着由历史利益的阶级立场”[4](P95)，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掏空了。
为此，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正面描述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观念时对旧哲学的批判，正是在这里，他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自己与在意识中改变世界 的旧哲学家的根本差别；必须重温马克思关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以及“人在特定的社 会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著名论断，在此他如何同时为“经济决定论”和“构造论”提 供了基本原则；必须重温马克思有关对“既保留资本又不要资本家”这种蒲鲁东式幼稚 想法的批判，在此他警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面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如果不重温这些内容，我们就无法对这种仍然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出现的新哲学话 语进行鉴别，而正是通过这些点，我们将看到试图通过绕过经济而把民主与资本剥离开 来，试图回避个人对抗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来解决个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等等这些反本质 主义做法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这正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以及其后社会主义民主党所面临 的基本问题。
这样看，拉克劳和墨菲从第二国际开始追溯霸权问题的起源并非一种偶然的选择，事 实上，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长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理论与实践。在 处理这个危机时，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 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列宁路线)。列宁无疑代表着一种正确路线，这一点也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但是直到今 天，我们都没有在行动中理解，这种正确性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科学原则，不是它更符合 马克思的原意，不是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特征，而是它回答了“统一的具体方式 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才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提出什么样的 民主话语，不在于喊出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响亮的政治口号，而是提出那些“解决它 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任务，并最终消灭个人对抗的社会基 础。但这恰恰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战略中是缺失的东西。相反，他们的激进民主 是作为运动的极限，作为“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这恰恰如伯恩斯坦那样。伯恩斯坦强 调，“把民主解释为不存在阶级统治，解释为一种社会状况的名称，在其中任何阶级都 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那末我们就同问题更为接近得多”。而“民主这一概 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 [15](P189-191)。这些内容不是在霸权斗争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吗?有了这个前提，我们 便不难理解拉克劳和墨菲等人为什么必须首先否定阶级才能谈论激进民主本身。当然， 必须指出的，拉克劳和墨菲并不是伯恩斯坦的简单翻板，因为它极大地精致化了。这种 精致化是通过现代哲学转向来实现的，这一点前面已经强调。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瞬间闪现了惊人的光芒，但是 它也并没有达到他们批评的施米特那样的深刻，更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这种后马克 思主义话语，只是在后现代话语异常增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种知识独白。当它自觉地 在把“模棱两可”(或“暧昧”)作自身的立场，把“不可能性”作为理论的目标，它所 反映的仍然是“资本与自由皆我所欲也”这种两难困境，它正是阶级政治全面退却背景 下西方某些左派迫不及待转向后现代寻求理论支援的后果之一。而在这一点上，齐泽克 则是相当清醒的一位，他强调：从“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的偶然性的政治 学转变(在拉克劳那里)，或者从性别本质主义向偶然性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巴特勒 那里)，或者——一个更进一步的例子——从形而上学家向讽刺家转变(在罗查德·罗蒂 那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论进步而是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变化的一个部 分[13](P106)。事实正是如此。
虽然我倾向于把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伯恩斯坦以降否定性的激进理论 ，因此在总体上认为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错误的，或者说他们根本上不能算作是马克 思主义话语的继续者，而最多只是一些本能的批评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盘否定 他们的意义。事实上，即使伯恩斯坦，他的下述基本立场也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必须 预计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 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15](P23)。反过来，只要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后马克思主义 ”的增长扩散，就会意识到理论与实践这个问题在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是何等 的重要。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在寻找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时，由于今天尚没有真正形成 一种理论能够超越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重新乌托邦化(这种乌托邦化的做法是 这样的，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马克思本人的批判 已经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虚化马克思主义，从而站在所谓时代高度上来提呈 一种与时代需要一致，甚至直接是在情绪上与时代一致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规划) ，正是左派占领政治理论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1859年，马克思评论大不列颠工人视察员们的一份工业通报时，虽然他不同意他们的 结论，但是却强调“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些不顾万能的阶级利益，以道义上的英勇气概 、顽强的毅力和出众的智力起来保护被压迫群众的不列颠工厂视察员们表示敬意”[7]( P9)。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向拉克劳和墨菲表示充分的敬意，他们对差异的关 注，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遭受压迫的(种族、性别和其他)少数(群体或集团)的关 注，确实准确地描述了我们面临的激进的斗争形势。
四
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时强调：“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 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避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 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在实现什么理想，而 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16](P60) 这一点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解放运动的基本依赖。但我们与后马克思主义对任务的长期 性理解不同，它不是通过霸权斗争而获得普遍性的民主定义，而是彻底改变个人必须以 对抗性方式来理解民主的那种物质条件。正是在这个长期的任务激励下，我们才会为左 派取得的每一小步胜利都热烈地欢呼。然而，在今天，当“回到马克思”已经成为左中 右都可以直接利用的政治性口号，并导致“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成 为不确定性的术语，我们尤其需要理解全球左派的危机，理解自身马克思主义言说与时 代条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正面阐发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之际是如此做的，我们 左派理论家在今天亦必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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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三联书店，1965.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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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左钅右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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