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因为张艺谋正在拍的电影，相信这首诗已经有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是唐朝末年的一个晚上，屡举不中的穷酸秀才黄巢举头望月，无限感慨，在飒飒秋风中赋成了这首《不第后赋菊》。黄巢留下的诗作不多，现如今能够确认是他所作的只有三首，其中两首就是题菊花的，而且都非常有名。另一首《题菊花》也值得在这里抄录：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十多年后的公元881年，卷土重来的黄巢果然如诗中所言，“我花开后百花杀”，带领着他的山东弟兄们攻入长安，怯懦而庸碌的唐朝皇帝只好再次幸蜀，黄巢就地建立了农民起义政权大齐。这一次，一向幸运的唐王朝社稷没能危而再安，朱温也不是郭子仪，等到农民起义被剿灭时，唐帝国也气息奄奄了。公元884年，黄巢战死，农民起义被剿灭，22年后的906年，朱温毫不客气地取代了唐朝，建立了后梁政权，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长达54年。
唐僖宗驾回长安后的事迹史书上记载得不是很详细，因为当时全国到处都是的军阀混战已经够史官忙活了，实在是没什么心力去记载一个守国失道的皇帝心理活动。如果有，不知道僖宗会不会后悔，早知道后来会这样，还不如把黄巢特招了算了。如果当初黄巢不是屡屡落第，而是考中了进士，如愿以偿地进入唐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混迹官场，等待升迁，也许历史就会很不同了。
大约250年后，已经戴罪在身的宋帝国基层小吏宋江在流放地江州写道：
身在山东心在吴，飘蓬湖海漫喈吁。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果然，几年后，同样是在山东，同样是农民起义，同样是官军屡剿不灭。宋江的手下李逵就多次劝宋江说，不如杀进东京，让大哥做皇帝的鸟位。所幸这一回不是一向强硬的唐帝国，而是从开国开始起军事上就一直很弱的宋帝国，宋帝国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一向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先是剿，剿不灭，那就招抚。也幸亏，这一回的宋江不是黄巢，对朝廷还没有完全绝望，也没有真的杀进东京夺了皇帝的鸟位的决心，于是招安成功，宋朝这才又苟延残喘了几年。
俗话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这话不对。光有秀才，造反是不能成功的；但是，话反过来说，没有秀才参与的造反也是万万不可能成功的。宋江是小说人物，姑且不说，就是从黄巢开始，往下到元末农民起义，到明末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再到晚清的反清革命运动，其间无不闪烁着落第秀才们的身影。每当一个朝代气数将尽的时候，草泽之中总是掩藏着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本意一般都是不愿意铤而走险起来造反的，但当他们实在被逼无奈到了非造反不可的时候，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足够改变历史的轨迹和一个王朝的命运。
当然，黄巢造反这件事是不能怪僖宗有眼无珠的，洪秀全搞拜上帝教也不是道光皇帝能够预先料到的，洋务运动中热心送小孩出洋留学的清帝国官僚们也没有料想到，他们的这一举措竟然会成为日后颠覆清帝国的主要力量，1905年清帝国决定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时，也没想到没有出路的儒生们会马上接受革命思想，成为反清运动的中坚骨干。如果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能料到结果，无论如何他们也是不会愿意做这个决断的。偌大的帝国官僚体系，难道还容不下一个黄巢、洪秀全，还没有他们吃的一口饭？
其实，从唐朝以降，每个朝代初期，由于前朝末期的战乱造成的人口猛减和文教体系破坏，都会面临大量的人口缺口，所以对科举制都是极端重视的，会尽可能地通过科举制来选拔社会精英，将他们纳入到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来。但是，随着政治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开始恢复，人口也会恢复得非常快，文教制度体系也会逐渐恢复，整个社会的精英生产机制也就随之恢复。为了将这些精英吸纳进入官僚体系，朝廷只好尽可能地扩招，即使是朝廷财政紧张，仍然不会缩减在教育和新中进士的工作安排上的财政支出，反而会不断追加。一边是朝廷的财政紧张，一边是继续扩大的财政支出项目，就会为朝廷带来极大的财政困难。财政困难造成的一般是朝廷竭泽而渔，最后拖垮整个帝国。
以宋朝为例，初期太祖太宗时期，每科进士一般只有100多人，而经过漫长的10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每科取士往往都多达七八百人。即使制度安排是三年一科，要给如此庞大数量的新精英们要想每个人都能在官僚体系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也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宋朝采用的制度是，即使不能立即为他们解决就业问题，也会给新进的进士们安排一个教职或者其它闲散职务，并且给一份相当优厚的工资，让他们安心过日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国家要养活一大批光拿工资不干活的闲散人员。这对财政本就紧张的宋帝国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到神宗时期，之所以同意任用王安石变法，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理财。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改变考试方向，废除原来的诗词科，改为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这样，因为新的考试方向还没有相应的教育体系准备，士子们一时难以适应，就可以人为减少能够达标的人数，也就可以为朝廷减去一部分冗官。王安石的变法措施确实很有效，极大地加强了中央财政的支付能力。但是，正如司马光预言的，虽然加强了中央财政支付能力，它却耗尽了天下民力，三十年后国家会出问题。果然，在三十年后，金军南下，庞大的宋帝国瞬间崩溃了。
比起被农民起义推翻来，宋朝算是很幸运的了。两次都是亡于外族入侵，多少给后人留下了些悲壮的意味。但其实，当时即使没有金军南下，北宋帝国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相比于北宋自己养大批的闲散人员最后把自己拖垮，清帝国似乎主动性要更强些，还搞了很多改革措施，尤其是顺应时势要求，搞了宪政改革，以求自救。但清帝国的决策者们实在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居然连废除科举制这样的办法也能想得出来。固然说士君子当以天下为重，不应该计较一己得失。但人总归是要挣钱吃饭的，也要养家糊口。科举制一旦废除，就意味着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从原来的体制内人变成了被体制遗弃的孤儿，他们辛苦多年读的书在一夜之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不仅不能救国救民，就连自己的饭碗也无法保证了，其间的失落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去日本留学的人数突然猛增，由之前的几千人增加到了几万人。怀揣着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却只能远渡重洋去寻找新的机会，而国内传来的却每每是让人失望的消息。不断的失望必然导致最终绝望，最后，绝望的他们在这里汇聚成了反清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留学归来，仕途之门已经向他们完全关闭了，于是只好投身军营，栖身行伍。等到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埋伏在清帝国心脏里的定时炸弹们都爆炸了，清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一般地说，科举制下的扩招意味着精英汲取标准的降低，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被吸纳进入官僚体系。而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则不同，不是汲取标准的降低，而是培养对象范围的扩大。更与科举制下的扩招不同的是，现代教育体制下的精英生产机制在教育平等的口号下放弃了对未来精英们本应承担的政治教育和德性教育义务。试想，这些上大学时都梦想着未来能够过上精英生活的年轻人一旦在毕业后发现，原来社会上的精英位置早已经被占满，他们面临的不过是与农民工一样的生活境遇，他们的心理落差会有多大？德性教育缺失的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怎样的怨恨？
因此，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下的扩招表面看似乎生产出了更多的社会精英，给更多的人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质上，这些政治能力与德性都完全缺失的劣质精英们往往会成为一个社会最不安分的分子。换句话说，扩招带来的也许不仅是社会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政治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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