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姑姑诞辰一百周年
毛小青
姑姑毛泽建1905年10月诞生在毛家祖居地湖南韶山的东茅搪，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周年了。
东茅塘，位于现已举世闻名的滴水洞附近。10月正是韶山野菊花盛开的季节，因此，爷爷就给姑姑起了一个乳名叫菊妹子。听父亲讲，姑姑小时面目清秀，聪明能干，针线活很好，画画、绣花都很在行，很受长辈人喜欢。见过姑姑的亲属和邻居都说我长得很像姑姑。由于姑姑生前只留下一张集体照，从中裁下来的影像模糊不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十多岁，当时筹建韶山毛主席陈列馆为姑姑塑像、画像都拉我去做模特。这段经历使我对姑姑的身世和英雄事迹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许多书刊上都说姑姑是过继给毛主席的母亲做女儿的，但我听父亲说，姑姑没有过继给毛主席家，可是从血缘关系上讲，我家与毛主席家确实是没出“五服”的本家，父亲毛泽连和姑姑与毛主席是一个曾祖父，泽字辈总计有兄弟10人．毛主席排行老三，我称他为三伯父，父亲排行老九，女孩只有姑姑一人，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宝贝女孩，特别是毛主席的母亲为人宽厚、善良，非常喜欢姑姑，把姑姑作为亲生女儿看待．当时我家很穷，爷爷身体不好，奶奶害有严重的眼病，他们领着姑姑姐弟四个小孩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此毛主席家时常接济我父亲家，接姑姑到他家去住。据奶奶在世时讲，毛主席的母亲重病期间，曾嘱托毛主席说：“你父亲四兄弟，就菊妹子一个女娃，你要把她当亲生妹妹看待，要让她读点书”．1919年末至1920年初，毛主席的父母和我爷爷相继去世，姑姑由于家庭生活极端困难，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1921年春，毛主席从长沙回到韶山，得知了我姑姑的情况后，帮助我姑姑解除了封建婚约，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毛泽建，把她带到长沙，送进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后又到中共湘区委员会创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从此，姑姑跟随毛主席走上了革命道路．她白天在学校学习文化课，晚上到平民夜校听毛主席讲课，并为毛主席创办的文化书社推销进步书刊，替在清水塘开会的湘区委员会的同志们放哨．姑姑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和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进步很快，她不但学完了初小到高小的五六年课程，而且于1921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 923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923年秋天．姑姑前往衡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并改名为毛达湘。她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任三女师党支部书记、湘南学生联合会代表，组织同学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姑姑结识了湖南省第三中学学生、湘南学联负责入之一、共产党员陈芬。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们于1925年冬结了婚。婚后，姑父陈芬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郴县领导农民运动，姑姑则留在三女师学习，并担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长，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1926年夏，姑姑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了三女师，到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她经常深入到衡阳县神皇山、园山、蹬子岭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发动妇女成立女界联合会，教育妇女放脚、闹祠堂；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协助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亲自讲课．
1927年5月，许克样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中国革命开始陷入低潮，湖南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这时姑姑组织起了几千人的农民自卫军，组建了衡北游击师，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民团。
1927年10月底，中共湘南特委改组衡山县委，由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姑姑任县委妇运委员。改组后的衡山县委组织了衡山工农军游击队．姑姑除了领导妇女运动之外，还兼管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她还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用土炸弹炸县政府，组织武装暴动。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姑姑不忘学习，曾给自己取名毛日曦。她说：“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和太阳一样，红红烈烈，光明普照。”她写信总在落款处画一把利剑。她说：“建”与“剑”同音，“泽建”就是“泽剑”。我喜欢利剑，它所向披靡，我们革命者就要像利剑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破坏，衡山县委中有人当了叛徒，党组织考虑到姑姑和姑父的身份已暴露，指示他们迅速离开。他们扮成绅士夫妇，通过重重封锁来到耒阳县，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姑姑和姑父由于形势需要留在耒阳工作．他们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姑姑任队长，姑父任党代表。他们领导游击队白天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侦察敌情，晚上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曾先后捕捉惩处了耒阳民团的部分头目，还掩护了一部分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的家属安全撤到山区，积累和保存了革命力量，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初夏，在耒阳县下塘铺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姑姑和姑父都身负重伤，双双被捕。灭绝人性的敌人把姑父的头颅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一支部队袭击了末阳县，救出了姑姑。但这时姑姑即将临产而且身负重伤，行动非常不便，为了不拖累部队，她坚持留下隐藏在下塘铺一孤老太婆家里。没多久；姑姑生下一个男孩，起名艰生，取出生艰难的意思。敌人在搜山时，听到婴儿的哭声，找上门来，姑姑和照顾她的我姑父的姐姐陈淑元以及刚出生的小艰生一起被捕。陈淑元因为没暴露身份，不久就被保释出狱，同时带出了小艰生。可是因为无奶，艰生不几个月就夭折了。
敌人得知姑姑是毛泽东之妹，如获至宝，妄图从她身上得到我党的重要机密。姑姑在狱中一年多时间里，被敌人从耒阳押到衡阳，又从衡阳解到衡山，受尽残酷拷打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在狱中写下遗书：“我将毙名，不足为奇。在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了。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再增加，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早就予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姑姑还在狱中写下了“誓死为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等血书表达自己对党的赤胆忠诚。
敌人见从姑姑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恼羞成怒，决定对她下毒手。1929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女游击队长，我的姑姑毛泽建昂首走上刑场。在衡山城南门外马庙坪，姑姑高喊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成为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胜利英勇献身的第一位烈±。姑姑牺牲时年仅24岁，湘水为之含悲，南岳为之敛容！杜甫《朱凤行》诗云：“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姑姑从此长眠在衡山金紫峰下，被当地人称为“衡山朱凤”。
毛主席得知我姑姑一家三口为革命捐躯后悲痛异常，他把对革命烈士怀念的情感转移到烈士的亲属身上，对我们家格外关怀。当然，这种关怀既有对亲人的爱，也有对亲人的严格要求。
1949年10月，刚刚举行完开国大典，毛主席就在中南海接见我父亲毛泽连和其他亲属。那时我家在韶山生活相当困难，奶奶年老体衰，父亲因受伤眼疾严重，基本双目失明，家里没有生活来源。同去的亲属想请毛主席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给些照顾。但毛主席亲切而严肃地对他们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光是泽连一个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一点。”那次在北京，毛主席出钱为我父亲治眼病，还给我奶奶写了一封信，带了一些礼物和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奶奶收到这些礼物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1年底，奶奶因病住院，毛主席知道后先托人带来100元(旧币 100万元)，后又寄200元给我奶奶治病。1952年，奶奶病逝，父亲又摔断了脚，毛主席得知后，又给我家寄来300元钱，并说明200元是给奶奶的安葬费，100元给父亲治病用。这些钱都是从他老人家稿费中支付的。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从这以后，毛主席每年都寄二三百元的稿费给我家补贴生活，直到1962年湘潭县民政局开始每年发给我家烈士家属抚恤费。1977年李敏回韶山，专程来看我父亲，她说，毛主席在重病卧床不起之后，曾把她和李讷叫到床前，让她们有空常回韶山看看我父亲。
毛主席待我父亲如同胞兄弟。除了与姑姑的关系外，在1925年毛主席回韶山发动革命时，我父亲12岁就给毛主席当通讯员，为韶山党组织活动站岗放哨。16岁时在执行一次通讯任务时跌伤了眼睛，父亲的眼病就是那时做下的。眼病使我父亲无法跟随毛主席走出韶山干革命。国共第二次合作前，我父亲由于是毛主席的堂弟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尽管有这些关系，但毛主席从不利用职权为我家谋一点私利。父亲常对我和哥哥、弟弟提起，毛主席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讲过：“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我们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是我的亲属，又是烈士的兄弟，在乡村中凡事都要带个好头。”父亲就是以此来教育我们为人、处事要守住本分，决不能给毛主席、给革命先烈丢脸。
值得告慰我三伯父和我姑姑在天之灵的是，我们一家都没有凭借是烈士的亲属和与毛主席的血缘关系来谋取自己的私利。父亲生前一直居住在韶山东茅塘，我和哥哥、弟弟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由社会根据我们的能力选择了工作岗位。我们都觉得，我们只有少说多做，勤奋工作，才不枉为毛主席、毛泽建的亲属，才对得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和生命的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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