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秦淮渔夫

中国党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正确，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泽东的地位提出挑战。

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通行的口号，中共当然不会公开提出异议。然而，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也只是从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尽管在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但中共并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1-92页。]”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

毛泽东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正如他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讲的：“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589，л.173-179。]担心的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取消个人崇拜的做法将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蛇无头不行”的混乱局面，所以他才认为赫鲁晓夫“捅了篓子”，并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谈到：“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2页。]并在后来又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毛泽东不着眼空泛的“反个人崇拜”，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在根本上对党和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集体领导。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分一、二线的设想。

1954年3月初，毛主席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并署上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的下款。这是一篇重要文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小组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

《说明》特别讲到国家主席问题，是这样写的：“草案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制度，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我国历史上的总统制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权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因而向国家作出他的贡献。”

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曾一度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议长和付议长，后来改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付委员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当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国家机构设国家主席，这同党中央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和当时正在酝酿的党内设付主席和总书记，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为保证党和国家的安全而对领导体制提出的重要建议。毛泽东还提出设国家付主席的问题。他在宪法草案的最初稿上批示：“设付主席一人，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付主席代理之。”后来，他又在草案四读稿上批示：“付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这些内容都写入了宪法。: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他。”（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4年3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z1] 的。

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八大之前1956年夏天，就在中央内部几十个人的会议上提出过。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象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下不得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七大之后中央设立的书记处，不为办事机构，而为决策机构，书记处五大书记实为五大常委，陈云、彭真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居然就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可见书记处之力度，而在书记处、政治局之下有一个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领导下的党务机构，任弼时、李富春等人都是最初的秘书处主要负责人。建国之后，特别是高饶事件之后，秘书处的地位日渐突显。一九五四年，毛泽东找邓小平、谭震林、刘澜涛、李雪峰、胡乔木、杨尚昆、宋任穷、马明方、林枫九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把你们从大区调来到中央做副秘书长，是配合小平工作的，以后中央的事就由你们来做，对外统一用中央的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义。”这是毛泽东把秘书处作为中央一元化政治绝对领导的书记处的铺垫由此开启。

    而此时的中央秘书处尽管有了中共中央的名义也就是说等于有了印信，却是没有办事的“衙门”，尚在筹备酝酿阶段，还没有在党的代表大会等公开的形式上得以进一步完全确认，而秘书处的工作虽则可以伸手到党务之外，但是，影响面极度有限，更多的则是上传下达的收发工作，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毛泽东酝酿的全面确立秘书处的地位，给予秘书处最终的中共中央代言人资格的步骤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就是设立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秘书处的原班人马作为新的书记处的底子，在此基础上，扩大书记处成员，使之能够在党内负起全面领导责任。

　　在书记处之前，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谈话，委以重任，用李雪峰的话说：“毛主席对小平同志那时候非常欣赏。”小平开始仍然坚持新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传送和收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文件，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对书记处的任务这样指示给邓小平：1.书记处不是满清的内奏事处，是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凡是中央的事情都要管，中央的事情都要抓。2.书记处对外一律用中共中央的名义。3.书记处直接对他本人和常委负责，行文用平咨。

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雪峰、宋任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提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著名的三点指示。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等于明确了书记处之于中央的地位和作用，小平因为刚来中央，初接新的工作，自然要谨言慎行，而毛泽东则一再给邓小平打气、撑腰，为了进一步烘托即将出笼的书记处的力度，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做了对邓小平的评价的著名讲话和加大书记处的外延与触角即成立中央五个领导小组的决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就邓小平预备当选总书记一事，毛泽东说：“至于秘书长（秘书处）改叫总书记，那就是中国话换成外国话来说，他（小平）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说我给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众人笑）我看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的好呀？也不是，他跟我一样，有很多事情都办错了，有很多话也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说他行，顺不顺的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他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也有，就像不满意我的一样，你说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不过大体来说他比较公道，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道，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诚惶诚恐的，他是经过党内斗争过来的。”

    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党内历史和毛泽东本人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给一名高级干部如此的宣传和评功摆好。就毛泽东来说，给一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小字辈的邓小平如此的评价也是破题头一遭，在通篇讲话中，毛泽东几次提及“他和我一样”，把邓小平和自己相提并论，即使后来林彪列入党章成为法定接班人时也没有受到这样的高度的概括。

    在1956.9.28日选举产生的八届中央书记处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原来中央秘书处的主要成员基本都被囊括进入了新设立的书记处，而书记处本身也囊括了我党高层的所有精英实力高才，其后，补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成员，国务院只剩周恩来总理一人，新成立的书记处成了当仁不让、不折不扣的党内第一内阁。翻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中央有关指示，抬头一般都是：请刘、周、朱阅，交小平办。（以后增加了林彪），而毛泽东在主管经济的会议上一般这样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毛泽东说：“小平、恩来是经济方面的军师，你（指的是刘少奇）要和他们多沟通意见。”小平在前，恩来在后，可谓意味深长，更为主要的是，书记处已经全然按照毛泽东预定方针进入中国政治决策层的主车道。

毛泽东在八大之前的讲话意犹未尽，次年十一月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接见他时，明确的指出：“我们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接班人，邓小平是一个，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向你介绍他，他以后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对待他就像对待我一样。”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四月间，中共中央成立五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管理中央书记处，这就是说以陈云、彭真这样的党内老资格也要对小平请示工作，至少先报书记处和邓小平知道。而这五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做了题目为《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报告，此前写就一文题目是《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送邓小平阅：

    小平同志：

    我写了一篇小文，请你斟酌，如觉可用，请下发给与会同志，望告。

                  毛泽东

                  1958.12.1

前面我们提到，毛泽东自己说过对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行文用平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国大地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共产党执政后，我党在世界处于两极对立时期在单一意识形态指导下，利用有限社会资源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大建设运动。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夏以后逐步已露出苗头，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

由于“官僚主义”和“左倾幼稚病”的影响，“五风”肆虐，毛泽东为纠正“五风”作出了极大努力。

毛泽东在与“五风”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一线领导层刮“五风”的一些人）。”

1958年后“浮夸风”的兴起，不应该说是在“三面红旗”决策下全党失去理智，而是源于党内一些人简单地使用“戴政治帽子”的方式作为管理手段，他们在竭力大搞“反右扩大化运动”的后期，接着在党内大搞“拔白旗”运动，结果造成一种很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各级领导人被逼用“谎报数字”来过关，进而导致浮夸风的兴起和蔓延。毛泽东为此召开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反复谈到要“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对一些“冒进分子”如吴芝圃、曾希圣等提出批评，并亲自主持会议“压指标”都无法生效，甚至毛泽东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发到“小队长”这一级，让他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高指标。毛的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到小队长手里，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是遭当时在中央工作的李井泉扣押而没有下发。可以看到，浮夸风的兴起，不能不说和各级执行层面停留于战争年代管理事务的强悍简化有一定关系，不是因为决策原因或者路线决定的。

为了统一全党纠左步调，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做《关于权力集中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说明》的发言，又一次无比明确的谈及了他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也就是大元帅，小平挂副总司令，也就是副元帅，我们一正一副。”（毛泽东《关于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文献汇编》一九九一年第三期）毛泽东还指出：“小平同志呀，你挂帅了，你是总书记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也是我的总书记，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嘛。”（引文同上）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和柯庆施等中央领导多次提出：“大政方针决策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小平负责办，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少奇，第二是小平，中国只能有一个核心，权力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那就是中央，中央具体的小平和书记处抓。”（引自《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

八大以后，1957年月日，毛泽东接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时，提起不当主席之事，打招呼。

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他对他们表示，到二届人大时他想辞去国家主席。5月1日，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认为在15——20年内，“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为好”。因为：“集体领导中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着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tang2] 。” 《文献与研究》（1982年第一期）毛泽东5月5日将此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他请刘少奇[tang3] （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次，取得一致意见。他还要求把这封信连同他的批语印发到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和政协委员，他认为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毛泽东对陈、黄两人信中陈述的理由一一作了解释。

信中说：“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胜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何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毛泽东在这里注明“以上两个理由，因时间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说：“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对此写到：“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针对信中说到担心人民的惶惑和国际间可能的谣言，毛泽东说：“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而“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意见，再次说明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是深思熟虑的：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会修改宪法，“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1958年6月20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给外交部发来一封电报，询问外界所传毛泽东辞职事是否确实，毛泽东在月日亲自给他回电，证实“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国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

1958年12月9日晚上，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建议的决定以电话形式通知到了各省市自治区。两三天后，传达到了人民公社。12月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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