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统习惯，判断一个朝代的正统性是看两条标准：一是这个朝代得天下的手段是否正当，二是这个朝代在得天下后，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效稳固的统治。这两条标准中，后一条更重要。因为按照儒家的天命观，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而根据儒家的民本原则，天命见于民心之向背，即多数老百姓对你的政治态度。有些朝代，得天下的手段是不正的，但取得政权后，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比较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就表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大多数人已对这个政权采取接受认同态度，那我们还是拿他当正统朝代看。
对历史上所谓“外族”，即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除上面两条标准外，还要强调一个文化标准。因为儒家华夷之辨的重点就在文化上，文化的重点又在伦理道德上。所以看一个所谓的“外族”统治者，重点是应该放在他入主中原后，对儒家文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接受继承，还是排斥反对？如果排斥反对，当然就是“夷狄乱华”。但如果是接受继承，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稳固的统治——实际即意味着中国境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大多数人已接受认同了这个政权，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是中国正统朝代，而这个少数民族也融合为华夏的一分子。而他与汉族的矛盾，此时在国内矛盾中也不再是主要矛盾，而变为次要矛盾，并且矛盾性质发生变化，应该是华夏内部矛盾，相当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而不再具有华夷冲突的性质。这就是所谓征服者被征服。即作为外来征服者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最后在思想文化上被其征服对象中原汉族所征服。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征服者被征服现象其实也有必然性。因为对少数民族统治者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有效稳固的统治与全面学习接受儒家文明，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在中国各民族中，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是处于弱势地位——人口少，文化经济落后，中原的汉族处于强势地位——人口最多，文化经济最先进。所以对入主中原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作为他的统治对象的主体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原汉族，这时，如果单靠武的手段，其统治是无法有效而长久的。所以最终必须使用文的手段。即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必须在文化上经济上全面向先进的中原汉族学习。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逐渐稳固并因而取得正统性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个少数民族逐渐融合为华夏一员的过程。以清朝为例。清朝统治者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族。满族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自古就与中原的汉族人民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和交流。清朝统治者在关外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学习中原的汉族文化，招聘汉族人才，仿效明朝的政治制度。入关后，为顺应形势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清朝统治者调整了政策，笼络汉族士人，政权性质由满洲贵族专政变为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同时全面学习继承儒家文明。清朝的几位皇帝都有非常好的儒学修养，尤其是康熙。海外有学者称康熙皇帝为三代后儒家道统的继承者，是集道统皇统于一身的人物。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也都非常重视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革除前明的各种弊政，恢复发展封建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强化皇权，独持纲纪，完善典章制度，重视文教。学术界似乎公认：在官修的几部正史中，质量最好的就是清朝官修的《明史》。清朝官方组织的一些大型文化工程，如编纂《康熙字典》《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四库全书》等等，都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即对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在做总结。就性质类比，就相当于孔子认为的周朝文化是对上古三代的集大成。我的一个观点：从中国历史的大范围看，清朝的地位相当于周朝。到清朝中期的乾隆时代，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非常稳固，境内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已接受认同了清朝的统治，同时由于入关后全面学习接受儒家文明，并本身就处在中原汉族的文化环境中，经过一定时间的融合变化，积量变到质变，满洲子弟的精神面貌已全面改变。到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承认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和满族作为华夏一员的身份。再排斥就很无理了，也不现实。
按正统儒家观点，元朝清朝的正统地位不成问题。有的人如果硬是要否定，正当理由肯定找不到。最终只能无聊地纠缠在民族出身和民族恩怨上。性质相当于出身论血统论和怨怨相报。只能说是个别人的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
总之，“天命见于民心”。一个王朝，无论他在统治过程中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只要他最终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比较稳固的统治，表明境内各民族大多数老百姓已接受认同了他的统治，那他当然就具有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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