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保守派？

 

　　关于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此文不细说。这里仅仅说说这段历史中被蒙蔽了的那一部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转换。

　 按时下流行的“谱系”划分法。王安石改革之前，后来被称为大保守派的司马光与苏轼其实也是“改革派”：他们都看到了必须改革，区别仅在于改革的方法而已。择要而言，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是一种“休克疗法”；而司马光认为，首先要使人们守住已有的律法，即有一个法治的环境再稳妥地进行改革；而且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因为他看到了改革的约束条件：“大坏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写到这里，我想俄罗斯当年要有这样一位改革设计大师就好了！）苏轼的改革思路则是首先整顿吏治，然后才能改革。否则，再好的改革举措一经腐败的吏治就成了鱼肉百姓的借口。所以，他后来评价王安石本来皆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青苗法”，最后竟然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时说：“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但实行起来后,“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但王安石的改革一路走去，昔日的“改革派”纷纷变成了他的对手，即后来人们所谓的“保守派”。不仅司马光、苏轼与他之间的分合众所周知，而且与他更亲密的起初最为坚定的“改革派”也离他而去。

　　王安石比谁都清楚，改革首先要造舆论。而北宋时期，御史台谏官的舆论对政局影响最大。所以，为了推行其改革，他不断清洗谏官中的反对者，前前后后被他清洗掉的谏官达19位之多。改革之初，他鼓动神宗放逐了御史台中的“保守派”总头目吕诲。熙宁二年(1069)，由于谏官李常、程颢、陈襄、王子韶、张戬、孙觉等连续上疏反映新法造成的的负面影响，王安石立即解除了吕公著、李常、程颢等人的言职, 同时选拔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充任台谏官。本来北宋官僚政治中的谏官的使命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宫庭中的“弄臣”，专门上传民间的不满以使皇帝知道，所以，神宗本来想让敢提出反对意见的韩维为中丞, 但为了“改革”，王安石说:“维必同俗, 非上所建立, 更令异论益炽, 不如用绘。” 在这方面王安石绝对算得上是政客，发展到后来，竟然动用特务机关监督对改革有怨言的老百姓，“凡市道之人谤议新法者，执以刑之”。以至于南宋章如愚批评道：“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清洗了“反改革派”后，王安石所安插的所谓“改革派”“宣传部”成员，除了像利用“乌台诗案”欲置苏轼于死地这样的奸臣李定、谢景温等少数人自始至终高唱“改革”赞歌之外，大多数起初支持王安石改革因而被王安石用起来的谏官，后来竟然走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了“保守派”。其中，上文提到的由王安石亲荐的御史中丞杨绘, 上任后不久就与另一个同样为王安石所推荐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等一起, 成为攻击王安石改革的骨干。 愤怒之下，王安石再次清洗台谏官，把杨绘、刘挚驱逐出御史台,起用了一批对改革“绝无异论者”，但让王安石万万想不到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批由王安石推荐的变法积极分子如张商英、刘孝孙、盛陶、唐炯等人,竟然再次在反对王安石“深化改革”中充当了骨干分子！几代由“改革派”转过去的“保守派”的“顽固”，不能不是导致王安石“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深究这些“改革派”如何变为了“保守派”，就在于他们后来发现，在没有法治的环境之下，而且官僚系统腐败已经不可救药时，“改革”已经完全变了味、走了形。

　　当然，对王安石变法打击最大的是另外一位同样由“改革派”转过来的“小保守派”人物郑侠。改革之初还是平民的郑侠曾因为热议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奖掖提拔成看门官。熙宁六年（1073）年，皇帝还陶醉在王安石改革的成果中：原来空虚的国库现在已堆满了财富，而且堆不下后又新建了３２座国库，再堆不下又建了１０座。用现在的话讲，改革使国家经历了全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令神宗有些扫兴且奇怪的是，繁荣并没有带来“祥瑞”，相反，“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最后发展到“ 彗星出轸”这样的“天谴之兆”。而且从这年秋天开始，一直延续到次年夏天，十个月内国家却滴雨未下。就在这个关头，此前支持改革的小人物郑侠，冒死携《流民图》闯入皇宫，痛陈王安石变法如何成为国家、官员与地主三者相勾结剥夺农民的一场盛宴，而使得农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路塞饿殍，这才有了“天有异象”。据郑侠自己称，因支持改革被王安石擢拔成看城门小官，每天在城门上看到在改革中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农民的悲惨状况，才成了“反对改革者”。《流民图》就是他根据他所看到的状况而绘制的。神宗看完《流民图》后，始为之潸然，后为之数夜不眠，想不通一场皆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何走到了老百姓对立面。说实话，他本可不必太看重一个小“保守派”的“反改革言论”。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小保守派”竟然与他签下“生死状”：“倘罢废害民之法，延万生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而“苍天居然有眼”，在神宗下诏暂停青苗、免役等八项新法的第二天，天降大雨，万民雀呼万岁！

　　关于王安石变法，正史已有公认：“宋非灭于徽钦，而实灭于神宗”。用朱熹的话讲叫作“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用今天的话说，“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这当然对王安石是客气的评价。说实话，这还是有赖于被视为“保守派”的司马光与苏轼等人的伟大气度，也赖于王安石一开始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后来虽然“亲小人，远贤臣”力推新法，但整体上还算得上是“清官”，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对于他所推荐的一帮“改革派”，历史则没有这么客气：在正史中，章淳、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几乎无一例外是“佞臣”，而且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些人也的确“坏透了”：无一不在借“改革”之名捞足自己的油水并排斥异己。此时，真正的“改革派”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这也是从前的“改革派”后来都成了“保守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