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2006中国知青沉浮录

1976-2006中国知青沉浮录 

 
  2006年3月21日 08:42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编辑部

　　大迁徙

　　将近4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浮出水面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我感觉和对现状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别，使得这一代人除了曾经有过的一段共同的、难忘的经历，以及回忆起这段经历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点。也许，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岁月沧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对旧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刚返城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意识，并对改革开放天然地支持。但随着时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语言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识或弱势群体意识的对立，满足于现实、顺应现实或不满现实的态度差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和广东、四川、江苏等地知青的回顾展，举办“老三届文艺汇演”，以及《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苦难与风流》、《劫后辉煌》等知青书籍的出版，这一段历史从个人记忆深处浮现到社会表面。当然，这主要是精英的声音，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发言人，而没有发言权的整个“我们”也乐于让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这种大一统的关于“我们”的幻觉才开始消失。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等优秀素质。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暴露自己的经历，比如除了商业的计算，还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义：他们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队的乡亲，慷慨地对仍然贫瘠的土地作不望回报的投资；有人热心于张罗同学会，为昔日的同窗和战友排忧解困。

　　如果说苦难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那么从上山下乡经历中正面获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们在乡下坚持学习，并把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由于条件限制，他们基本上不能自学自然科学，他们的观察只能面对社会生活，而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当这些人后来获得进入大学或者在社会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时，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认识社会的洞察力来自过去痛苦的底层经历。这些人在绘画、作曲、电影导演、诗歌和小说创作，以及新闻和社会人文科学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度强烈地影响了社会价值氛围的形成。不过，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他们中的一些人困惑、失落和不满愈益增加，有的力图保住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发德高望重，说话越发不关痛痒。

　　沉入底层

　　与上述种种享受“劫后辉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惨的人，他们的总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和内退的工人。几年前，一位国情专家在分析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私人轿车的奔流，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无奈，又无助。

　　其实，知青群体的不幸还不限于那些最显眼的、在下岗潮中首当其冲的人，更主要地表现为他们的主体在生活道路上不断遇到的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当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乡政策，为知青返城打开闸门时，那些以为结束了困境的人马上面临新的困境。不错，国家开始实施新政策，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历史细账却无法细算和补偿。高考恢复了，择优录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刚进初中就遇到“停课闹革命”，在泥土中滚了好多年的人，面对高考这一天赐良机则有苦说不出来。我国从1970年代末起在许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实行考试择优录用，但这种进步措施对于因“文革”和下乡而荒废了学业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过是一道难过的关卡。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班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

　　还有那些永远留在农村的知青，他们活得更沉重，也许沉重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觉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关知青的电视节目中留给他们几分钟的画面，我们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们的存在，想不到历史大潮流会把人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怨，有没有悔？

　　农民声音的缺失

　　当万千知青以多种方式、从多种角度言说那一段历史和自己的命运时，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没有一个农民参与这场回顾与反思，没有人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回顾与评价。

　　其实，农民和农村是这一历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们十分习惯于这一方的沉默。不错，知青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村作出了贡献，他们有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或乡村教师，但他们在回城风的席卷下突然离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则少有人谈及；没有人计算过，知青的到来使农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粮下降了多少，生产队为了安置知青，在国家的安置费之外花费了多少；更不用说，知青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清理阶级队伍”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说，农民有理由、有权利要求某些知青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忏悔和道歉，但似乎从来没有知青这么做，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知青在聚会时讲到当年的偷菜偷柴、偷鸡摸狗、蒙骗恐吓老乡的趣事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段时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国，似乎知青对村姑的始乱终弃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谈到上山下乡和知青经历时只是要人们理解“我们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关系？

　　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发生了裂变。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民谚形象地注释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源于反思灾难后的人类智慧，源于每个知青对梦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张，是被压抑之后如地火运行最终迸发的勃勃生机。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回城返乡知青最终沉淀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但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时代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人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一代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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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万伯翱

　　“你现在不捣蛋了吧？”

　　-万伯翱自述

　　本刊记者 彭苏 采访整理

　　万伯翱，万里之子,1944年生，1962年落户河南西华县。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

　　说的全是道理，可也不看看，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1962年9月6日，开了家庭会议，父亲决定送我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锻炼。他这么一说，当即遭到了全家人反对。奶奶哭，妈妈拿不定主意，弟弟妹妹们也舍不得我走。

　　送我走的原因除了我没考上大学，还有就是我刚加入了共青团，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所以，即使不下放，我也要进工厂劳动，那会儿当工人阶级很光荣，更要支援农业第一线。

　　当晚，父亲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员不爱自己的子女，但要看怎么爱？是把你放在温室里，当花骨朵护着，还是把你放在革命实践中去？你不要忘记你是有牌号的，你的牌号就是共青团员。你下去后，要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不要想着回来，不要想着做官，不要心存侥幸；第二，你还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选择去黄泛区是特意安排的。潘复生，当时的中华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他刚从黄泛农场过来，听说我父亲要送我下乡，他说好啊，立马给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信，于是，刘建勋派他的警卫员一路送我到了河南黄泛区。

　　临走时，从不题字的父亲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我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就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15元钱上路了。

　　那年我才18岁，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没有警卫员带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一路上，心里还直打鼓。河南黄泛区是指黄河泛滥区，那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整整泛滥了8年，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在豫东形成了5.4万平方公里渺无人烟的“黄泛区”。

　　到了黄泛，才知道城乡差别有多大。原来在家里，虽然艰苦，好歹衣食无忧吧，好歹一个星期能洗一次澡吧。那儿虽然是国营农场，不会饿死人，但是生活条件极差。食堂的大勺子忽忽一抡，除了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油荦很少，用水兑点白糖就是最好的东西了。连个自来水管都没有，用的全是井水，还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四五个知青挤在一间破草房里，点的是煤油灯。有一年破草屋被风刮倒了，差点没把我砸死。到了文革那会儿，住得就更差了，四五十人挤在苹果仓库里，那股子霉味，能把人熏得半死。

　　黄泛区共分9个作业站。我被分到了知青最多的园艺场。第一次上工，我还是一副学生打扮，上面一件白衬衫，下面一双皮凉鞋。结果到果园里一看，这套打扮根本不行。已是9月份了，果园里热得还像在蒸笼里，大伙都光着脚丫，卷着裤管，踏在泥巴里。当时由家属组成的妇女生产队在果园里都热得不穿衣服工作，门口把一放哨的，远处瞧见我来了，赶紧喊，小万来了，小万来了。

　　就这么着，我也学农民戴起草帽，光着上身，披着一件尿素袋干活。那件尿素袋远处看飘忽忽的，整得跟戏剧《奇袭白虎团》里一样，为此他们都笑话我，我也不管，每天工作下来，汗如雨下，就着轧井里的水把它洗干净了，准备第二天上工时用。

　　第一个月领了22元工资，我家老爷子一听说，哦，那你还挺富裕嘛，别人一个月拿26元得养一家人呢。

　　不过，当地农民很朴实，对知青们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万里副市长的儿子，加上我个性挺开朗，干活卖力踏实，所以都亲切地叫我“小万”。他们手把手教我怎样干农活，让我慢慢锻炼，不让我猛干活，总说你弄不了，就让我来吧。

　　我除了白天干农活，晚上也教农民们读书识字，当地人到了二十多岁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

　　老爷子断了我的后路，不让我回家，要我留在农村艰苦奋斗，可说实话，我还是想回去，起码想读大学。再说，刚去的时候，年龄太小，没想过个人问题。以后年纪大了，有人帮你缝个被，洗件衣服了，你就琢磨，农民虽好，可也不能我一谈《红楼梦》，她就撵我去喂鸡喂鸭吧。

　　高呼打倒万里

　　下乡第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去。因为老爷子亲自写信来，不让我回去。那封信我都能背下来，信上说：我同你妈妈商量过了，觉得你第一年刚去，思想难免产生动摇，全家人虽然都很想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还是希望你不回北京的好……

　　这回我哭了，因为我就盼着回去啊，农场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人孤单单的。

　　结果这封信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题目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在乡下安家落户》。为此，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夸我是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到黄泛区的第4年，“文革”爆发了。我父亲被打倒了，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以往的通信，全在那时被烧了。我从到处演讲、知青下乡的典型人物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刘少奇的黑样板、资本主义的小黑瓜、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那时狠批刘少奇，我父亲是他的黑干将，整个党委都是黑的，那我还能白得了？

　　加上党中央为了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发动更多知青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更得老老实实地劳动了。

　　其实我心里很痛苦。怎么想也想不通，昨天还是毛主席树立的好典型，今天怎么就要被监督劳动？

　　农民的思想是很单纯的，听说你是黑帮子弟，觉得你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好在我不是当权派，平常就是一个劳动力，成天扛大锄，劳动态度还行，他们对我也还行。在一起的知青，难免背后要嘀嘀咕咕的，但面子上还过得去。

　　那段日子真是惶惶不可终日，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在知青里不算受冲击最大的，有的知青家庭成分不好，只能吃苦受累在前，好处一切靠边。挨批时，常批着骂着就一个大碗扣在人家脑袋上去。我没打过人，但也跟着乱起哄，高呼“打倒谁谁谁”，没法子，当时一切以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就连我父亲，我都得高呼打倒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读书多，好思考，比我们分析事物能力都要强。他在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一个X小组，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还是失败？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等问题，引起当局注意，加上赫鲁晓夫的俄文第一个字母也是“X”，于是“X”小组被打成“赫鲁晓夫”集团，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郭世英被公安部门暂时安排到和我同一个农场接受改造。即使这样，他还常和我讨论，什么是权威？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到底对不对？直到他最后被逼跳楼自杀。

　　这不算荒谬，我亲眼目睹有的知青因为擦毛主席像，一时不慎将像打碎，立马被打成反革命的；小孩子打架，将对方衣服上的毛主席像抓过来放在脚下踩，而导致家人挨整的。

　　和农民一起吃喝，一起在田间地头上劳动，拼命证实自己，也从中认识了社会，学到了最生动的语言，学到了大量的农业知识，这也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基础。

　　谁能靠老子过一辈子

　　1972年，父亲的问题被定性为“内部问题”，我也被保送进河南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在郑州炮兵学院当教员。因为要用英文给外国人上课,每天都要死记硬背大量专业英文,后来的英语水平都可以给他们讲高射炮了。

　　由于父亲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才戴上梦寐以求的领章和帽徽，并晋升为连级军官。

　　老爷子官复原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在那里开始了农村改革，一直到副总理，人大委员长。当年他送我下乡，后来也是他同意知青回城，有意思。

　　后来，我从炮兵学院调入北京武警总队。1987年，又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直到成为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

　　很多人都以为,老爷子在我的工作调动上,肯定起了大作用.可大家不知道,他总是帮倒忙。他常对别人说,“老大不行,你们干嘛要用他，比他强的人有的是呢。”弄得我有事一直不敢告诉他，比如国家体委当年准备提拔我做《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从考核到公示，我一直瞒着他，直到任命下来了，我才回家和他一说，本想听几句好听的，谁知他还是那句，比你强的人有的是呢。

　　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万里的长子”，谁能依靠老子过一辈子？我在圈里被称作“万老大”，因为朋友多，人缘广，一招呼，大家就来了，利用这些关系，为体育总局办了一些体育活动，搞些创收。在体育总局，最让我得意的是推动中国优秀教练员到第三世界国家援外。过去我们援外多是政治需要，我到人力资源中心后进行改革，真正让他们符合市场需求走出国门站稳脚跟。2003年北京SARS闹得最凶时，我主持仪式将30名全国各地的教练送到墨西哥，那种情况下组织教练出国有困难，不过我总有办法。

　　我这个人官瘾不大，在体育总局时，伍绍祖做决定就可以了。不是我装清高，也不是我看过太多的政治风云变幻，心生厌倦。当官有止境吗？希特勒想统治整个世界，他最后不照样玩完？

　　小时候，我不爱学习，淘气霸道，是有名的捣蛋大王。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我父母都是游击队出身，大概我也遗传了这种游击队作风。

　　当时学校校长，卓琳阿姨(邓小平夫人)对我记忆深刻，一次在北戴河看到我还说，“万伯翱，你现在不捣蛋了吧？”可没想几十年后，我却出书、写散文、写剧本。我有话要说，我为什么不写？

　　当年下乡的地方，我回去过几次，近年回去少了。但一起生活过的人，我全记得。有些人混得不错，有些人混得很惨，回城后没本事，没文化，工厂上班，又下岗了。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老爷子一句话，我也许不会在黄泛呆上10年，但我不后悔，再说后悔有什么用？
 
实业家宗庆后 永远不退休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宗庆后，1945年生。1963年落户浙江舟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要见到宗庆后，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的“低调”，而是他忙，真的很忙——在中国所有称得上企业家的人群里，宗庆后可能是最勤奋的一个。一年365天，有200天的时间在市场一线奔走、考察。2002年，宗庆后曾创下了12天跑遍大半个中国的纪录。

　　见到他的时候，已是4个月之后了，正值他到北京参加两会。然而，在会议和各种新闻发布会的间隙，他依然见缝插针，有空就在北京的市场上巡视、调查。

　　沉默，温和，带着些许的浙江口音，说话不紧不慢，语言平实而朴素。即使是记者不断动用“老派”、“保守”、“独裁”等等具有挑衅性的词语，他也是抱之以温和淡定的微笑。虽然甚少高谈阔论，他的回答却有一种化繁为简、直达问题核心的尖锐。谈得多了，在他谦和恭顺的外表之下，也会微微地流露出一点深藏着的骄傲与自负。

　　42岁开始创业

　　这是一棵中国饮料行业最老的“常青树”。19年来，健力宝，乐百氏，旭日升……一个个曾经辉煌的名字，或人仰马翻，或“朱颜已改”，或昙花一现，或惨淡经营。只有娃哈哈一直稳稳当当地带队领跑，在宗庆后的不懈努力下，已成为国内饮料企业的航母和世界第五大饮料企业。在中国市场被“两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虎视眈眈之时，娃哈哈所生产的产品一直牢牢占据着广大的中国市场。

　　宗庆后的家族曾显赫一时，祖父曾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父亲则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员。待到解放之后，家庭变得异常贫困，父亲没有工作，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宗庆后去了舟山一个农场，几年后辗转于绍兴的一个茶场。再后来，大批知青相继下乡，宗庆后可以说是知青中的先遣人员了。

　　在海滩上挖盐，晒盐，挑盐，在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那时的宗庆后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落少年。就像任何一个年轻人，“脑袋里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然而，在被命运之神遗忘的农村，宗庆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逃避灰色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四处找些书来看。

　　1978年，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10年里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依然郁郁不得志。待到他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42岁的沉默的中年男子。

　　42岁时还踩着三轮车，在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棒冰卖一根赚一分钱。谁能够想象，这个寡言少语的中年人有一天还有功成名就至今日之地步的可能。

　　尽管对于娃哈哈管理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路径，争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就宗庆后个人修为而言，这近乎一个“完人”，无可指摘，勤勉敬业，生活俭朴，乐善好施，从不知道享受为何物，过着如同清教徒般的生活。正值冠盖满京华的两会期间，这位身家67亿的富豪却悄悄住在一家每天两百元的标准经济旅馆里。

　　精明、务实、坚韧，这些浙江商人的生命基因，在宗庆后身上都得到传承。然而，草根出生为主的浙商“散、小、乱”的遗传病，却有幸突破。因为，宗庆后是个不知满足的人，以自己独有的理解和方式，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所有随他奔跑的人——下属、伙伴和他的对手。

　　大器晚成

　　从创业至今，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款，到今天银行里还存着娃哈哈近40个亿的真金白银，这让宗庆后颇感自豪。在这个大谈资本运作的年代，宗庆后依旧一分钱一分钱地做着自己的实业，老派得有些“落伍”。19年来，他带领娃哈哈所创造的财富，相较股市造就的多少“纸上富贵”，坚硬、踏实得如同娃哈哈在各地的厂房、机器，沉默地矗立。

　　在所有的企业家中，宗庆后最推崇李嘉诚，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对此，他信心十足——“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的大。”然而，造化弄人，起跑开始，宗庆后比李足足晚了23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句《孟子》被后人常引以励志到滥用的名言，确是宗庆后大半辈子苦难人生的真实写照。

　　对多数人而言，42岁已是到了被生活磨得心疲力竭、转而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岁数了。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这一次宗庆后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像一个工作狂似的，风里来雨里去，骑着三轮车到处送货，要把过去所有耽误的时光都追回来。

　　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岁月。宗庆后刚刚承包校办工厂的时候，企业又穷又小，什么都没有，中午十来个人蒸饭吃，还受人家的气。即使如此，有了人生寄托的宗庆后工作中再没有感到过失落：“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

　　大半世的消磨，余下的只能以夸父追日般的付出，以弥补往日所有的遗憾和壮志未酬。

　　“我这一辈子都很坎坷。”回忆过去，宗庆后依旧平静：“可能，这使得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什么东西都能够忍受，命运能给我什么机会，我就去做什么。”

　　40多年在社会底层卑微的生活，使得宗庆后格外珍惜社会对他的尊重和认可。他非常爱惜自己的名誉，极要面子。难以想象，2003年11月，在接受杭州市政府的300万元奖励时，早已是亿万富豪的宗庆后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眼泪。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朴实如宗庆后的人的作秀之举。“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赞扬，这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荣誉。”一位员工称。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宗庆后：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

　　人物周刊：不提您现在的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有必要如此刻意地节俭吗？

　　宗庆后：做事业的时候，没有功夫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说有钱，我能吃多少用多少？我的消费还不如我的员工呢，而且我也不太在乎。

　　我现在就是穿得土里吧唧的，人家也不会看轻我的，你说是不是？等你做到我这个份上，你说不定也会和我一个样。

　　“保守”的决策者

　　失败往往惊人地相似，成功却无定律可寻。纵观近20年娃哈哈的成长路径，宗庆后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对中国消费者透彻地理解和把握，并有对中国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借此与强大的国际巨头对抗。另一方面，他选择了一条企业现代化道路，把国内其他企业甩在了脑后。

　　宗庆后曾戏称自己是决策管理的“感觉派”——“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跑市场，我相信我的个人市场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娃哈哈市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本土的企业家中，他是少数最早具有营销意识的人，被西方媒体称为市场网络的“编织大师”。至今，他所一手独创的“联销体”营销模式，仍然是娃哈哈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如今遍布全国的80多家公司，几千个一级批发商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二级、三级批发商和销售终端，共同筑就了娃哈哈在中国饮料行业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

　　营销意识已经渗透在宗庆后生活的每个细节。在采访现场，他一边好脾气地拿着矿泉水瓶子配合一名日本记者拍照，一边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产品做起了推销：“你可以帮我们把产品推销到日本去。我的产品要比你们的便宜多了。在日本，一瓶饮料的价格大概是150日元，相当于一块多美金，就是8块多人民币。”拍完照片，又建议对方说：“可以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写上‘宗庆后希望日本人民都喝中国最好的水——娃哈哈’。”

　　尽管经常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典范，宗庆后并不认为娃哈哈那么“土”，更否认二三线城市才是娃哈哈的势力所在，“我们只是在几个最大的城市表现比‘两乐’稍差一些。现在，我们在上海的市场已经恢复了，销售量在慢慢爬起来，二月份产品一下子就卖了60万箱，而且还没有开始启动超市这一块市场。”

　　当宗庆后把目光放到更高端的一线市场，可口可乐也开始展开低价策略，猛攻娃哈哈多年的堡垒——农村市场。对此，宗庆后似乎并不当回事，“不是这么容易”。他也坦承，在和“两乐”竞争中也曾犯过重大错误。

　　各行业都战战兢兢地大谈如何与狼共存，宗庆后难掩傲气。“现在，我还不考虑和外资合作呢。在中国市场上，我的实力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可能还更强。娃哈哈就是坚持做一个绝对的民族品牌。”

　　1996年，与达能开始长达十年的合资，宗庆后有足够的资本——“跟达能合作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国情。我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事情，他说反对的，我们坚持做了，都成功了”。通过合资吞并乐百氏，赶走元老何伯权的达能，即使拥有合资企业51%的股权，面对宗庆后的强硬，始终只能是个出钱和拿分红的主。

　　60岁的宗庆后仍然顽固而且强势，保持着对咨询、顾问公司的怀疑和不屑，对外界对娃哈哈的各种评论和非议，宗始终毫不理会，他更相信自己近20年“用脚量地”的经验和直觉判断。

　　稳妥，是宗庆后的一贯作风，“现在靠我吃饭的人多了，更不能轻易地有闪失了。”从不高谈战略，对于种种时髦的理论和响亮的口号，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距离，频率使用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有什么用呢”。

　　从童装“试水”多元化，他只浅浅一尝；众目睽睽的国际化，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一些国外经销商上门要求作代理，“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要看时机成熟不成熟，不是为了面子，为了争什么世界500强去走国际化，就算争到了，企业却倒闭了，有什么用呢？”上市？他是真没有兴趣，尽管这对娃哈哈而言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企业和个人财富在短时间迅速膨胀——据一名员工透露，这让他的手下对老板颇有怨言。

　　莫非，一贯大权独揽的宗庆后担心，一旦上市变成公共企业会丧失部分控制权吗？“我们不缺钱，去圈钱干吗？就是上市，也是因为他们看中宗庆后的信誉来投钱的，是要企业经营得好，不是说要把我赶走。圈了钱，就要讲对股东负责，是要讲资本的回报率的。就现在的状况，把利润既要分给股民，又要分给原来的股东，钱不是更少了吗？”

　　虽然，顽固、保守而且强势，但宗庆后强调自己并不固化：“我一直在看，在听，在学，在琢磨。” 他已经清楚认识到饮料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利润空间日趋微薄，所以，这两年他频频出国，希望能为娃哈哈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只要是我们有能力、有发展机会的，都可以。现在要搞的就是大项目，如果一年一两个亿(的投资)，对我们根本就不起作用。”

　　“看准了，我的动作是很快的。只是在下判断这一步，我会很小心。”

　　永远不退休

　　在娃哈哈内部，随处可以感受到宗庆后无法撼动的权威。19年来，宗庆后事无巨细、不辞辛劳地掌管着娃哈哈从高端到低层的一切。

　　多年来，娃哈哈一直是高度集权制的机构。这个在全国27个省市建有70余家合资控股、参股公司，拥有员工近2万名，总资产达76亿元的庞大企业，至今只设一个董事长和一个总经理，都由宗庆后一人担任，没有董事会。

　　有一个得到宗庆后本人证实的说法，一个产值上亿的分公司要买一辆电瓶车，需要宗庆后批条子。更有夸张的传言，买个扫把都需要“老板”的签字。

　　宗庆后一直推崇“开明的专制”。他自言，娃哈哈已经开始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将人治色彩浓厚的娃哈哈转向更加制度化的管理，并尝试着“分级授权”。但是所有的大权，他依然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后宗庆后时代”，宗庆后的接班人问题，是目前最让观察家关心的话题。而61岁的宗庆后本人却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精力比年轻人还旺盛”。他强调自己还在不断地学习。举一个例子，“对于公司的机器设备，我比公司里的工程师懂得都多，出了问题，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该怎么解决。”

　　2004年5月，宗庆后在娃哈哈内部激情洋溢地提出了“第三次创业”。旗帜鲜明地将2004年定义为娃哈哈的“修整年”。目标针对宗庆后提出的三大危机：“销售危机”、“精神危机”、“大企业病”。

　　这一次，他把目标定在了1000亿。

　　人物周刊：现在的娃哈哈，其实还是宗庆后的娃哈哈？

　　宗庆后：只能说主要靠我吧。我们现在培养了很多，博士、硕士都有。在生产这一块，现在我不管也是无所谓的。现在，我们在全国有80多家公司，除了青海、宁夏、西藏没有我的生产基地、公司，现在如果全部让我来管，我根本管不过来。但是，在决策、在市场，他们还是欠缺的，还得由我来管。

　　其实，别的企业一个副总经理管的就是财务；而我一个财务部长，做的就是他们财务副总经理的事情。我手下也有十几个副总，虽然名义上只是部长。管理减少了层次，效率是不是会更高些呢？”

　　人物周刊：可是很明显，这些部长和您在权力上还存在着很大落差。在娃哈哈权力的高层，还是只有您一个人。

　　宗庆后：落差是肯定的。在娃哈哈里我认为是不能干的，到了外面被重用的很多。我们的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到外面就去别的公司做销售总监。这可不可以说明，我们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笑)。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在娃哈哈您给这些人的机会不多，这个机制没有把一个人的能力全部焕发出来。

　　宗庆后：也有这个可能(笑)。但是，我现在确实在想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现在，我做事效率要比以前低多了——我会先让他们做，如果做得不对，我会给机会让他们再做。如果自己做，我肯定很快就做好了。

　　人物周刊：可是，您还是把营销大权牢牢抓在手里。

　　宗庆后：营销是很重要的。一个企业营销抓得不好，产品卖不出去，别的做得再好，也没有用。

　　人物周刊：您还是不放心？

　　宗庆后：嗯，还在培养吧。往往别人都认为是很不错的人，我看他还是有缺陷。我手下的人，都认为我太强势。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从娃哈哈出去的人，从不会说我们的坏话。

　　人物周刊：您想把娃哈哈做成百年老店吗？

　　宗庆后：当然了。如果我还活着，看到这个，我会感到很欣慰。虽然，不在世了，也奈何不了。但是，至少我活着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让娃哈哈倒下去。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您永远不会退休？

　　宗庆后：我是公司的股东，就是干不动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我始终是有权利参与的。

儒商信力建

　　一个亿与十个亿没太大差别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实习记者 朱宝

 
 
  
 
 
 
　　信力建，1956年生于广州。1973年插队广东从化。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在记者采访过的企业家里，信力建应该是最“自在”的一个。

　　作为一个有近700名教职员工、近万名学生、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敬老院在内有近30所单位的民办教育企业的负责人，如果不是出外旅游考察，没有朋友来访，他的一天会是这样度过：清早起来后，开上去年新买的宝马7系，来到白云山脚下，泊车，爬山。2个多小时后下山回到办公室，看报纸，上网。中餐后睡个午觉，下午呆到5点多，然后和员工们一样下班回家。

　　连他自己也说，每天真正的工作时间，只要5分钟就够了。其余的时间，三分之一是外出考察，三分之一是出国旅游，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交接天下文人墨客。

　　信先生好交文化界朋友，来自京沪、港台以及海外的学术名家和思想明星，只要造访广州，他总能结交拜访，最后成为他的座上宾。与他交往的名家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汪丁丁，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袁伟时、秦晖，新起的文化学者蒋庆、康晓光……

　　信先生是位有心人。记者采访中无意聊起北京声名不彰的作家王山，他提笔就在记事薄上写下来；提到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行量不高的《信任论》一书，他马上就说：“好啊，能不能请他来广州讲学？”

　　信力建，广东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之一——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近年来颇有些“不务正业”，除了上述与学界中人交往外，去年他还干了如下几件事：与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合作，夏天在福建武夷山开办了“武夷论道”，把思想界的左中右三派代表性学者请到一起，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走向等问题切磋比量；12月间又在广州召开了“儒学会议”，请了陈明等一批儒学派大将参加，为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又加了一炷香。同时还邀请两批学术与新闻界人士，考察欧洲和韩国。

　　企业家信力建不“安分守己”，时常“越位”，延聘名家广州讲学，开设讲座论坛，支持学术论争，还资助学者著书立说，推进学术在岭南的传播。如能持之长久，应该是一件有功德的好事。

　　不过，他本人的奇特经历似乎更值得一说：当过红卫兵、上山下乡、参军、考上大学成为78级的一员、工厂秘书、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在干过了30多种职业后，他终于选定了民办教育，作为他的半生志业所在。

　　这个祖籍东北的广州商人的成长之路，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珠江三角洲他这一代企业家艰难历程的一个缩影。

　　中大中文系78级

　　1966年文革爆发时，信力建只有10岁，但对时代的风云动荡已经有所体察：广州街头的大字报、狂欢式的群众大游行、造反派在广州体育场揪斗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还是小学生的信力建，自己也参加了红卫兵，还组织了一支队伍，“自己当二把手”。

　　在点滴记忆中，信力建有如下片段式的印象：

　　当时人民桥建成，围绕庆典日期，保皇派和造反派发生了争论。“一派说今天开，另一派说今天不能开。本来保皇派要弄个仪式的，造反派提前把桥给开放了，剪彩搞不成，两派打起来了。”

　　还有广州著名的“太古仓事件”。“一派在桥那边建了个沙包工事，架设了机关枪，正对大桥。另一派就在革新路的太古仓，找了个号称全国第二的神炮手，连发三炮，均命中目标。据说当场就炸死了好几个人。我经过时还看到墙上有大窟窿。”

　　有工人干部子弟和农民子弟的争斗。“后来创办‘太阳神’的那帮人，就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经常开着解放牌汽车，司机开车，边上站着两个‘主义兵’，穿着军装，带着枪。两边有时就打泥巴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撞了，撞死了很多人。”……

　　“医生、司机、猪肉佬”，是当时广州比较受人尊重的职业：司机可以夹带外地物品、在肉店上班可以买到猪肉、医生可以开假条。信力建的父亲是医生，又是广州造纸厂医院的院长，当时的信力建因此多少有些优越感。不过，少年信力建的特权只是有辆自己的单车，结果，“老师和同学还经常借去骑”。

　　1973年，信力建中学毕业。他们姐弟三人，姐姐眼睛不好，“一户只能留城一个”，因此信力建和弟弟都下乡了。他被分到了广州以北的从化。在农村的两年里，信力建干过各种农活，真正目睹了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生活的艰辛。有年冬天，他被分派看护锅炉，粤北山区的冬天，同样寒风瑟瑟，夜深人静时，实在犯困的他往身上盖张报纸，躺在锅炉盖顶上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后背被锅炉盖烫得红痛，身体其他部位却冻得发青，手脚麻木，牙齿直哆嗦。

　　当时知青想回城只有两条路：当兵、考大学。不过1975年，已先期回城的信力建却糊里糊涂地成了解放军。“父母要求我去，结果一体检就验上了。”

　　在广西部队的受训生活终生难忘，尤其是海岛攻占演习。第一次害怕至极：游动的海鱼触到了他身体，以为是炸药要引爆；海底涌动的暗流，带动了炸药，也以为是要爆炸。演习结束时，信力建面色苍白，嘴唇发乌，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不过，军旅生活也给他打开了一扇认知的窗口：“军人的纪律、严格命令，和部队作为一种成熟的行为组织模式，了解了，会对创业有帮助。”

　　1977年，信力建复员返城。当时工作很难安排，他干过的工种有：锅炉工、电工、维修工……

　　从1960年代开始，已开始有逃港者，到70年代人数愈发增多。逃港的方式多种多样：游泳，划舢板，扒车。被抓住了，也就是被遣返，“整火车皮地被拉回来”。信力建也曾考虑过坐闷罐车出逃，但因“怕闷死”、那边也没熟人接应而未果。

　　1978年初，恢复高考的好消息传来，他边上班边复习，终于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成为78级中的一员。

　　广东民办教育先行者

　　那是一段黄金岁月。

　　“老先生们还穿着长衫，走路一摇三晃；同学们只知道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的。那时还瞧不起香港，认为是文化沙漠，但系里已开了港台文学课，讲白先勇、陈映真……”

　　大学里，天性自由的信力建非常活跃，参加各个沙龙，高谈国家大事，每天泡在图书馆里，还和朋友合办杂志，对经济学的关注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不过，他的个人自由主义风格，自然是辅导员“看不顺”的，辅导员经常是一到班上就开问：信力建又到哪里去了！

　　1982年大学毕业时，信力建果然尝到了对抗辅导员的后果：他被分到了广东电力局的下属企业，而他的同学们，有50%被分到了北京的部委办。这段经历，曾使得他有过“自卑感”，直到90年代事业顺利后才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戏称“出土文物最值钱了”。

　　分配到那家科级企业后，领导很为他的工作安排发愁：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干部，行政22级，一毕业就是科级待遇。怎么办！

　　后来他被转到了电力系统的另一家企业做文秘。没多久，广东省委成立“经济工作小组”，也就是后来体改委的前身，信力建被抽调了过去。后来又转到了省工商银行。

　　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宏观视野和用政治眼光观察国情。“老干部都比较左，但还很清廉，没有以后的权钱交易那些。”

　　不过他也看到了这样一幕：从北京来的高级干部，结束考察返回京城时，收到的礼物有时能装两火车皮，都是冰箱和洗衣机之类的物品。这也是物资匮乏年代解禁后官场的特有场景。

　　在银行的几年，他直接参与了全省200多个大型项目的融资贷款工作，近距离观察了现代企业运作的幕后过程，对企业的运转过程产生了直接认识。

　　不过，“不安分”的信力建最后还是放弃了金融业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同在银行的要好年轻同事，有7个后来做了行长。时至今日，他对这段辞职经历并不后悔，“(做银行很危险的)，一只脚在银行，另一只脚踩在监狱里。”

　　1989年底，等待出国却卡在签证一关的信力建，拿着全部积蓄2000元，租了一间50多平方米的房子，办起了英语培训班。这是他的创业之始。在他的78级同学中，他是最早下海的。以后又陆续有十多名同学离开体制，投身商海，这十多人的命运走向不一。

　　信力建赚到的第一桶金，是招生交来的学费3万元。当天晚上拎着钱回家后，他想到的居然是：“(生活窘迫的)同学买奶粉的钱有了”。

　　1990年底，终于走出国门，来到英国，为了生存，他和两个中国人住在一起，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在华人餐馆烤面包的工作。求职时的窘迫和洋人傲慢鄙夷的眼神，信力建迄今记得。

　　3个月英伦生活后，他返回广州，真正开始投身于民办教育领域，并幸而成功，成了广东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之一。

　　儒商

　　今天的信力建，无疑是成功人士。不过，当他坐在你面前，面带微笑低调回忆过去时，并不张扬和狂傲。这位自述早年还是儒家，推崇出将入相的自我砥砺教育的胜利者，现在更喜欢老庄思想，黄老之学。“一切都要回到生活本源”，除了谈学术思想，对社会时局的看法之外，他还会谈“中医中药，食疗，煲汤，出国旅游”。

　　总结信力建的创业成功，在时代大势、广州的商业氛围、个人的强硬意志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外，还离不开如下几个重要词汇：

　　自我学习

　　信力建好读书，涉猎甚广，“喜欢琢磨现象背后的原因”，小时候就读完家中满柜子的医书，当卫生兵时从部队图书馆借《史记》看，到大学时开始学经济，最后创业，他始终信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放弃与坚持

　　从事过30多种职业的他，在1990年代还搞过理发店、美容馆、房地产，倒卖过汽车……后来慢慢都放弃了。“英镑的升值机会我看到了， A股和B股的合并，只要投钱进去，就可以翻倍，都没有去炒。”“只有在你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你才能做好。”他自称曾放弃了上市机会，除了多少有一定风险外，“一个亿与十个亿没太大差别”。

　　商业嗅觉

　　信力建曾和广东的影视商人邓建国谈合作。借这位炒作大王之力，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与他企业名称相关联的网页一下多了几万条。他资助的学术活动，“武夷论道”、“儒学会议”，除了有塑造企业形象的直接功用外，“自由派与文化保守派的观念交战”等新闻传播热点，本身也极具注意力。

　　自由与独立

　　“其实大学一分配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是有独立思想的人，有自己的观点，不能顺应上级的思路，和整个官场文化是不符合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大学期间的自由自在，分配受挫，离开政府机关与银行，出国，直到创业，都是他自发寻找出路、独立掌握个人命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体现。

　　但作为代价，他家五口人，除了他以外，父母和姐姐弟弟都是党员。直到现在，他都很少和父母交流看法，“十多年来都是这样”，不然，“回家就吵，吃饭就吵”。

哈佛博士阎云翔

　　研究中国人做人方式

　　-李宗陶 发自上海
 
　　阎云翔，1954年生。1971年奔赴黑龙江双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一群青年男女有说有笑，看他一眼，递过来一个火烧(烧饼)。男孩饿得不行，他觉得他的胃像个大袋子，怎么也探不到底。犹豫了一下，他没有伸手去接。那一年，阎云翔17岁，口袋里4元8角钱，告别父母弟妹，从山东农村独闯关东，为了逃离饥饿。

　　2006年3月，阎云翔还是没能忘掉那个眼神。他也许读懂了那里面蕴含的对一个小叫化并不特别过分的轻慢，也许误读了，但他确实为那种优越态度所伤，所以不领受，在还没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和阐释“人的尊严”之前。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一刻去接了，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下一次，我会接过别的什么。再下一次，为了达到目的，我会不要尊严。人的尊严是很脆弱的。一旦没有尊严，就不再有禁忌。”

　　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3年，其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推出中文版，龚小夏译，后文简称《变革》)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

　　这个村庄，就是17岁的阎云翔即将奔赴并被收留、务农7年的下岬村，位于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50公里的双城县内。

　　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

　　但不好消化

　　严格地说，阎云翔不是知青，而是1966年“文革”发动之初被遣返原籍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属。他父亲原在北京开一爿窗帘店，雇了4个伙计，初划为“小业主”，后来大概为了凑数升级为“资本家”。一家6口，被红卫兵一路押到老家、山东德州地区的临邑县。但他后来的命运，跟知青类似。

　　我那时小学五年级，对城乡差别并不敏感，因为读过邢燕子下乡的事迹，对农村还很向往。只是几个月后，才感觉到受歧视、生活艰苦，而且到农村以后我就没再上过学。当地人并不懂什么叫“资本家”，就把我们当地主成份对待了。

　　开始拾柴、割草，两年后当了羊倌，放了好几年。最深的印象是饥饿。有天晚上干完活回家，母亲对我们说，赶紧去睡觉吧，因为晚上没吃的，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从1968年到1970年，因为旱灾，连年歉收，每口人全年分到的毛粮(带壳的)只有71斤。持续吃不饱带来两个感觉，一是胃永远是空的，二是恐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下一顿。

　　我们家没吃过棉絮，但吃过谷糠、树皮、麦麸子，还把玉米换成地瓜干，可以吃更长的时间。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但不好消化，容易引起便秘。

　　15年之后，阎云翔在哈佛大学读到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长期食用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人的基因会发生相应变化，它会使人的肠子更趋长，像牛羊一般，使得食物在体内停留更长的时间，同时吸收器官尽可能努力工作。

　　与其饿死，不如拼出一条生路来。我偷着跑的，2毛钱站台票就上了火车，心虚，躲来躲去。无票乘车，路上被收容了两次。收容所里要押着去干活，新来的人还要挨着尿桶睡，但我很高兴，因为那种红高粱饭可以随便吃，我想，走到哪里不是吃饭啊。在收容所，还听到林彪坠机事件。

　　后来我想，那种盲流心里受伤害却无处诉说的委屈，跟今天的农民工是相似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认定自己是非法的，所以恐惧，而今天的农民工认为诸多伤害是不合理的。

　　在下岬村，村民为是否收留一个外省青年发生激烈争吵，但最终留下了他。那个村子，成了他17-24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嵌入式生活、成长的最好纪念。

　　我体力不好，干活总是最差劲的那一个，这对我自信心打击很大。但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的年轻男子总能赢得村里姑娘比较多一点的青睐。我后来懂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是深入每一个阶层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莫名其妙。

　　即使在那么贫困偏远的地方，爱情也是有的，它的程度体现在双方的珍视。只不过表达方式不是一粒钻戒，也许是把一只煮熟的鸡蛋推来推去。没有结果，因为我给不起彩礼——当地农村婚俗的一个重要部分。

　　7年里，所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都跟他无缘。他考过民办教员或代课老师，总是考得最好的那一个；他回答征兵问题时也表现得最好，可总是被更有关系的人挤掉了。他失望，好多次，但那是因为自己有缺陷：出身不好。所以这一切又变得似乎合理起来，也没有想清楚的可能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第一不相信以我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能考上，第二不信考上还能被录取。但后来看到真有人考上回城了，才开始破釜沉舟复习功课。整整6个月，我都没有下地干活儿，生产队长虎着脸说，秋后不给你分粮。我心说到那时我就走了。

　　复习功课不会比下地干活更苦。死记硬背的应试制度帮了大忙，除了数学。我是真花了近5个月时间去学习数学的，从分数到解析几何，每天做题几百道，还去当地中学请老师给改。其余四科都是有复习材料的，只要照着题背答案就行，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不懂意思不要紧。我那时候记忆力真好，进了考场就是写答案。开玩笑说过，我晚生了一百年，要赶上考八股文那会儿，肯定中个举人什么的。

　　当时有10个志愿可填，最高填了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最低填了双城县师范学校，这个范围大到我有信心能走成。哦，对了，填中文系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其它系是做什么的。

　　去哈佛读博士，

　　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阎云翔说，感激刘苏里看得那么透。

　　这种内在逻辑投映在命运的诸多细节里，足以建立出一套秩序来。东北冬天都穿棉裤，裤腰大，时不时提一下裤子是下岬村人的习惯动作；还有棉帽，进屋就脱下来，挟在胳肢窝里。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开班会，阎云翔就是这样出场的：提了一下裤子，把帽子取下来，挟在胳肢窝里。

　　从那以后，阎云翔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也是非常清晰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很难互通，很难相互理解，譬如那两个小动作。当他脱离一个阶层、一步步走向更高阶层时，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层际差别和每一步潜藏着的代价。

　　本科毕业以后，研究生阶段有两个方向，要么研究文学史，要么研究作家作品。可我觉得都隔了一层，抽离了生活，没什么意思，于是选了民俗学。

　　留校工作一年半，完了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当时张光直先生给了我很多指点，并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东亚研究所继续传统人文研究，要么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人类学。我选了后一个。我就想找一个学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到哈佛是1986年，刚去时什么也听不懂，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在课上睡着了，经常需要用力掐自己的大腿或在脑门上抹风油精。我的英语学习真是漫长曲折。后来读写没问题，听说很差，很长时间是“哑巴英语”。

　　1987-1988年，我开始构思一部中国乡村作品并进行了理论预设，就想在一个村落里探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人格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这件事和有关“做人”的种种道理和行为方式。

　　重返下放的村庄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此前，依据人类学训练，他没有选择熟悉的村庄，但跑了10来个村子，包括山东临邑县，就是“没那个感觉”。这一次的选择，感情因素超过了技术因素。

　　下了长途车，下岬村没设站，得走去。一位中年妇女认出他来：“这不是小阎嘛！”依然清瘦的“小阎”跟她一起步行回村。“在外面是不是很辛苦啊？”一路上都有人问。此后3天，村里人主要的议题是：小阎他，是变了还是没变？

　　结论是我基本没变。我想他们是指交流方式没变，话语没变。下岬村人有句话：你心里有啥，我心里有啥。你在研究他们，人家也在研究你，老百姓时时刻刻在作评价的。关键一点，你能不能保持本色。真诚是互惠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环境接受提问，和他在家里、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回答问题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火车上跟人聊天，对方一说“你知道吗……”，往往他的真实感受就出来了。所以我不会坐在村民对面，拿个录音机做访谈。这也是实验心理学受批评的原因。

　　我跟他们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聊家长里短，就是他们遇到的事儿、我遇到的事儿，我们分别怎么处理的，等等。生活就是这些琐事细节组成的。后来发现下岬村有保存礼单的习俗，就选了礼物交换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入点，但好把握的。

　　这是阎云翔第一本令人瞩目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它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村庄的老百姓通过循环往复的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

　　1977年，这个村还没有电视机，我跟村人走了5里地，到另外一个村子看到了第一台9寸的电视。现在家家有，有的不止一台，它是彩礼的一部分。以前彩礼都给父母，现在有的直接给女孩，更多的“干折”成现金，女孩拿去一般做生意，或者存起来，因为结婚后马上就要分家成立小家庭。财礼内容有延续也有更新，但最大的变化是年轻人通过高额彩礼向父母索取更多的钱财，为的是实现他们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彩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迁。

　　跟踪调查15年后，有了《变革》一书。借用刘苏里的概括：“这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对赡养老人的细节关注，对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文如其人。

　　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

　　我一直试着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做人”这个大题目，比方说，怎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样”？说到底，这就是“人的尊严问题”，也是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有笑贫不笑娼的趋向？为什么大家都要被迫学英语？为什么低保户每月要借钱给孩子请家教？在赢者通吃、竞争残酷的社会里，缺乏资源、身处底层的普通人如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有钱就可以换来社会承认，而社会承认可以和人的尊严不挂钩，那“做人”的道理和行为就会彻底改变，后果堪忧。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或得到社会承认，相当多的人可以用丧失尊严来交换，而人的自尊是与人的自律紧密相连的……所以，丧失或被摧毁的人的尊严，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当然这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转折。在山东老家，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城里被各种方式驱赶到农村的人，但好像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这是我的幸运。这段经历让人坚强，能比较轻松地应对后来的不顺利，那种情况都过来了嘛。

　　认同了美国价值观

　　阎云翔赴美后一直在校园里，生活简单，专攻学术。显然，念书做学问比干活更适合他。在美国11年后(1997年)才拿绿卡，因为他一直想回中国。1993年他在哈佛读完博士后，自动放弃了拿绿卡的机会，转而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这是他导师不理解却因此欣赏他的一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花了差不多12年时间拿到终身教职。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是认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典型的平面社会，没有等级传统，“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此重要，这是所有人在口头上不敢挑战的，“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在此地是不需要讨论的；此外，他不需要做任何违心的事、说任何违心的话。

　　以前有个记者问我是不是经常泡酒吧，跟美国人打成一片，英语才快速提高的。我说我几乎从不去那儿。我开始很不喜欢那种美式“社交”，一个Party，把你好我好那套客气话对16个人说16遍，就结束了。加上我不懂体育，也不了解当地通俗文化，什么话题都扯不上。现在好些了，我有了条狗，至少可以聊宠物了。

　　美国大学里很忙，越是资深的教授，越要上本科生大课，比如我上250人的人类学导论，每年要教4-5门课，剩下50%时间做研究，还有社区建设这些公共服务。工作量大，必须很用功，好在没有人际关系上的应酬，可以从时间上扳回来。我现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原来天天都在办公室。最新调查，美国人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也是对“工作对人生意义最重要”认同度最高的；认同度最低的是法国人。
局长贾幼陵

　　38年兽医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贾幼陵，1947年生。1967年插队内蒙。农业部兽医局局长。

　　“我曾和西班牙公主说过，我前后当了38年的兽医。”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办公室内，贾幼陵凝视着电脑视屏上20岁时的自己：小平头、学生眼镜、青春无邪，在天安门广场上正笑容满面地向亲人朋友挥手告别。

　　1966年,毕业于北航附中的贾幼陵，即将赴匈牙利学习做一名外交官，阴差阳错，最后成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泌旗胡热图诺尔公社的一名兽医。

　　文革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父亲被打倒，大学、留学、外交官统统泡汤了，下过工厂、徒步延安两个月后，贾幼陵回到北京，那是1967年的春天。

　　他原本是申请去北大荒的，但那里正好是反修前线，而自己的父亲又是“走资派”，只好改去了内蒙。

　　1967年11月6日，天安门广场，10辆大卡车，载着400名知青，浩浩荡荡开往内蒙。20岁的贾幼陵就在其中，10多天的车程，他一言不发，“黑帮子弟”“低贱”的身份，让他无言开口。

　　唯一令他温暖的，是当地牧民为知青们准备防寒的皮袍子和羊毛做的靴子——“毡疙瘩”。

　　当地的俗语：冬天的马，亲老子也不让骑，但牧民们却骑着马夹道欢迎这些知青。那天贾幼陵第一次骑上了杆子马，一个月后，他住进了牧民沾布拉的家中。

　　1967年年底，赶上一场大雪，雪深两尺，为了避雪，牧民们迁居到二百里外的山地，沾布拉家1000多只羊一半以上死在了路上。“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大自然的残酷，以及草原上靠天养畜的脆弱。”

　　到了最严酷的冬季，到了大伙不再说冷、只知道明天会更冷的时候，热茶、羊油灯、牛粪火就成了取暖的工具。每个深夜，贾幼陵都蜗居在蒙古包里，在羊粪做的炉子旁，点着用羊尾巴熬成的油烧的油灯，巡视毡上有没有小洞，以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蒙古包里生起羊粪火来，烟都是红的，在这火红的烟火里，贾幼陵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回北京。

　　灯灭了，养的猫伏在他的胸前打着呼噜，与他取暖，有时有嘎吱嘎吱的响声，抬眼一看，是无头的地鼠。

　　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又见青草。贾幼陵却下定决心，在草原上做一名兽医。那次他给一匹患了淋巴管炎的马扎针，结果扎下一百多针，将马脖子都扎烂了，还没找到马的经脉。

　　自那后，牧民家马、牛、羊的生老病死，就全由贾幼陵张罗了。“牧民们说做这事满两年就会断子绝孙，可我一干就是12年，常常一天忙完，累得手指夹不起筷子。”

　　“有时在野外，看到要生产的牛，赶紧脱去皮袍子，把手伸进牛的产道里为它接生。牛的子宫压迫力很大，整只胳膊进去，立马就麻木了，还得换另一只手进去。出来时天寒地冻，袖上的血也凝固了。”

　　“抢救一名牧民，往往要骑上一天的马才能打通电话，第二天，救护车才能赶到。卫生条件极差，我的手常年泡在来苏水里，每年开春都会脱皮，直到回京后才好点。”他不由自主地磨蹭了一下手背。

　　1974年，父亲的“问题”解决，他迎来了一次回城读大学的机会，最终，他还是放弃了，理由是他带的4个学生还都年轻，草原上还需要他。生产队队长急匆匆地找到他说，如果他回京，就让他把草原上的种马种牛种羊一块儿牵回京去。

　　“当时我回京的意念并不强。”但，他还是走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贾幼陵被调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任副局长。

　　9年来，贾幼陵一直在草原上与淳朴的牧民们打交道。“我在生产队里从没当过官，却当了局长。头两年，我都跑基层，牧区打井时，我和别人一起打石头，别人干活，我没法一旁站着指挥。”

　　无意当官的贾幼陵，1978年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于1979年10月，正式调回北京，调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

　　2003年，贾幼陵萌生退意，没想到紧接着就爆发了SARS、禽流感、口蹄疫。

　　2004年1月，贾幼陵出任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人。

　　他说，那个年代像一个大筛子，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旋转、被筛选，有人沉沦了，有人没有放弃——建设兵团里被凌辱的女知青；满怀赤子之情、死在草原建设上的同伴；迫不得已在当地安家、10年后历尽艰辛、举家难返的知青们……

　　他喟叹，沉思，难以表述。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触摸那段历史，也没有一本知青文学能真正打动他，“没有人真正写活那片草原”。这位明年就要退休的农业部兽医局局长，悲欣交集于自己人生的那一时段。

棋圣聂卫平

　　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聂卫平，1952年生。1969年插队北大荒。中国棋院棋手。

　　下午四点，北京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1号，聂卫平围棋道场。

　　“你俩谁是白棋？……哦，你是。你觉得白棋形势好吗？……不好，对，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为了什么，为了把形势搞坏？！”

　　面红耳赤的孩子对面，是一头乱发的老聂，大眼镜儿已经滑到鼻子尖上，边框挡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过那边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脸上，使人一震。

　　道场的孩子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他的麻辣教学，遭批的脸红不语，围观的掩口偷笑，一老众少之间有熟稔自得的欢快。

　　“好，今天就到这里！”坐在他身边的小男孩不过六七岁，戴副小眼镜，老聂揉他的小脑袋，逗他，“我讲得对吗？”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两声。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适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开打了！”下了课的老聂更加随意，他仰倒在沙发上，几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闭，喃喃自语。

　　在他发胖的已经重达160多斤的身躯上，手依然纤细秀气，“生活上我是个弱者，什么都不会做，”他开始自己的知青回忆，脱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来，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帮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岁的聂卫平极不情愿地去往北大荒，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跟谁也没讲话，闷坐到嫩江，再坐车到山河农场。”

　　那时他刚刚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围棋作为“四旧”被取缔，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启蒙老师雷溥华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免修体育课的他来说，农场好比刑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场，然后上路。即将到来的分别和磨难，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说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来得更快的初恋。

　　丫丫，是去年10月认识的女孩儿，彼此的好感一见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见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踪，辗转打听，方才知道她已经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兵了。

　　16岁的少年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谎，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寻到青岛，“我们谈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到农场之后，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钱邮票，因为农场停发他的工资，八分邮票钱都成问题，他宁可少买一个镘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但她一封都没有回，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爱情被封存起来，放在心底最经不起触碰的角落，青春的梦想和尊严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为不会干活，他是场领导最不待见的人，“没有办法啊，是笨啊，别人看我都觉得又可笑又着急。”

　　因为父母是黑帮，政治上的歧视他逃不掉。“指导员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舌头打个卷儿，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我说！’这2个字，叫谁都来这么一句，我们是没有名字的。完全是劳改犯一样的待遇。”

　　到农场一年之后，因与送水的鸡西知青打架，他被铐起来，这个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铐啊，这是坏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不是坏人啊！我在那里还进过学习班，在当时，也都是流氓才能进去的。”

　　就这么一个“看着挺傻、心眼不坏”的人，偏偏得到许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给我洗衣服。当时哪个女的帮你洗衣服，就说明你们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有个女生来你宿舍送衣服，别人看着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过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这些给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喜欢我，也许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帮助弱者吧。”

　　肚子总比大脑饥饿

　　1973年春，由周恩来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聂卫平的时代，他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

　　声名远播之后，三年农场生活对于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影响被一再放大，传说甚多：徒步千里到另一个分场与程晓流对弈三天 ；自己左脑执白、右脑执黑，左右互搏，练成绝技；以及千里山河对他棋盘大局观的影响等等。

　　一段甚为抒情的文字这样描述，“聂卫平说，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无垠的荒原，无遮无盖的蓝天，和瑰丽的日出日落景象，给我强烈的震动。当我重新坐在棋盘上的时候，感到棋盘更广阔了。”

　　率性、真实的老聂为本刊给出了彼时真相，“这些都是夸张，把我文学化了。能想围棋就说明干活还不累，吃了东西，稍微擦把脸，赶紧就得睡了，那个时候的口号是‘早起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基本上一有空就睡啊，哪有空去想棋啊。”

　　棋力真正增长是在1972年至1973年间，1971年冬他跟许多知青一样，趁着农场的冬歇期偷偷跑回北京，他不想再回去空耗时间和精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黑龙江农场局驻京联络员，安心下棋的梦想渐成现实。

　　他经常跑到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那里聚集着以陈祖德为代表的围棋“七君子”。“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思路一钻进棋里，就忘了一切，下完棋骑车回家，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

　　国家集训队成立之后，他下棋更是几近疯狂，“对别的棋手来说，一周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星期六我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

　　集训队里的高手最怕被聂卫平缠住下棋，因为赢了，聂卫平不肯放他们走；输了，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下个没完没了。“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的局数，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的总数。”

　　他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擂台赛上他先后战胜了当年日本棋界几乎所有的超一流棋手，连续三次从悬崖边上拯救了中国围棋队，使中国队获得了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留下，肯定早死了

　　棋盘外的诸多事务最终还是影响了他的精进，他的好友兼桥牌伙伴沈君山有一次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呀！”

　　沈君山为此曾特意写信给老聂的朋友，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像大漠英雄，但京城浮华世界，灯红酒绿的力捧，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后来在1989年新加坡首届“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语不幸而言中。

　　“应氏杯”决赛上功败垂成，成为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沈君山说，“至此，他作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老聂自己却似乎从未认输，他收古力等人为徒，盼着弟子代他实现世界冠军之梦；他开围棋道场，耐着性子教小娃娃们下棋，希望这些小苗子养性怡情，能从黑白天地间觅得个中玄妙；而他自己，正式非正式的比赛也都不曾中断，他仍然好胜，仍然牛气，“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这话是坊间流传的，向他求证，他笑着说，“是啊，本来就这样嘛！”

　　两年前老聂听说当年一起下乡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北京知青，没有回城，跟一个鸡西女知青结了婚，留在农场当农工。”

　　这个死讯令他震惊，因为这一对知青在当时都是劳动好手，尤其是绰号“野狐狸”的鸡西知青，在当时孱弱笨拙的他看来，实在是偶像级的人物。“当时割豆子，我最多割900米，最后动弹不得，她很厉害，几个小时割一万米，谁都比不了她，一万米啊，简直是天文数字。”

　　下次再去农场，他想去看看她，“那里条件太苦了，如果我留下，肯定早就死了！”

　　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灾难，他摇头说不清楚，“没有这段生活，一直专心下棋，成就能大过现在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了，对忍耐力、意志力的锻炼是巨大的。”

　　沉吟片刻，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种积累和磨砺，但是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失误！几百万人下乡做知青，太荒诞了。”

　　对于一些知青倡议筹建“北大荒知青纪念馆”，他坦言“我没兴趣”，“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不必多驻足。有什么啊，都对自个儿过去过于留恋了，过去就过去了呗。”

时评家鄢烈山 钟情于“公民”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广州

　　鄢烈山，1952年生，“回乡知青”，著名时评家，2004年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杂文)”。
 
　　1952年，鄢烈山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小河公社沙岭大队，属农民“世家”。当时，只要念过中学，无论高中还是初中，无论毕业或是肄业，都叫“知识青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青年就业无门，正在向农村转移，生为农民子弟的“知识青年”，惟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农村去，鄢烈山称其为“天生的知青”，正式的命名叫“回乡知青”。

　　1967年，初中还没有毕业，鄢烈山就成了“回乡知青”。

　　今天，鄢烈山是“知青一代”里，最著名的时评家；2004年，他以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得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是目前中国杂文界的最高荣誉。

　　“天生知青”的命运

　　新中国一开始，鄢烈山所在的自然村就是一个颇为有名的政治中心，在县、省和全国都有名，每年都有“工作队”来蹲点。鄢烈山的二伯父曾进京参加农业合作化的“群英会”。“文革”初起，“破四旧”仍然深入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从老县城的石头狮子，到鄢烈山妈妈出嫁带来的家具上面的旧画，都被荡涤。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毛泽东思想宣传，一样不少。

　　在当时，能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是很好的机会，至少可以逃避繁重的劳动。沔阳县并不闭塞，县城离省会武汉不到100公里。但是，当武汉三镇武斗正酣之时，鄢烈山的故乡仍是平静的。“九大”时，乡民们当然也去“游行庆祝”一下，但鄢烈山认为，这都是“应景走过场”，因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不种地就没有饭吃，以生产队核算收成，不像国有体制下的工人，可以拿着薪水打派仗。

　　鄢烈山从小体弱多病，勤学好思。他是1964年上初中的所谓“老三届”。1966年冬，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北京、长沙、上海三地“串(联)”了一大圈。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看到山，坐火车，知道什么叫公共汽车；那是真正的红色旅游，尽找天安门、韶山、‘一大’会址这样的地方瞻仰，和到高校看‘大字报’”。不料一回家，父亲对他说，姐姐出嫁了，家里需要劳动力，要他下学挣工分。就这样，他初中没有毕业，就成了“回乡知青”。

　　当时，连鄢烈山在内，他们村里只有两个正规中学回来的“回乡知青”。

　　不到16岁的鄢烈山，还不能适应重体力活，他成了生产队的“记工员”。这不是一个官，但是，农民的劳动工分是年终食物分配的依据，所以，能干上这个活，是很受器重也很幸运的。

　　3年后，鄢烈山成了本大队民办小学的教师。民办教师所能听到的最好消息就是“转正”。但是，这样的机会很难得。鄢烈山当了3年民办教师，没有等到转正，却遇到“文革”惟一的一次“高考”。这就是1973年，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参加过的那一次“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高考”。鄢烈山被“推荐”考中专，上了沔阳师范学校。

　　在这里，“回乡知青”鄢烈山遇到“下乡知青”王军，后者后来成为他的夫人。沔阳师范是有望回城的下乡知青不愿意上的，但王军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因“特殊问题”而使女儿受到政治歧视，眼看就要在农村“扎根”了，能上沔阳师范也好。

　　师范两年，鄢烈山读的是数学班。教学实习在本校教了半年语文。毕业后在沔阳师范函授部。一边教书，一边在华中师范学院办的教师进修班进修高等数学。

　　文革结束，真正的高考开始了。第一次高考，鄢烈山没有获准报名；第二次，他再也坐不住了，找熟人偷偷报了名。考分蛮高，但因为是“擅自报名”，政审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78级。“回乡知青”的身份终结了。

　　这时的鄢烈山26岁。

　　赞美苦难

　　是一种“受虐狂”

　　“天生知青”跟“下乡知青”在“广阔的天地”里相遇了，他们有着同样的青春热血，经历了同样的时代，然而，知青历史一直是由“下乡知青”来“主述”的，“回乡知青”对文革付出的成本被忽略，直到今天，几乎找不到“回乡知青”的痕迹。

　　在“回乡知青”鄢烈山的心里，是怎样一部中国知青史？

　　在鄢烈山的故乡，1968年冬天开始，“下乡知青”一批一批地来，一批一批地去。在“天生知青”鄢烈山的眼里，“下乡知青”是比他们优越的。被“下放”到农村的“下乡知青”给了鄢烈山在中国的身份制度下最初的不平衡感。他借用贾平凹的一个比喻说，好比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磁砖，有的贴在客厅，有的贴在厕所，贴在厕所里的，接受臭气熏，就是“应该的”。“像我们这种回乡知青，就是贴在厕所里的，下乡知青是贴在客厅里面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谈不上什么怨恨，我们没有升学的机会，就只好回来当农民，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就不同。”

　　鄢烈山的生产队分配给“下乡知青”的活，“基本都是小孩干的，赶赶麻雀啦，扯扯秧草啦，到农忙的时候，他们就请个假，回武汉去了。大概有个别时候，比如修堤坝挖渠道，他们参加一下，但很短，他们不会认真参与。”

　　而“下乡知青”的精神世界跟当时的农民生活场景是不谐调的。“有一个知青会唱情歌，从《十五的月亮》唱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一首《知青歌》，内容比较邪的，其中有句是‘当我的麻脑壳用完后，你我不来往，年轻的臭婆娘！’唱得我们那里大人小孩都会唱了，以致在我们那里，‘麻脑壳’成了钞票的代名词。”

　　另外，就物质生活来说，现在看来不算什么的，在当时是很大的差距，“我们当时好羡慕他们城里人。他们来的时候是冬天，有大衣，还带来武钢发的那种高统的胶鞋，工作服，女知青戴着风雪帽，其实就是现在看来很普通的毛线帽子，这些在农村都是不可能有的。”

　　鄢烈山说，“不过，下乡知青的生活也很苦，但最苦的可能还是精神层面的。他们不像我们，生来就在底层，属于贱民，当了农民以后，很快就溶入了。他们不可能，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比农村青年强烈，他们肯定不甘心。他们远离亲人，没有亲情。特别是因为家庭原因受到政治歧视的，就越来越苦闷。后来他们越来越走村串户，抱成团，那实际是一种精神需求，偷东西也多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知青运动”慢慢远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新的社会压力下，已经找到了人生的位置和还在生活中沉浮的知青们都开始怀旧，欣赏和抚摸伤疤有了隐隐的“快感”，一股以“青春无悔”为基调的缅怀之情悄然而至，鄢烈山是不赞成那种社会情绪的，那时，他已经开始他的社会批评，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1994年，鄢烈山写了《受虐狂》，文中引用德国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先生回忆当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为知青个体，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知青历史。施特劳斯先生说，他个性形成，领导能力的增长和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要归功于他在二战中的6年戎马生涯。但是，他说，“如果事先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为塑造和求得自己的个性接受这样一个学徒期，我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事实上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鄢烈山认为，人们反思知青生涯，应该有这样的理性和逻辑。

　　时评家是怎样炼成的

　　那时的鄢烈山没有想到他会磨练成今天的样子。那时，他对时事还没有敏锐的感觉。到了“多事之秋”的1976年，未来的时评家还在钻研“傅立叶级数”(高等数学)，至于当年发生的国家大事，诸如被肝癌折磨的周恩来病逝前几天还在床上学习的毛泽东诗词《重上井冈山》和包含“不许放屁”名句的《鸟儿问答》；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唐山大地震；毛、朱去世……等等，“若不是后来因上大学使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很可能把它们发生的年头搅混”。

　　那时，他“还真以为‘公社是棵长青藤’呢”。那时，他“何尝想像过‘人民公社’会有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过改革开放、自主择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个人生活，甚至1977年冬，恢复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一点规划都没有，甚至没有想过‘人生’之类虚浮的词语；如果讲到‘人生观’、‘世界观’之类大词，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套话而已”。

　　回想往事，鄢烈山觉得“奇怪”，“我当时怎么就一点政治抱负也没有”？他说，“我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当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对得起良心、不让人瞧不起。”对于前程，他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一步”。

　　“当时的我，说是‘多么好的群众’也罢，说是‘麻木冷漠素质低’也罢，反正是知足认命、任劳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数’”。

　　1978年秋季，26岁的鄢烈山去北师大上学。在他的记忆里，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别活跃。有段时间吃了晚饭就往西单跑，去看大字报听演讲。那时，沙俄时代“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话冲击了鄢烈山：“你可以不成为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他想，这个名句中的“诗人”一词，可以替换成自己将来的职业，例如，“作家”、“评论家”、“杂文家”。他铭记至今，并且日益坚定地把它奉为座右铭。

　　时评家的思想基因开始萌芽。公民意识开始成形，尽管它的全部内涵还不明晰，但是崇尚自由民主的观念，是明确的。

　　但是，在北师大上学的几年，这个农民的儿子经常生病，经常住医院。

　　1982年，北师大毕业，回到武汉，成为机关公务员。

　　1984年，做长江日报评论员。

　　1996年，到南方周末。

　　从1996年到2001年，鄢烈山连续5年在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这些评论文章，皆以针砭时弊、呼唤公民权利意识为宗旨。在那个社会情绪复杂的年代，鄢烈山的时事评论产生的影响在全国一时无双，也使他个人获得了极大的名声。

　　他总是嫉恶如仇，总是力求以最大的可能表达他对现实的判断和批评。1984年开始评论和杂文写作，22年来，鄢烈山已出版文集近20种。

　　鄢烈山最钟情的一个词就是“公民”。他把自己的评论写作称为“公民写作”。他追求作为一个公民的最大的表达权，他认为任何权利都是争取得来的。“首先得把自己当成公民，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他“不服气”，“不承认任何人、任何势力比我高贵”，“没有人是天生的奴才”。他始终相信进步，相信社会进步是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的，他相信“说了不白说”。这些信念，构成了鄢烈山的“公民写作”的动力。

　　鄢烈山现在的工作是编稿，改稿，校对，送审。事情是琐屑的，有时是令人郁闷而苦恼的。但是，他终日不改其乐。“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百折不挠地往前走，相信“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这是他今年春天的一篇感怀文章中的话。

学者马中

　　痛哉，天下再没有北大荒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马中，1954年生。1974年插队北大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1974年，20岁的北京知青马中在北大荒前进团反修营收拾了行李，在其他知青的羡慕和祝福中离开了茫茫荒原，虽然下一站并非城市，只不过是河南的一个农村，但能够离开那片最远、最苦的知青营地，他已经是当时、当地的幸运儿了。

　　“我们开荒的地方叫抚远县，地图上很好找，就是公鸡的嘴尖儿，中国的最东头了。”满怀庆幸离开的时候，马中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回来，而这块土地最终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基地，20多年来，他四处奔走，无数次回到老地方，方案想了一套又一套，希望能够终止低效的湿地开发，留住这块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全世界最珍贵的浅育沼泽。

　　10年前他壮心不已，5年后他有心无力，那么再过5年呢？——“我有充分的依据，整个三江平原的湿地再过5年不复存在！”

　　我是亲手参与破坏的

　　1969年9月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帮同学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目的地是珍宝岛。当时能去那里是特别光荣的(1969年3月中苏刚打完“珍宝岛战役”)，都是部队直接来招的，说是去了要准备打仗的，相比去农村锻炼的同学，我们更光荣，政治过硬啊，是党信任你才让你去那儿的。

　　在佳木斯下火车，换卡车再往里走，卡车进不去了再换履带式拖拉机，最后坐爬犁才到达。当时正下雨，天非常暗，一望无际的水草地。后来我做环境研究才知道，那个地貌非常独特，里面还有岛，岛上是原始森林，那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了。

　　刚到时我们没有房子住，睡帐篷，后来砍了很多树，两人围、三人围那么粗的。因为是湿地，终年湿气不散，很多人得了关节炎、风湿病。我妈妈30多岁才有我，特别心疼担心，走的时候给我置了羊皮褥子、高筒皮靴、驼毛棉袄，都用上了，确实比其他同学要强一点。

　　我是当卫生员，那时药品匮乏，就跟着老师采中草药，这是我的环境科学教育第一课。那时打针连消毒红药水都没有，流行感冒，我就采“贯众”给大家熬汤喝。还有一种草药叫“七叶一枝花”，名字非常美，治疗跌打损伤，特管用。还有一些沙参、党参，可以补身子的。

　　当时不懂什么，拿着一本药典在山上查，种类真是多，后来再回去知道用生物多样性的区别来做科学研究。当时让我们开荒伐木，100人就有5台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农业装备，但是因为是湿地，水始终引不出去，3年只开出了10亩地，撒下去的种子收不回来。没有粮食，只能吃救济，都是坏了的，别人不要的，吃了整整一年的发霉的玉米面，用玉米面摊饼子，上面多洒点辣椒和盐。

　　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河里的鱼一网下去装一船，还有兔子和水耗子。水耗子皮毛特别好，做手套做帽子好极了，连穿的都解决了。树林里也有好多吃的，什么榛子啊、木耳啊、猴头蘑啊。

　　1988年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回去考察，鱼没有了，水耗子也没了，当时农民一冬抓它几千只的。树也没有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全都砍了，这个变化对我触动太大了。我本来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看了后就改方向了，改做环境研究。

　　1992年开始，我对北大荒进行全面调查，94年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一份英文的给资助我的基金会，一份中文的给政府。

　　北大荒自小兴安岭往东，至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10万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占了70%。历史上看，这地方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贡献。抗美援朝结束后，大批军人回国，当时王震主动提出让他的部队去开荒，因为设备有限，他们当时去的是小兴安岭边缘，还是山地、缓坡地，对湿地的开发破坏力度很小。

　　第二阶段是百万知识青年开赴北大荒，沿着王震部队开荒的地域再往东进，真正深入到腹地。我们没有工具，拖拉机根本对付不了湿地，只能说糟蹋一通后就返城了。

　　第三批是1980年代后，外资进入，钱多，破坏力也大得多。挖沟，建成四级水利系统，真正导致三江平原湿地灾难性变化。也没有创造效益，农场都是负债的。最先进的洪河农场，全是美国设备，1981年从日本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30万亩，工人不超过400人，日本人只要从第1年到第5年的大豆，不要我们还钱。结果地力太薄，根本种不出东西来，加上机械出故障，必须花外汇到美国买零部件修，最后负债两亿。这些年农场因为亏损，纷纷改制，地都分给个人了。

　　后来有个朋友指点，说你想真正送呈最上层的话，(报告)不能超过5页，必须是四号字，还必须留有大行距。我说我试试吧，就写了《拯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湿地》这个报告，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是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后来真的引起了反应，全国人大环资委批复了。我主要指出了一个问题：三江平原的湿地非常珍贵，是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是最高的，有珍稀乃至唯一的物种，现在的开发导致了生态资源的破坏。不仅仅是破坏，农业也并没有赚到钱。

　　后来引起很大反响，环保局和农业部都派了专家做实地调查，农业部方面是想否定我的报告，他们的专家跟我争论，我就说了，你们谁能比我更清楚？我15岁就去那里了，亲眼见到最初的样貌，也是亲手参与破坏的人。

　　保护未知的价值

　　1997年黑龙江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我当时很满足，没想到这个政策太粗，有空子。很多地方把水排走，说我这儿不是湿地，连水都没有了嘛。继续开发，最终政策没有办法执行。”

　　2001年黑龙江出台第一部《湿地保护条例》，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在中央粮食政策的倾斜下，当地可以轻松地从海外获取开发资金，“他们没有别的渠道，钱只能从农业上来。”

　　研究也搞了，建议也交了，政策也定了，还是不行！马中退而求其次，他把希望放在挠力河流域上，它是乌苏里江的大支流，流域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早5年的时候，我去拍了好多照片，好极了，一望无际的水面，当时我还说三江平原湿地就剩下挠力河水域了呢！”

　　希望还是迅速破灭，由日本政府贷款，当地政府在挠力河上游修建了一个库容6.15亿立方米的大水库，号称黑龙江第二大水库。“折腾半天，人家上游修个水库，什么都白搭了。一蓄水，下游就断流了。它现在已经不是湿地河了，是常规河流。”

　　还是不放弃，心想“你们折腾吧，我来找个地方，我自己保护起来行不行。”他从国际组织筹来了资金，揣着美金去找地方政府，要建三江平原最后的湿地活标本。“过20年、50年、100年，你想知道三江平原原来什么样，你上我这儿来看活标本。”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珍宝岛边上的一个县，4万公顷，涵盖三种生态体系。兴奋得不得了，找市长谈，“投入全都我负责、我来筹款、我来研究，我来保护，市长跟我谈了4次，好事！没问题！最后市里常委会讨论，市委书记不同意，有这么傻的人，愿意掏钱来维持原状？肯定是想倒卖土地！肯定有鬼。”

　　一气之下，他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他说自己已经把科学变成了副业，天天想的是怎么找到一个能够平衡多方利益的方案，“老百姓要有钱挣、政府要有收入，这才能真正去推进保护！”

　　如今他手里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的1200万美元的赠款，还有1500万美元的贷款，可以做一个从自然生态循环中自然获益的示范点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不太愿意，“因为官商勾结的利益是放不到台面上来的”。

　　他终于有些愤怒了。“为什么我们在私人决策上都能有跨代眼光，偏偏是在最需要长远眼光的公众决策上如此短视？事情只要与我无益，或者我这一任、这一代看不到利益，就不做！保护肯定不如开发挣钱快。”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在北大荒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其中一幅题名《不确定的别拉洪河》，静静的水草地被定格，“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中蕴含着无限的信息和价值，有些我们现在看得到，有些可能要留给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保护不确定性，就是在保护我们未知的价值。”

　　可惜的是这条赫哲语意为“大水漫灌之河”的水流，在美国高性能作业工具的改造下，原本弯曲的河道如今已被彻底拉直；浓江河，他当年下乡打鱼的地方，7条排水沟把地下水全部牵引下去，强排到黑龙江；“最后就剩下挠力河，龙头桥水库一建，也完蛋了！”

　　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在乌苏里江，“沿江湿地也许可以留下几个保护区域，但是内陆湿地再没有了。”

　重访北大荒知青部落

　　站在这块几十年前一轮又一轮的青年们战斗过青春过的土地上，才会知道，一个人的苦难与幸福、一代人的苦难与幸福，是多么的微渺和无谓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黑龙江鹤岗

 
 
  
 
 
 
　　图/朱炯(除署名外)

　　萝北共青农场 北大荒农场之一，位于黑龙江北部萝北地区。1968年，在“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下，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四个城市的知识青年4000余人来到了农场。他们成为共青农场继1955年青年垦荒队、1958年转业官兵后的第三批外来建设队伍。

　　据农场场志记载，“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有干劲、好学上进，在老职工的帮助、指导下，成熟、成长起来。在农场的机务、教育、卫生、财会、基建等各个行业成为了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把城市的文明、城市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北大荒，推进了这片荒原的文明进程，使农场职工的文明素养、文化程度都普遍高于其他各地农村。”

　　1976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大批知青纷纷返城，至今，约有10名左右留在农场。部分知青返城后仍与农场保持联系，多人多次返回农场探望。

　　北大荒知青 1968年6月18日，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从1968年至1976年，共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直到目前，仍有两万多知青工作在垦区各条战线的岗位上。

　　郭宝荣

　　就这么“随大流”就过来了

　　2006年3月10日下午。黑龙江省萝北县共青农场汽车站旁边的种子商店。郭宝荣站在柜台后面抄着手。她打了发蜡、涂了口红，笑盈盈地，在向一个戴毛线帽子的青年农民介绍“氢氮一号”大豆种。过了一会儿，青年农民要求看样品，郭宝荣从柜台后转出来，推门去对面库房。

　　外面天地恢恢，风雪茫茫。郭宝荣和农民朋友一起喜叹道：今年看来旱不了了。

　　这是这个叫郭宝荣的53岁女人的人生即景，恬淡安详一如它全部的寡淡乏味。一种被叫做命运的东西，似乎从来不曾在她这里有过风吹草动——又或者是，这个女人，她有一种她不自知的卓越本能；这个本能，让她悄悄地放过波澜、放过转折，放过命运、放过自己。

　　就是在30年前，1976年，这个无数中国人命运的拐点，郭宝荣似乎也不曾让自己被搅扰过。

　　那一年年底，北京知青的她与一本地青年结婚了。当她和丈夫新婚旅行结束，从北京回到她插队的北大荒时，她不能不注意到她周围的骚动——农场的知青们纷纷开始议论、走动，准备返城了。

　　“我也打听了一下，能不能俩人一起回，说是难。我想，那就算了。”

　　“算了”之后，郭宝荣继续她宝泉岭农场炊事员、共青农场司机老婆的日子。1979年，她有了女儿，为此，她被调回到丈夫和家的所在地，共青农场，当上了场供销社的售货员。9年之后，她又被调到酱菜厂。再然后，她当上了场招待所所长。2001年，招待所黄了，她下岗回家，开始在丈夫承包的种子商店站柜台，站到今天。这期间，1991年，按照国家对知识青年的政策，郭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办回到原籍。郭唯一的12岁女儿倒是让郭吃惊地“毅然决然”，“没说过一个‘不’字”。于是女儿回北京，开始做起了一个北京人。郭和丈夫两个人继续呆在农场，只是偶尔，去北京看望女儿。

　　这似乎就是1976年以来30年的故事的全部。如果从1976向前追溯，试图寻找人生大河的惊涛骇浪，那也几乎是徒然——郭宝荣让我们或者也让她自己看到的，只是“随大流”、还有“随大流”式的乐天安命。

　　1969年9月2日，北京东城区75中初三女生16岁的郭宝荣笑呵呵地跟着人群涌上了从北京开往北大荒的青年专列。爸妈和小妹、同学、同学的爸妈姐妹兄弟，都哭了。她却没有。哭啥啊？此前三年，文革打响，学校停课，郭宝荣已经在家呆了三年，她早呆腻了，一心想上班挣工资自己养活自己了。所以，“一听说还‘(北大荒)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我就把户口本从家里偷出来到学校报了名。”

　　两天之后的傍晚，当郭宝荣坐着拖拉机拉的爬犁终于来到营地——一个土坡上的两个帐篷、一个油毡纸房——没有电灯电话，更没有楼上楼下，她在同学们哭声一片当中，望着无际的荒草，也多少有点失落。直到夜里，被蚊子咬得久久无法入睡，她终于大哭大叫，把全帐篷人吵醒。

　　但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女青年郭宝荣又恢复起“没心没肺、怎么都行”的好性情。她和同伴们戳着铁锹假装在脱坯，其实是在讲鬼故事；她当上了女拖拉机手，突突突，在草甸子上迎来朝霞送走日落；她在轧草喂马；她在揉面蒸馒头；……

　　她生动活泼什么也不怕——她深更半夜挑着扁担去给上夜班的同伴送饭，黑压压的莽原，野鸡扑棱棱地惊飞；她抄起棍子和不听话不吃草的牛马斗争，马厩里的马灯在大风里明灭不定；……

　　在阴雨天，她坐在宿舍的小板凳上，跟随指导员背颂《毛主席语录》；她也参加揪斗暗通苏联的“奸细”，她受命看着他，紧紧盯着那个正眼都不看她的高傲的戴眼镜的老三届，谨防他自杀；她站在合唱队的第三排，大声唱《北京的金山上》；她茫然地站在人群里，倾听场部广播林副主席出逃的神秘含混的消息……

　　“没想那么多，就傻玩傻乐了，整天嘻嘻哈哈。”至于政治，那个政治——“老百姓知道啥？中央说啥就是啥。说谁好，就跟着说谁好；说谁坏，就跟着说谁坏。就这么糊里糊涂过来了呗……”

　　哦。所以，老百姓中的一员，郭宝荣，她就是这样接受了自己——通过不闻不问地接受那个巨大的国家政治，她接受了自己53岁人生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而且可能要被说成“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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