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中国政治映象
吕德文
题记：2005年12月5日至12日，笔者在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香花村调查，运气很好，在这个号称长寿之乡的小镇里，有幸访问到众多有丰富人生经历的老人，还有一些明了事实的村民，他们的一些看法及经历或许在另一侧面表现出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的变迁。
一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
赵旭林是一个88岁的老人，能访问到他纯粹是偶然。当时我和调查伙伴刚办完一件事，在路上看到他的胸前戴着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及黄埔军校的徽章，像站军姿似的站在他所开的花纸店门口，精神矍铄，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他谈起话来，更是发现他的思路极为清晰，再加上他那精彩的人生经历，让我们似乎回到了那个让人有诸多感慨的民国时代。
1“国民党不知搞了一个什么运动，把私塾废除了，只能上‘官学’，但很好，小学不收费。”
民国时期，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向现代民族国家靠近，加强了对教育的改革及国民意识的控制。私塾同样被认为是需要废除的旧的体制，但这种废除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她用可能是更为廉价的官学体制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体制替代了，使得其治下的人民成了真正意义上“国民”。当时赵老爷子上私塾时，每年只要叫100斤米就可以了，因而，尽管家庭贫寒，同样上得起学；但是，官学体制中，小学不用交钱，是公费的，这就使得那些想求学的贫家子弟仍可上学识字——尽管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特别困难而无法将孩子的劳动时间花在读书上，整个太平乡（青城山镇在解放前的称呼）只有一所官办小学，一个班二三十人。
官学体制中小学升初中，考了第一名的可以公费，还有奖学金；第二名的可以公费，其余的就得交费了。这种制度使得特别上进的贫家子弟仍有上学的机会。当时的赵老爷子求学心切，凭着其扎实的私塾时打下的国学功底，只上一年半的官办小学（主要是学数学），就考上了第一名，顺利读上了灌县（都江堰市以前的叫法）的初级中学。初级中学过后，就得上高级中学了，这要在成都才有，其优惠政策和小学升初中差不多，但这时的高中显然是精英教育，“每年要四石米（800斤左右）”，一般人家上不起。赵老爷子当时考了一所名牌中学的第五名，免了200斤左右的米，其余的“靠亲戚朋友支持”——这时的民族国家的建设，仍然保留了乡间救济的空间，威权国家还无法将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深层处，福柯意义上的监控系统远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保障这个词在当时估计是不会出现的。
2“参加军校就是为了抗日，当时认为国民党是正统。”
无论现在对国民政府有何疑问，但有一个事实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即当时的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国民政府的宣传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赵老爷子说，当时川军出川抗日，在成都人民公园召开大会，一位唐姓军长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当场把他的两个公馆的房契交给省长刘湘，捐献给抗战基金；冯玉祥将军来成都募捐，连乞丐也把自己乞讨到的钱捐出来，但将军没能收，场面催人泪下。赵老爷子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动，“年轻气盛”，考上了黄埔军校第18期。
考上军校后，就集体入党了，但是，“没什么，党在基层没什么作用”。国民政府的党国体制在高层是真真切切的，但是，在基层，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控制力，即便是在最为关键的军队，而且是蒋中正亲任校长黄埔系中。这和共产党的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军队无论是在对谁作战，都注意党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北伐时期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对军伐作战，没有忘记基层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正式因为出色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北伐初期能顺利推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指挥抢”的原则已经确定并得到实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同样利用自己的路线方针巧妙得将党的任务与民族的责任结合起来。国民政府单纯利用民族主义的宣传来控制下层民众（包括军队）在客观上忽视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建设，一旦没有了外在的压力（外国侵略），民众很容易丧失对政府的忠诚。
但是，很显然的，国民政府当时是抗日的领导，将中正是领袖，赵老爷子就讲，“如果没有我们校长的抗战，我们现在都是亡国奴”。出于对民族的责任，赵老爷子军校只读了两年就提前毕业直接上战场了，三个月的排长见习时间也免了，直接当上了排长，参加了长沙会战，“一个战役下来，一个连往往只剩下几个”。
3“其实我是有机会（参加共产党）的，但是当时不懂。”
国共之间的争夺是全方面的，地下党的活动在国统区就没有停止过。当时太平乡的小学有一个老师是地下党，也拿一些马列著作给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赵老爷子看，但是，“当时我还小，不懂”。过后，赵老爷子上初中、高中、军校，因为“年轻气盛”成了国民党的一员——这个没有实质意义的党员身份，使其后来的政治生活注定回因为中华民国的结束而改变。黄埔军校毕业的当时的赵姓排长、连长及技术教官，一方面主观上是为了抗战，是对民族的忠诚，另一方面有被另一个政权及政党看成是对党国效忠，从而成为有特别符号的人。直到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赵老爷子才重新获得当年抗战时的荣誉感，每月有政府补助，还拨款让这些健在的黄埔校友开同学会，每月聚餐一次。
二作为新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益民63岁，刚解放时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但对村子里面发生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史载，成都刚解放不久就发生了主要由地主武装组织的反对新政权的“二五叛乱”。“那天，子弹刷刷刷从河对岸打过来，打在房屋旁的竹子上，落下来”，高益民跟着家里的大人们躲在养猪用的低洼地，上面用门板盖着。高说，他还看到邻居帮地主武装送饭送菜；高解释说，任何政权在地方都有其基础，当时成都虽然解放了，但农村并没有完全由新政权控制，因而有了所谓的“叛乱”——“其实不是什么叛乱，新旧政权交替，（反抗）是很自然的事”。高解释得应该有道理，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都有其统治的基础；而一个新政权的建立，也有建立及巩固基础的问题。在四川这样后解放的地区，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较为成功的地区，“国民政府”这个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在老百姓眼中仍然是存在的，当国民政府的权力丧失时，其权威仍然存在；相反，新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后，则面临着树立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必须建立党在人们心中的权威。
先是解放军进入了太平乡，当时高益民也跑到乡场上去看，“穿着统一的黄色军衣，挎着枪，很神气”，“有一个排左右”。大部队的到来，意味着太平乡的政权已经掌握在新政权手中。但是，这显然不够，要巩固政权，就得树立权威，于是，土改开始了。
赵老爷子这时又出场了，“共产党利用了我”，因为有文化，在“连中学数学老师都搞不懂那些土改计算公式”的情况下，赵老爷子协助土改工作组土改，参加了好几个乡的工作，直到1953年结束，“只是解决吃饭，没得工资”。高益民一个上辈被划分为地主，“其实没得啥子”，高益民说，地主其实人很好，还经常支助地邻；赵老爷子回忆说，他小时候，每年的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些“地主”都会在太平场上煮粥解决那些饿肚子的乡亲，“恶霸很少”。实际上，地方上的村民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极为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自己的“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会有所接受——无论如何，香花村的大部分村民是在土改中得到好处，并或许因为此而接受了新政权；但是，他们仍然会保留基于生活经验的逻辑。赵老爷子说他在历次运动中都没吃过什么亏，其解释是“十一二岁就出去读书，回来后不偷、不抢、不骂”，别人没必要对他过不去；高益民母亲为人相当好，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也乐于助人，去世时“社会上哭的人比屋头哭的人还多”。在这种生活的经验中，那些居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要想在江湖远处有所作为，显然还得与当地人的生活逻辑相适应。
三1962年的香花村与中国
高益平62岁，是高益民的堂弟，经历极为丰富，香花村的老书记。1962年，高益平在生产队搞科学种田，这个生产队的试验是副乡长亲自指导的，全乡的试点，效果很不错。高说，他们试种棉花，产量不错，只是“温度太低，不能自然暴花”；试种矮杆水稻，亩产达到了亩产800斤（原来的高杆水稻亩产600斤左右），后来推广了；小麦则由原来的本地小麦的亩产三四百斤提高到600斤。高说，“种子很关键”，体制下放后亩产也是800斤左右，和试验田产量差不多。1962年是反思大跃进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经济工作的八字方针，农村形势好转，香花村的情况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但是，香花村显然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印象不比别处深刻，“平原还好，不比山上”，“只饿死一两个”。对于大跃进，似乎现在所有有那个年代的经历的人都对之心有余悸，甚至有点痛恨，而对其所造成的危害，却难有准确说法，各地的情况也极不一样。但是，应该清楚的一点是，能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事件，无论是用“自然灾害”还是纯粹用“人祸”来解释都不是能说服人的：香花村那几年据说没什么自然灾害，这估计是没错的——都江堰这个水利是可以保证川西平原的旱涝保收的；大跃进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以及浮夸风所造成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估计也是事实，但就由此推导出三年灾害是某一政策的危害，显然难以说服别人，似乎恰恰也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在没有灾害的地方，危害的确比较小；而同样“人祸” 的影响下，之所以会有那些灾害程度较高的地区，显然只能归于真正的“自然灾害”。
1962年的香花村村民的日子算是好过了，但是，从香花村出去当兵的高益民却正在中印边界的原始森林里与印军作战。当时林彪当国防部长，高益民所在的部队是林彪的部队，被派往前线打头阵，这时，“装备立马换了，五三式步枪换成了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一次可以打十发子弹”。高益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大获全胜，他所在的连队只负伤一人，而对方几乎全被消灭，只有极少数逃跑了。后来，中国军队慢慢推进，遇到了印军当中的王牌军——参加过二战的红鹰旅，对方在山沟沟里布成了蛇阵，这次在刘伯承指挥下，同样获得了胜利，“但是没有封住尾巴，就差几小时，让旅长给逃了”。这次战斗后，中国军队开始回撤，高益民所在的部队是最后撤军的。“那里环境特别好，又生产水稻，又生产水果”，“干脆就在那里驻军算了”，“那是国际舆论比较大，都偏向印度，对中国不利”，“后来我们撤了，印度军队又进来了”——“我们出生入死，好像白打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我们没吃亏”；但是，结局似乎并不令国人满意。但是，无论如何，当时“中央的政策是警告印度，我们不是打不过你，只是让你”，这种目的是达到了。
1962年的香花村和中国，确实是有许多让人高兴的理由；但是，这种振奋似乎并没能让所有人舒服多久，不久，针对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来了，让那些干部们提心吊胆地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
四“四清”运动
罗永清有84岁了，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人，1953年复员时是副排长，“没文化，提干提不上去”；因为家有老母，死都不让自己在外面工作，只好在家；一回到家，乡上的书记就让他当村支部书记，但坚决不干，“只想种田”，乡党委书记来了五六次，还是不得不当上了支部书记。1965年四清运动时，罗永清跟工作队对着干，因为工作队每天晚上都得审查这些干部，“大家受不了”，“看不起组长，没啥子了不起”；于是，工作组长就“开除你党籍，你没法了”；这时的罗永清，“整到那步了，愿意去劳改了”，但不够劳改条件。高益平当时协助工作队工作，“工作组长就住在我家”，比较清楚当时的情况：罗永清被查出三个问题，一是拆除小学时，有人揭发他们几个廉价买了或分了；二是生产队瞒产私分；三是当时是学雷锋高潮，在生产队劳动摆龙门阵时说雷锋贪小便宜。本来，罗永清领导下的香花大队一直都是先进，“红旗手”，但现在成了反面典型。
还有一个生产队长也被查出了有问题，一是男女关系不正常，与未满18岁女子结婚，与地富子女结婚，破坏婚姻法，二是1957年破坏统购统销，三是“二五叛乱”分子。不过，查出来下了就是了，“农民，没什么”。
四清运动算是让那些基层干部受到了一些大震动，高益平说，“四清过了头，（被整的干部）确实也冤”。但是，当时的基层干部确实“有点脱离群众”，“老百姓不满干部的多”，“比如公共食堂”；“老百姓没什么觉悟——那是当干部是要得罪很多人的”，“反正我也当不了干部，把你整下来，除了口气”；也有自己想当干部故意整人的——“有些材料是内部揭发出来的，老百姓不懂”。按香花村的经验，无论如何，四清运动的初衷应该是切中要害的，官僚主义确实在当时比较严重；但是，似乎中国的政治并没有那种“适可而止”的考虑，一场更大的运动开始了：文革！
五文革
高益全是高益民的亲弟弟，文革期间是个积极分子，曾跑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当时，成都武斗相当厉害，高益全“跑到都江堰闹革命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派的。高益全讲起自己的“光荣历史”，颇为兴奋：当时和几个人在公社偷枪，结果碰上人了，赶快把枪塞在墙缝间，但第二天不在了，“不知被谁捡走了”；想把哥哥留在家的枪拿出来，但不让，结果自己自制了一把手枪继续“闹革命”。
香花村的文书比较清楚这段历史，“1970年前后武斗最厉害”，村里有三大派，一个是“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受“成都产业军”指导，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受“成都工人革命造反派”指导，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受“川大826”指导。三派有“争地盘”的意思，但三大派之间没有真枪实弹地干，只是斗村干部，使得村干部“失去公认”，不敢上班、开会。但是，生产队的庄稼还是“种起”，参加组织的“东跑西跑”，“一个生产队就几个人参加”。
文革是涉及全国的大规模的运动，要认识它似乎并不容易；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判断的，农村所受到的冲击并不是特别大，没有影响到农业生产。任何的政治斗争，到了农村都不太可能影响其固有的逻辑：必须先保证农业生产，不至于饿死；必须尊重当地的熟人社会的逻辑，亲疏远近的判断应该比别的标准更具持久性。
六后集体时代的香花村
1981年分田到户似乎在香花村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上面安排分田，就分了；村民发自内心是很高兴的，因而，香花村每年缴税都基本上可以完成任务。
但是，高村长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在1997和1998年这两年农业税最重的时候，收税费的任务还是可以顺利地完成；到2000年左右，税费一年比一年少，但收税却越来越难。高村长仔细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其中的原因，得出了一条：这几年年轻人当家的越来越多，受到的集体主义的教育少，“以前老人当家都是这样想的，共产党给我田种，很感激”，“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这样想，我凭什么缴税？”。
可以这样认为，经过在制度上集体化已经不存在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后集体化时代的香花村的村民仍然保留着集体化时代的遗产——集体主义。正是因为这个遗产，使得村民们仍然有国家、村庄的认同。但是，改革20多年来，这个时代所塑造的是自由主义教化出来的一代，集体观念已经很难再深入人心，甚至会认为有一点集体观念是不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香花村和广大的中国农村一样，农民原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村庄共同体也在慢慢消解。
地址：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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