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丁· 路德 ·金
蓝绿色的雪佛兰载着四个白种男人从伯明翰的城区驶出。那里排列着一幢幢美国南部典型的、充满田园风情的房子。田园风光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车里的四个男人觉得自己就是投<--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身圣战的十字军骑士，为反对“黑鬼”而战斗。他们用“黑鬼”这个词，就好像纳粹用“犹太人”这个词，在他们眼中，杀死一个“黑鬼”并不是什么罪恶。
在开往市中心的途中，他们感受到狂热的兴奋。透过车窗的挡风玻璃，他们紧张地望着窗外，寻找第十六大街上的浸礼教堂。这座教堂被视作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的右翼黑人市民的要塞。他们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小马丁·路德·金。这位黑人传教士于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２日被捕。在狱中，他写了一封很有名的公开信：我在伯明翰，因为这里有不公正。
车上的男人对这些控诉并不理会。他们把自己看成“三Ｋ党的白色骑士”，白色的完人，并且把他们的种族仇恨骄傲地当作党派的标志。在他们眼中，黑人就是“黑鬼”，有着又卷又油腻的头发、可恨的“牲口”，住在恶臭、肮脏的铁皮小屋里，还纠缠白人妇女。只有把这些“牲口”清理光，在伯明翰才能重新出现“正义和秩序”。
在这些男人看来，为了这个目标采取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他们虽然没有发明私刑，但还是想出了另一种方法——一个自制的用１０根黄色炸药条做成的杀人机器，用它来捕杀那些“黑鬼”。
雪佛兰车慢慢地向市中心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靠近。正对着公园的就是第十六大街的浸礼教堂。这些男人盯着教堂入口的大门。此时是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星期天，刚过１０点。大约４００名教徒，其中有８０名儿童，正聚集在这个教堂中做礼拜。这个星期天的主题是“宽恕的爱”。
４名１１～１４岁之间的黑人女孩高兴地蹦跳着走下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她们要在地下室的更衣间换上合唱团的礼服。在教堂里她们觉得很安全，预感不到任何的不幸。
雪佛兰车中的杀手也表现得很虔诚。在白色风衣的包裹下，在黑夜里燃烧的十字架的光芒（燃烧的十字架是三Ｋ党的标志）中，他们为白种男人的统治地位祈祷。他们的宗教叫做美国，一个不欢迎黑人的美国——黑人姑娘除外。三Ｋ党的男人强奸这些姑娘，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心中的黑色仇恨稍稍淡化。而一个黑人如果对白人妇女做了同样的事，则会遭到鞭打，他的生殖器会因烧红的铁拨火棒而致残，额头上也将被烙上“ＫＫＫ”的字样。
这几个男人倾听着从教堂传来的回荡在大街上的颂歌。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孩子们清澈的童音。
“该死的小黑鬼！”四人小组的头头说。
“他们糟蹋了演唱！”另一个同伙附和道。
他抓起炸弹，走下车，把炸药包放在教堂入口的阶梯下，悄悄点燃导火线，然后跑到几幢房子之外的隐蔽处。
１０点２４分，炸弹爆炸了。教堂的墙发出嗡嗡的响声。里面的人被冲击波甩到地板上，灼热的碎片在空气中四下溅开，烟和灰尘涌了进来。
杀手听到，歌声如何在一声巨响后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恐惧的叫喊声。在安全的距离外可以看到，教堂东面的墙被炸弹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窗户、墙壁、门都被毁坏了。
他看不到里面爆发的混乱，对此也不理会。２０名教徒被碎片击中，其中一部分伤势严重。
“遇上爆炸的时候，几乎有一分钟我们听不到任何东西，”一名幸存者说，“硝烟让我们无法呼吸。到处是叫喊声，到处是鲜血。惊惶失措中，所有人都往教堂外面跑。”
被困在地下室更衣间中的女孩子们没能有机会逃脱。只有莎拉·柯林斯和她的姐姐弗劳拉奇迹般地从那个地狱里生还了。
“事发的时候，我妹妹艾迪刚穿上她合唱队的礼服，弗劳拉姐姐正在她旁边帮她梳理短发，”莎拉说，“突然我的眼睛里全是玻璃碎片。但那一刻我没有感到任何的痛楚。我只记得我在‘艾迪，艾迪’地喊，但她没有回答。我最后看到的是她的一只棕色小鞋。”
一切在莎拉的眼前模糊起来。但不管怎样，她成功地和姐姐弗劳拉一起逃到了安全的地方。但艾迪和另外三个女孩没能成功。大火封锁了她们逃生的道路。她们看到红色的火焰迅速向她们袭来。她们听到空气燃烧的咝咝声，开始轻轻地啜泣。但她们的啜泣是徒劳的，在这个地狱里，没人能听到她们的哭声。
她们互相依偎着蹲在地板上。之后救援人员发现了她们：卡萝·罗伯逊、辛西娅·韦斯利、黛纳斯·麦克奈尔和艾迪·梅·柯林斯，已经烧焦的手仍旧互相拉着。
人们把莎拉送进医院，发现她的右眼里有２３块玻璃碎片。血流满了她的脸。她还不知道妹妹已经死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她感到很疑惑，因为艾迪没来看她。爸爸妈妈对她解释说，艾迪在暗杀中受了伤，所以不能来。他们担心，莎拉得知妹妹死亡的消息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莎拉不得不在医院中用绷带蒙着眼睛度过三个月。医生对她的右眼无能为力。艾迪丧生这个残酷无情的消息，是她在一周后偶然从姐姐珍妮和护士的对话中听到的。艾迪１４岁，在奥斯卡和爱丽丝·柯林斯的八个子女中排行第七。在暗杀中失去了一个孩子的柯林斯一家是社会弱势家庭。父亲奥斯卡是物业管理员，母亲爱丽丝是裁缝。艾迪和她的姐妹们帮妈妈卖手工制作的棉围裙和端热锅用的厚布。放学后孩子们挨家挨户地推销这些５０美分的东西，用这种方法补贴家里的收入。
卡萝·罗伯逊，１４岁，很有音乐才华。她在学校合唱队唱歌，上芭蕾课，并对现代爵<--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士舞很感兴趣。她的爸爸是“乐队队长”——一个小学合唱团的负责人，母亲是图书馆管理员。
辛西娅·韦斯利，也是１４岁，是克劳德和格特鲁德·韦斯利夫妇收养的孩子，一个身材纤细，脸蛋狭长的姑娘。她性格开朗，聪明伶俐，喜欢灵歌和派对。辛西娅在乌尔曼中学上学，数学成绩出类拔萃。
１３岁的黛纳斯·麦克奈尔是最小的遇难者。她的朋友们都叫她“妮茜”。 她喜欢洋娃娃，对病人很有同情心。每年她都在社区里为患体内物质缺乏症的儿童组织募捐。
这四个在暗杀中死亡的姑娘的身份辨认极其困难。她们被烧得如焦炭一般。辛西娅的尸体只能根据她手上戴着的那枚朋友送的戒指确定，她爸爸认出了她的这件饰物。
在第十六大街浸礼教堂爆炸发生的时候，康多莉扎·赖斯正在距离事发地点两英里远的另一家教堂——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她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
听到爆炸声的同时，她感到了脚底下地板的震动。接着警报声响了。虽然赖斯才９岁，但她知道警报的含义。这是白人对黑色皮肤的人发动的攻击。
赖斯，身为黑人女孩，在她出生的城市伯明翰，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恐怖。她很早就学会，必须提防白皮肤的人。伯明翰，亚拉巴马州南部的钢铁中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作为种族隔离最严厉的地方而臭名昭著——被称为美国的“约翰内斯堡”。一座充满恐惧、刁难和死亡的城市。它的绰号是“爆炸城”。
白人种族主义者企图用自制的炸弹恐吓黑人民众。三Ｋ党攻击牧师，轰炸黑人的学校、教堂和住房。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的暗杀是８年来的第２５次袭击，也是１１天之内的第三次。很多黑人已经在白人恐怖分子的暴力之下丧生。
今天，伯明翰公民权利研究所的一幅壁画使人们回忆起４０年前被剥夺公民权的黑人：一个白人坐在长桌旁吃东西。一个黑人小女孩孤单地站在角落里，眼巴巴地看着。
跟这个小女孩一样，赖斯的童年也被所谓《黑人行为法》所维持的种族歧视侮辱过。每天她都有这样的感觉：你是劣等人，你无足轻重，你不如白种人，你必须闭嘴。
这是冷酷无情的一课。她不能和白种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她必须从后门拿她的汉堡。她不可以跟白人学生从同一个储水器中喝水，也不可以和她们用同一个洗手间。如果白人要坐这个座位或坐在同一排，她就必须让出自己的座位。她不可以和白人小孩在同一个公园里玩。在伯明翰，白人小孩是天使，而黑人小孩是麻风病人。
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兰斯顿·休斯，这位杰出的诗人和黑人解放运动的奋斗者，在一首诗中为我们做出了形象的描绘：一个黑人小姑娘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寻找一匹旋转木马，“老板，请问这里哪匹马是给黑人小孩骑的？”
白人警察局长西奥菲勒斯·尤金负责监督黑人是否遵守种族隔离制度。在长达２３年的时间里，他用残暴、恐怖和种族仇恨管理着这座城市。他让人恫吓右翼市民，唆使恶狗去追赶黑人小孩。
行政司法长官康诺拒不承担第十六大街浸礼教堂爆炸袭击案的调查工作。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当地的司法权掌握在白人手中，白人法官决不会惩罚对黑人犯罪的白人。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Ｉ）甚至能将对安放炸弹的凶手的逮捕工作故意延滞好几年。
在这样一种极端偏执的种族仇恨氛围中，三Ｋ党的发言人、耶稣教堂牧师瑞弗伦德·康尼·林奇，有可能会对四个小女孩的死做如下评论：
“我跟你们说，如果炸教堂的人被找到，我们应该给他们发奖章。有人说：杀死这么小的孩子，不是一种耻辱吗？不，第一，她们不小了。她们已经十四五岁——年纪大得足以得性病。如果她们得了不止一种，甚至很多种，我不会感到奇怪。第二，她们不是孩子，孩子是小人儿——白皮肤的小人儿。世界上有小猫、小狗、小猴子、小狒狒、小臭鼬和小黑鬼。她们不是小孩，她们就是小黑鬼。”
黛纳斯，爆炸袭击中死去的四个小姑娘中最小的一个，是赖斯的亲密朋友。她们从幼儿园时就认识了，经常在一起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的死对赖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带给她心灵创伤，成为影响人生的重要经历。
四个女孩的葬礼上，除了马丁·路德·金，还来了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当赖斯看到四个小棺材并和黛纳斯告别的时候，也许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她生活在一个黑人的生命一文不值的城市。黑人是任人欺负的，种族仇恨这个怪物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
在此以前赖斯自觉过得还算安全。她的父母尽力保护她，给她关爱和庇护。现在她第一次亲身面对了可怕的现实。杀死黛纳斯的炸弹，完全有可能在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她爸爸的教堂——爆炸。那么代替黛纳斯遇难的人可能就是她，现在就躺在一个这样的小棺材里。她不得不带着这些噩梦生活。我们无法得知，当时的小赖斯是否感觉到束手无策的恐惧，儿时心灵的创伤是否对她日后追求绝对安全、控制和权力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是，此时此刻，她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悲伤和愤怒。她不明白，为什么屠杀黑人的凶手居然能够在很多年里因他们的罪行而自鸣得意，却没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人种族主义者相信，他们可以杀戮黑人而不被惩罚。他们的罪行<--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街知巷闻，但出于对三Ｋ党的畏惧，目击者都保持了沉默。事实上，这类违法犯罪活动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都不受法律的制裁，相反，对涉及黑人犯罪的案件从不存在什么宽大或原谅。
当ＦＢＩ开始调查案犯的时候，第十六大街浸礼教堂袭击案已经过去１８个月了。一名特工在给ＦＢＩ负责人Ｊ·埃加·胡佛的记录中写道：爆炸案具有前三Ｋ党成员鲍比·弗兰克·彻里、赫尔曼·弗兰克·卡什、托马斯·Ｅ·布兰顿和罗伯特·钱布利斯的风格。四个人都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分子，而钱布利斯更是被人称作“炸弹鲍勃”。为了寻找证据，ＦＢＩ在布兰顿家的厨房安装了窃听器，并对他和他妻子的多段对话做了笔录。
有一次布兰顿对妻子提到自己参加的一次三Ｋ党成员“会议”。
他说：“我们这次碰头的目的是为了制作炸弹。”
他妻子问：“托尼，你说的是哪个炸弹？”
另一次布兰顿说：“下周我炸教堂的时候，他们肯定抓不到我。”
还有一次他吹嘘说：“我喜欢用枪射击，我喜欢猎杀，我喜欢安放炸弹。”
载重车司机鲍比·弗兰克·彻里同样也在他的家人面前夸夸其谈。
“是我点燃了导火线。”他对他的孙女说，“我协助捕杀了一些伯明翰的‘黑鬼’。”
尽管证据确凿，但什么也没发生。联邦警察阻止了录音带记录的公开，并且不允许其作为指控嫌疑犯的证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使用。理由是：这些窃听伎俩不可靠。
正义姗姗来迟。直到１４年后，美国司法机关才对理查德·钱布利斯，伯明翰三Ｋ党小组的首领，提出诉讼。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对他进行公正审理是不可能的，陪审团全由白种男人组成。最后他被判终身监禁，入狱８年后死亡。
迟来的公正渐渐相继出现。１９９３年，ＦＢＩ和黑人教会领袖在起诉托马斯·Ｅ·布兰顿和鲍比·弗兰克·彻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ＦＢＩ特工罗勃·兰福德发现了伯明翰办事处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收集的９０００多份文件和录音带记录。但是对彻里的诉讼由于对他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怀疑而暂时撤销。
布兰顿案件的陪审团由一名美国白人男子、三名黑人妇女和八名白人妇女组成。瑞弗伦德·克劳斯，第十六大街浸礼教堂的牧师，在法庭上用震撼人心的话语，叙述了他在废墟中发现女孩们尸体时的情景：她们互相挨着，紧缩成一团躺在一起。
布兰顿的罪行首先由多卷录音记录所证实：在这些录音带中他谈到了暗杀计划。原告方的几名证人用“好战的黑人仇恨者”来形容他。他以前的一个朋友，韦伦·沃恩检举说：“布兰顿以向黑人的汽车座位上泼硫酸为乐。”最终布兰顿被判处终身监禁。
赫尔曼·弗兰克·卡什死于１９９４年，生前没有因犯下的罪行被起诉。三Ｋ党暗杀案中最后一个尚在人世的案犯，鲍比·弗兰克·彻里于２００２年被送上法庭。这个７１岁的老人假装无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和暗杀没有关系。”但是一个目击证人有力地证明了他是有罪的。炸弹爆炸后不久，他在离教堂两幢房子远的地方看见了彻里：“他看上去像是在观看火势的纵火犯。”
终生监禁——这是２００２年５月陪审团对彻里的判决。
差不多用了４０年，１９６３年伯明翰浸礼教堂爆炸案的案犯才被绳之以法。这不仅是美国黑人为清除盛行一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发起的公民权利运动的里程碑，对赖斯而言也是一种迟来的正义补偿。这期间她完成了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她的信条是：我祖父母这一辈的美国黑人已经自我解放。于是她自己也克服重重阻力，从白人——“半个上帝”的统治下解放了。
但是身为黑人妇女，她必须自我解放两次。一次作为黑人，另一次则是作为身在以男性为主宰的世界中的女人。现实容不得一丝天真和软弱：４０年后她跻身于美国最高领导层，至今为止那里都是男人掌权的世界。赖斯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担任美国第４３任总统乔治·Ｗ·布什以下称“小布什”——译注）的顾问。她在白宫的办公室距离“最神圣”的椭圆形办公室、总统的办公地、世界权力的中心，仅几步之遥。
美国喜欢超级巨星。官方传记中，２００１年１月白宫对赖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任命，读起来就像是一个完美的美国式成功故事：
１５岁的时候赖斯就被丹佛大学录取了，在前捷克外交家约瑟夫·科贝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门下学习。１９岁那年她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接着她先后在印第安纳州的圣玛丽大学和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深造。“白宫的黑人女士”并非贫民孩子的榜样。
——格兰·Ｃ·劳里赖斯在冷酷无情的政治场上获得了成功。她将在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小布什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出任美国国务卿，站在世界权力的中心。即使在民主党人吉米·卡特担任美国总统的时代，最勇敢无畏的右翼黑人公民也不敢想像会有这样的惶臁?/p>
人们觉得她很有才能，绝对比和她共事的男性能干很多倍，否则她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高高在上的地位。她是美国社会深度变革的象征——眼下，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当然，也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女性。
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黑人妇女能掌控如此大的权力，所以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早在２００１年赖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纽约时报》周刊就不无乐观地声称：赖斯的青云直上，能让一代在“呆在监狱会比在某个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更有前途”这种信仰下成长的美国年轻黑人明白，“黑色力量”意味着什么。
然而，康多莉扎·赖斯并不是白人和黑人融合的象征。“‘白宫的黑人女士’并非贫民孩子的榜样。”哈佛大学黑人教授格兰·Ｃ·劳里指出，“年轻的黑人觉得某些人，比如赖斯，虽然有着黑色的皮肤，但并不是真正的黑人。”
根据这位教授的观点，赖斯在白宫成绩显赫，却让很多年轻的美国黑人对她越来越有戒心。也许在黑人中间，她的敌人远远比她的支持者要多得多。她不是一个“贫民窟的奋斗者”，因此尽管她花了很多力气，激进的右翼黑人公民还是只承认她仅仅是“法定意义上的黑人”。
人们说，她不是站在黑人这边，而是站在白人那边。人们指责她是“自己宗教的背叛者”，说她有“自欺欺人癖”和“适应癖”。作为黑人，她自我放逐到“白人权贵阶层”，并且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在那里，小布什和他的“鹰派内阁”，以及由他的“生意伙伴”组成的“亲信团”一起执政，独自掌控着代表白人意志的法律。人们普遍相信，赖斯对这位美国第４３任总统来说只是一个象征，一种证明，一个用来争取黑人选民的幌子。人们斥责赖斯甘于沦为小布什的“家奴”和 “吉祥物”。
中北美洲小调黑人歌手哈里·贝拉方特认为，从奴隶制度时代开始，就有不同两种类型的黑人：一类是在种植园里辛苦工作的黑奴；另一类则能随机应变，懂得在种植园主家中谋求一个小小的职位。显然，赖斯被某些人划入了后者。
赖斯必须带着很多美国黑人对她冷酷无情的偏见生活——即便她确实没有因为肤色享受过任何特权。为了应付充斥在她人生中的裂痕，这个女人不得不随时带着两张面孔：一张代表着黑人忍受白人压迫的过去，一张则属于在白宫与白人合作的现在及未来。
无可争议的是，她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影响，今天这两个世界仍然被禁忌和偏见的鸿沟远远地分开。人们不禁要问：她怎样处理好角色冲突？她在内心里把自己归入哪个世界？她能准确地分清这两个世界的本质特征吗？
想评价赖斯的生活故事，她超乎常速的青云直上和她在白人世界里对权力的追求，就必须试着深深挖掘她的根源，并仔细研究美国历史的阴暗面，这样才有可能理解，一个黑皮肤的小女孩如何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美国精英女性之一。
她的生活轨迹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奴隶制度时代。和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赖斯的祖先也是从非洲被运送到这个新世界中来的。他们被剥夺了权利，被诅咒，他们的苦难史代表了所有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中期被“运送”到美洲来的奴隶的苦难史。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完全体会奴隶制度到底有多么残酷无情，”哈里·贝拉方特说，“人们回忆起了所有的苦难和无数死去的灵魂，这比欧洲死在毒气室、死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人要多几百倍。非洲人在美洲及其殖民地经历的一切，如今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再现。”
不仅仅只有哈里·贝拉方特，越来越多的黑人把白人对他们祖先的流放看作是“千年的罪行”，并将之与欧洲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英国的非洲研究专家戴维·立维斯顿教授估计，２５０年的奴隶制度时代中，丧生于去往新世界的路途和贩卖过程中的黑人至少有１亿之众。每１０名黑奴中只有１人能够活着到达美国的北海岸。
很多美国公司的财富并不是建立在开拓精神或是刷盘子的浪漫故事上，而是建立在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的血和汗之上。迈克尔·摩尔（美国导演兼作家——译注）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建设美国、并创造了它经济繁荣的几百万黑人奴隶，如果没有他们至今仍为白人干着最脏最累的活的几百万子孙，世界上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美国。”
今天，黑奴的子孙们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诉讼，控诉多家西方私营机构因在１００多年前剥削虐待他们的祖先而犯下的“历史罪行”，要求索取赔偿，并分取这些公司从剥削奴隶中所赚得的利润。之前曾为二次世界大战生还者争取到巨额赔偿的美国律师为这次新诉讼组成了一支“律师梦之队”，发誓要为黑奴后代讨还公道。他们在联邦法庭上公布了一份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依靠剥削压榨奴隶至少赚取了几百万美元。名震华尔街的“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作为著名的奴隶交易的始祖而受到谴责。这家公司的前身是“浦诺旺斯（Ｐｒｏｖｉｎｃｅ）银行”，当年靠手中拥有的几艘海船贩卖黑奴发迹，生意逐渐做大，直到成立“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赫赫有名的世界保险业巨擘“安泰公司”曾接受南部农民为奴隶购买的人寿保险，而当买了人寿保险的黑奴被折磨、劳役<--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致死或者自杀之后，保险公司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出过。而美国运输巨头“ＣＳＸ铁路公司”所拥有的铁路最早也大多是由黑奴建设的。
美国政府同样也面临着赔偿控告。根据律师们的观点，美国国家也从黑奴交易中获利。但这项指控根本不可能成立。美国社会的主体——白人，拒绝这项指控。美国政府也不愿意公开向黑奴道歉。被运送到美洲的黑奴的后代和遭到人口灭绝的非洲国家，直到今天还在徒劳地等待着和解的出现。《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说：“与此有关的，就是这个强权国家并不知道，承认错误对自己的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几十年来，在为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文化建立一个博物馆的问题上一直颇有争议。早在１９１７年，黑人老兵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过了将近９０年，美国国会才为博物馆的建造工作拨款１７００万美元。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小布什总统签署了建立博物馆的有关法律。
奴隶交易并不是美国的发明。早在第一个白人踏上非洲的土地之前，它就已经在非洲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形式存在了。阿拉伯的奴隶捕猎者们在撒哈拉大沙漠南部追捕“异教徒”，用黑人交换马匹。１４６０年左右，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在西海岸诱拐非洲黑人，并把他们卖到里斯本的富人家中当奴隶。一些上层社会的女士甚至把非洲人当成充满异国情调的情人。
随着非洲的发现和开发，大规模的“黑人大屠杀”开始了。白人征服者、矿井和种植园老板对黑奴这种廉价的强制性劳动力贪得无厌。黑奴跟商品一样可以极大地促进生意和盈利。一个人拥有越多的奴隶，那么他就越有名望。奴隶就是财富的标志。买一个奴隶只需要一个自由工工资的三分之一。他们可以被买卖、被典当，甚至可以用来清偿债务。
奴隶的肤色和出身完全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多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和利润。
最先被奴役的是印第安人。但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无法胜任种植园高强度的强制性劳动，并且对欧洲的瘟疫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几十万几十万的印第安人死去了。
因此西班牙传教士、多米尼加僧侣拉斯·卡萨斯要求禁止贩卖印第安奴隶，为使印第安人免于灭绝，这位“印第安的传教者”建议“推广黑人奴隶”。他们被视作是更强壮的种族。据当时西班牙会计员记录，他们买进的黑奴数目是印第安人的两倍还多。
后来拉斯·卡萨斯对他的这个决定十分后悔，不幸的是，已经为时太晚：作为印第安人的替代品，人们开始猎捕“黑色象牙”。人们把非洲称作“Ｖａｇｌｎａ ｇｅｎｔｉｕｍ（意即繁殖人口的子宫）”。几百万在这里出生的人，对捕人的“猎人”来说只不过是“出口的货物”：在奴隶交易存在的近三个世纪里，至少有１０００多万非洲人被运送到新世界惨绝人寰的环境中：６５０万被送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和美洲中部，４００万被送到巴西。
有一组数字可供参照：１４９２年到１８２０年间，被作为奴隶运送到新世界的非洲人是从欧洲去往新世界的移民的五倍。其中有５０万黑人来自北非。而到奴隶制度被废除的时候，这个数目已经上升到了４００万左右。
绝大部分的非洲人是在非洲西部沿海的格里岛被装上运输船只的。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沿海地区“招募”强制劳动力。当那里的人口越来越少后，奴隶追捕者开始向非洲内陆推进。
这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必然后果就是：非洲的贸易体系和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毁坏，整片整片的地区几乎人口灭绝。
但是“信仰基督教”的人贩子并无任何怜悯之心。“我们买卖的人，从头到脚都是黑的。他们的鼻子是如此之扁平，我们根本不可能对他们产生一点同情”，历史书籍这样引用一个见证人的评论，“因为人们不能想像，智慧的上帝会将高尚的灵魂放进一个完全黑色的身体……人们不能把这样的人设想成是人类，否则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是基督徒’。”
人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用黑奴来交换来自欧洲的玻璃珠、烈酒和纺织物。他们用贩卖黑奴所得的钱财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金子和丝绸，糖和朗姆酒，棉花和咖啡，烟草和调料……。
最终，黑奴必须被全数运送到美国——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之下。在“贩卖灵魂”的船只无比狭小的空间里，黑奴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对他们来说，通往新世界的路就是走向地狱之路。
坏血病、痢疾和一种叫做“雅司病（Ｐｉａｎ）”的皮肤炎症是船上经常出现的疾病。这些病症的出现大大增加了黑奴的死亡率，并由此引发了人贩子之间一场关于黑奴运输效益的变态争论。
赞成“宽松装载（ｌｏｏｓｅ－ｐａｃｋｅｒ）”的人认为，人们应该给黑奴稍微多一点的空间，以降低死亡率。他们希望“货物”尽可能全部都能运送到新世界的市场上。另外一些赞成“密集装载（ｔｉｇｈｔ－ｐａｃｋｅｒ）”的人的意见是：尽可能多地在他们的船上装进黑奴。当到达目的地后，再把活着的那些黑奴喂肥，并给予足够多的时间恢复健康，让身上的溃疡愈合。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在加勒比海的奴隶市场上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奴隶。１６１９年，首个拥有自由人身份的黑人“外籍工人”被驱逐到英国在北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此后，黑人被奴役的时间有了一定的期限。但从１６６０年开始，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实行了终生奴役制。１６６９年后，奴隶占有者对他的奴隶拥有了绝对支配权。在白人主人的眼中，奴隶根本不是人，而是一样东西，一种商品。
驱逐流放在１７７６～１７８３年的“独立战争”时期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每年平均有１９２艘英国运奴船将５万名非洲人带到北美洲。绝大部分黑奴在矿山、种植园和奴隶主家中被盘剥、压榨。很快，三分之一的白人都拥有了奴隶。
１７９３年，艾利·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后，种棉业迅速普及。美国南方的殖民地，“棉花王”（Ｋｉｎｇ Ｃｏｔｔｏｎ）控制了整个棉花工业。它的财富全都来自黑人的强制性劳动。棉花种植园主们迫切地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导致了奴隶交易的骤然膨胀和捕获奴隶的新形式的诞生。一些贩奴团伙毫无廉耻地绑架种植园的奴隶，然后把他们重新卖到另一个地方。
在法律上奴隶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法律只保护白人。
这意味着什么？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她的作品《宠儿》中对此作了精辟的描写：“……随便哪个来路不明的白人都可以让黑人替他去做任何他心血来潮想到的事。不仅仅是让你干活，杀了你，或者让你残废，而且还要玷污你。你被玷污得一塌糊涂，甚至连自己都对自己无法忍受。你忘记了你是谁，而且再也不想知道自己是谁。”
即便是犯了一个极小的错误，黑奴也会被残酷地施以鞭刑。最严重的罪行就是试图逃跑。被抓到的人会被切掉耳朵，在肩膀上烙上一个印记。如果第二次逃跑依然失败，惩罚将更为残酷。黑奴将被打断双腿，另一侧的肩膀也会被烙上印记。第三次若是失败，等待他的惩罚将是死亡。
虽然奴隶允许结婚，但他们的白人主人随时可以将一对奴隶夫妻中的一个贩卖掉。女奴隶对她们的孩子没有一点支配权，他们随时可能会从母亲的怀抱中被人夺走，然后卖掉。奴隶们住的小房子都被一个一个隔离开，他们必须睡在木板上，不允许受教育。他们每天必须工作１５小时。奴隶们终日在手执皮鞭的工头和监工监督下劳动，吃得很少，但时不时就被殴打，女孩们则被白人强奸。
奴隶制度还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变体：为了保证奴隶“后代”，种植园主们开始繁殖这种强制性劳动力。马里兰州、卡罗来纳州和新泽西州都曾建立过相应的农场。人们在那里豢养黑色“种牛”，强迫他们和陌生的黑人妇女性交。
一些奴隶主对此也很感兴趣，随便将黑人妇女占为己有：康迪曾祖父的母亲和奴隶主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康迪的曾祖父不用去田野里劳动，只需在奴隶主家中做一些家务。康迪曾祖母的母亲情况也差不多。她来自一个当时相对享有特权的家庭，学过读书、写字。康迪的曾祖母茱莉亚·海德·赖斯就是在一个种植园里出生的。
１８０４年，美国北方城市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是１８５４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确立了南方继续选择奴隶制度的自由。
在此两年前，斯托夫人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书中描写了种植园奴隶的生活和他们所受的苦难。一年之内，这本书的销售量超过３０万册。这本书在南方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人们纷纷谴责的无知。而在北方，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们通过这本书的成功感受到了民众对自己的认可。他们逐渐聚拢到共和党的旗帜下。６年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第１６任总统。
林肯的当选使得奴隶制度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并最终导致了南北分裂：１８６１年２月４日，南方蓄奴州南卡罗来纳首先脱离联邦，接着佐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诸州相继脱离，并于１８６１年２月宣布成立“南方联盟”，另立以Ｊ·戴维斯为总统的政府。新总统在就职时发表演说，称南方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不管从身体上还是伦理上都不承认黑人和白人平等的政府”。
林肯立刻对此做出了回应，在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中宣布废除奴隶制，解放“所有南方武装反叛国家的奴隶”。此时美国的内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场战争造成３８．５万人阵亡，２８．２万人受伤。１８６５年４月９日，南方联盟无条件投降。
胜利后的第五天，即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４日，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凶手是一个同情南方的精神错乱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但奴隶被正式解放了。１８６５年１２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１３条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度。
南方种植园主对奴隶的统治宣告结束。之前一直靠主奴关系维持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大约４００万黑人被释放，康多莉扎·赖斯的曾祖母茱莉亚·海德·赖斯也在其中。南北战争后她和约翰·威斯利·赖斯结了婚，以前他是卡罗来纳州的一个黑奴。他也学过读书写字。约翰和茱莉亚在亚拉巴马州的尤塔安了家，并在那里承租了一家农场。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用非洲人卫理圣公会（ＡＭＥ）的信仰教育孩子们。１８世纪，卫理公会教堂拒绝黑人基督徒入内作礼拜，于是１８１６年，非洲人卫理圣公会成立了。它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而奋斗。这个教派，也就是马丁·路德·金所属的教派，今天已成为美国第二大黑人信仰团体。他们照顾无家可归的人，<--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他们讨论汤的烹调方式；他们组织募捐衣服。
约翰和茱莉亚也在这个黑人教会中找到了精神和社会感的归宿。他们定期参加弥撒，并用基督教的教义教育自己的孩子：“信仰永远是最重要的。不管一个人贫穷还是富有，信仰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我都想呐喊，告诉人们被监禁是怎样的感觉。因为我了解社会这个大监狱的寂静，在这样的监狱里作为黑人应怎样生存。
——尼娜·西蒙
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我都想呐喊，告诉人们被监禁是怎样的感觉。因为我了解社会这个大<--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监狱的寂静，在这样的监狱里作为黑人应怎样生存。
——尼娜·西蒙
约翰和茱莉亚自由了。但事实上，关于公民权利他们仍然只有梦想的份。南部联邦很快做出反应，在军事失利后抛出《黑人行为法》。这个特殊法律文件又一次取消了黑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并将黑人置于奴隶的地位。选举权和成为人民公务员对于他们来说仍是被禁止的。在种植园主那没有灵魂的头脑里，依旧深深植根着对黑人的偏见。
一个农场主这样表示：“我的黑奴不适合拥有自由，因为如果他们犯了错，不会自愿接受鞭打的惩罚。”
《黑人行为法》直到１８６６年，共和党人赢得大选时才最终被废除。他们将附加条款加入宪法中，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并且拥有选举权，以前的奴隶也一样，像约翰和茱莉亚。但是在棉花老城亚拉巴马（Ａｌａｂａｍａ）——所谓的美国南部的心脏城市——对黑人的压迫反而加深了，并且白人占统治地位的规定也在所谓的《吉姆—克罗法》中继续实行。
吉姆这个名字并不是个全世界通用的名字，而是对黑人的蔑称。追加条文《克罗》（Ｃｒｏｗ）表示“你这只黑乌鸦”，并且有意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黑人就像乌鸦一样过着寄生生活，将刚播种到地里的种子啄出来，也就是靠着白人老爷的饭活着。
这种种族偏见被白人演员和娱乐制造者托马斯·达特茅斯创作为作品“赖斯老爹”。１９３０年，他组建了一个类似杂耍娱乐场的黑人演出剧团，像中世纪宫廷吟游诗人一样，穿梭于南部各州巡回卖艺，并且亲自扮演名叫吉姆的上了年纪又身有残疾的奴隶角色。为了这个角色，他用烧过的软木头将自己的脸涂黑，这是一个制造黑色面孔的著名方法。
这个天真无邪、爱冷笑和跳舞的黑人讽刺漫画形象来到了白人观众面前，并且使赖斯这个名字闻名世界。无论是在路易斯维尔、辛辛纳提、匹兹堡、费城还是纽约，他都被当作明星一样受到人们欢迎。在伦敦和都柏林，“赖斯老爹”也粉墨登场。
１９世纪下半叶，黑人剧团演出已经成为最受美国大众欢迎和喜爱的娱乐形式：由白人演员化装成黑人，通过夸张的、一成不变的表演，对美国黑人生活进行滑稽模仿。
作品中有三个主人公：吉姆·克罗，一个天真的无忧无虑的奴隶坦波先生，一个永远拥有好心情的音乐家；还有奇浦·库恩，一个自由的、总是梦想着崇高世界的人。“作为被搬上舞台的讽刺漫画，”评论家斯佩克特说，“这三个人物形象加强了白人社会对黑人文化的贬低看法。”
同样，黑人艺术家们也组建了自己的黑人剧团剧院。这个名叫“乔治亚黑人剧团”的演出团体被赞美为世界上惟一的真正黑人剧团。当这些由音乐、舞蹈和滑稽短剧构成的表演在世纪交替时期消失的时候，“黑色面孔”却被新的媒体——广播电台和电影发现了。
无声电影时代最受喜爱的黑人银幕形象是汤姆大叔、手持平底铸铁煎锅寸步不离丈夫左右的胖胖的黑人保姆和名叫鲁夫斯或者拉图斯的偷鸡贼。“最好的”黑人影片是Ｄ．Ｗ．格里菲斯的经典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电影展现了化装成黑人的强奸犯人和偷盗的白人演员。
不可否认，来自吉姆·克罗（又叫“黑脸孔”）的诋毁性演出为黑人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直到今天，仍然不时唤起人们对那条种族隔离的特殊法律的痛苦记忆，想起那个规定在学校、饭馆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内都应“黑白分明”的年代。出于对这种“分离”的抗议，传奇般的爵士小号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拒绝在路易斯安那州演奏。他永远无法摆脱他的汤姆大叔形象。
有“福音和布鲁斯的高音修女”之称的黑人女歌手尼娜·西蒙同样通过一首充满斗争性的歌曲《老吉姆·克罗》，抗议种族隔离。尼娜·西蒙，原名尤妮斯·韦蒙，１９３３年生于美国南部城市卡罗来纳一个穷困的家庭，是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她的父亲是手工工匠，母亲是卫理会派布道者。四岁时尤妮斯已经开始弹钢琴了，当人们发现了她声音的巨大感染力之后，她成了一名歌手，并首先在亚特兰大城的一家爱尔兰酒吧登台演出。借鉴她钦佩的法国女演员西蒙·斯妮奥莱的名字，尤妮斯为自己取名叫尼娜·西蒙。凭借这个艺名，她成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呼声最高的一员。
她参加过无数次抗议种族主义的游行，并且始终站在游行的最前线。伯明翰四个黑人女孩死后她写下了歌曲《密西西比，该死的》。当马丁·路德·金遇刺时，她献给他一首歌《为什么？爱的国王走了》。她的歌曲《年轻、才华和黑肤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黑人的圣歌。
后来这位反抗的女歌手带着她低沉沙哑的嗓音和黑色的灵魂离开美国，并先后在利比里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和法国南部生活。７０岁时她在法国去世。“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我都想呐喊，”一次她这样说，“告诉人们被监禁是怎样的感觉。因为我了解社会这个大监狱的寂静，在这样的监狱里作为黑人应怎样生存。”而以前的奴隶，被林肯总统解放了的约翰和茱莉亚，在这个“社会监狱”中又有怎样的经历呢？那个《吉姆—克罗法》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无疑，他们不得不继续接受“黑奴”这个和脏话“吉姆·克罗”有同样意义的名字。因为面临着在所有公共场合墙上挂着的“仅供白人使用”的标牌时，他们又变成了被剥夺了权利的、地位低贱的人。
仅供白人使用：黑人在这里得不到救治的医院；仅供白人使用：黑人在这里得不到服务的餐厅；
仅供白人使用：黑人不能使用的公共饮水机；
仅供白人使用：黑孩子们被锁在门外的中小学和
大学；
仅供黑人使用：那句脏话“黑奴”；
仅供黑人使用：通常情况下过于拥挤、肮脏的城铁和公汽车厢；
仅供黑人使用：设备差劲的学校和糟糕的工作；
仅供黑人使用：儿童游乐场中木质的旋转木马“吉姆—克罗”。
“黑与白”和谐相处的梦想开始时还是失败了。或许在亚拉巴马州，根本没有谁严肃地考虑过这些。无论如何，首府蒙哥马利在内战以前是南方政府所在地。在政府前的地面上，一颗青铜的星星标记着杰斐逊·戴维斯作为首位和惟一一位被废弃的南方政府总统宣誓就任的地方。
内战过后，亚拉巴马的心脏仍然保持分裂状态，仇恨的怒火仍然灼烧得白人强硬派不得安宁。此后不久，他们便在三Ｋ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并发明了一种新的恐怖形式：对“黑奴”侮辱，爆炸，处以私刑和焚烧。南方的报纸甚至为这些“活动”刊登公开的预告。也有戴着面具的三Ｋ党人在街上举着标语牌游行，用惩罚恐吓黑人，逼迫他们离开这个城市。
１８６５年圣诞节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战败的南方军的６名前军官在田纳西州的伯拉斯凯组建了一个恐怖的种族秘密组织。联邦军前将军内森·福里斯特，成为这个组织第一位大巫师，也就是组织中地位最高的巫术大师。
内森·福里斯特，这是个不能不提到的人：内战前靠贩卖黑奴和经营大种植园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凭着杀手的天性和对北方佬以及黑人的敌视，他在南北战争中迅速爬升到旅长的位置。在一次战役胜利后，他下令将１００多名政府军黑人俘虏全部处死。这次屠杀实际上早就足以将他送上战争法庭审判，可这位在南方深受大众欢迎的将领却被美国国会赦免了。
战后他重操种植的旧业，并全身心投入到三Ｋ党的工作中：阻挠黑人获得他们新争取的权利；复辟旧的社会秩序和规则；重新赢得白人的统治地位。三Ｋ党人坚信，黑人天生就是比白人低劣的。这种有种族歧视性的想法在简单的乡下人中获得了最主要的追随者，１８７０年，三Ｋ党在整个联邦中已经拥有了５０多万“弟兄”。
在托马斯·狄克逊的长篇小说《同族人》被改拍成电影以后，三Ｋ党变得格外流行，广受欢迎。故事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南方人民正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三Ｋ党是一个爱国的组织。
１９１５年，这部电影在美国各家影院上映，赢得了上百万观众的热烈响应。到１９２５年，三Ｋ党已有５００万成员。他们主要活跃在南方城市里，竞选众议员和行政区的最高长官。三Ｋ党拥有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地产公司、生产棉布和防风帽的纺织工厂。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三Ｋ党的成员数还一直保持在３万到７万之间。
三Ｋ党（Ｋｕ Ｋｌｕｘ Ｋｌａｎ）的名称来源于希腊语的“ｋｕｋｌｏｓ（圆环）”。“Ｋｌａｎ”这个词出自Ｋｅｌｔｉｓｃｈｅｎ，起初的意思是“家庭”。三Ｋ党的中心自称为“巢穴”。由于三Ｋ党的非法性，他们必须进行地下工作，三Ｋ党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标志：“看不见的王国”。
将被吸收入组织的准成员首先被蒙住眼睛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之后他们的“美国信念”被严谨仔细地审核。只有出自于美国白人家庭并在美国出生的人才有资格加入组织。他们既不能是天主教徒也不能是犹太人。有人教导他们，美国并不是哥伦布发现的，而是由一名名叫利夫·埃里克松的北欧航海家发现的。之后便是仪式和对三Ｋ党信仰准则的忠诚宣言：“只有白人才是神的反映。”
自称为“看不见的王国”的“白人骑士”，开始时用低级的小把戏吓住了迷信的黑人。他们佯装成在最后一次战役中牺牲的联邦军英雄的鬼魂，把自己裹在白色的棉布（Ｋｕｔｔｅｎ）里，戴上尖顶的防风帽，骑在高高的骏马上朝着他们的牺牲者伸直木头做的假手臂，并用南瓜做成假的头颅，给人造成他们可以把头颅拿下来的假象。
三Ｋ党人偏爱夜晚时分在树林里的大片露天空场上举行“集会”。每个三Ｋ党人都在背包里放上星条旗和圣经，可是实际上他们信仰的真正标志是有火的十字架。夜晚，他们在锁定好目标的房屋附近的山岗上点燃这个标志，光线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见，用这个作为对所有黑人的警告。
如果只是恐吓，其效果并不会保留很长时间。于是不久以后，燃烧着的十字架成为了以“好的黑奴是一个死了的黑奴”为口号的“残忍的夜晚与雾”行动的一部分，这个“残忍的夜晚与雾”行动在１８８２年到１９６２年之间至少使４７３３人成为了牺牲品.大多时候，三Ｋ党人都是在夜里出没，他们把事先锁定的目标残忍地从床上拽起来，劫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用力鞭打之后再割下他的睾丸。三Ｋ党人对实行这种行为的辩解是“为了保护白人妇女”。而事实上这种行径正反映出了他们对黑人的嫉妒，他们自觉白人的性能力要比黑人低。
三Ｋ党的爪牙回忆起他们的暴行时承认：虐待性的严刑拷打、阉割、残忍地剖开孕妇腹<-- 正文页画中画 begin --> 部、绞刑、五马分尸和火刑都在议程之列。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三Ｋ党人被送上过法庭。
生活不仅将黑人投入苦难的深渊，恐怖主义行径同样对准了犹太人、印第安人和“毛毡旅袋客”。“毛毡旅袋客”是南北战争后，人们对只背着一个旅行袋去被战胜的南方，并为以前的奴隶说话的白人教师和官员的称呼。他们被残忍地杀害。有时三Ｋ党人会给那些受害者时间，用自己的鲜血给在北方的家人写一封告别家书。之后，这些血书会被小心地送到邮局。
北方的人民被这种暴行激怒了。同样，在南方，对秘密组织的血腥恐怖主义行径的反对也在逐渐增长。１８６９年，大“巫师”、前将军福里斯特不得不公开宣布解散三Ｋ党。然而三Ｋ党的地区支部，却仍在继续对黑人滥用私刑。于是，联邦军队被派往南方。
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反三Ｋ党的法律以终结这种地狱般的恐怖行径。但是这些命令却只被执行了一半。三Ｋ党仍然继续在地下活动着，当１８７０年黑人取得选举权时，他们的投票被早已熟稔的恐怖行径阻碍了。黑人代表们被逼迫辞职。黑人的学校和教堂被放火焚烧。表示反对的人都被列入三Ｋ党的死亡黑名单。
当约翰·赖斯，康多莉扎·赖斯的祖父，在１９１８年决定离开他父母在尤塔的农庄去上大学时，亚拉巴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方面，他很清楚在南方他还必须忍受这种暂时还无法改变的种族歧视 ，另一方面，约翰心中还存有一个梦想：他深信不疑，像他这样的黑人，只有通过知识和教育，才能从白人的统治之中摆脱出来。倘若他们成功了，公民权利将会自己到来。约翰感觉这个梦想就像是一颗在亚拉巴马昏暗阴沉的苍穹中预示着好兆头的明星。他搜集了所有的积蓄并开始了对大学的寻找。这颗明星指引着约翰到了远离家乡５０英里外的塔斯卡卢萨，在印第安语中它的意思是“黑色战士”。那个地方于１８１８年建成，并在１８２６年到１８６４年间一度作为亚拉巴马州的首府。
从１８３１年开始，在塔斯卡卢萨就已经有了亚拉巴马大学。但是约翰知道，在那里黑人学生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入学的。因此他向斯蒂尔曼学院，一个１８７４年由一些白人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专为黑人布道者和传教士创建的教育机构提出申请。查尔斯·阿伦·斯蒂尔曼博士是这个教育组织的先驱之一，学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当约翰在斯蒂尔曼学院得到一席学习之地时，他一直渴望实现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真。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学校的课程，也因为他的勤奋学习而出了名。可是就在几个月以后，他就已经变得一贫如洗，再也无法支付学费。
其他学生告诉约翰说，如果他接受作为传教士的教育，就可以申请奖学金。这是一项关怀人类灵魂的无报酬的职位，其任务是宣扬上帝的意旨，创立新的基督教区。
约翰没有考虑太长时间就决定了接受成为布道者的教育。这就是他漫长的走向成功的故事开端，这个走向成功的故事影响了他家两代人的生活。在种族隔离环境下，这样做可以提升社会地位，增强个人自信心和对上帝的敬仰。对于他的曾孙女康多莉扎来说，这种家族遗传的信念也早早地就深入了她的骨髓和血液里，成为她在事业上飞黄腾达，并最终谱写家庭传奇最辉煌一页的关键。
在顺利完成学业后，约翰首先在路易斯安那开始了布道的工作，在那里，他为教区的黑人成员争取平等的权利、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此后，教堂把他派到新兴的工业城市伯明翰。这是一座依靠煤铁矿石开采业而兴起的城市，隆隆作响的钢铁机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没有工作和前途的黑人前来充当劳工，因此伯明翰成为美国黑人人数最多的城市。
约翰在那里建立了“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为黑人的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但这并非易事——黑人学校的条件奇差。在亚拉巴马州的这座大城市，白种人的优越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人完全没有价值可言。黑人被白人老爷压迫，被白人老爷殴打，被白人老爷吐口水——只因为他们是黑人。黑人不允许向白人伸出手，如果一个黑人碰到了白人妇女的手，他会因强奸罪而被指控。
像约翰这样为公民权利斗争的黑人布道者，每天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是他从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从不向别人传授仇恨和暴力。他是个随和的反叛者，相信上帝并为更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世界。这就是他的梦想和反抗的方式。
他娶了特丽萨·哈德奈特·赖斯，在巴吞鲁日生了两个孩子：小约翰和安吉拉。女儿安吉拉后来在维斯康星大学学习英国文学，１９７９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英国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专著。安吉拉对她的侄女康多莉扎·赖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日在亚拉巴马首府蒙哥马利发生一起冲突事件，揭开了黑人非暴力民权运动的开端：就在白种人的眼皮底下，４３岁的黑人缝纫女工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共汽车上把她的座位让给一个白种男人。当时她正在从蒙哥马利集市回家的路上。那天她下班后，乘坐了一辆克里夫兰大街的公共汽车。当时她很累，便坐在白人专座后面的第一个位子上。除了她以外，公共汽车上还有另外三个黑人。
还没有等那三个黑人完全坐到位子上，司机就命令他们继续往后面走，好让白人乘客坐那座位。那几个黑人马上站了起来，而罗莎·帕克斯依然坐在座位上没动。她不仅因为劳累了一天而感到极度的疲惫，而且还因为受到二等公民的对待而感到愤怒。
司机叫来了警察。他们把罗莎·帕克斯押到警局，指控她藐视“吉姆—克罗法”。她受到了１４美元的罚款，相当于现在的３０欧元。对于一个缝纫女工来说，这是一笔相当高的数目了。
罗莎·帕克斯被拘捕的这件事很快就在黑人之间传开了。在某个夜里，５０名民权运动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教堂里，对罗莎·帕克斯事件进行了讨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在德克斯特大街教堂里任职的年轻牧师，他就是马丁·路德·金。
这些黑人领袖决定对这件事进行抵制。为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取名为蒙哥马利促进会（ＭＩＡ）。这是一个致力于改善种族关系的委员会。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金被推举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
１２月５日，当罗莎·帕克斯一案开始庭审的时候，金号召全体黑人们拒绝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一抗议活动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下列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１． 公共汽车公司保证黑人们能在公共汽车上
得到礼貌的服务；
２． 公共汽车司机要保证每个乘客都有秩序地
乘坐汽车；
３． 黑人有权成为公共汽车司机。
星星抗议之火很快就在黑人群众中形成燎原之势。所有黑人都无条件地响应金的号召。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住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一向都依靠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此时，他们义无返顾地站在金的一边：“我们辛劳工作，受尽压迫，白人还时常对我们施以拳脚……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把自己从种族隔离的黑暗和前途渺茫的深谷中解放出来，正义的光明大道已经在所有种族民众的脚下展开。”
１月２６日，由于没有客源，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不得不在黑人住宅区停运。心怀不满的白人当局不甘罢休，他们命令所有出租车公司至少把价格提高到４５美分，企图逼迫黑人就范。金联合另外几个人合办了一家私人汽车公司，用来代替价格昂贵的出租车接送黑人。在其开业的第一天，就有超过３００人自愿前来乘坐。很多白人妇女也主动请求到黑人住宅区为他们承担家务。
白人市议会尝试用各种卑鄙手段瓦解黑人的抵制运动。警察开始以莫须有的理由来逮捕黑人汽车公司的司机，有时甚至故意伪造交通事故；法官宣布“抵制乘车”违反法律，下令禁止黑人合办的私人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拒绝给“未经允许且没有营业许可证”的“私人公司”做汽车安全担保，原因是所谓的风险太高了。有超过１００名黑人被起诉。其他反抗的黑人却丝毫没有被吓退，他们反而涌向监狱，让警察逮捕自己。
有人无法再容忍这种无理刁难，开始设法准备武器。然而，金成功地让抵制行动在非暴力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你们有武器，请把它们藏在家里；如果没有，也请你们不要想方设法把它们弄到手。我们可以不通过报复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用非暴力来对抗暴力。我们坚信这能行得通，而且我们也不想施加暴力。我们的行为必须有爱。”他竭尽全力阻止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为了抵制白人商店而号召黑人游行抗议。
为了事业，马丁·路德·金甘愿冒着巨大的风险：他因为一点点的超速而被警察短暂拘留。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１日，他住在杰克逊大街的家人成为了暗杀的目标。一枚炸弹在他家阳台上爆炸了，当时金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一些教会成员正好在房子的后半部，奇迹般地没有受伤。
安放炸弹的人却逍遥法外。凶手很有可能是三Ｋ党的成员。在另一个晚上，暗杀行动又对准了拉尔夫·大卫·阿伯内西——金的得力助手。尽管炸弹直接在他卧室外的一根煤气管旁爆炸的，但是阿伯内西怀孕的妻子朱安妮塔和他的小女儿朱安达林仍幸运地活了下来。在同一天夜里，一个白人牧师的房子连同四个黑人教堂一起被炸弹夷为平地，侥幸的是，没有任何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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