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的策划和酝酿（1978-1982）
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至少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时代的正式开端。在当时的会议上，拥邓势力已经主导了论调，他们讨论了文革及其追随者华的路线，并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刚刚过去的时代是漆黑惨淡，并允诺将带来一个新的局面；他们提到了对稳定、制度化的社会的向往，并答应给从前的受害者平反；他们宣布当前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并指出今后会有一系列重视建设、扩大开放、放权让利、搞活体制的政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量揭批文革的文章、活动应势出现了，相应的关于毛泽东本人及毛主义，关于建国前三十年和整个党的历史都需要有新的说法，这下可忙坏了国内的理论和新传界。然而中央并不希望这些事情扩大深究和没完没了，最终颁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止了讨论。他们的合法性、正当性总算有了保障。关于生产建设问题，自69年动乱结束就开始了探索；后文革时代有务实的中左政策，华国锋提出要温和地过渡；到现在，邓小平们终于有机会践行自己的主张------改革开放。然而此时他们的想法已不只是过去右派们的简单续集，在一个正在全球各处兴起的新时代，她将会具有更新的内容，被赋予更深远的意义。
后来屡被批判的中央极权、政治强制、计划集中的体制，其实只是过去某个时代的历史产物，50年代向苏联学习过，但在继续革命的冲击下，尽管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维护、争取，实际上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70年代开始恢复，到如今却又要全面重建了，（并将在整个80年代不断被完善，再以后则被反复讨伐）。邓陆陆续续地描绘出他所追求的图景，那将是个稳健的不断制度（法制）化、规范化、科层化的官僚体系，党将统辖行政并进而积极领导整个国家，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将既保证权威和统一又考虑到众议和参与。在实践上，他尝试各种民主参与，推行务实政策，手段灵活，颁布大量法律规章，维持政局的稳定和统一，下放自主权给干部，建立起庞大的文官体系，逐步开放民间和行政控制，鼓励中青年和技术专家，及至带领老同志们退居二线。新的中央核心胡耀邦、赵紫阳被确定。邓对他们二人及其体制投入了太多心血，满心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并给国民带来富足。他还大力地清洗革派的死硬分子，试图清除各派极左势力的残余影响；他在全国上下发起平反运动，拯救知识分子、资本家、务实官员等人群；他还广泛起用革命功臣和元老的后代，将太子党安插进各个要害实权部门。邓此阶段的政治调整不光是出于巩固统治需要，更为以后的政改方向划好了蓝图。
邓到底要走怎样的路线，他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79年北京出现了民主墙，一些青年、学者、学生攻击共产党，鼓吹西式民主开放。这种激进举动走得太远触犯了邓的底线，第一波自由化骚动很快夭折。其实要批判毛主义和文革，不可避免会在不少人心里造成意外影响，新的党中央失去了相当部分的民众支持。邓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有序渐进的改革不许乱来，因为这场运动尚需要党和权威，需要对整个社会的主导和控制力量。同样令邓担忧的是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抵制，他能扭转中央小范围的思想但无法轻易颠覆全国，他可以清洗少数冒尖的极左闯将但不能撤换大多数干部。邓需要的是持久的耐心和强大的攻势。他施展浑身解数，重新阐释党的历史，加大思想理论宣传，很抓思想、教育、心理工作，用物欲和实利引诱，用形势和派系分化瓦解。邓的势力由此大力扩展并得到了巩固，通过打击极左，政治右转，镇压激进自由派，邓的集团已经成为80年（的中左的）政治局面的主流。他今后的使命主要是继续劝导或打压不愿改革的左派，控制改革进度避免自由化和激进主义，保持社会转型的稳健和渐进。此时，原先的“保守派”称号早已不再适用，以下本文将以“改革派”等词予以代替。
宏大的改革开放大致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上面提到过的政制层面的调整和转型，一是下段将会讲起的个人生活、思想文艺等领域的革新突破，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体制变革。在82年以前，此类改革的雏形是这样开始和生发的：为了繁荣贸易、搞活流通，中央从79年开始决心疏活流通领域，主要做法是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开辟更多的经营渠道，允许自由买卖交易。78、79年间，党放松了对一些工矿企业的管制，对部分单位进行自主经营的试点，变革对象被减免了义务和责任而享有到自主权和额外利润，但当时还只是“集体自主化”，而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另外，79年中央划定由谷牧主管的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试点，经过两年的争议、反复，最终中央文件、政策的扶持加上早期先行者的艰苦创业获胜，81年福建也被划出特区。改革的关键突破口在农村，78年起由万里和赵紫阳分别主持的安徽和四川开始，推行了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家庭为单位均分公地，理由是给农民以自主权力和赢余希望有利于提高其积极性。最初的体制改革欠缺必要的基础和条件，绝大多数人的观念尚不能接受，但改革还是毅然决然地开始了！
改革初期倡导的东西看起来与先前（的后文革时代）并无多大不同，但正好贴合兴奋过后的人民心坎，给以抚慰、喂以甜头，倒正好顺应社会的潮流，并导向和融入邓的路线。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初步的改革表示谨慎地接受、暗地的欣喜，只是农村的改革简单明了且一步到位，相对迈出的步子更大，成功较好，到82年底，土地承包已在大陆基本普及。此时的文化变革也掀起初潮，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先后登台，邓丽君、李谷一等各派流行乐兴起，《中国青年》的潘晓讨论显现出各种新观念，喇叭裤、长（烫）发，迪斯科也在城市青年中成为时髦，各式各样消解正经、软化激情、逃避自我、小情小调的文艺遍地滋长，与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的改革互相应和。至此，这场变革看来已是无可阻挡了！然后有一点，在意识形态松动的同时，随着官僚体系的重建，资源被严格界定、垄断，等级划分严明、行政控制严格，党政权威至高无上。大众表面上自由搞活了许多，但实际上被纳入到新的不公体制中。人民在政治颠簸中是分散无力的，维持生计和小恩小惠就足够满足了，上层精英满是报复心理，来不及多思考，一个劲地往深处栽。。。改革形势至此，不必再说了。20/3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