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权和路线的过渡（1976-1978）
就象中共并非总是在追求集权和强制一样，文化大革命也并不始终都处在狂热、动乱之中。从69年末开始，知青和红卫兵被遣散下放，军队通过“（政、军、群）三结合”控制了局面，社会形势又趋于稳定，中央也在反思革命的过激，并推行了相当一些务实稳健和恢复调整的政策。当时的革命确实是彻底而无情的，以至于连党和中央都不时遭到批斗、冲击，而那种反智、禁欲、颠覆、紧张的生活早已令社会上层精英感到厌烦，因此其中的大多数都丢弃了先前的参与热情，期盼着这场该死的运动赶紧结束。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的鼓动和控制也少多了，而且出于外交上（全球反苏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对西欧、美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尽管有上述变化，尽管毛是实践主义者，尽管他们内心承认现实的残酷，但毛泽东等人毕竟还健在，国家和主流不甘心示弱、认输，极左理论家们还在继续争当先锋，所以整个的文革运动在话语上仍不放松，浩浩荡荡地继续先前迈进。然而革命的共识、激情、纯正均已散失，只能勉强称之为“后文革时代”了。
毛在最后的岁月里，也曾试图调和极左派（四人帮）与保守派（邓小平等）的关系。但76年1月邓遭到攻击被迫第三次下台，以及对关于“（纪念周恩来的）四五事件”的处理上充满分歧，表明在当时的情形下，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在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一个温和的泛左大联盟，既对四人帮的激进和跋扈感到不满，又对邓小平等人的堕落和变质不敢苟同，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上和中央里的主流态度，但其构成混杂且不够坚强有力，其领袖是新近被扶植起来的“绝对毛派”华国锋。76年三位开国元勋先后辞世，国内出现数起重大灾害，国家上下忙于哀悼和救灾工作。而在中央，华国锋担心四人帮威胁自己，保守派企图借机反扑平反，主流也不愿再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于是大家联合起来，秘密协商筹备，迅速地清洗了四人帮，并把握住了政权和军队。然后昭告于世，但当时给予的说法是相当矛盾的：说这些依赖毛庇护的理论家们是危险的篡权者，说这些曾打倒林彪的人不过是与后者同样的货色，说这些激进的文革旗手是犯了立场过右的错误，如此这般，可见当时中央的复杂状况和过渡性质。
根据后来的各方面资料和评论，都认为华国锋是个（尤其在政治上）不太坚强不太有性格的人。按常规在共产党政权内部，只有最坚强而无情的人物才能把握住政权。不过在后文革阶段，在主流处于温和混沌的时期，有鲜明态度和强硬力量的人并不见得适合做这种（政策过渡、派系调和的）领导。即使不追究当事人的内心，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时的局面确实是很令华国锋尴尬的：他缺乏必要的资历和人气，作为短时间内越级提拔的接班人，只有在毛的光环下（和影子里）才能存在；在后台坍塌后，他处在一个暂时的松散的（不易驾驭的）联盟内部，受到来自极左激进和邓派保守两翼的挑战，在身边没有亲信、在中央缺少联盟。因此合理而必然的选择即是坚持先前的路线，顺着眼下的时代潮流，温和地向前移动。从77年初开始，中央上下掀起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浪潮，同时也为一些被后者击败的仇敌平反。到该年8月，文革被正式宣布（胜利）结束，中央指出要在继续反右的同时，集中精力于社会建设，并继续先前的较温和务实的政策。因为要维护中央（和自己）的权威，华在声讨四人帮的同时，肯定文革捍卫毛主义，不允许部分反思的言行变得过火，并酝酿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
在毛时代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推崇计划、集中、强制的官僚政治，持精英主义和保守渐进的立场，主张用物质诱导和突出差别来刺激发展，坚持抵制毛主义和继续革命的观点；在50年代被划作右派，60年代被当作走资派打倒，70年以后形势有变，部分人才得以恢复权势，当时其在中央的代表如主掌军队的叶剑英，负责组织党务的胡耀邦，我们（在本文第二节之前）称之为保守派。当然他们的想法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隐约都有，只是随着革命浪潮的推进，真正毅然坚持己见敢于忤逆主流的并不多见，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左大气候中，这实在已算是较极端的右翼了，再加上一些企图平反、夺权的人，就聚集成了一个人数少却强有力的集团。他们拥戴的是（仅次于已死去的保守派头号人物刘少奇的）邓小平。邓既有资历，又善权谋，手腕强硬，关系深广，在71年就已被各派各界看好。保守派借着批判四人帮的大气氛，利用在中央把持的权力和舆论，四处放话造势，要求平反四五、恢复邓的职权，终于在77年7月，邓重新成为政治局五巨头之一。保守派随之加紧了全面反扑，在中央的理论和舆论界引发争论，要瓦解“两个凡是”和华的权威；在地方进行大量游说拉拢，扩充影响壮大声势；同时积极串联曾被打倒的干部（及其亲友），祭起进步力量代表和救世主大旗---借以达到搞臭文革和毛主义（及华国锋）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捞取声望和权利。
76-78年间的普通民众生活和思想并没有多大相应变化，激变和阴谋只悬浮于上层而大众是对之并不敏感的。当时大约没人领教过奥威尔在《动物农庄》中的绝妙讽刺，他们的反应倒是会跟71年林彪倒台前后差不多。而在经历过十余年革命沐浴，并在其中锻炼成长的普通干部中则会引发不安，很多人的内心、信仰遭到毁坏，对社会停滞、中央混沌深感不解，然而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幕后强大的手已经下决心要扭转乾坤了。78年上半年保守派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华派企图压制捂灭，对方还是果断地运用了手中的权势和人脉，成功地将理论讨论继续扩大和深化；加上邓等人物一年多来的奔走努力，相当多的实权人物、地方诸侯纷纷知趣地转向支持此文，“两个凡是”和华的权威终究不复存在了！华在言语和立场上全面妥协，但对手没有丝毫满足、停顿的意向，尽管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两年的变化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78年11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保守派和新近的加盟者发动了最后的一击，他们分头在各个小组上讨论起“理论”来，整个会议变成了对华派及其路线的声讨和抨击，并且持续了超常规的时间（以便使讨论进行得淋漓尽致，以便充分做好中间派的工作，以便给场外军队的行动以足够的时间）。过渡时代于是结束了！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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