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农的《历史之谜的解答》泼点冷水
老农这篇大作，犯了他在研究关于闻道者掌权问题时的相同毛病。愿望很好，但效果甚微，就象一枝试图想改变污泥环境的芙蓉，尽管自己有点“阳春白雪”的学术味，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污泥环境，连自己也多少带了点污泥的痕迹。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有点脱离人民群众和社会现实，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的缘故吧。
我与一些网友在他主帖后面，说了一点小意见。他很不以为然，认为人家看不懂他的意思，认为人家的头脑里框框多了点。为简明起见，我这里就另辟新帖，专门谈谈我的看法。网上讨论，贵在直截了当，话语或有冲撞，还望老农朋友见谅。
一、什么是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本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共产主义。可是老农认为马克思的解答“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既弄不懂他那一套晦涩的哲学术语，也搞不明白他那一套神秘的方法，”。于是老农就来做“使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针对现代人的紧迫需要来重新解答历史之谜，不断地刷新这个解答的内涵。”的理论创新工作了。
那么老农是怎样刷新这个解答的内涵的呢？读者从他七转八弯的论述中，到最后总算知道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它是社会的遗传密码，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一套价值体系，它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既是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人生的目标体系；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过程，同时也决定个人的发展水平。”而后，我们的老农又从一本叫《系统科学新论》里，逐步悟出一个更加神秘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便存在着一个互相决定的“超循环”，维护着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从而把这种社会制度维持下去。”
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历史之谜的最新解答呢？老农在主帖里没有明确，但在跟帖中他说：“我必须强调，这里所说的价值体系并不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立的上层建筑，它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范式，它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遗传密码。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再解释一下，之所以说这个超循环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还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它是马列和毛主席都感觉到了的东西，但他们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是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却又不想把它表述出来，为了能使他们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衔接起来，就不得不屈就一般人的接受能力。”由此，我们只能得出----这个所谓的“超循环”应该就是老农对历史之谜的新解答了。
老农向我说：“至于新马先生希望我‘最好从象牙塔走到群众中去，不要顾忌自己是不是左派？自己认准的真理，就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的去宣传，更不要玩弄深沉，硬把可以简明通俗的马克思主义道理讲得天花乱坠，让群众不知所云。’我认为批评得不合事实，我恰恰正在这么做着，没有玩深沉，而是竭力将马列主义的道理讲得简明通俗，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来加以理解。难道我讲得还不通俗么？连一些普通百姓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你的头脑里是不是框框多了点？”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老农的新解答中，他是竭力将道理讲得简明通俗了吗？他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加以理解了吗？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他神秘的大杂烩般的“超循环”吗？究竟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通俗还是老农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神通广大的“超循环价值体系组织”通俗？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二、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个“超循环组织”究竟是什么东西吧。对照老农搬出的马列毛的经典语录而言，它不过就是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治、经济、物质、意识、精神、文化等等诸方面的相对稳定而习惯的综合混和的社会运行机制之类的东西，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它称为“大文化生成”（受文物考古术语的启发----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问题在于老农把它的功能说得太了不得了。他说“当我们认识到这个‘超循环’以后，我们便可断言：它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正是它决定着‘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当今西方世界虽然很发达却依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表明，只要这个‘超循环’机制存在着，不管生产力如何地发达，社会都还是要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只要这个‘超循环’机制存在着，即使是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仍然可以把这个制度再生产出来。”
如果说“超循环”作为一种由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客观存在，那么无疑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但老农断言它是历史的决定因素，能决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想，老农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肯定是非常明白的。那么为什么又要编出个“超循环”机制决定历史、决定生产论呢？这种“明知故犯”是宣传普及马列毛主义的正确科学态度吗？也许老农又要说你们不懂，你们浅薄。但作为读者，当然只能从你的字里行间了解你的意思，与其怪人家看不懂，还不如怪自己没有写明白。记得黑格尔用了个“客观精神”主宰着历史；你这里又创出个“超循环机制”决定着历史，这种“异曲同工”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精英思维模式----通过智慧能力接近了一部分相对的真理，但总以为自己发现了真正的绝对真理！
老农通过“西方世界很发达却依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东欧剧变”的事实，虽然已经意识到有某些巨大的客观力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但他没有找到这些客观力量的根本来源和解决它的根本办法，相反，他的认识是颠倒的，所以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闻道者”掌权，寄托于掌权者的主观努力，寄托于人们在“和谐”中在掌权精英的带领下建立新的“超循环”，愿望确实很良好很可爱，但可惜离现实太远太远了。
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和苏东剧变问题，人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所谓“超循环”虽然可以用其强大的传统的习惯的力量影响社会主义进程，但真正阻碍历史进步的，还是剥削阶级在世界范围里的现实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里整体全面的相对优势，并主要表现在物质力量方面，“超循环”现象也正是这种现实力量的部分体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现象，是这些国家的权力机制及掌权人物的失误、错误、蜕化、腐败、变质的直接结果，这种情况增加了剥削阶级的优势，而权力的腐败变质，又恰恰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这不是绕口令，而正是客观历史事实辨证的真相。
但这决不是说，剥削阶级的优势是绝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此起彼伏、犬牙交错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通过国家或阵营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每个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表现出来。在资本的压迫和剥削面前，社会主义通过自己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壮大和斗争促使剥削阶级自觉和不自觉的程度不等的在一些领域被迫接受实行某种社会主义的东西，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地位。这个事实可以从克林顿、布莱尔曾经宣传过的中左第三条道路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实践中看到，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连绵不断的群众运动斗争还在有力地证明着这个事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超循环”决定历史，而是社会本身的种种客观实际存在决定着历史发展。诚然，“超循环”也可以算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在所有客观存在中还不是决定历史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被生产方式决定着，而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又主要通过阶级斗争这个最重要的客观存在反映出来，所以它本身也只能是社会存在及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这种表述决不是马克思毛泽东为了“屈就一般人的接受能力”，而恰恰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真相说穿说透了，所以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都十分害怕这种表述，而它们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围剿封锁攻击又恰到好处的证明着马克思的真理。不用扯远，请看看生产领域中实际管理者或资本所有者对普通劳动群众的严酷压迫吧-----血汗工厂的泛滥，工人人格的异化，集体财产的流失，要工资的艰难，愈演愈烈的矿难，公共资源的霸掠，对维权者的镇压……，哪一条不是证明了剥削阶级穷凶极恶地向劳动阶级正在进行着的阶级斗争？这个现实（而且它们正不断地走进历史）难道是“超循环”决定的？当然不是，它们显然是由于生产的私人占有方式的实际存在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剥削阶级的御用学者们首先迫不及待的从产权问题上向无产阶级开刀（包括承包、转让、改制等），是很聪明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循环”最厉害，还不如让私人实际占有物质性的资产厉害，什么“吐痰”、“冰棍”、“木桶”、“破窗”、“囚徒”等等厚黑学理论统统不过是为私人占有开路，只要他们的实际占有成为现实，那么他们就是强者，才可以稳定的进行他们的“超循环”。事实上就因为他们的实际占有正在不断强化，因此国家机器这个上层建筑的暴力工具也正在不断向他们倾斜，同时一切依附其上的剥削阶级精神文化之类的价值体系也就甚嚣尘上。这才形成了“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的恶性循环局面。
四、为了方便，现在我姑且就按老农的“超循环”词境阐述观点。综观历史，以往一切所谓的“超循环机制”，无一不是由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壮大、发展、成熟而决定了它们的萌芽、生长、磨合、稳定。我们应该看到，一切生产方式与其相适应的“超循环机制”并不是对位契合的，它们总多多少少存在着前者向后者的延续牵沿性和两者之间某些方面的提前量或滞后量。一般说来，经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暴力革命的主动性变革与温和渐进的以上层改良为主的被动性变革相比较，前者的生产方式与“超循环机制”的对位契合程度要干净准确紧密一些；但从某个特定的意义上讲，后者的稳定牢固程度往往又会相对或局部地超过前者。清华大学副教授蒋劲松在《塑造本土化的现代文明》一文中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历史表明，凡是在现代化和保留传统之间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国家，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平坦，少走弯路，付出的代价也较少，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反之，现代化道路则坎坷崎岖，代价惨重，并有反复，如法国革命等。”这与我的意思有点不谋而合。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以往所有的“超循环”，总有一些东西顽强地时隐时现地贯穿着，虽其中有许多是优秀健康的，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科学、正义、睿智、公平、良知、理性（即所谓“道”）的积淀；但也不乏有许多邪恶病态的渣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把人分成了经济地位物质利益不同的群体集团，不同的功利倾向决定了这些群体集团对传统事物不同的贬褒取舍。
假如人们再仔细考察一下，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以往所有的“超循环机制”里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最基本的功能性质方面是相同的。而所谓更新，至多也只是在外壳形式上变化而已。譬如“契约”，最早可能就是部落里的一种传统习俗，即不用问为什么，人们自然而然恪守信用。后来逐步出现口头承诺、仪式宣誓、中间人保证、书面契约、合同公证，直至政府担保。虽然外壳形式在变，但性质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人际交往的安全可靠。再譬如“分配”，起初也是由原始共产主义的习俗支配着分配内容，逐步经过无偿占有奴隶劳动、用土地剥削佃农、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期间还有名目繁杂的税费制度，都统统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已。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下去，又发现了更有趣的现象。即推动这些变化有两个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恶，一个是强。前者是变化的意识动机，后者是变化的物质条件。这里的“恶”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人性本质意义（社会的和生理的）上的。再以“契约”举例，我们可以看到，契约形式的变迁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动力前提是为了更有效的制约人的因自利动机违反信用的“恶”的行为。随着违法行为的逐步高智商化，社会越来越细致复杂地制定新的契约法规。而能够推翻旧法统确立新秩序的也正是社会群体暴力或国家机器这类强势物质力量。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觉察到“超循环”决定历史的荒谬性了。因为“超循环”的出现、稳定、变迁都是由人类经济活动物质利益的原因决定的，如果没有在经济活动物质利益上占据强势的社会集团，“超循环”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怎么可能去决定历史呢？
是的，什么遗传密码，什么价值体系，什么序参量，确实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社会运行。但制定或修改密码、价值体系、序参量的难道不正是人类自己的经济利益活动吗？就象电脑软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电脑运行，但人和硬件却可以从根本上决定软件的命运，只要修改程序或断电拆件，最强大的软件也只能俯首听命。老农制造一个强大神秘的“超循环”力量左右人类历史的命运，让人不禁想起好莱坞杜撰的机器人造反故事，虚构得耸人听闻！
五、其实老农自己也已经模模糊糊的感觉到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文中说道“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很顽强，要想建立一个新机制来取代它，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超循环组织是稳定的，由于内在的非线性，它的选择优势是整体性质，所以少量的新单元不易取代已经建立的超循环。’”为什么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很顽强很稳定？为什么少量的新单元很难取代原来的“超循环”？本来老农用马克思主义已经做了正确的解释，即““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5页)但老农紧接着莫名其妙的把话锋一转，断言生产方式却是由“超循环”决定的。也许老农是为了批判“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因为“经济决定论”正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对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妙借口；但是无产阶级能不能建立超越旧生产方式的完全新型的完整无虞的新的“超循环”以彻底杜绝剥削制度复辟呢？根据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显然是不能的！
老农的错误在于，他一方面认为“超循环”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超循环”是完全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主观意志建立起来的。这样他就陷入自己设置的悖论怪圈----客观的“超循环”可以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走向，决定历史形成；而意识形态的主观意志又可以生成新的“超循环”。这种历史之谜的解答，岂不是更让人堕入历史迷雾了？
客观地说，老农的这篇东西，其中的积极成分还是不少的，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原因和如何克服旧社会运行机制的消极作用是有一定研究意义的。但我为什么还要批判老农的观点呢？因为1、老农在网络论坛有一定影响力，和者较众，学术味浓，能吸引愿意思考探索寻求光明出路的进步青年注意。2、同类观点有相当的市场，如那个民间理论家秋石客和学者型理论专家韩德强等人都在不失时机的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在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今天，会给人错觉，觉得马克思的东西过时了。他们借反教条僵化和理论的创新或反思的名义，更换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灵魂，这是我无法容忍的。所以我不得不化点时间认真对待，以我的拙见，尽一点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小小努力。（新马2006、3、20）
======================================================== 附老农的大作及相关跟帖----〈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批判，发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完成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就像做数学题一样，通过已知的条件计算出结果，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而这个出现在马克思头脑中的“幽灵”，后来竟然改变了历史，这对于那些过分执着于唯物主义的头脑来说，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既弄不懂他那一套晦涩的哲学术语，也搞不明白他那一套神秘的方法，要想研究他那一套理论，就像翻阅数学家的演草纸一样，确实勉为其难；这种研究工作是少数专家们的事情，大多数人只需知道结果就行了，就像我们经常使用着圆周率3.14而无须知道祖冲之的约率和密率一样。但从共产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说，我们却又必须使马克思关于历史之谜的解答深入人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60页)。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使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针对现代人的紧迫需要来重新解答历史之谜，不断地刷新这个解答的内涵。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这一解答，我们发现，借助于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发现了私有制社会的运行机制，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在单个人的生命过程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样一个梦魇一样的东西，当然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它是社会的遗传密码，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一套价值体系，它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既是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人生的目标体系；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过程，同时也决定个人的发展水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马恩全集》第3卷第52页)不光是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同上）而且社会中的其他人也都接受着这个价值体系，服从着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人们在这种环境中出生、成长，自然而然地把这种价值体系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接受下来，按照这种社会价值体系所设定的人生目标来走过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可能是成功是也可能是失败的，但这个价值体系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这是他们共同的价值体系，正是这个东西控制着社会运行过程，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序参量”。
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却又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的现实，它模塑着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反过来，人们对这种价值体系的适应与实践又进一步地巩固强化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便存在着一个互相决定的“超循环”，维护着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从而把这种社会制度维持下去。就像核酸与蛋白质的关系一样，“蛋白质的高度有序的功能是由核酸编码的，但是核酸的复制和翻译又是蛋白质催化和表达的。换言之，只有存在‘信息’才有由‘信息’编码的高度有序的‘功能’，而‘信息’又只有通过‘功能’才获得了意义。因此，这里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表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闭合圈。闭合圈一旦形成，再追问起点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了。” （《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人们一代接一代繁衍生息，延续着这个“超循环”的统治。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反过来控制着人类。人们信心十足地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着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被盲目的社会力量控制着。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同样道理，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人只是社会价值体系复制和传播的工具。
这种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价值体系通常是扭曲的有缺陷的，它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能保证社会和谐。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却一直没变，即使是在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它也还要力图重新控制社会运行过程，把旧社会的灾难不幸恢复起来。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死人纠缠着活人”。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控制着社会运行的价值体系同样有着严重缺陷，马克思所分析的异化现象就是从西方社会的运行状况中得出来的。由于这种价值体系的缺陷，在哲学上，它使人们陷入主客对立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经济活动中，它使人们以利润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不是以人的需要为目标；在政治活动中，它标榜着自由与民主，但却不以管好社会事务为目标。由于上述缺陷，人们在理论上陷入一系列对立中，陷入个人与集体、感性与理性、纪律与自由等等两极对立的冲突之中，在实践上则陷入颠倒迷乱之中，不能合理地行动，追求着错误的目标。人人就像野兽一样，稍不快意就耸起鬃毛，勃然大怒，拳打脚踢起来。他们在意识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孤寂地生活着，任何两个人都不能达成协议，每个人都只服从自己的快感或反复无常的幻想。它使人们的行动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使人与人尖锐冲突，使人与自然尖锐冲突，把人类自己推向毁灭。
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表明，假如不打破这个“超循环”，它就制导着人类社会走向毁灭。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越发达，这个社会的毁灭就越快。我们要想改变社会的命运，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超循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其之所以是历史必然性，那就在于这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所以马克思说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这样一来，传统哲学所执着于其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便被超越了，变成了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6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于是便有了共产主义运动，这是人类自然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环节，现在回头来看，这个运动也无非是要把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植于社会生活，建立起一种新的“超循环”。
虽然大家都生活在这个“超循环”之中，但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个“超循环”，于是便超越了这个机制，他的理论与实践都是瓦解着这个机制，把社会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这便是黑格尔所说的“理解便是克服”。而另外有大量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机制的存在，他们便不能想象会有一种新机制的社会，也不能想象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实践总是在有意无意地维持着强化着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然后再洋洋得意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比如西方有一位科学哲学家名叫波普，他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否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预言。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由于他自以为发现了伟人马克思的缺陷，于是便得意洋洋地断言：“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迷雾之中，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下思考和行动着。曾经有某些希望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的人又把波普搬了出来，借重于波普的名声来表达其想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绪，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主张，似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否证了。然而正是这些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历史女神撩开了自己的神秘面纱，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错误的观念、沉沦堕落和倾向，也有可能控制人们的意识，进而形成历史潮流，控制社会生活的走向。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倾向与堕落沉沦的倾向冲突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则是历史中向上的倾向的代表，也是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社会的“超循环”的唯一出路。“超循环在其稳定的自复制过程中，出现复制误差。但是，超循环组织正是乘‘误差’之机，通过自然选择保留了‘有意义’的变异，从而向更高的复杂性生长。”（《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在俄罗斯和中国则出现了这种“有意义”的变异，由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打乱了旧的社会运行的“超循环”机制，所以便推动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中，我们看到列宁批评苏汉诺夫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一条背得烂熟的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个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0页）如果要按他们的这个理论来行事，耐心等待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其结果只能是让旧的社会运行的“超循环”越来越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幸亏列宁和毛泽东没按这个教条办事，而是“首先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同上第692页），从而为建立更高水平的“超循环”创造了历史机遇。因而那种等待生产力发展之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不过是庸人为了逃避革命而自我安慰的借口罢了。
但是，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很顽强，要想建立一个新机制来取代它，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超循环组织是稳定的，由于内在的非线性，它的选择优势是整体性质，所以少量的新单元不易取代已经建立的超循环。”（同上）只有当人们要改造旧社会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存在。列宁感觉到了这个东西的存在，他发现“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主席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了他们的预言。当今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认识到，当着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强化起来的时候，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各种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最终都必然地指向那一个目标：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社会中的这种“超循环”，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以一种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控制着这个“超循环”并对社会生活进行着自组织而已。
各种社会现象都充分表明这个“超循环”机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许多人强调经济过程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对此很不赞成，正如他的战友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5页)当我们认识到这个“超循环”以后，我们便可断言：它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正是它决定着“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当今西方世界虽然很发达却依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表明，只要这个“超循环”机制存在着，不管生产力如何地发达，社会都还是要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只要这个“超循环”机制存在着，即使是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仍然可以把这个制度再生产出来。在当今中国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使社会趋向于和谐，使全体中华儿女凝聚为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要努力打破现存社会中的“超循环”对社会运行过程的控制，代之以新制度的“超循环”，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地度过这个危险期，发展完善起来。做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达到无为而治的水平，才能稳定下来，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的可能性。
于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就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的竞争，共产党要营造自己的执政基础，这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众。这是一种发展程度更高的人，他们不适合于生活于私有制社会，必须要有一种能让他们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机会，使他们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的社会制度，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而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人，则被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牢牢地控制着，不知道会有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他们只适合于生活于私有制社会，所关心的只是一己的利益，而这个利益也仅限于物质利益，人的更充分发展、高尚的生活、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利益，在他们眼中并不存在，即使给了他们享受这些待遇的机会，他们也是赶不上架的鸭子，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处在这种水平上的人，难于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就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即使是给他再好的待遇，他们也会一边吃肉一边骂娘。共产党要想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就必须要做好人的引导教育工作，妥善地解决领导与民众的关系。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过现成的国家机器进行管理，他的执政基础必须要在执政的过程中创造出来。
人民的安居乐业和人性的健全发展要靠一套维护着新的价值体系的经济制度和国家秩序来保障。这种新制度的形成是新的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之中并逐渐控制社会的自组织过程，但我们必须自觉地推进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那些在价值体系上达到成熟的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组成为政党，通过党组织的培养锻炼、纪律约束来实现个人的价值体系的提高，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修齐治平过程制度化，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坚持党的领导来保持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把它灌输到社会生活过程之中。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利益，树立更高的价值体系。在坚持健全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社会经济过程的正常运转，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健全民主法制，实现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民主的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障个性的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如何让新的价值体系争取群众？这便是历史之谜的核心问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就是用新的价值体系团结凝聚人民群众的能力，让新的价值体系所控制的“超循环”稳定地运行起来，把所有的人民群众卷进这个循环。
各种社会制度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要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这是由于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进入了社会运行过程的“超循环”，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这是这种制度稳定成熟的标志。资本主义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便是标志，到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就稳定下来了。我国封建社会也有一个奉行黄老之术的时期，过了这个时期，这一套政治制度也稳定下来了。按照同样的逻辑，必须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超循环”，让社会主义进入无为而治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稳定下来。在逐步使这个“超循环”在中国的土地上稳定下来的同时，它还会进一步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传播新的文明。这不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避免整个人类文明自我毁灭的唯一机遇。
马克思所开拓的方向而今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完成。历史之谜的解答不是一种机械的历史必然性，它包含着人类的精神进步。对于个人来说，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价值体系的深入认识过程，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也是如此。历史也就是人们对自身价值的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因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是像某些庸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之外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与每个人的思想与实践密切相关。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价值体系进化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对于能思维的人类来说，人们的这种觉醒是必然的。而对当今人类来说，也就是要认识到，必须打破旧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建立起一种由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控制的“超循环”，这是历史之谜的最新解答。
马克思对历史之谜提出了一个总的答案，在实现这个答案的过程中，人们前进的每一步都会遇到新问题，都要继续寻找新解答。这是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每一次斗争之后，历史又给人类提出新的难题，历史女神就像是一个喜欢赖账的债务人，每次都找出借口，迟迟不肯把那最后的结果交给人类。我想这一次应当是最后的一次了吧，历史女神还会有什么新的赖账借口呢？如果我们认识到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那个“超循环”，并进而用新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取代旧的“超循环”，人类就可以从驱使着他们贪婪自私、互相残杀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把养活官吏、政党、军队、警察等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财富，把吸毒、赌博、荒淫所消耗的财富，把奢侈的享乐、无用的排场所浪费的财富都用于真实的需要，人类就可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资本论》第三卷，第926—927页)因而可以说，问题并不复杂，不过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而已。以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完全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的生活，并保持与地球生态环境的和谐。所以我一直坚信，共产主义当下即是，它并不是存在于遥远在将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艺术，只要我们愿意，当下便可实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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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又说：
不管是支持我的还是反对我的，我都感谢。这样我才好进一步讨论。
我的这个贴子，不仅右派们不赞成，有一些左派朋友也不赞成，比如4楼的这位朋友，他们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好像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似的。
所以我必须强调，这里所说的价值体系并不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立的上层建筑，它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范式，它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遗传密码。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物，
右派们、包括第二国际的庸人们，虽然在强调着生产力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这种主张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的主张，难道不是一种价值体系吗？那些坚持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人们，往往不是有意识地坚持这种价值体系，自发地普遍地协同一致地坚持着这种价值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把社会锁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协同一致地把社会推到资本主义轨道上。
而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主义稳定在新的轨道上，那就必须发现这个在无意识中支配着人们行动的东西，把它置于清醒的理智的控制之下。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掌握不了主动权，那我们就无法掌控社会的运行过程，看起来是共产党在执政，实际上起作用的却是那种价值体系，它自发地调控着社会过程，与我们的希望作对。我们也在倡导着一些东西，我们也在加强着党的建设，我们也在加大着反腐败的力度，但却经常地事与愿违，这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我们所没有控制住的力量在控制着社会运行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就无法进入自由王国。
左派和右派看起来势不两立，但实际上却有着一致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中，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办法。两极对立产生于共同的思维模式，产生于同一个超循环过程，即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主导下的超循环过程。这个超循环就是一个不断地把矛盾制造出来的机制，不仅是制造出两极分化，制造出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且还造成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只有超越了这种思维范式，才能克服这各种对立，克服异化现象，把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社会趋向于和谐，从而找到各种社会难题的正确答案。而对价值体系问题的研究，则是对这种思维范式的超越，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在这里包含着历史之谜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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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的第一次意见：
老农的观点本来是有些道理的----即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建成还有赖于人类思想的彻底更新和飞跃，并由此建立全新的人类精神价值体系。而这种更新飞跃建立却正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思想建设的十分重大的甚至有某种决定意义的始终不渝的任务。但老农又貌似公正的把扳子打向左右派，以为左派无法理解其深奥的道理而流于追求功利的浅薄，这种莫名其妙的故作玄虚姿态的超脱，是不是想做左右派的仲裁者传道士的角色呢？
也许在当今中国，左派不是一个令人愉悦欢迎的群体，所以有些知识分子总害怕自己会被套上左派的帽子。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左派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清楚的，即推动社会真正能够科学地发展前进的主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所以我希望象老农之类的有识之士，最好从象牙塔走到群众中去，不要顾忌自己是不是左派？自己认准的真理，就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的去宣传，更不要玩弄深沉，硬把可以简明通俗的马克思主义道理讲得天花乱坠，让群众不知所云。学学毛泽东，正是他，使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变成中国革命雄壮的活剧，让最土的“下里巴人”成为演释无产阶级高深哲学的坚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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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对新马意见的反馈：
ywjhuan和新马先生来参与这个讨论，我很高兴。
同意ywjhuan先生所说的第一条，“把生产力说成经济基础不十分准确。”我对这些要领的理解很不重视，觉得有点像绕口令，所以弄得不是很清楚。但基本意思还是弄不混的。
关于第二条和第三条，你还是从那种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出发得出来的，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人们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因而你说的尽管很周到，但是，你还是没弄明白价值体系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序参量”的作用，控制着社会沿着既定的方向滑下去。
新马先生是老朋友了，这一段话说得很到位：“共产主义的建成还有赖于人类思想的彻底更新和飞跃，并由此建立全新的人类精神价值体系。而这种更新飞跃建立却正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思想建设的十分重大的甚至有某种决定意义的始终不渝的任务。”
我当然算是左派，但是左派也各有不同，马列毛主席也是左派，但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有路线分歧，毛主席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进行了路线斗争。这也就是说，虽然都想搞共产主义，但有那么一些人只知道马列的词句，并不懂马列的精髓。以前有这种人，现在就没有了么？
关于左右派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的说法，我在上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左派最有希望从这种模式中解放出来，穷则思变么。中国的希望还是要寄托在左派的身上，所以我希望左派朋友尽快完成这个思想上的飞跃。
至于新马先生希望我“最好从象牙塔走到群众中去，不要顾忌自己是不是左派？自己认准的真理，就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的去宣传，更不要玩弄深沉，硬把可以简明通俗的马克思主义道理讲得天花乱坠，让群众不知所云。”我认为批评得不合事实，我恰恰正在这么做着，没有玩深沉，而是竭力将马列主义的道理讲得简明通俗，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来加以理解。难道我讲得还不通俗么？连一些普通百姓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你的头脑里是不是框框多了点？
老农 等级：贵宾 威望：5 文章：492 积分：6695
再解释一下，之所以说这个超循环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还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它是马列和毛主席都感觉到了的东西，但他们没有明白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是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却又不想把它表述出来，为了能使他们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衔接起来，就不得不屈就一般人的接受能力。前面已经引述了一些马列毛主席的论述，相信熟知马列主义经典的朋友会找到更多的例证。
其次，富裕的生活并不能直接地产生先进的思想意识。这一点可以用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来证明。比如说，“富不过三代”，这是中国的老话了。还有谚语说“有钱难买少时贫”，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富裕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思想成长并不是很有利，也许第一代、第二代可以保持较好的思想境，但到了第三代，就无一例外地腐化堕落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培养出了“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古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无奈。
而贫穷的生活，甚至很落后的生产力反而会逼迫人们振作起来，穷则思变，促进人的思想飞跃。
这便是历史周期率的另一个解答了，贫困迫使人们起来革命，建立新的秩序，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富裕起来；但富裕的生活却使人类堕落，重新回到贫困中去，然后再逼使人们振奋起来，建立秩序和富裕，如此周而复始。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让人们在富裕的生活中保持一种较高的思想境界，这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家庭、企业或是国度都要注意的问题。
其三，以上讨论就涉及到人的本性的问题。而人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那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换作这里的术语，人的本质决定于社会的超循环过程。如果是一种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控制的超循环，它就会把人的本性锁定在人格成长过程的这个低级阶段，尽管也有一些道德的说教，有一些素质高的人也能接受并闻道勤行，但由于这种现实环境的压力和道德成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会造成人格的扭曲。
但如果我们能建立起一种由新的价值体系控制的超循环，便会为人格的成长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平台，培养出一代新人。这也正是毛主席所竭力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层次上，道德的要求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就完全一致协调了，人格就无须扭曲，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健康全面发展了，腐败现象、伪善等等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而自然地消失了。
人格的这两个阶段，泾渭分明，如何让人都顺利地进入到较高的阶段，这里面包含着历史之谜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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