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一、我们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吗？
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到了世纪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般，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连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也多半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相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于是，教授们将这些国家遭受苦难和挫败的原因，归咎于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人为地进入社-会主-义。
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普遍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清除半封建遗产；只有完成这一阶段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在俄国充分发展，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在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充分发展了以后，革命的社-会主-义才会起而夺取政权，开始满足群众的平等愿望。（《武装的先知》第167页）
他们的理论前提是传统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即认为人类社会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部就班地、单线演进的。
如果我们承认“五阶段论”，就不能不认为，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原罪；就不能不承认，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无论中国民众在当前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经受了多少的苦难和屈辱。
可惜的是，人类历史并不是教授们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环境下以标准的办法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因为教授们不肯颁发出生许可证就胎死在历史母亲的腹中。
我认为，“五阶段论”是一个对认识和解释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发展的形式上和顺序上表现出了特殊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迫使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二、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和国内的不平衡状态的结果；它们的挫败，也根源于此。
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越来越大。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使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包括帝俄在内，它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落后国家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一极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力量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他们没有力量也不愿去推进民族现代化。另一极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和上亿的赤贫的农民。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在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来临后，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摇摇欲坠。
在俄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为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正如最近俄国学者指出的：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简单地说，在中、俄等落后国家，革命虽然以社-会主-义命名，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先烈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空想。正如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的：
“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复合发展规律。”
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保护了民族工业。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国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
革命虽然伟大，但也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将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将最后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建立先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文化水平发生了矛盾。”
1949年所发生的只是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也就是法权，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党内一部分人为了发展经济，决心容许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是，这不但与党的信念相背，而且，随之产生的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等现象，亦在不断动摇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中国现代化之路面临着工业化资金缺乏的大山，而它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勒紧裤带。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这样得到了历史的委任状。毛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权威。虽然官僚政治是资金、资源缺乏和阶级冲突的产物，同时它又它在造成了深刻的不平等、异化和阶级冲突。
三、全球分裂：资本主义的扩张
一老农说：解放前，俺村里就有一个地主，俩富农，那时候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看来老农就是比教授聪明：资本主义这条路，中国是早就走过的，证明了是一条死了。
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自立，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之路，历时八十余年。可是，洋务派实行的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行，维新派用和平的方法求全变又不行，孙中山采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还是不行！
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那里？为什么资本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了？
回顾资本主义扩张史，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越来越大。并在世界分裂成发达的中心国家，以及作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是指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本质上，更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它意味着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依附状态，其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在许多时候，还意味着单一型经济。
第三世界是从东欧发端。东欧的依附地位的一个例子是，波兰封建贵族垄断本国市场，把本国农产品出售给西欧的商人，阻碍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否则，单是西欧自身的技术和资金积累，是开不出资本主义之花的！
继哥伦布之后，殖民者的铁镑先后踏上了美洲、非洲和亚洲大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衡越来越加剧。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务是现代化。但是，由于处于后进地位，其历史条件及其国际环境，决定了它们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与西欧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落后国家自身的资金与市场原本十分有限，非但不可能从海外得到补充，而且还面临着先进国家的强有力的竞争。在自由竞争状态下，资本必然是从低势能国家流向高势能国家，落后国家与先进国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只能是垂直关系而不是水平关系。
发达资本主义为了在落后国家扩张，大力培植买办阶级。中国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九世纪的拉美的大庄园主则是通过大种植园向美国进贡。
以俄国为例，革命前的帝俄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托洛茨基列举了俄国依赖西欧的事实：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4、社会结构极端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
由于通往资本主义的路已经被堵死了。因此，“不平衡规律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19页）。
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假如马/克/思在生，我相信他会同意我上面的分析；他不会承认“补课论”，不会承认当前资本主义进程的合理性。事实上，晚年的马/克/思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并且预言东方社会可能跨越象征着资本主义的奴役和苦难的“卡夫丁峡谷”。
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克/思看到，在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激化并且导致革命爆发，促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相反，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变化，开始具备了渡过危机的能力。以往的历史观已经不能解释西方和东方革命中新出现的情况了，在英国走向稳定和美国、俄国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面前，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同时，继续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校正了以往的观点，不再强调一切民族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局势下都已经完全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必须要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再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各文明民族立即同时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主张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独立开辟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道路：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为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一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之后，它就会象尘世间其他民族那样受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实上，由于西方实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东方实行以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使东方社会具有特殊性。因此，当时俄国可以走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农村公社将成为俄国新生的支点。正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奇妙结合诞生了欧洲的中世纪那样，传统的基础与资本主义的先进因素的结合，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会产生社-会主-义。
马/克/思还说：“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晚年马/克/思着重在研究了以下历史课题：
l 日耳曼公社向封建社会的跳跃发展；
l 罗马奴隶制中的货币积累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
l 原始社会的多线发展；
l 东方社会双重可能的发展。
在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强调历史发展中交往的作用，指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是直接决定的关系，由此他提出了跳跃卡夫丁峡谷设想和历史发展多线论。
列宁在逝世前所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重新思考了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处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因而具有某些特殊性。“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进一步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全集》第43卷）
五、社会发展是多元的、非间断性的
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式，是否仅仅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呢？
正如社-会主-义是在落后的中、俄等国，而不是在发达国家中建立的；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历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较多，城市较大，文化发达，而且远为富有。但拉丁美洲国家最终沦为附庸国，而相对落后的北美却成为资本主义的心脏。北美因为受外资控制的企业的束缚较少而发展起相对独立的经济，拉美却因其单一的依附于宗主国的大种植园经济而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经济发展。
和庸俗历史观的看法相背，新的社会形态总是先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取得跳跃式的突破，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以部分质变的形式进行的。率先发生变革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发达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理论是是毛/泽/东在1959年底提出来的，毛认为：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的。但毛/泽/东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
经过文革的实践，毛更是确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此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二十多年来，毛和他的理论本来已经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但是，今天他的幽灵又在中国大地徘徊，就连部分党的高层也委婉地喊出了“控制资产阶级”的口号。
在历史上，秦汉建制，接下来是魏晋的反动；英国资产阶级在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后，又过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议会制度。而他们完成工业革命，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是在经济领域发生量变，经济基础的量变引发了上层建筑的质变，即革命或改革。随后又产生不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社会的新质与旧质同时存在，互相斗争。
在变革中，作为新质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新的国家，对于旧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
单线式的、按部就班的发展只存在于教授们的实验室中；在真实的历史图景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具备教授们需要的全部发展的要素，历史上这种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的文明，必将长期陷于停滞甚至灭亡；而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进行跳跃式的发展。
落后文明的旧形式与较高文明的交往，有三种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将加速其原有的发展趋势，但没有实现超越原先发展阶段的发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个以上的发展阶段，达到牵引它的较高文明所处的发展阶段。例如中国历史上不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与较高文明的先进形式结合，从而孕育出一种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某些层次上超越了牵引它的较高文明。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
例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结合，产生了高于两者的封建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研究了欧洲封建社会形成中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日耳曼社会的交往和跨越式发展。
他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并不完全是从古代奴隶社会里演化出来的，即不是由古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奴隶起义带来的结果。欧洲封建制度产生于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和古代奴隶制下的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来自于古代奴隶制内部：
“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广阔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的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在日耳曼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页）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日耳曼部落所有制直接到封建制度的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特殊性，“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的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同时他强调，不能单从占领和一个民族方面看问题，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民族的相互作用，“再也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的民族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还只是以它的联合和现存的共同体形式为基础。其次，占领的性质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和交入的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当地银行家的体现于票据中的财产…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很快从这中很快到来的生产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由于日耳曼公社具有个体性的特点，不同于古代罗马公社集体联合的共同体团结形式，因此日耳曼对奴隶的使用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奴隶制度，它在历史上没有经历奴隶制度。
日耳曼封建制度的形成不是由于内部生产力连续性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变革，而是在原始军事组织与被征服地区先进生产力相互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历史交往过程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多样化的，绝非仅仅是直接决定和单线连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也不是在一个单一社会单位内按部就班地连续积累起来的。
马/克/思体会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矛盾原理还必须这样来理解：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但不一定直接在一个民族或社会内直接实现这种要求，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可以来自发生交往关系的其他民族。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不一定是在一个社会内连续积累和创造的。
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与此相反，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古代埃及和中国尽管创造出极其灿烂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缺乏与异质文明的交往，因而导致长期停滞。
顾准指出：希腊城邦制度，是古代中国所无法想象的。亚细亚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和长期停滞已经表明东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独立于西方的发展之路，东方社会结构停滞的特点，说明东方社会历史上走着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道路。被当作原始社会的亚细亚社会形式在公有制下已经有了国家，这个事实也证明了它在历史发展上有特殊性。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文明系统内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新的质后，这种新质仍然会与旧质保持某种连续性。在任何一个时间内，社会的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社会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着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步就班地演进的。
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性的、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
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一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其演进过程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
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一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其社会形态都是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时间内，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
六、地理环境是发展的前提
既然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那么，决定一个社会或飞跃，或停滞，或走此路，或走彼路的原因何在呢？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多余，因为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然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直接的吗？而且，生产力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单纯的技术积累，抑或地理环境决定？
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苏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率先发生的变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板结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原始的、贫穷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逐渐发展起资本主义。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学告诉我们，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后，人类才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狩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实行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然而，更新世未期的气候剧变，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人类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农业革命的传播，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决定。在森林地区，如长江流域和美国西南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出现得晚些。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成了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原因之一。在当地所提供的物种资源方面，欧亚非的民族找到了可以提供肉类、奶和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他们能够栽培苋属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们的产量很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也就是说，发展是有地理的先决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不但决定它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还影响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势头平缓，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第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出现，这与希腊的临海多山的地形有关。
七、交往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埃及文明及希腊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
埃及文明的出现，受益于苏美尔人的影响。在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
希腊文明也得益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经建立很久了。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来到这里。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近到可以受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影响，但又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不同文明的交往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仅仅在文明系统的范围内，是无法产生新社会的因子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提供的物种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为未来的表演，准备所有的道具。
因此，生产力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主体意识）。在社会内部，生产力通过交往关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生产力通过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起作用。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可能性。
我们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历史的人的实践。而社会实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生产和交往。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但是，它一旦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就对后者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着眼于交往关系，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三大形态的依次演进，并且揭示了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其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纯粹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各个点之间表现出的相似性、规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历史愈是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就愈频繁，落后国家也就越容易吸取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成就，从而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它所表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就越明显。
那种认为落后国家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认为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观点，是离开了交往，特别是民族间的交往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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