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历史老人按：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国光主编的《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书店出售，电话010-62760856），是一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好书。书中257-306页对“三五”计划（1966-1970）从制定到实施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286页的内容摘录供大家参考。
毛泽东为什么要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个问题，“文革”结束后各种分析原因的论著极多，但很少从经济方面分析。从目前的材料看，大致有三个因素的作用：
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从“大跃进”后的分歧得出结论——要进行经济大革命，必须先进行政治大革命。
5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考虑寻找一条摆脱苏联模式、发展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晰。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
1959年毛泽东提出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是一场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依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
从60年代初期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通过经济调整，逐步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的一些错误，与退居二线但内心仍在坚持自己设想的毛泽东开始发生分歧。毛泽东越来越认为，这些分歧是通过经济大革命实现社会构想的主要阻力，其根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必须用政治大革命为经济大革命扫清道路。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高速发展，反而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险。
此后，他的注意力开始由50年代末的大力提倡“六亿神州尽舜尧”地建设共产主义而急剧转向“妖为鬼蜮必成灾”地强硬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的阶级斗争。
1964年，毛泽东抓的一件大事是三线建设，可以称为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另一件大事就是“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国内范围的阶级斗争。
1964年底，中央制定指导“四清”的《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今后“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的内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刘少奇对此不能理解， 12月22日，在“四清”的主要矛盾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
在“三五”计划指导思想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发生了争论。主张抓战备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当时主张抓“吃穿用”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陈伯达发言时严厉插话说：“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二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后来他在小范围点明：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直到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还不得不检查自己文革前的错误：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汇报，犯了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1965年以战备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他对三线建设的心情也不像1964年那样急迫。他认为，三线和“四清”之争是现象，“修正主义”才是本质性的主要危险。
1965年9月19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共产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长期担在中央担任秘书工作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在文革后回忆：小平同志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泽东同志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同志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在这时扎下的。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第二个因素是“三五”计划的战备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