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吏治研究之附录——开明专制不可行，权贵富人不可信
——岁月之书摘录整理自《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孙越生著
岁月之书按：
昨天转贴了一篇批评穷人的文章，用来说明如果“烧了旧制度”，“翻身掌权”的“穷人干部”如果没有新力量的约束，会迅速堕落，因此我并不主张血流成河的造反，那只不过是几千年来的恶性循环；反之，我也不象那篇文章中主张的那样“相信富人”，我相信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我常去张五常的博客，对他的文章我经常提批评性的建议，几乎篇篇被删，现在都有点懒得去评论了，以张五常为代表的这批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政治上是主张“开明专制”的，在言论上也不象在经济领域那样主张“自由主义”，他们代表现有分利集团的利益，主张维护甚至继续扩大这个集团的权益。
我则恰恰相反，无论对待政治领域的垄断还是经济领域的垄断，我都主张针锋相对的去斗争，以实现利益的相对平衡，按照这种标准，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我才是主张维护自由竞争的真正自由主义者，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开明专制”实际都是寡头垄断主义，但是既然自由主义这个美好的名词已经被他们率先占领，并且愚弄了视听，我只好自称属于新左派，想混进这个具有“先进性”的队伍。
2003年与何新关系紧密的兴华论坛“悬赏”征集经济类的帖子，以“解决”一系列的三十三个问题，我那时正失业在家，闲极无聊就顺手写了几个帖子，果然那个“悬赏解决问题”的帖子被取顶了，然而我却没得到什么“悬赏待遇”，仔细观察论坛，没发现还有谁写过关于这个“悬赏”问题的砖头帖子，郁闷中仔细阅读何新最新声明的文章，发现竟然被无记名的批评了我犯的那种错误：我虽然也主张民生（何新的说法是社会保障）、也反对权贵分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但我用的理论工具却是“自由主义”的。要混进新左联盟这个队伍，以我的条件资质，恐怕都比较困难了，呵呵。（后来在本人死皮赖脸的索要之下，终于成了兴华论坛上的“贵宾”、“斑竹”，勉强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充当“新左阵营”里的小喽啰，不过这个论坛兴盛一段之后就逐渐平淡了）
从上面我搞“投机活动”的事例可以发现，新左阵营也是一个大杂烩，对待政治的观点不一而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欣赏集权专断一些，其它派别欣赏“人民选择”一些。
鬼谷青衣批评指正我诸多毛病，我一直惭愧无以回报，今天写到这儿突然来了兴致，就顺便也给青衣找找bug虫子，嘿嘿。南溪姐在博客上写了桂林合并的一个事例，众多网友诸多评论，青衣曾有一段表示这样的意思：给她绝对的权力、信任与尚方宝剑，她要造福一方，实现“人民选择”的制度。对于此种志向，我并不怀疑青衣的道德及能力，但我不欣赏这种实现的方式，理由：一是因为很难遇到这样任事的天子，不是百日维新的那种天子，而是真正垄断权力的天子；第二是这种实现的方式不可克隆，无法复制、推广经验，拥有绝对权力的天子把地域（某领域）权力下放，造就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所守或非亲，化作豺与狼”。（青衣的这个观点实际与下面文字讲的“新权威主义”异曲同工。）
我赞赏的是青衣的另一方面观点，意思是“每个人都结合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去斗争、去参与政治”，我曾经在原来的文字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生活性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张必须有具体的利益代表要求，所有的民主制度必须尊重原有的地方传统，所有的最高层民主都要从最基层累进而来”。
对待现有的分利集团，我主张斗争，而且斗争的方式对于个人来说，不主要体现在“国家大事”上，而主要体现在争取或维护自身的正常利益上，比如：小区的物业管理、农村的村民自治、学校的班委会选举、民工的按时发薪等等，在这些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小事情上积累政治经验、形成广泛性集团组织，逐层累进，最终实现“换药不换汤”的“人民选择”制度。（在累进到最高层之前，“国家大事”中的利益代表要求，只能期望存在一些尚有“良心”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只能期望“党和国家”，这或许就是远远批评我的“缘木求鱼”，呵呵）
按语太长，无可奈何之属，因为下面的文字太枯燥了，所以写了一些“岁月之书”所历所经的事情，算是解释一下下面的理论分析的环境与氛围。
“新权威主义”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我对新权威主义存在质疑。
一、什么是新权威主义？
什么是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称是“开明专制”或“稳健民主”，并自认为在民主化问题上是与主张民主制度一步到位的“激进民主”针锋相对的一套观点体系。但它的论点还在不断闪变，就目前来看主要的有下列五个。
（一）民主三阶段论。（1）运动的民主，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新权威合法化的前提；（2）活动的民主，是防止现代化向旧权威蜕变的保证；（3）制度的民主，是现代化的结果。完全的新权威存在于活动的民主阶级，到了制度的民主阶段，新权威趋于消亡。至于什么是“运动的民主”和“活动的民主”，则并无明确的界说和内涵。
（二）市场化先行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而政治自由则不是经济自由的条件。民主制度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前提。最基本的前提是公民的产生。而公民的产生要以政治和经济分离为前提，政治分离又要以市场化为前提。只有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才有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才产生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契约，才有可能实现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没有市场化的民主是不孕的民主，甚至可能导致更大的专制。所以，普选制、议会制、分权制等民主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先市场化，后民主化，市场化完成之日，就是民主制度化开始之时，或者是局部重叠。
（三）新权威功能论或两手保证论。新权威一手保证市场化，一手保证社会稳定。在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里，市场化意味着传统反市场力量形成分割权力的“狂欢聚会”，这时只有新权威主义才能伸出政治干预之手，保证推进市场化。而在市场化和活动的民主并行发展的双轨之间，又需要新权威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权威与自由结合论，或专制与自由调情论。民主是权威与自由的结合。新权威阶段是通过民主的实践把权威与自由结合起来，民主制度阶段则是用制度把权威与自由结合起来。新权威就新在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权威，而是以权威来保障个人自由。
（五）精英政治论。新权威需要从上到下一大批精英分子，特别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权力，以开明的专政或强人政治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消除经济自由的障碍。等到中产阶级在强人政治保护下稳步发展，现代知识分子得到中产阶级支持而同步壮大，二者联盟与强人政治抗衡，出现政治多元化，民主于是得以壮大，直至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强人被赶出政治舞台。
把上述五点归纳起来，新权威主义就是用开明专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市场化，通过实现市场化培养出多元化政治的承担者中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层的联盟，以取代开明专政，建立民主制度。
二、新权威主义的后果
专制强权与资产阶级又勾结又斗争的开明专制老路已不可能再走，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应该加以蹈袭。
强人政治最后很难不扭曲市场化而产生大批官倒，变相复活官僚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从而在政治与经济上不是扶植与保护“中产阶级”，而是像历史上所曾发生过的那样，排斥、打击“中产阶级”。
在鼎足律不起作用而人治专制官僚政治规律大行其道的社会，它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新权威，而只能是旧权威换汤不换药的变相延续，反复出现，它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市场化、民主的实质化和制度化，而只能出现妨碍和歪曲市场化的官僚买办资本化和民主的形式化，不可能扶植和保护“中产阶级”，而只能是造就和保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大官倒，在新的条件下恢复新的四位一体式的连带体制。这种社会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两极对立，即官民对立的格局，从而是专制与动乱不断交替的格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在这种实力对比悬殊的格局下，再强调片面的权威，只能是火上添油。在这种格局下强调专制大官和自由少女调情，其结果只能是自由被强奸，生出一个上不了户口的“民主”。
新权威主义实际上是用专制和自由结合的概念，来偷换一切社会都需要的统分结合的概念，借以鱼目混珠，欺骗群众而已。在这种由历史际遇造成的社会客观条件下，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通过市场化造出一个“中产阶级”，再让“中产阶级”负起民主制度建设的使命已不可能，也不应该。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只能把眼光收回来，寄希望于并非“中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支持，一步步把人民争取到参与有步骤有计划的改革工程中来，以保证政改与经改同时并举，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互相推动。这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怪圈，克服传统官僚主义的惟一有效而保持稳定的途径。
为什么有的社会主义集权大国，在实现市场化之前以公开化作为改革的先声，为什么在苏维埃代表制之外，还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其目的就在于为改革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通过把人民民主的权威依法树立起来，来树立自己有人民支持的合法权威。除此之外，改革还有什么成功的保障?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这样一条首先利用人民群众的合法支持、合法权威来推行政改和经改的道路，而是抛开人民大众，由强人政治新权威单方面发动“改革”，就必定是短命的“权威”，导致对抗、动乱、分裂、割据前景的“权威”。这就是继承传统封建社会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国情。
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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