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国主义
——从福泽谕吉到东条英机
明治维新走的是“普鲁士道路”，国家政治制度没有本质变化。“神国皇权”、“武士道精神”得以继续、强化，社会市场经济变化服从于扩张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最著名的改革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入欧”口号下急剧保守化，迅速转向侵略扩张政策，它是日本近代化、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众多的后继者在思想和实践上发扬光大了蔑视、践踏、奴役别国，不惜任何代价征讨、杀戮别国人民的传统。社会精英们长期培养国民征韩、侵华、不惜杀戮为“神圣”天职的心态。战后日本特有的历史、社会和国家意识并未彻底改变，靠日本自身反思历史，仍然要有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但它走的是“普鲁士道路”。它没有经历像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那种较长时期的民主、民权革命力量同封建专制反复较量和历史阵痛。这一点对于研究日本军国主义非常重要。明治维新结束了封建幕府的割据局面，但建立起来的却是1640—1647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国王—国会制”或者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的“国王——三级会议”专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国家现代化大体相当于德国1848年革命后建立的“君主—容克—垄断资产阶级制”和 1860年俄国“农民改革”之后形成的地主—资产阶级军事封建制君主制。日本的这种制度其实是以军事扩张为第一特征的“无限”君主制。19世纪至20世纪俄、德、日三国历史均证明，这种向君王专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转变，最易转变为疯狂的军国主义扩张。它一方面迅速汲取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和技术，另一方面，大力发扬、强化民族主义最富侵略扩张性的恶劣传统，走下去，必然会给别国，最终也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自身反思和清算，苏联于1991年和平解体，都走上了自新之路，而日本至今还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纵观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可以说，除了大批“战略理论家”涌现之外，掌权者则是紧密相传：1868—1871年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1872—1873年的西乡隆盛、板原退助；其后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更有东条英机等人为后继者。现仅罗列其中最重要者。
福泽谕吉（1834—1901年），日本最负盛名的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他的名字不仅在明治维新时代家喻户晓，且至今日本国内对他的崇拜仍久盛不衰。他出身于幕府武士之家，一生著述极丰，仅专著就达60余种。日本出版有《福泽谕吉全集》，而介绍、普及福泽谕吉学说、思想的小册子则不计其数。福泽谕吉专著最著名的有：《西洋情况》、《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自传》等。在日本，也包括我国早期出版的翻译作品，均肯定他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启蒙教育家”，认为他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没有重视他在鼓吹军国主义方面的“历史贡献”。
福泽谕吉一生的学说可以做两段分期，大体可视他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为界。第一阶段，他大力引进西方教育和强国思想，以日本社会思维革新为内容。第二阶段，他针对明治维新后出现的大量社会危机，宣扬“官民调和”论，逐渐转变为专心强调日本“国权至上”，全力支持政府侵略朝鲜和中国大陆政策。
他一生推动日本“维新”国策的“功绩”，是一个侧面掩盖着另一个侧面。这另一侧面恰恰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今后我们应该把它放在研究现代日本民族文化与心态的视野内给予足够的重视。
福泽谕吉早年在大阪“绪方塾”学习兰学（按，“兰学”为日本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洋文物——天文、地理、军事、医学、博物、化学、历学等学科的总称），主攻医学。1858年在江户开办“兰学塾”，同时自学英语。同一时期出仕于幕府，任翻译官。1860年、1861—1862年、1867年三次随同幕府遣外使节团前往欧美，学习欧美近代文化。后辞退官职，退居民间，专心致志教育事业，努力培养人才，推进启蒙运动。后创办的庆应义塾（今庆应大学），宣传西洋文化。1879年任东京科学院院长。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此后，他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立场上，为日本攻朝侵华大造舆论，提出野心勃勃的“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日本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必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富国强兵，积极向东亚侵略扩张。从明治维新（1868）开始，他立即投身于日本海外扩张事业，在连年侵略战争中全力倡导、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福泽谕吉随着年龄的增长，日趋保守和张狂，实际上成为日本近现代军国主义理论的急先锋。由于他名声卓著，所以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也就非常显著。关于《西洋事情》初编、外编和二编的出版，他自己说：“好像是无鸟乡村的蝙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就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定的。”首先接受福泽谕吉影响的是日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19世纪80年代以后，福泽谕吉在他办的《时事新报》上大力鼓吹日本扩张主义和“瓜分中国论”、“朝鲜支配论”，文章之多、言语之恶毒，令人惊愕。他首先为日本向外野蛮侵略大造“新论”，称“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这不过是‘禽兽相接，互欲吞噬’。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或为他人所食，或吞噬他人，总之，所能依靠的‘唯有兽力’。吞噬他人者为文明国人，被人吞噬者是文明落后之国。‘我日本国应加入吞噬者行列，与文明国（按，指西方列强）人一道寻求良饵’” 1884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引用波兰被三次瓜分的实例，推论未来之中国‘将成为第二个波兰’，他预测‘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他同时还在报纸上发表它所绘制的‘瓜分中国预想图’，从图上看，中国大部被法、英、德、俄占领，日本占有台湾及其对岸福建省之半”。福泽谕吉的这些主张，在明治天皇发布的维新敕诏中得到了体现。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府发布天皇谕诏《五条誓文》，内称：“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心，人心不倦；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基业。”福泽谕吉的战略思想可以归纳为“求新变革”，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所采用的模式是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农民改革”和普鲁士—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俾斯麦改革”道路，核心是振兴日本，扬国威于海外，靠奴役别国以图本国的繁荣新兴。
福泽谕吉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变革”，对改变日本统治集团和国民心态，是有巨大影响的。他自称，倾力办好庆应义塾的目的，在于使日本从“半开化国家”过渡到“文明国家”。他深明“治国在于治心”道理，不仅提倡日本要达到“文明榜样”，还指出变革的具体方案和策略。在《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书中反复强调，说：“自由独立不限于个人，还适用于国家”。从福泽谕吉的思维脉络中，我们不仅能够解释日本侵略朝鲜、攻略中国、取胜日俄战争、称霸亚洲，甚至也可以看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民族大战略。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即日本开始攻略朝鲜直至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福泽谕吉所办《时事新报》与德富苏峰所办《国民新闻》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喉舌，百般辩护、美化日本野蛮侵略行为，疯狂鼓吹军国主义，在动员国民参战、忍受牺牲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福泽谕吉十分清楚，要想参与列强“瓜分中国”，必先取朝鲜。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朝友好条约》，即已拥有干预朝鲜内政的优势地位，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它要的是完全并吞朝鲜。此后，它趁1882年7月和1884年12月朝鲜首都汉城先后发生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之机，达到了部分目的，但由于清廷进行干涉和朝鲜不肯屈服，完全吞并朝鲜的目标，并未圆满实现。在此整个期间，福泽谕吉主持向朝鲜千方百计地进行文化渗透，培植朝鲜亲日势力，并取得显著“成就”。1884年10月他在自办《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东洋之波兰》，预料中国也将被列强瓜分，提出日本届时能占领整个台湾和福建的一半。1885年3月，发表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方法而行。”1894年战争乍起，福泽欣喜若狂，“感到这次战争宛如（他）自己发动的一样”。此后他对甲午战争中又不遗余力地为日本助战。1901年2月福泽谕吉脑溢血逝世，日本举国哀悼。至今每年2月3日为他扫墓的人仍络绎不绝。
胜海舟（1823—1899），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另一著名人物，军事家、政治家。原为江户幕府翻译官，精通兰学、兵学。1860年曾指挥日本赴美使团之随行舰“咸临丸”横渡太平洋。1864年任江户幕府军舰奉行（管带）、海军传习所教习（教官）、陆军总裁等职。曾为各藩培养大量海军人才。1868—1869年“戊辰战争”期间 4月，因江户和平开城，遂正式转入维新派。维新改革后，历任参议兼海军大臣、元老院议官、枢密顾问官等职，著有《吹尘录》、《开国起源》、《海军历史》、《海舟日记》等大量书籍，对日本军队，特别是海军建设有巨大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开一代军国主义海军。
胜海舟是幕府末期“征韩论”的积极鼓吹者、急先锋。据他的《海舟日记》记载，早在1863年4月2日他就对桂小五郎（木户孝允）说：“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舰船，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蹂躏。应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中国。”此言颇得桂小五郎赞同。他所说的“说服”，涵义正是武力“征服”。他建议幕府，以日朝“修交”为名，对朝鲜进行经略：如不听从，就征服它。1864年，他提出一项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把日本划分为六个海域，应拥有蒸汽巡洋舰135艘、蒸汽护卫舰45艘、小型蒸汽船190艘、运输船及其他船只75艘，海军兵员64955人，同时强调：“如确立全国之守备，虽一二大藩制造军舰守卫本藩，然大权集中于国家之手，则纪律整齐，号令一致，足可以退而守国内，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亦不难也。”胜海舟当时由于“和者甚寡”而不胜苦恼。随后《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向司农监察解说征韩之深义。今日城中有此议论，俗吏大哗，皆不同意。”又说：“大岛友之允来，征韩之议，因循不决，叹息时机之将失。”但是胜海舟的“征韩论”理想，被后来的“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发扬光大”，并被付诸实施。也还是在胜海舟的影响下，吉田松阴门下并称“松下村塾双璧”的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也大力发展为“航海雄图论”。高杉晋作曾于1862年在中国上海停留两月，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其如此率位之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外夷于海外之道，均认为：彼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造能防敌于数十里外的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均已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敌国之地，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
此后，日本一方面致力于自行制造军舰，另一方面向英国定购巨型军舰，为日本日后进行甲午战争积累了海上实力.
木户孝允（1833—1877年），长州藩士出身，幼时入嗣桂九郎兵卫为养子，所以又以桂小五郎名载入史册。明治登基后参加起草《五条誓文》，历任徵士、总裁局顾问、参议等职。1871年随岩仓具视使节团游历欧洲。任期内，政界发生激烈的“征韩论”争吵。归国后，由“征韩论”者转变为“内治优先论”者，从而与西乡隆盛发生对立。
木户孝允扩张理论的目的在于：转嫁国内危机于国外，以图日本之富强，朝鲜首当其冲，进而攻略大陆。1868年12月14日，明治维新甫兴，时任参议官的木户即向维新政府外务卿、右大臣岩仓具视进言，表明新政权已经开始筹划略取海外之事：“至关重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确定天下之方向，二望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理，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以伸张神州之威。彼时，一举改变天下（按指日本国内）陋习，确定目标于海外，故百工杂艺须齐头并进，监视国内各部，一扫讥人之短，责人之非而不自反省之恶弊。必将大益于国家。”他向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反复鼓吹“征韩”之说。木户“征韩”具体意图有四：（一）确立“皇国之大方向”，即以海外扩张为基本国策；（二）接过胜海舟“攘夷必先兴国”口号，在俄国和欧洲之前抢先占领朝鲜，以作为“皇国建立国体之处”；（三）将内讧转向外征，以平息国内各种不满；（四）朝鲜虽然暂时尚无对日“无礼”之借口，但此非难事也。
1874年木户因在是否出兵台湾问题上，又与大久保利通意见不和而下野。1875年2月由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斡旋，木户、板垣退助与大久保利通召开“大阪会议”，达成政体改革妥协方案，木户复任参议、议长，1877年在反对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中病死军中。
西乡隆盛（1827—1877年），政治家，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之一，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并称“明治维新三杰”，在日本国民中享有声望，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日本通称吉之助，生于下级藩士家。1854年受萨摩藩主岛津齐彬重用，后在德川幕府“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德川）庆喜，受幕府镇压，被流放奄美大岛，解除处分后因积极参与尊皇攘夷运动，再次被流放。1868年明治维新后，成为煊赫人物。1871年任维新政府参议、陆军元帅、近卫都督，推行重大行政改革措施——废藩置县。
明治维新并没有缓和国内矛盾，内讧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此时日本急需外征，以转嫁国内矛盾。1869年12月4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决定向朝鲜派遣使者，为日后武装侵朝做好准备。所派使者为激进“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并下达13项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写有报告。其中最著名的“建白书”，出自佐田白茅，要义如下：（一）朝鲜有必伐之罪。“朝鲜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其人深沉狡狞，固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非断然以兵莅之，则必不为我用也。况朝鲜蔑视皇国，谓（日本国书）文字有不逊，以与耻辱于皇国，君辱臣死，实不共戴天之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二）伐朝必胜无疑。若日军陆路伐王城与要地、水路断退路，“远近相应，缓急相应，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三）伐朝可并清而伐。“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四）伐朝机遇不可失。“全皇国为一大城，则若虾夷、吕宋、台湾、满清、朝鲜，皆皇国之屏藩也。虾夷业已从事开拓，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台湾可唾手而得矣。且夫朝鲜之所以不可不伐者，则尤有故。四年前，法国攻朝鲜取败衄，懊恨无限，必不使朝鲜长久矣。又俄国窃窥其动静，美国亦有攻伐之志。皇国若失斯良机，而与之外国，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五）伐朝有百利而无一害。“伐朝有利而无损，翌日虽投若干金谷，不出五旬而得其偿矣。”“朝鲜则金穴也，米麦亦颇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其利害岂不浩乎？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以糜财蠹国论却之也。”（六）借外征以消弭内乱之忧患。今皇国实患兵之多，而非患兵之少。诸方兵士，以东北之师最足，颇好战斗，翘足思乱，或恐酿成私斗内乱之忧，幸有朝鲜之举，用之于斯，以泄其兵士郁勃之气，则不惟一举屠朝鲜，大练我兵制，又大辉皇威于海外，岂可因循苟待，而不神速伐之乎？”1870年5月，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方案，以供采择：（一）趁此次朝鲜拒受（日）国书之机会，暂时与之断绝来往……俟国力充实，下手不迟；（二）派木户孝允为使，率军舰两艘，先示以兵威，“责备对方摈斥我国（国书）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自由往来之条约”，视其态度如何，如顽硬不聪，便不惜诉诸武力；（三）中韩之间具有传统关系，日本先派使臣与清政府订约，日清既为平等关系，朝鲜自然居于下位，然后再订日韩条约。三条实美采纳了第三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后达成前文所说中日《修好条规》），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但是，日本与清廷虽于1871年签约，实现对朝鲜的政治隔离政策，但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日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并报太政大臣批准，再派花房义质赴朝交涉。这时，西乡隆盛对此次遣使已经成竹在胸，与外务卿及参议板垣退助等计议，派炮兵队官兵与花房同行，搜集动武、军事控制朝鲜情报。日外务省接管釜山草梁倭馆后，大小船舶均“不带执照而自由往返”，大肆扩张特权，加紧从事粮食、商品走私，使朝鲜经济顿陷困境。1873年10月23日，“反遣使”派得胜，“征韩派”西乡隆盛只好提出辞呈，政府解除他的参议、近卫都督之职，仅保留陆军大将头衔。坂原退助等四参议也随之引退。“征韩论”到此告一段落。西乡于1877年领导武氏族层发动反叛的“西南战争”，失败后自尽。
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政治家，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封建藩门。1861年与同乡西乡隆盛合作进行藩政改革，1865—1867年转向讨幕运动，主张“皇政复古”。维新后，任参与（官职名）、参议，果断奉行废藩置县，出任内务卿。1871年，作为外务卿岩仓具视的欧美使节团副使，出国访问。回国后，在“征韩论”策略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西乡下野后，大久保任内务卿，成为政府中心人物。
大久保利通在世时，一直是日本政府政治军事计划的主要制定与推动者。
1873年冬，朝鲜国王李熙亲政，对日本露出某种温和倾向。日本立即视为迫使朝鲜开国的绝好机遇。1874年5月，日外务省派出使节赴朝刺探情况。行前，时任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根据使节提供的情报，向天皇写出对朝政策建议：（一）“自御一新以来，曾数度向朝鲜遣使，彼屡拒之，可谓国耻。今又遣使，以示公谊，尽至诚，然彼若仍不同意，则将兴问罪之师，故不可不预先妥为计划。”（二）“海军应在派遣使节之前做好准备”，“自当随机应变，采取防御措施，至于征讨问罪之举，则应充分进行阁议”。（三）“议决出兵朝鲜之时，应先照会俄国，并与之谈判，使其不加干涉。”（四）应探明“其国情如何、兵备虚实，以及搜集其版图等等，以备他日谋划之参考。”“朝鲜与俄国接壤，俄国情况不可测，宜遣人入其国境进行侦查。支那亦可如此。”1875年2月，日政府命令以传递契书为由，挑衅朝鲜。因其内容有“大日本”、“皇上”等字样，被朝鲜拒绝接受。4月，森山茂向外务卿建议，乘朝鲜发生内讧而局势不稳之际，派军舰为声援，并测量朝鲜近海，以逼其开国。从5月起，日本军舰不断侵入朝鲜近海，在朝鲜东西海岸游弋，向朝鲜示威。9月20日，日舰云扬号竟驶入汉江口。其舰长亲率20名水兵，以寻找淡水为名，乘艇向朝鲜江华岛炮台逼近。炮台守军发炮示警。云扬号待舰长退回到军舰后，即扯起日旗，以朝方侮辱日本军旗为借口，发炮猛烈轰击。随后又登陆窜至朝水宗镇，洗劫之后付之一炬。事后，日太政大臣于10月3日发表公报称：“前者，我云扬舰自朝鲜东南海岸航行以后，犹欲从其西岸向中国牛庄海岸边航行时，于9月20日正通过该国江华岛附近之际，不意受岸上发来炮火所击。因欲上陆询问原由，彼方炮轰益烈，云扬号不得已发炮还击，次日遂登陆，占领其炮台，缴获其军器。我水夫二人受伤。”事实是，日军登陆后破坏江华岛炮台，占领永宗岛，焚烧民房，击毙朝鲜35人，掠去大炮38门。日公报对此却只字不提。“云扬号事件”发生后，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不仅大喜过望，认为是“上苍所降绝佳机会”，可“上酬天子，下酬万民”。原“反征韩”的木户孝允，一时也活跃起来，主张积极向朝鲜和中国兴师问罪，并自荐出任交涉大使。日政府接受其主张，内定他为特命全权大臣，追究朝鲜责任，但木户于11月13日突发脑溢血而未果。12月9日，日政府任命陆军中将兼参议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12月27日追命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办理副大臣，并以外务大丞、军事首脑、要员为随员，气势汹汹地向朝鲜兴师问罪。此前，日政府已经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与清政府交涉，目的是摸清中国的态度，避免中国进行干涉。1876年1月4日森有礼在烟台登陆，10日抵京见恭亲王奕忻，信札及言语，倨傲威胁，杀气腾腾，狂妄之极。奕忻等人全然不察云扬号事件之原委，唯恐“惹事生非”，只想推出了之，即所谓“日朝之事，日朝了之”。森有礼深知此乃奕忻推词，仍喋喋不休继续纠缠。另一方面，黑田清隆则于1月6日率舰船6艘、兵士800人驶向朝鲜。2月11日，黑田和井上馨与朝鲜代表会谈。在日方强大压力下，2月26日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通称《江华条约》，共12款。第4、第5款规定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仁川港口，第7款规定日本有权在朝沿海进行测量和绘制海图，第10款允许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此实为日本炮舰外交首批成果，日对外侵略更为野心勃勃。同年8月24日，又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共11款，规定日本享有免税权。1882年，日本乘朝鲜“壬午兵变”之机，再次出兵朝鲜，强迫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驻兵权。朝鲜之役，打开了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通道。日本全力以赴准备对华作战。结果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伊藤博文（1841—1909），长州藩出身的极具代表性的藩阀政治家。现代“大陆政策”制定者。
早年就学于“松下村塾”，与高三晋作、木户孝允一道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63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参加讨幕运动，对明治维新有贡献。1871年随外务卿岩仓具视使节团访问欧美，后反对西乡隆盛等人的“立刻征韩”论。不久，任参议兼工部卿，大久保利通死后，任内务卿，从此他成为日政坛的煊赫人物。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与岩仓具视一道，从政府中驱逐对立派大隈重信，成为政府最高领导人。1882年辅佐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吸收、完善了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的《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以“圣谕”形式进一步向国民，特别是向官兵强制灌输“皇权军国、精忠效命、军纪即圣谕、战死光荣”和“忠节、礼仪、神武”思想和原则，确保军民成为帝国征略扩张的驯服工具。《军人敕谕》一直执行到20世纪二战结束、大日本帝国崩溃为止。
伊藤博文主张政权渐进改革，走普鲁士崛起道路。他掌权伊始即襄赞天皇颁布诏书：承诺成立国会、制宪，向普鲁士的维新变革学习。1882年他再次赴欧美考察，专门学习普鲁士宪法。回国后致力于确立明治宪法体制，创建华族制度、内阁制度，设立枢密院，主持制订《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和《皇室典范》两部大法。1889年两部基本法获得通过并颁布实施。它们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日本帝国的制度体系，一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取消。但事实证明，它们只是被形式上取消了，其影响仍然盘踞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中。
伊藤博文1885年任日本第一届总理大臣和枢密院议长。后曾三度组阁。明治维新后曾任日本首相及朝鲜殖民地总督，时间为1885—1888、1892—1896、1898年。1894—1895年指挥日清甲午战争及战后外交谈判事宜。《马关条约》后成立“宪政友会”，自任总裁。1898年9月曾来中国。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以元老身份指导战争。日俄战争后，1906—1909年任韩国统监，策划完全并吞朝鲜。自1884年至1907年由伯爵、侯爵递升为公爵。1909年赴中国东北视察并调整日俄关系，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所暗杀。
伊藤博文在任期间，重用其早年同学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为日本陆军头号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官和陆军大臣，实地指挥战争。伊藤、山县二人“配合默契”，到1895年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实现了日本第一阶段之大陆政策。
正是在伊藤博文任内，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伊藤完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和降伏朝鲜、入侵大陆的第一阶段任务。
近代中日正式外交，始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实际上，这一条约只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策划对朝鲜、“满洲”、台湾、中国大陆侵略的“第一步”。此后日本犯台、侵朝、并吞琉球事故不断。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已在意料之中。当中，日本曾有一段小小“挫折”。1884年12月，趁清军兵力空虚之机，日本驻朝军事当局支持、掩护、唆使朝鲜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发动“甲申政变”，但三日后，由于清军驰援赶到，政变遭到失败。日公使馆被烧毁，死伤数十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亡命日本。1885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双方撤军，日后出兵朝鲜须事先相互通报。据此，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才真正取得与清廷对等的、事实上是优越的地位，为日后战胜清廷创造了条件。
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廷腐败无能，指挥无方，先后遭牙山、丰岛、平壤陆战、黄海水战、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海战、辽东半岛一连串陆战，最终以大连—旅顺日军屠城，清朝惨败告终。日军进入旅顺，见人则杀，妇孺不能免，被杀者2万余人，幸免者仅36人。连美国报纸也惊呼：“日本人今脱掉文明之假面具，显露野蛮之本体矣。”尸体随后焚烧了十余天，骨灰葬于今日旅顺之“万忠墓”。
大规模战事之后，伊藤亲任“和谈”全权代表（除伊藤之外，日方代表还有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陆奥宗光外相）与到达日本马关的清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等人对谈。
谈判结果是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全约11款，附《另约》3款、《议定专条》3款。最重要的内容有三：１．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后以3千万两白银“赎回”）；２．日本获在华领事裁判权和诸多特权；３．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3千万两中国国库标准银即“库平银”，此项赔款含清廷赎回辽东半岛赎金3千万辆，但不含每年必须支付给日本的50万两驻威海卫军费。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掠夺所造成的历史恶果，这里，单说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一项。1894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不足8千9百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清廷两年半国库收入，为此清廷不得不向列强大举借债。另外，2亿3千万两赔偿银折合当时日元3亿4千余万元，而日本每年国库收入仅为8千万元，即相当于日本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得此“意外之财”举国惊喜，认为日本从此一跃而为富国。日本将所得赔款用于：１．陆海军备扩张1亿2千5百余万日元，使日军跻身列强，为即将到来的日本称雄于东亚和日俄战争准备了充分条件；２．进行币制改革，使日本货币由银本位改为金本位，财政上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清廷应日本强硬要求，把赔偿金由清朝库平银换算成英镑，由日本政府存款于伦敦英格兰银行，以便既有利于日本国内平抑物价，改善国民生活，更有利于大肆添购军舰、军品，并促进日本对外贸易；３．设立三项“基金”，促进国力增长。三项基金为：“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千万日元，“灾害准备基金”1千万日元，“教育基金”1千万日元。三项基金以黄金形式存于日本银行或购买外国公债收取利息，首要目的服务于扩充军备，壮大军国实力。
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一条欲罢不能的“不归路”，陷入战争“饥渴症”而不能自拔，终于在世界范围内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沆瀣一气，与整个进步人类为敌。
总之，谈20世纪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可不谈伊藤博文。
山县有朋（1838—1922年）军人、政客，日本出兵参加1900年侵华“八国联军”的决策人。出身于藩阀门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幕末动乱时期任“奇兵队”军监和总督，十分活跃。维新后随团视察欧洲，回国后任兵部少辅。1872年任陆军大辅，负责制定《征兵令》，筹建新军，后任陆军大臣和参议，致力建立新军制，指挥镇压士族叛乱和农民暴动。1878年设日军参谋本部，兼任参谋本部长。1882年策划发布《军人敕语》。1885年任伊藤博文第一次内阁内务大臣，以后曾两次组阁，并任枢密院议长和第二次伊藤内阁法务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时，任陆军大臣兼第一军司令官，亲自临场指挥战争。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日本参加八国联军，统由山县有朋决策。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以总参谋长和元老身份指导战争。他以陆军大将、元帅身份成为陆军、“军部”、乃至日本政治的中心人物。作为元老，他把自己一派官僚、军官安插在政权各个机关，扩大势力。特别在伊藤博文死后，掌握了极大的权力。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时，正值山县有朋任内阁首相和掌控“军部”时期。他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具有决定性意义。
1889年中国山东发生义和团起义，势力蔓延至北京、天津等地，冲击外国使领馆。英、法、美、德、俄等国使团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义和团事件原本与日本驻华使领馆、侨民无关。但据日本史书记载，1900年7月3日迂腐的清朝皇帝光绪竟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请求日本调停与列强争端。电文中称：“彼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需暂置小嫌，共维全局。”其实，日本早已决心跻身西方列强，巴不得有个借口，与列强联手打击软弱之中国，从中大捞一把。在接到清帝电文之前即已答应英国要求，决定派出一个师团，参与八国联军。日本接到清廷电报后答曰：“自上月以来，各国派大军前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派遣兵员前往该地。”山县于1900年8月20日写了《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以指导日本外交。《意见书》对日俄两国势力争夺有如下战略考虑：“世之论经营北方者，欲乘此北清事变之机，将朝鲜全部划归我国势力范围；或以约许不妨碍俄国经营满洲，使我国经营朝鲜”，“此次事变，在彼（俄国）确为无上之良机”，然而，山县认为，根据甲午战争后确立的“满韩交换”原则立刻处理朝鲜问题恐非时机，理由是，“即令彼有意以经营满洲交换处理朝鲜，而北清战乱未已，满洲之处理尚非可议之时，彼既不能约定与处理朝鲜相交换，我方于理亦苦于无可强加之辞”，结论是，“莫如此时线性经营南方，并伺机与俄交涉，以达经营北方之目的”，“去朝鲜何必今日不可？谚云：追两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逐鹿支那，光追南方一兔，捕获之后，再追北方一兔，犹未为晚也”。山县当时确立的“大陆政策”是“北守南进”。“中国……国家生气久已耗尽，自身无恢复之力”，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致误算”，“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地取得屯住军队、铺设铁路，裁决矿山等特权”，“计议此次善后时，亦应求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这划归我势力范围，”“果尔，则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降息，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亦只宜依它日至形势而定”。两天之后，即8月22日，日军部训令“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伺机占领厦门。8月24日、27日相继有日舰开赴厦门，日军登陆福建。日军的迅速行动引起英美德疑虑，深恐日本坐大，侵害它们的在华利益。英国表现最为积极。于是，山县有朋一派只好从厦门撤退，另寻时机。1903年1月，山县派直系军人官僚、首相桂太郎重提1898年以来的旧要求，与清廷交涉给予日本修建中国南部铁路权、购买大冶铁矿，其意图还是当初山县“北守南进”计划的继续。这一计划是，“由台湾而福建而江西以及浙江、湖北”。但是转年，即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日本忙于同沙俄帝国战争，争夺朝鲜、中国东北，“南进”计划暂时被搁置。此后，由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开启的日本进占中国之山东、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伊藤——山县军国主义鸿图大略”，终于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步步“得逞”。
东条英机（1884—1948年），日本甲级战犯，陆军大将、陆海军大臣、太平洋战时内阁首相。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次官。同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1941年任陆军相（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组阁，兼陆相、内相。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军需相和参谋总长。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不久被捕。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东条英机飞黄腾达的升迁历程，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核心载体——日本军人的“灵魂”——“军部”迅速崛起，并凌驾于政府和整个社会之上的短暂过程。1898年5 月，第三次伊藤内阁因“地税增征案”在议会中失败而辞职时，伊藤推荐宪政党党魁大隈重信、板原退助等人组阁。接受组阁敕命的大隈重信推荐各省（部）大臣时，曾向天皇禀报：“唯陆海军难于荐举。”按当时法律看，陆海相还不是军人武官专任制，按说完全可以从文官中选任，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天皇只好敕命前内阁陆军相、军人桂太郎和海军相西乡从道留任。但是，桂太郎和西乡不是简单就任的，是在大隈首相答应他们坚持的“扩充军备方案”之后才肯入阁的。由于大隈—板原内阁中的陆军相、海军相是天皇直接任命，而不是由首相提名推荐的，所以军人陆相、海相根本就无意协助首相，而是伺机要打倒他。这就决定了“隈板内阁”必然是短命的，6月份成立，10月份倒台。接着，山县有朋大将、陆军元帅出面组阁。为了防止向后出现“政党内阁”或者不服从“军部”的政党内阁，1900年5月山县有朋主持制定陆、海军省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从而确立了军人“专政”、文官地位“等而下之”的政治体制。这一制度使总理大臣从此难以指挥、控制军国要务，——除非他本人就像山县有朋那样身为实权派现役军人。陆、海军大臣实际是由“军部”送入内阁的代言人，“军部”成为政治生活中心。军费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首项，一般年份占支出的30—50%，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年份高达65—82%。
东条英机为日本军国主义典型继承者。20世纪40年代之前，他虽然只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宪兵司令”、“参谋长”，但是因关东军在日本军国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他得以一路爬升，1940年由关东军参谋长擢升为日本陆军大臣，并觊觎首相权位。
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部队就已拥有凌驾于政府内阁的特权了。关东军的前身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留驻南满铁路和辽东半岛租借地（关东州）的守备队。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掌握军队规模为一个师团，分别是铁路守备队、旅顺重炮大队和东条任职司令官的宪兵队。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对外侵略的核心。它独断独行，制造炸死张作霖和“九?一八”事件，推进“满洲国”建国。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长春，其司令 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和关东厅长官。1937年关东军兵力增至5个师团，是发动“卢沟桥”战争的主力。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城，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0万人，被杀者主要是战俘、妇女和儿童。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兵力达70万。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前夕，近卫与内定将担任陆军相的东条英机等三人，确定新内阁的国策：（一）加强战争经济体制。（二）加强日德意轴心体制。（三）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充实“对苏战争必胜的军备”。（四）采取积极措施占领英、法、荷、葡之殖民地，建立“东亚新秩序”。（五）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六）彻底封锁中国，征服中国。（七）提高国体精神，“建立集结全体国民的新政治体制”。最后一项所谓“新政治体制”，实际是解散一切政党和团体，内阁成了“军部”政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闪电战”，日本受到极大鼓舞，野心极度膨胀。9月6日，内阁和军部首脑在“御前会议”决定：“到10月上旬，如果达不到贯彻我方要求的目的，便立即对美英荷开战”。10月份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希望，陆相东条英机首先发难，强烈主张对美开战，因此与首相近卫发生分歧，近卫首相被迫下台。10月18日，天皇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在东条的鼓噪下，天皇于11月30日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询问对日美战争英机有无胜利信心，二人“以相当的确信来回答”有必胜把握。至此，天皇命令东条“按预定计划进行”。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东条政权的统治下，整个日本成为一架战争机器。东条英机指挥日军对中国领土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1943年，日军转入守势。1944年7月日军大败于塞班岛，陆海军7万余人被全歼，日本本土陷入轰炸圈内。同一时期，日军在缅甸英帕尔战役中伤亡7.2万人。战局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此时，日本保皇派“重臣集团”加强了对东条政权的批判。但东条并不屈服，一心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驱使宪兵镇压反东条活动。他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行退守本土，拼死“本土作战”、“彻底抵抗”。但重臣集团首先以追究海军相失掉马利亚纳群岛责任为由，迫使海军相下台，从而削掉东条“手臂”。1944年7月，东条内阁无奈之下终于辞职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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