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
：西洋楼主人
1、 序言
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点儿点解的人就会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的义和团运动，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对这个运
动给以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几代国人对他的评价。然而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中国的义
和团运动则一直采取了敌视与诋毁的态度，80年代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进行，我发现不少的国人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了这些
西方国家的观点，比如某企业的董事长（出于一些方面的考虑我就不提具体名字了）就是这样评说义和国运动的：“义和团过去了
一百年，从现在的角度去反省的话，应该看到中国的自身内部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不能全部怪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如，当
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守旧贵族强烈排外，甚至连基本国际关系准则都不顾，要把洋人全部赶出去，断绝与外国的所有关系。这
是激起当时重大变故的一个导火线”，“现在看来，义和团运动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用封建迷信、反动的会道门式组织形式的运动
。它的口号、思想和理念都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他们还相信神鬼附身、刀枪不入，搞龙头大哥
，象黑社会一样。可悲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的执政者还相信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好了，就说这些吧，应
该说双方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不妨透过历史重新看一下那段时光，分析一下当时的具体历史事实，看一下那究竟是在
什么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是应该如何去让今人看待与评判的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与过去，它究竟一个反帝爱国的战斗
史，还是一个被某些人所称的“民族的悲剧”！
2、 义和团的历史渊源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关于这一组织的历史来源，国内外史学界莫衷一事，目前基本有起源于白莲教说、起源于大刀会说、起源于
梅花拳说、起源于乡团说等各种说法，虽然说法不一，但是关于其人员组成却基本一致，主要是由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破产的
流民所组成，以习武练拳为其活动的主要特点。综合比较各种说法，笔者基本采用其来源最早的说法，即义和团起源于陕西，本为
元末时期民间秘密的组织白莲教的一个分枝机构。清嘉庆元年，白莲教在陕西、四川、湖北一带发动了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武
装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义军队伍流落各省继续进行反清活动，遂出现了最早的义和拳。但后来随着义和拳的不断发展状大，他的
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广，很多的民间秘密反清团体，如大刀会、梅花拳，甚至于是一些民团组织也先后改称了义和拳，由此可见，义
和拳的来源并不单一。但“反清复明”长期以来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如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起义时，就自称是明室帝胄，
要推翻满清，恢复大明，由此可见，义和团最早时期与白莲教等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西方
列强不断加剧对华的侵略行径，扩大在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行径不仅损害到了清政府的统治，也直接损害到了普通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特别是国外商品的大量输入，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更加贫困，面对中外矛盾的日益尖锐，义和团开始把斗争的矛头由
清政府指向了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势力，义和团武装反帝的斗争首先在山东爆发了起来！
3、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普法战争以后，德意志帝国以一个欧洲大国的身份出现在了西方
列强当中，但是他与英、法等老牌列强不同的是，在他崛起的时候，广大的殖民地区几乎已经被其它列强瓜分殆尽，可供他去占领
的土地已经不多，所以较之英法等国他的对外侵略步伐更加疯狂、更加肆无忌惮。当时中国的山东就正处在他的压榨与蹂躏之下，
而当时山东的教会正是其推行对华侵略政策的急先锋。
首先，我们对于当时的教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他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以罗
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向全球各国传播天主教，并领导各地的教会。在向亚非各国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教廷往往借助于强国
和它的政治权势，这就无疑地给传教事业带来了复杂性和危险性。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史，从来就和国际上强国扩张政策相关联，从
早期的殖民主义，直到后来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如此。当时的传教活动是受到这些西方强国的资助的，这些宗教活动从一
开始就被渲染上鲜明的政治色彩。外国传教士是以着特殊的身份闯进中国的。他们都是一身而二任：一方面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
另一方面又是战胜中国的外国侨民，他们享有着很大的特殊权利。有人这样形容外国的某些传教士：“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
字架，而在他们道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Forsyth，Robert Coventry,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PP.161—167。）
那么，外国传教士拥有哪些特权呢？我们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陆续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
些条约中的规定，来到中国的外国公民，不管他是商人或传教士，都一律享有特殊权利。所谓特殊权利，主要指的是“领事裁判权
”，就是全体外侨都享有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具体说来，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有三个主要内
容：第一，外侨犯罪，由外国领事组织法庭审理，按外国法律判罪。第二，中外人民间的词讼，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吏共同审理。这
种“观审”制度，外国领事有权添传证见，逐细辩论。第三，外国船只和外人寓所，中国官吏无权管辖，如有中国犯人到外船或外
人寓所潜匿，中国官吏不能派兵逮捕，只能要求引渡。（参阅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1844年《中美贸易章
程》,1869年《中英增订通商条约》第九款，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第二端第三段，1880年《中美续约》附立条款第四款。）根
据这一系列的特权，外国传教士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且得到领事的保护。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无权管辖，
中国犯人逃到那里，中国政府不能去逮捕。
并且，外国传教士不但具有以上外国侨民的一般性特权，而且他们的现实特权远远超过了这个界限。一般外侨只能在通商口岸及百
里以内自由活动，不能到内地居住贸易，更不能在内地租买田地。而传教士则凡是持有“盖印执照”的，都可以进入内地。还可以
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及其他房舍。（内地置产权是1860年《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所规定的。1895年中法互换照
会，并规定卖地人，不必先报官准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还允许保护传教士和教民。“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当处分。”（1860年《中法
续增条约》第六款。）中国教民的保护权，反而由外国的要求订在条约里，这是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破坏中国的主权。
更有甚者，1896年5月清政府颁布的教案处分办法，凡教堂被毁，“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例议处。”“其保护未能
得力，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议。”“教案赔偿之款议结后，由该督抚藩臬道及府厅州县
分年按成偿还归公。”（1896年总署奏遵议教案处分折。）清政府赔偿教民所受的损失，这笔款要交给传教士，由传教士发放。这
无异于将教民置于外国管辖之下。从以上各项规定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地方官为什么“畏教如虎”同时又“视之如仇了”。
外国传教士除了具有上述种种特权以外，在政治地位上，官方更有明确的规定，1896年3月28日，总署颁布了地方官接待主教、教
士事宜五条，这个条例，天主教、耶稣教一律通用，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
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中国官吏相来往。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
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1896年3月28日总署致直隶纳尔经额咨文。）山东传教
士不但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吏分别同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清政府的品秩。例如1893年，清廷赏给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
（Anger）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把他列为总督一级。（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41。）
同时，现实当中的外国传教士并不局限于上述的特权和地位，他们更加随心所欲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行使各项权利，破坏中国主权
。例如：“山东传教士有擅称巡抚之事。”（法国主教顾立爵）（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又如，“山东邹县西南
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1896年总署致直督纳尔经额咨文。）甚至于有的主教“擅用关防印信”，发出照会“擅由堤塘官驿
递送”，保举官员，请撤地方官，俨然地方上的首脑。正如总署大臣所说：“是侵官吏之权，事已难恕，甚至侵国家之权，情实难
容。似此无礼已极，安得不犯众人之怒。”他们的感受是“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主者。”（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
办传教条款。）统治阶级感到威胁最大的莫过于自身的权威被剥夺。外国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县各乡，他们进行了哪些宗教活动？
简单说来，他们干了两件事：一是设立教堂，二是传播宗教和吸收信徒。这两件事，本来应当是正常的传教活动，但是，由于传教
士具有各项特权，又怀有为他们国家开辟殖民地的想法，同时又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因而惹起中国人民的忿懑，散布了民教冲突
的种子。更有甚者，外国教会通过它们的国家，动用武力来开展传教活动。传播福音竟然带来了杀人放火。连教会本身也不禁惊呼
：“哎呀！这竟然是真事，战舰成为推进传教事业中决定命运的主角！”（Thauren,John S、V、D,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Techny, Illinois, Mission Press,1934).P.17。）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教士成为了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内地的最早的
一批人，所谓的传教只是成为了其推行殖民统治的前奏，这样的传教活动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内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与抵制，他所能带
来的也不再是文明与福音，而只有仇恨。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在很多时候就代表
着反面、黑暗、残忍和反科学，他们会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意见就不惜搞起一次次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为宗教内战
，他们更会毫不留情地除掉任何异见者，从异教徒到科学家，比如早期的“日心说”主张者布鲁诺就是被教会的异端裁判所判处死
刑，并且被其活活烧死的。总之，不同于现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那时“宽容”这个概念并不流行。并且19世纪那些来中国传教的
传教士本身也是良莠不齐，大多是神学素质极低的普通神职人员，并非真正为宗教献身的圣徒，并且相当一部分人身上带着当时西
方普遍流行的种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色彩。极端者如伯驾牧师就曾经扬言：“中国人如果不服从，就让他毁灭”。——这话听起来
哪一点还像个圣洁的信徒？更有甚者传教士中还混进了不少阴谋家，这些人的作用近乎于间谍，完全没有宗教修养，应愧对于他们
的信仰和所侍奉的主与基督。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早于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
力的行动”。而就是如此这样一个人，后来居然成为了山东南境教区的主教，那么当时的外国在华传教士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水平之上，我们也就可见一斑了。
而且，更为有害的是，教会为了所谓的发展传教事业，盲目扩大自己的教徒数量与规模，他们是怎么发展教徒的呢？大致说来有两
种：一是靠物质上的援助，二是靠外国特权的保护，而尤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当时的广大农民处在封建压迫和剥削之下，生活十分
艰难，一但遇到水旱灾荒，便面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一些教会的援助，因而信教受洗，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巨野农民提
供的情况：“也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
堂两吊钱。”（《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6页。）也有的是为了逃避当时的政府迫害，如鸦片战争以后，沂水、蒙阴、单县
、巨野、汶上、嘉祥、即墨、乐陵等地，大批的白莲教及其支派皈依了天主教和耶稣教，为的是逃避清政府的迫害，有的甚至于是
整个村庄的居民投入了教会。（参考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出版，第343一351页。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v Journal vol12，no．6．PP．245—266，King，Clifford J, A Man of God，PP.73—74，Stenz,George,Twenty
-five years’in China（1893—1918）。）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信教，其往往的结果也是一但外部环境改变了，如自然灾
害一旦结束了，就又离开了教会，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当然也有少部分人的加入是真的出于对基督教的信奉而成为基督徒的，比
如后来的宋氏家族的开创者宋耀如等人，就成为了忏诚的基督信徒。
但是，同样不可讳言的是，当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市井无赖，流氓恶棍，混入了教会当中，这些人同样也不是真的信教，而是想利用
进行教民的特权为其为非作歹的行为提供保护，还有一些地主恶霸也乘机投靠洋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
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摇，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义和团档
案史料》上，第48—49页。）这类人可以说是当时挑起民教冲突的主凶。据记载当时就有很多的地方官员对于教会不分良莠，甚至
于把一些当时清廷通辑在逃的犯人都吸收进教民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为教会漠然视之，到了十九世纪末
，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已达3200多人。至1900年，仅山东一省108个州县中，就已有72个州县有基
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之多。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1300余处，教士150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
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中国教案史》）
随着教会在华势力的不断恶性膨胀，更多的恶霸无赖也籍着入教为名来逃避官府的管辖，以教会的特权为掩护为非作歹。如倡导西
学的郑观应在当时的奏折上提到，“莠民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
包揽官事，击毙平民……”；毓贤的奏折也说，“……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
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对义和团坚决镇压的袁世凯在奏折中也认为“……东省民教积
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
”由此看来，清廷的官员们并非不知事情缘由的，郑、毓、袁三人政治立场不同，不过都认为是因为教会对平民的欺压和官吏的袒
教抑民而激进民变，最终酿成后来的义和团民变的。无有独偶，在中国的义和团被镇压不久，韩国的济州岛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民
众与法国教会教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以中国的义和团为样榜，并且其民族主义更加激进，首领王守义围攻法国教堂所在城郡
三月余，在攻陷后一口气就斩杀了数百教民。对比这些，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种种原因，究竟谁是谁非，已经不言自明，那些口口声
声指责义和团是愚昧反抗文明的无耻谰言已经被揭穿！
4、 曹州教案与德国强租胶州湾事件
如果只是如此的话，还只能说当时的只是一些平民与教民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还不足以产生，但历史的发展正是
沿着这样的一条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主线发展下去，让一场如火如荼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变得顺理成章，而不可避免！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山东曹州府辖下的巨野县城里的德国天主教堂的一些中国教民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
矛盾处于激化。曹州是当年黄巢、捻军造反的发起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加之平民与进行教民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已深，双方的
积怨终于在此时爆发了，三十多个当地群众冲入教堂，将教堂拆毁，并将两名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和Richand Heule打死。这就
是当是时著名的“曹州教案”。案发以后，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采取了完全的妥协投降政策，下令“火速破案”，短时间内就将
涉及教案的当地群众全部抓获，并照会德国公使。
然而，投降者的妥协脚步已经晚了，此时的德国正处于奉行扩张主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统治之下，他野心勃勃，为了抢占殖民地和
扩张领土到处找茬闹事，据说当年在他听说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撒拉热窝刺杀事件”以后，高兴的狂呼“这真是一个千载难
逢的机会！”而此时面对早已被日本人打得威风扫地的大清帝国，他更把这当做了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难得借口。
1897年1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冯.勃兰特在一次报告中就说：“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行动”。而上
面提到的那个德国主教安治泰也建议德国要尽快强占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
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直接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
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德皇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
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威廉二世的意思很明显，教案的发生，是个天赐良机，焉可错过。当年11月14日，德国海
军率先对中国炮台发动攻击，随即陆军登陆，强占胶州湾。
面对德国强占山东的过程和事实，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竟然置国际法的一般性准则于不顾而做出了这样的一则报道，摘录如下
：……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三艘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它们分别是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亲自指挥的旗舰“卡法瑟号”，及“威
廉公主号”和“阿哥娜号”。德方舰队司令通知当地驻军的中国将领，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对发生于11月1日山东省东部（实际
是西部）地区的巨野县的两名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主教和Richand Heule牧师被杀事件，向中国方面索取一个满意的解释。因此
他下一步准备让他的水兵登陆并占领中国军队的一些炮台。中国的将军答付，他无法决定，希望得到时间，将此事火速向北京请示
。但德国舰队司令立即给了他一个态度强硬的回讯，限清军在三小时内从堡垒中撤出，德国水兵将在三小时内登陆，并将使用武力
执行他的命令。这些由号称为“勇士”（大概是指清军士兵服装上都有个“勇”字）组成的中国军人们，发现德国的舰队的战斗准
备：舰炮转动方向，正压低射角直接瞄准他们；同时几只小艇已从军舰上放至水面，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这时，这让中国军队
十分惊慌。中国将军向德国旗舰回话，说他愿意向德国海军屈服，服从德军的差谴，条件是德国军队保留他和他的家人的性命。接
下来，数百名德国水兵分成六个战斗分队，分三路登陆，攻击岸边的中国军队设的堡垒，但未遇抵抗。中国的旗帜被登陆的德军扯
下，换上德军的旗帜。此时，三艘德国军舰鸣炮庆祸胜利，并向德国军旗致敬。居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他们接
受了这个事实，并未发生任何混乱。另据日本报道，日本外相在获知德国海军占领中国胶州的消息后，立即电示日本驻伦敦、巴黎
、圣彼得堡、柏林和北京的使节，要求他们了解如下几个问题：一、德国人占领胶州是不是在德、法、俄之间并未达成谅解的情况
下单独进行的？二、德国人是否打算永久占领中国的这部分领土，或者德方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图？三、德国舰队是否将从胶州湾轻
易地撤离，中国政府的反应如何？四、德国人夺取胶州湾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温哥华，B. C. 12月10日讯。
对于德国的以“教案”为名起兵占地杀人放火的公然侵略性行为，腐败无能的大清帝国却是全然不敢抵抗，竟然于次年3月6日与德
国签下了《胶州湾租借条约》，除了赔偿数百万两白银外，青岛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正式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皇威
廉二世的弟弟Admiral Prince Heinrich亲王在后来的远东舰队远征中国时，还于德国汉堡作了一个对中国侮辱已极的送行训辞，
原文刊于1897年12月26日的《伦敦观察报》，翁同龢看过这则报道，并记入其日记，其中一句话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
老拳挥之……”。法国史学家Henri Cordier对此也忿忿不平，认为是德国人的蛮横与无理加剧了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
而最终成了导致后来的义和团的兴起。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在一篇社论中也说：……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
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
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
5、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
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纸老虎的外皮已经被无情戳破，而面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近于乞求的无能态度，更是让西方列强原先对中国实
力仅存的一点疑惑和顾忌全都有了答案，在他们看来：中国已是一只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了西方文明世界的
餐桌之上，只等列强下手了。。。。。。
于是，在这以后的几年当中，西方列强们纷至沓来，迫不及待，生怕自己来迟了，就被别人抢了先。继德国之后的是法国，《纽约
时报》上海，12月29日讯：……据此间消息报道，法国海军上将在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的海南岛上升起了法国国旗。中国方面未
表示反对。伦敦，12月30日讯：从新加坡发来的《每日邮报》证实了法国已占领大清国海南岛的报道。柏林，12月29日讯：据伦敦
权威人士宣称，俄国经与中国长达数月的谈判后，中国已于今年10月同意沙俄临时占领亚瑟港。英国闻讯后，立即向中国进行交涉
，要求中国将香港岛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割让给英国……英国知道法国也想获得补偿，于是建议法国向中国政府索要海南岛……
由此以上，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所谓当时的“教案”，其实很多只不过是西方列强故意为其扩大在华侵略权力而存心挑起的争端，
我们已经知道，列强中至少日、德、俄、英等国是早已打算好要对中国下手的，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在真正的虎狼心肠的外面还总要
带上一张文明的面纱，以所谓的“文明社会”来自居，所以，即使虽要对外搞起这些侵略战争也总要编造出各种如今看来本就是荒
诞不经的理由出来，所以，在中国不断的制造各宗教案出来，然后再以此来发动对华战争来谋求更大的侵略利益，西方列强侵略-
-----清政府让步------教会为所欲为------引发所谓的“教案”------西方列强再进一步对华侵略，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
，中国已经面临了要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局面了。面对这些情况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不给他们理由，我们不再去招惹洋人不就得了
！——这说起来实在是太天真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于辞”呢，人家一心要找你的茬，你在怎么忍让也是根本不可能避免的！
有人说，我们的历次与外国人做战是因为不懂的用国际法来保护自己，那么我问你，第一次中英战争是因为什么打起来的呢？是因
为英国人到中国来卖鸦片烟，而我们不让他们来卖，这本是《国际禁毒公约》所规定的，也是中国政府当然之权力，可是最终又怎
么样，英国人不还是挑起了战争，他为了保护他们的鸦片贩子就可以来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与尊严！这难道是我们给的英国人
以口实吗？这正如东郭先生与狼里面所说的那样，狼的本性就是要吃人的，帝国主义要发展自己就是要到处去发动侵略战争，来赢
得自己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就如同时下的美国一样，他所说的一切，诸如“打击恐怖主义”、“推动海湾地区的民主”都只是一些
漂亮的借口，而真正的动机却是朝着那里丰富的石油去的！狼吃人本不需要理由，但他还是要编造出东郭先生的种种“不是”来为
自己做辩护，面对这些也只有糊涂的东郭先生还在幻想着与狼来讲道理！
种种的事实只能证明一点，所有的妥协与忍让，只能让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狼子之心也会越来越大，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已经
不可避免了！！！
6、 赵三多与平原起义
拉开义和团武装反帝斗争序幕的人是山东义和团领导者赵三多，他以其领导的平原起义而被写入了义和团武装反侵略的历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赵三多，字祝盛，号洛珠，河北威县沙柳寨人，他生于公元1841年，公元1902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两年
后，他在山东河北边境地带被清政府杀害。他家境贫寒，做过推车挑担小生意；因梅花拳冠群，有徒侄孙3000多人；为人「慷慨义
气，惯打人间不平」，在冀鲁一带深孚众望。后来他欲谋举反清，怕连累梅花拳派，遂将自己这一支改称为义和拳。
引起平原起义的是“梨园屯教案”，梨园屯教案发生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村，离赵三多家乡只有几里的路程。教案因1886年法国教士
强拆村玉皇庙建教堂引起，从此之后纷争就从未停息过。到了1896年，法国神父梁宗明又「率领教民三、四十人将庙拆毁，将神碰
坏，改修天主教堂」。为此村民告到官府，但官府「袒教抑民」，因而导至村民闫书勤等「十八魁」「武力护庙」，并请赵三多相
助。随着护庙斗争的激化，为显示义和拳力量，赵三多召集师徒在梨园屯「亮拳」三日，义和拳「到会者有三千人」，他们「短衣
带刀，填塞街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振动，结果「知县何世箴辞职，署事者不敢履往」，造成「数月无官」。其后，新任巡抚采
取先抚后剿策略，以向赵三多赠「直良可风」廪生匾为条件，要求解散义和拳，当遭到拒绝后即派兵镇压。
赵三多闻讯后即将义和拳编成「十人为班、百人为队」的战斗队伍，并于1898年10月3日在梨园屯西北10里处祭旗起义。起义者以
火铳、长矛作武器，用头帕、长靴做标记，黄旗镶黑边为旗帜，为防官府率加「不轨」罪名，又在旗帜标上「扶清灭洋」四字。他
们首先攻打冠县与临清县交界处的黑刘村、红桃园、小里固等教堂，诸战皆捷，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其后又「蔓延十余县，声
势大振，风鹤频惊」，这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平原起义。平原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近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
动的开端。随着这次起义的发展，义和团的名称也很快为各地农民组织普遍采用，在冀鲁交界处的红拳会、神拳会、红枪会、白莲
教、八卦教等，都开始改称自己为义和团。
义和团也由过去的反清复明组织变为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帝反侵略性质的爱国组织，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扶清灭洋”的
口号对义和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使其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成为其后来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当时的情况
而言，“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对于扩大义和团的号召力及影响力，团结国内的各种力量，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还是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赵三多擂响了平原起义的战鼓，用血与火掀开义和团武装反抗西方列强的历史序幕。
7、 清政府部分官员对义和团政策的转变
随着山东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更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得寸进尺与贪得无厌态度，教会以及部分教民的为非
作歹行为，使得清政府的部分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某些转变，其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原任山东巡抚的毓贤。
毓贤，生年不详，汉军正黄旗人，1889年奉调署山东曹州知府。1896年任山东按察使，屠杀鲁南及江苏砀山（今属安徽）等处的大
刀会众数千人。因“剿匪在功”于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他对义和团实行“剿抚兼施，剿首解从”的策略，对教案的处理采取了“
持平办理”的方针。他对于西方列强“严办义和团”的无理要求进行了一定性的抵制，从而被帝国主义者视为“剿办不力、纵容拳
匪”，迫使清政府将他调离。他最早向清政府提出了“拳民可用”的建议，1900年任山西巡抚时，他公报私怨，借口奉旨行事，杀
死外国传教士七十多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派兵赴直隶“勤王”。后随慈禧太后西逃。《辛丑条约》签订时，被列强指为“祸
首”。1901年被斩于兰州。
对于毓贤这个人，我以为应该全面认识。首先，从本质来看，这个人对义和团等人民的反抗运动是极端敌视的，他本身就是镇压农
民起义起家，与李鸿章、袁世凯之流一样都是靠“人血来染红顶子”的人，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期间，正是他杀死了义和团的早期领
导人朱红灯、本明和尚等人。但是与李、袁不同的是，他对义和团的主张不再是完全的镇压，而是主张“剿抚兼施”，即在镇压的
同时加以利用，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实际上正是他把义和团引向了被封建反动集团利用的邪路
，也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种下了祸根。
同时，对于其在对待义和团和反帝的立场问题上，也有分两个不同时期来加以分析。西洋楼主以为毓贤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被调
离山东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这个环节前后两个时期的毓贤从思想到主张的巨大变化，我们应该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毓贤在任山东巡抚时在对待义和团和处理教案两方面问题上的表现。
评价毓贤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的认识是颇有分歧的。目前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三种观点，兹
评述如下：
（一） 镇压说。此说由来已久。《清史稿》说毓贤“善制盗不惮斩戮”（注：《清史稿》，列传252，《毓贤传》）。《清史列
传》也说他“果于杀戮，捕劣是其特长”（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时人许指严所著《十叶野闻》，其中有“毓
屠户”条，谓“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注：《义和团史料》）。故有史家称其为“晚清著名的屠户”“任曹州知府时，以
屠杀大刀会、义和拳而声名卓著。”（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接任山东巡抚后态度未改，“不仅没有支持义和拳、大刀会
等团体的反教会斗争，而且还镇压这种斗争”（注：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确实，毓贤不仅捕杀了一些著名的大刀会、义
和拳首领，而且杀害了为数众多的大刀会员和义和拳民。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即对大刀会、义和拳并不是一
味地镇压。否则的话，外国传教士就不会那样不满他，要求清政府撤换他人。
（二） 庇护说。与镇压说相比，庇护说的提出还要早一些。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不久，德国驻华公使即根据其驻山东主教安治泰
的报告，照会总理衙门称：“山东巡抚不怀善意，从中庇护贼匪”，“地方官深知巡抚仇视外国之心，故意挑唆愚民攻击教堂，为
迎合抚臣之计”，“而会匪自夸奉山东巡抚之言，如此行为”。并强烈要求：“设法将不怀善意之官令其离任。”（注：《义和团
档案史料续编》）此庇护说之由来也。其后，教会所办的《汇报》更登载了这样耸人听闻的报导：“各处刀匪闹教，总因东抚毓中
丞仇教心炽，通饬各属州县，凡教士函件，一概视为废纸。故匪有恃无恐，大张红白旗，上书‘保清灭洋’，并有帅字旗‘山东抚
提部院毓’字样”。可见，庇护说之最早来源于教会方面及国外的报道，而当时这些外国传教士的报导多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
，本不足凭信。连毓贤本人也对教会所散布的庇护说嗤之以鼻，反问道：“至谓本部院庇护会匪，何以本部院前办大刀会匪时，立
将匪首刘士端、曹得礼正法？昭昭在人耳目，此言可不辩自明。”（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从此观之，庇护说本没有什么
事实依据，因为如果毓贤要庇护义和团的话，他又为什么要杀害朱红灯与本明和尚呢？
（三） 由剿变抚说。毓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既有镇压的一面，又似有抚绥的一面，令人不好理解
，故有由剿变抚说的提出。此说系由范文澜先生首开其端。他认为：毓贤做曹州知府时，本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接任山东巡抚
后，“因为说过‘匪已肃清’，又不敢向拳民出击，因为每战必败”，故“表示承认为民间团体”，“可以公开活动，各县遍设拳
厂”。（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此说为许多历史学者所接受，故集合多位史学界先进编写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即明确指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注：《中国近代史》）该书并引用了毓贤奏折中的一段话：“
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但并不能从这段话中引出“由剿变抚”的结论。因为在同一份
奏折中，毓贤曾明白无误地讲明了他对待义和团的方针：“出示晓谕，被匪诱胁之拳民，已散者不准复聚；如有旋散旋聚者，即是
甘心为匪，定即严拿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由此观之，“由剿变抚”之说也是缺乏依据。事实上，直到1900年6月
16日清廷明发上谕， 提出“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壮者
，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之前，还不存在义和团的合法化问题，说这一期间毓贤对义和团“由剿
变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事实上，毓贤在山东期间始终坚持的是“剿”“抚”两手并用，即所谓“剿抚兼施”政策。
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会说毓贤在包庇义和团呢？是因为毓贤对义和团的镇压并不是如后来袁世凯一样的无条件镇压，而是加以区分
，实行“剿抚兼施、惩首解从”的策略，对义和团既加以镇压也进行安抚，对义和团领导者进行“惩办”，对一般性的参与者则只
是予以解散，这一政策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对一般义和团群众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这对于把自己置于清政府太上
皇位置的西方列强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有条件有区别的镇压，自然是“剿办不利”或者“包庇拳匪”了。
同样的问题在毓贤处理教案上反映的更为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毓贤在处理“教案”方面的政策。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毓贤首先申明的一条就是“秉公讯断”。何谓“秉公讯断”，就是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必须排除来自外国教会
方面的干预，由地方官自主地秉公断案。早在1898年6月， 他还在按察使任上时，就曾建议：“请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大臣饬知各教
士，以后不可偏听教民浮言，有伤和好。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实无作恶犯罪之事，方可收之。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凭地方官
秉公讯断，通事不得哄诱教士，搀越干预。凡有罪例应拿办之人，教士不得收留，并不听通事谎言，讹作平民。庶几教士得以安然
传教，以遂起行善之心，莠民难施伎俩，良民不受逼迫，则民教永可相安，共享生平之福。”
毓贤申明的另一条则是“持平办理”。他说：“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所谓“持平办理”，
就是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无论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那么，毓贤是怎样贯彻“持平办理”方针的呢？从他在山东巡
抚任内所处理的众多民教互控案件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查实原委。不管控案来自平民还是教民，甚至是外国公使所递交总理衙门的照会，毓贤都决不轻率从事，都要一一派员查
实，悉其原委。因为当时民教交涉案件多由教民方面提出指控，“而教民一面之词，教士往往偏听，恐亦非持平之道也”（注：《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如德国主教德华盛具名指控嘉祥教民被抢案多起，并谓“教民四散，有家难归，事已闹大”，情况十分
严重。毓贤派员彻查，“检齐卷宗，勒传人证到案，会同逐一确切研讯。或因教民先前曾罚乡民钱文、酒席，欲向索还；或被将妇
女诱令改嫁，得钱私肥；或教民自与亲属争产；或因家务争执，迁怒排解之人；或被藉以打点使用为名，乘机讹索多赃，后经查知
往追，因而教民词曲理穷，捏诬乡民欲行捆打、抢割麦禾暨勾结大刀会匪滋扰等词，赴城内教堂避匿，并向教士诉述，请县传究，
以图挟制而冀拖累泄忿。其实皆系谎词虚架，毫无影响。乡民委无平空向教民罚钱、寻衅之事。”从已讯明之实情，可知所控各案
，“类皆教民恃入教为护符，平日横行乡里，鱼肉良民。偶有稍与理较，动辄故意张大其词，意图使人莫可谁何”。但控案所涉及
之乡民“均因事后希图将被罚、被诈钱文索还，致被藉口，亦不免略有是非”。既弄清了所控各案之原委，处理起来也就有了事实
依据。于是，查案官员便质问德华盛道：“何谓教民有家难归？总之事凭实在，公论难逃。民教以和为贵，岂可迫之太甚，致生变
端。”经过反复驳辩，德华盛无言答对，“始自言实为教民所激，惟天良不可昧，事如可了，决不好为其难”（注：《义和团档案
史料续编》）。再如法国公使毕盛以平原县“有焚抢教堂、杀毙教民一事”，要求总理衙门电饬山东官员查办。据实地查勘，平原
县“并无西式教堂”，不可能有“焚烧教堂”之事。至于“杀毙教民一名”，系据该县教民王付有呈控，谓邻人王朋玉与伊父王明
口角相殴致死，并被毁器物。及官员亲往查勘，王付有加以拦阻，承认“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老病气闭”，“恳求免验”
。官员“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教，若含糊了结，必致别生枝节，虽允予免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死王明年逾80，
实因年老气闭，并未受有伤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至此，本案真相已明，实属诬告。毓贤咨复总理衙门称：“查民教
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
院惟有督饬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他对所有民教控案都先要查实原委
，断案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自然会避免许多无谓的冤案，使诬告者难以逞其讹诈伎俩。
第二，是“分别办理”。毓贤所说的“分别办理”，不单纯是针对因义和团活动引起的案件，对民教交涉案件也是一概适用的。就
是说，民教交涉案件经过查勘，已质证明确各案，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办理。例如：（1）诬告案。如嘉祥呈控乡民高顺玉将教民高
宏儒“驱逐不家，霸占居住房屋”，经查实“高宏儒房屋并未被人霸占，现仍在家居”；嘉祥教民牟广德控告同里牟广泰“领人将
教堂内神像撕毁，桌椅等物全行砸毁”，经查办官员“前往教堂查看，屋门现已封锁，神像、桌椅等物俱全，并没砸毁情形”，皆
系挟私诬告。对此，考虑民教以和为贵的大局，一般从轻发落，“或略予责儆，各当省释宁家，谆谕不准再行生事；其有人证未齐
，并教民理曲躲避者，或令原差暂行看管，或谕回归候质”，以俟“传集持平断结”。（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2）抢
劫案。如嘉祥呈控郑家庄教堂“德教士所有什物抢劫一空”，内“有餐衣一身，真金圣爵一樽，门帘、天棚、台帷、蜡烛、大小神
像等均行抱去，余皆毁坏”，经查勘属实，则“勒限严辑务获究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3）拳民索偿赔款案。
如济宁教会呈控教民被索偿赔款案共 31起，经官员查实，其中与教民呈报所偿罚款数目相符者5起； 教民呈被索偿赔款，但虚报
所偿罚款数目者5起；查无其事者16起； 查明并非教民，亦委无罚款者5起。由详查得知，“拳民之所索， 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
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两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
。至于拳民索偿罚款案的原因，仍系“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
前日之所罚者”。毓贤于是“咨明总理衙门立案，予以辩论”，并要求：“照会德公使转饬安主教治泰，会同兖沂道将各属教案持
平议结，以征辑睦。毋得听信教民一面之词，以少报多，以无为有，致滋贻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4）官员袒
教抑民案。此类案件以兰山知县陈公亮案最为典型。他在任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如教民张
廷标与平民郭藏“因买花生口角细故”，“即将郭藏讯责押毙”；教民万方魁等呈控孙憨，“即将孙憨讯责押毙”；访闻孙闩偷窃
教民家衣物，“遂传责押毙”；保长恐闹教捆送宋广仁、宋凤诏，“亦即重责押毙”。毓贤认为，由以上四案，足见“该员办事荒
谬，民怨沸腾”，将其参革。并致函总理衙门称：“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该革令不分案情轻重，一味严刑毙命，为见好教
民之计，几致酿成戕害巨衅。且查其近年以来，吏治既不讲求，又复有乖职守。……若不将其参革，实无以讲吏治而肃官常。”（
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可见， 毓贤是根据不同的案情，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期贯彻“持平办理”的方针。
第三，是“妥为保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其本来意图“无非为保护教民起见”。 但毓贤认为，保护教民并不意
味着允许教民为所欲为，侵害平民，激成变故。要真正做到“妥为保护”，首先得要求教会要依条约和中国法律办事，无为不轨之
举。这才是做到“妥为保护”的关键所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民教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教民，而不是平民。毓贤指出：“查民
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肆口恫喝。”（注：《义
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正由于此， 他对教会方面的严重不法行为也是决不宽容的。如嘉祥教案之起，与在教之华教师高会堂大有
关系。他“素称形同光棍，控案累累。近来更肆无忌惮，教案均系此人勾串而起，乡间无不切齿，不得不去其太甚”。在大量事实
面前，该处主教不得不允将高会堂“任凭拿办”，“密传讯押，以平民气而弥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再如汶上
县教民随意捉拿平民，勒讹钱财，或入平民之家“抢掠一空”；济宁德国教堂竟然将平民“两手铁铐，栓在槐树三日”，罚款后才
“释放回家”。毓贤问道：“教士无刑讯之责，何得擅用铁铐？主教亦置若罔闻，所谓劝人为善之意何在？”他认为“今教士勒罚
钱文，则办理不得谓持平”。因咨呈总理衙门：“请照会德使，遴选公正持平之主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庶
可消弭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他认为只有做到真正的“持平办理”，才能实现“妥为保护”的目的，看到了二
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从而抓住了解决民教不和问题的根本。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毓贤在山东任巡抚时期的表现，特别是在处理民教争议问题上，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他对于清
政府相当数量官员“袒教抑民”的做法进行了纠正，在处理教案时，顶住了教会方面的压力，力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公平
处理，他认识到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是教民在教会的保护下进行为非作歹的活动，如果一意袒教抑民的话，只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敌
视的仇恨，有鉴于此，他对包庇犯罪教民的教会进行了能力范围内的限制，对一些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处理。
如他咨呈总理衙门“请照会德使，遴选公正持平之主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的行为，即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
和平、公正地解决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的方法，可说是有理、有力、有节。然而，对于视中华如鱼肉的西方列强来讲，他们是根
本不把毓贤的这些善意做法放在眼里的，相反，他们认为毓贤是在有意包庇义和团，对抗教会，对抗“伟大的西方文明世界”，正
是在这样的思维之下，他们对清政府施压了巨大的压力，迫使清政府撤换了毓贤。
从今天看来，毓贤在山东任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应该是加以肯定的，特别是他顶住外国传教士的无理纠缠和外国公使气势汹汹的
势力，力求做到持平办案，应该说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在当时中国与列强的而前，这种合理合法斗争也是为西方列强所不能
允许和不能容忍的。面对西方列强仗势欺人的无理行为，被从山东巡抚位置上贬下来毓贤气愤已极，这一切终于促使毓贤走上了完
全与西方列强公然对抗的道路上。而他公然与西方对抗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促使清政府接受义和团！
毓贤被调离山东以后，转任了山西巡抚，到任不久就向慈禧进言“民可用、团应抚”，最早提出了招抚义和团的主张。而其他地区
的封疆大吏们也大多有与毓贤类似的遭遇和心境，对于教会的仗势欺人、教民的为非作歹非常不满，不少人也公开表示了对义和团
“扶清灭洋”行为的同情。特别是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徐桐等人，本来就是清政府当中有名的顽固派代表人物，对于西方世界
历来抱敌视和反对态度，更是在此时出面对抚团政策表示了支持，主张以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抚团开战。顽固派在此时跳出来，有
其深层次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当中，清政府内部产生了最早的“洋务派”，他们与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进行了将近
二十年的明争暗斗，但因为洋务派相当一批人掌握了地方实权，属于当时的实力派人物，所以一度出现了洋务派压过顽固派的局面
，但在镇压维新派的斗争当中，顽固派的力量有所上升，但基本还是与洋务派处于一种平分秋色的局面，顽固派对这一局面不满，
力图全面压倒洋务派，而此时在对待义和团的主剿、主抚问题上，主抚明显得到了相当一批封疆大吏的支持，而这明显是一个压倒
以主剿的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的绝好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抚派在清政府内部占据了优式。
8、 义和团的合法化和八国联军的成立
1900年6月16日清廷明发上谕：“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精
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实际上成为了清政府公开承认义和团合法化的宣言。此时，山东的义和团正面临着袁世凯的
疯狂镇压与血腥屠杀，大量义和团民转移到达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北方的义和团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同时，很多原本
非义和团的武装在义和团合法化之后，也纷纷改称为“义和团”，一挥帜而群山应，一挥手而群马啸，各路民间武装组织纷纷高举
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00年6月初，北方的义和团已经超过了数十万，仅进入北京
城内的义和团数量就已达数万之众。
西方列强对于清政府承认义和团合法化的行为恼羞成怒，更对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的迅猛发展感到惊恐万状，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
府予以镇压，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当看到总理衙门已经“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时，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
。1900年5月28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
的名义，调兵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
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
自政府的批准，战争阴云已经笼罩中华大地。
7月27日时，德皇威廉二世针对中国发表一个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文摘译如下：“……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
，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
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
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
侧目而视。” 至此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
9、 慈禧的险恶用心与清政府对联军宣战
其实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统治集团，对于义和团也只是想加以利用而矣，企图通过义和团来打击西方列强的在华势力，以达到坐收
渔人之利的目的，事实上从他们的骨子里，对义和团等人民武装是极为担心和恐惧的。即使是以主抚派的首倡者毓贤来讲，他对义
和团的态度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比如在他既任晋抚，又逢朝廷招抚义和团，并对八国宣战时，他也曾明确表示过：“拳民之真伪，
即以滋事不滋事，守法与不守法为断。如系真正拳民，各在村庄，安分演习，仍应听其操练，毋得禁遏。”其“能奋不顾身，杀敌
致果”者，“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派员弁管带”。“土匪假冒拳民，聚众扰害，遇事生风，或且闯入公堂，索要粮
械，不畏官长，即禀明照土匪例从严惩办”。（注：《义和团》）这就充分表明了毓贤对义和团的“抚”并不是无条件的，前提条
件就是服从清政府的领导，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他任山西巡抚时期，也曾经多次对于太原、阳曲、榆次、平遥、介休、赵城
、洪洞、临汾等地的“不服其约束”的义和团进行过多次镇压。这足以说明，毓贤等清政府内的主抚派对待义和团的根本出发点，
是要利用这支力量，并且还要把它牢牢地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
面对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和八国的厉兵秣马、蓄势待发，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集团不能不在对外的和战大计以及对义和团最终是剿是
抚的问题上做出一个决断。6月16日慈禧召集群臣举行了第一次“御前会议”，面对义和团力量的迅速增长，慈禧不可能不有所顾
忌和担心，加之主剿派的满清官员趁机对义和团加以攻击和污蔑，于是在这次会议上慈禧向主抚义和团的刚毅和董福祥颁下“勒令
解散”的谕旨。然而令人不可思异的是在这勒令解散义和团的命令下出不到一天，慈禧却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于第二天
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处死了主和的袁昶、许景澄、立山、徐用仪、联元等五大臣，令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载勋、
刚毅、载濂、载漪、载澜统率义和团，云集京城。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写了十二道绝交书（给英国两份），向英、
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同时进行了宣战。
为什么一向奉行妥协求和路线的满清政府居然一反常态，突然发布《宣战诏书》同时向11国宣战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史学界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恐惧义和团力量” 说和“假照会”说。
“恐惧义和团力量” 说是由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提出的，他认为，“……其（清政府）所以对外宣战，只是因为害怕义和团民的
声势，想借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人民的锋芒……”，“慈禧太后之所以下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诏书，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刀
锋落到她的头上，落到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把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使用帝国主义列强
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虚伪的宣战书。”我以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义和团运动的力量
大过强大了，慈禧虽然本心并不喜欢义和团，但也害怕一但要强行解散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民变，特别是当时北京时内的义和团
民众已达几万人，一但出兵镇压，必然造成极大的京城动荡，甚至于可能会引起拳民起义，到时首先“受害”的将不再是“洋人”
而是自己。但是也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当时义和团的力量固然很大，可是一但支持了义和团，就要面对与八国联军的公开开战
，八国联军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视呀？何况，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几次开战都是败多胜少，慈禧年轻时曾经亲身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
争，对于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她不可能不心有余悸，而这一次她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她是真的不害怕西方列强了，如同她自己
声称的那样，“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可以说，如果要
真的相她口中所说的那样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话，反而倒是好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未必就会以如此悲惨的结局来结束，但
是对比后来她马上的叛变和对义和团群众的屠杀来看，这绝不是真的。换言之，在慈禧看来，义和团也好，八国联军也好，对自己
来讲，都是敌人，她不会轻易的倒向一方的，除非她对其中一方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才会完全投向另一方，-------那么新的问
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是什么让慈禧完全对与西方列强谋求妥协放弃了希望呢？最近被某些史学家所提出来的“假照会”说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答复！
持“假照会”说代表人物的是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他认为在慈禧颁下要求义和团“勒令解散”的午夜，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奉
父之命给慈禧的心腹荣禄送来了一份密报，密报中称各国公使已决定联合向清廷发布一个照会，提出四项要求：1、指明一地令中
国皇帝居住；2、各国代收各省钱粮并代掌天下兵权；3、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份密报使荣禄魂飞魄散。其中前三项对中国都是剥夺
主权的要求，但对荣禄和主子慈禧最致命的却是第四项，太后归政，皇帝复出。我们知道此时的清政府统治集团是在慈禧发动政变
，囚禁光绪皇帝之后建立起来的，如果光绪皇帝重新掌握了大权，这些今日的清庭大臣还焉有命在？这岂不是意味着以慈禧为首的
清政府集团已经大限将至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廷17日紧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连哭带述公布罗嘉杰的密报，群臣惊愕，手足无措，“……自端
王下最激烈的亲贵20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与洋人一拚”。慈禧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这个
照会让她对与列强和谈完全不再抱有任何期望，她大声狂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
亡不犹愈乎”。相反如果此时谁在提“和谈”，谁就岂不是在逼她交权，要想拥立光绪皇帝复出，如此主和的五大臣被杀，也就不
足为怪了！范文澜的考据，也与唐德刚相仿，“6月16日深夜，江苏粮道罗嘉杰向荣禄送密报……‘归政’这一惊，确把他们惊昏
了。西太后悲愤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正式宣布开战”。
那么这个照会是否属实呢？国内许多史学家否认“假照会”说，认为此照会是端王伪造，或是恽毓鼎伪造，或认为根本不存在。那
么这个照会是否真的存在呢？唐德刚从海外资料下手，提出这个所谓的“照会”系来源于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
上面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发布于1900年6月19日，当中确有希望让光绪皇帝复位，联军只向愚蠢的西太后一伙的窃权政府开战，
将西太后等人赶出北京之类的内容。唐认为这篇社论文稿很可能在刊出之前，也就是6月17日清廷“第二次御前会议”前，被报社
的华裔职员获得，并在被误译后传到江苏粮道罗嘉杰的手中，并最终使罗嘉杰把这篇报纸社论误作为列强的最新动向情况而向荣禄
进行了汇报，从而出现了假照会事件的出现。这个情况倒是与美国进行伊拉克时，认为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足以危胁整
个世界，可最终却发现，美国情报局的所谓情报却是来自于一家英国报纸的猜测性文章这一事有着惊人的类似，不知是历史的重演
呢？还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情报机构都是好以捕风捉影为能事使然呢？
那么我们不妨再考虑一下，当时的列强是否有想让慈禧归政、光绪复位的打算呢？无疑，是没有的，否则尽管后来光绪被慈禧胁迫
着一起去了西安，但当年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都在国外，列强们为何不把他们找来在北京组阁，成立民主政府呢
？八国联军来中国是为了侵略中国、瓜分中国而来，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的，指望他们来帮助中国搞改革
、搞建设，岂不是痴人说梦。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说法呢？我以为，这还是八国联军在为其侵华罪行寻找借口，那篇社论在此时提
起光绪，不过是借以来否定当时统治中国的慈禧政权的合法性，就如同美国布什政府要入侵伊拉克，也要在国际上大造一翻舆论，
说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如何如何残暴、如何如何不讲人权等等，好象自己以前为了对付伊朗时与其亲密合作的不是萨达姆政权一样
，其实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借口！只是让联军们所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他们找的借口偏偏犯了慈禧的忌，让这个疯老太婆红了眼！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北京城内也曾经有过说“八国联军来北京是来帮光绪皇帝夺权的”说法，可见当时以讹
传讹，而受到影响的并不只是慈禧和顽固派，当时甚至于有义和团群众因为听信了这一谣言，认为光绪勾结列强，而要冲入皇宫，
杀死光绪皇帝的事件发生。可见，这个谣言的影响之甚！
其实，不管这个照会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其实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慈禧对与列强议和不再抱有期望。我以为，“恐惧
义和团力量” 说和“假照会”说两个说法并不矛盾，恰恰反而是相辅相承，清政府对列强宣战是在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清政府本来是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以达到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而义和团的迅速发展与八国联军的组成，无疑是把清政府
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即一边是义和团等反侵略的人民群众，一边是八国联军的侵略威胁。而此时，这个假照会的出现，就必然
使慈禧对于八国联军极为反感与仇恨，于是她决心要利用义和团的革命热情来好好“教训”一下敢于蔑视她领导权威的八国联军。
然而当她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事实，而八国联军又一路攻入北京城的时候，她就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血腥的屠刀指向了正
在战场上与联军拼命的义和团战士们，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过程当中，慈禧都是把个人私利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在她眼里面只有自己的个人地位
，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她同时向列强宣战，把革命热情高涨的义和团人民群众推上战场去卖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她出尔反尔，叛变出卖义和团群众，把国家的主权与财富送给侵略者，是因为八国联军承诺不会改变她的地位。在此时，她又全然
忘记了自己当初所说的“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的高调，厚颜无耻的站到了与李鸿章、袁世凯之流的投降派为伍的一边！
在评价义和团时，总是有些人或无意或有意的把义和团与慈禧等满清贵族相提并论，实以为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无意为之可说是
头脑糊涂，有意为之则是居心叵测，故意在混淆视听。历来视西方列强为“肘腋之忧”，国内的人民反抗运动才是“心腹大患”，
历来高呼“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的慈禧怎么可能会真心的与义和团群众站到一起去，何况义和团原本以来就曾经是个“反清复明
”的组织。在慈禧的眼中，义和团充其量只不过是她与洋人讲条件、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当大敌当前时，她把义和团送上战场为
自己卖命，当她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义和团，而义和团的存在对于自己而言只是一个麻烦的时候，她就毫不留情的举起了屠刀。
据此，我们不妨大胆的假设一下，即使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斗争以义和团的胜利而告终，八国联军最终被义和团赶出了中国，义和
团也同样逃脱不了被清政府镇压和屠杀的悲剧命运------因为清庭本来就是与义和团这样的人民群众武装不能两立的！
10、 义和团保卫天津
1900年夏，八国联军进犯天津，义和团群众和爱国的清军将领并肩做战，与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卫国战争
终于全面爆发，这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对于西方列强所掀起的侵华狂潮甚至要瓜分中国狼子野心的回应，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
义的西方列强之间矛盾进入白热化标志。战争从义和团保卫天津的“天津保卫战”开始，共包括大沽之战、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
紫竹林租界攻坚战和八里台保卫战等。
大沽之战：6月15日，各国海军头目密谋夺取大沽炮台，控制津沽通道，并于当晚派日军300人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联合向大
沽炮台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暂借”炮台，限定在17日凌晨2时以前必须将炮台交出，否则将用武力夺取
。当天下午，俄、英、德等国的小分队相继登陆，配合日军小分队完成了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炮台的准备。大沽炮台守将罗
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并严阵以待来犯之敌。6月17日凌晨，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指挥下，八国联
军兵舰10余艘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罗荣光率领守卫炮台官兵英勇抵抗，开炮还击。双方鏖战6小时，
共击沉击伤敌舰6艘，打死打伤敌军130多人。后因弹药库被敌炮击中，守军弹药不继，又无援军，处境极为不利。这时，陆上的敌
军又乘势猛攻炮台，使守军腹背受敌，伤亡很重。晨5时，日军攻占北岸第一炮台；6时，英军攻占第二炮台；7时，各炮台先后被
敌军攻占，大沽失陷。大沽保卫战，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战争，在当时是毫无希望取胜的，但以罗荣光为首的大沽军民，视死如归，
浴血奋战，他们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将千古流传。
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6月15日晚，盘踞在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的沙俄侵略军向天津城内的义和团群众发动了袭击，义和团
也出动400余人进行英勇还击。6月17日下午，英、德两国军队进攻天津武备学堂，学堂内的几十名学生英勇反击，他们隐蔽在房子
里，冒着敌军猛烈的火力，顽强地从四面八方射击敌人。敌军攻不进去，便放火焚烧，引起学堂内的军火爆炸，几十名学生壮烈牺
牲。天津附近各县的义和团民闻讯，纷纷赶来增援。原在静海县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帅领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乾”字号坛
口义和团民近万人进入天津增援。17日晚，从大沽登陆的侵略军乘火车到达天津，侵略军1700余人与天津城内的义和团民与清军在
老龙头火车站展了拉锯战。老龙头火车站位于租界西北，地势十分重要，一但沦于敌手后，将造成敌人钳制天津的威胁。曹福田闻
讯率领数千团民亲临前线和爱国清军并肩作战，他精心从义和团民中挑选出500名精状士兵组成一支突击队。发动总攻时，这支突
击队高举红色旗帜，以迅猛之势包围敌众，迫使侵略军“高擎白旗”请求停战。曹福田率部乘胜追击，一直战斗到深夜，侵略军死
伤500余人后狼狈向租界逃窜。义和团和清军乘胜夺回了车站以北的全部据点，并且成功控制了紫竹林租界的西北交通要道。
就在曹福田在老龙头火车站激战之时，狡猾的沙俄侵略军3000余人则企图偷袭天津城内的东局子兵工厂，敌军从三面围攻东局子兵
工厂，天津东郊义和团民在“乾”字号义和团另一位首领王成德的带领下，与爱国清军提督聂士成部密切配合，军民齐心合力，击
败敌军多次反扑，令敌三天不能前进一步。
紫竹林租界攻坚战：7月5日下午，义和团将领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几千人进驻马家口，直捣租界腹地。联军对此惊慌失措，
于7月6日夜间企图偷袭马家口。张德成得到报告后，决定将计就计，伏击了偷袭之敌，歼敌大部，首战告捷。9日，张德成率部向
租界发动进攻，歼敌多人，再一次获得赫赫战果。经过这两次战斗，敌军对义和团的肉搏攻坚，自知难于抵抗，便在租界内重要街
道路口埋设地雷，妄图阻挡义和团进攻租界。为了减少伤亡，张德成用战国时田单的火牛破敌办法，巧摆火牛阵，大破敌军的地雷
群，把敌人重重设防、层层布阵的巢穴深处搅了个天翻地覆。与此同时，曹福田也亲率所部义和团由老龙头火车站向新浮桥发起猛
攻，压迫敌人的右侧防线；聂士成部则越过南郊八里台，迂回到小营门附近，向租界背后开炮猛轰；巾帼英雄“红灯照”更是全体
出动，日夜奔走在战斗第一线，送水送饭，抢救伤员。保卫天津的战斗，就在义和团紫竹林攻坚战的冲杀声中进入了最高潮。
聂士成八里台保卫战：7月9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进攻，聂士成在八里台指挥将士英勇抵抗，联军受阻，开始等待援军。7
月12日，八国联军各路增兵均已到来，约1．4万人，开始对八里台进行总攻。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两腿被炮弹打
伤，血流如注，仍坚持督军苦战。最后“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为保卫天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聂士成是天津清军中抵抗派
将领的核心人物，他的牺牲使清军失去了指挥，使防御天津的力量开始急剧衰退。八里台保卫战失利以后，八国联军开始了疯狂反
扑。
聂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著名清军爱国将领。生于清道光年间，武童出身，曾参加过清政府镇压捻军的军事
行动，1862年入淮军，初任把总，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后升任总兵。1884年，法军侵占台湾基隆，他率师渡海，屡挫入侵法
军，以军功授太原总兵职。188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率军入朝作战，后退回国内，在辽东九连城（今丹东西北）虎山抗击入
侵敌军，收复连山关，击毙日军将领富刚三造，晋升为直隶提督。1899年，所部三十营改为武卫前军，驻守芦台。1900年，义和团
事起，聂在天津与义和团顽强抗击八国联军，7月9日，率部在天津八里台英勇抗击联军，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包围，聂视死如归，
仍与敌激战达两小时，最后连中数弹，壮烈殉国。1905年清政府为其谥号“忠节”，并在南开区紫金山路与津盐公路交叉口为聂士
诚立碑纪念。碑为花岗石砌筑基座，上置碑心，高2.4米，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上刻“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
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2000年“聂
士成为国捐躯100周年纪念日”之际， 天津市政府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原聂公碑所在地增建聂士成铜像一座，高4．18米，至今
成为天津的一大胜景，为中外游人所景仰。
天津失陷：八里台保卫战失利后，八国联军开始了疯狂反扑。13日晨，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老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
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日、美、英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在这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义和团和清军部分爱国
官兵怀着保卫祖国的决心，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特别是在南门一带，坚守南门的义和团民多为打雁为生的雁户，他们浴血
奋战，并以准确的枪法击毙了一名日军大队长和一名美军上校，使日、美等国侵略军遭到惨重损失。正在双方鏖战之时，北京耶稣
教美以美会派往天津递送情报的汉汗郑殿芳将天津南面一段城墙曾经倒塌过的详情密告日军。14日晨，日军伪装成义和团民，混到
墙根，炸开那段城墙，侵略军蜂拥而入，攻入了南门，此时弹尽粮绝的义和团民和爱国清军将士一起与侵略军展开激烈巷战，虽然
打死打伤侵略军750余人，但终因敌强我弱，南门失陷，日军进入天津城。
在这大战的危急关头，清军内部却发生了变乱，聂士成阵亡以后，直隶总督裕禄、清军率部逃跑，反动将领宋庆（一说为宋义）临
阵叛变，从义和团战士的背后举起了屠刀，大肆屠杀义和团战士和抵抗群众。宋庆的叛变给天津城内的抵抗运动带来了极为恶劣的
影响，义和团战士面临腹背受敌的处境，义和团和清军难分敌我，出现了相互杀戮的混乱局面。义和团已处在了极为危险和不利的
处境，在歼灭了沙俄侵略军200多人以后，被迫撤出天津。叛徒宋庆本想通过屠杀义和团来换取列强的“谅解”，而再度谋求议和
，但联军对他的叛变行为根本不予理睬，不久天津老城全部陷落。
天津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爱国官兵发挥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坚守天津城达一个
月之久，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予敌军以沉重打击。他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使侵略者望而生畏。天津保卫战
，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和伟大力量，他们将伴随着天津这座英雄的城市而永远被记入史册。
11、 东南互保的真相
就在北方的义和团群众与爱国的清军将领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江南却在上演着一出极不合谐的丑剧，就在义和团运动
刚刚开始不久，投降派就开始蕴酿着叛变和破坏活动，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投降派当中积极筹划着。如果说，以毓贤为代表的顽固
派还是基于其自身对于列强的强烈反感与不满，而主张“抚团以为御辱之用”还可以算是有一点点开明的话，那么以李鸿章、袁世
凯为代表的投降派，则是一直把其反人民的本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当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能阻止清政府对列强宣战的时候，于是
他们就开始采取了破坏义和团抗战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就是------与侵略者私下讲和！
早在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迅猛发展之际，上海等地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已经表现出了惊恐异常，他们担心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烈火会毁坏
他们在华的侵略地位和特权。英国当时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投资多，贸易量大，并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它
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前景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Warren）、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
（F.A.Aglen）为首的一批人开始秘密筹划如何分裂清政府、保护英国的在华权益问题。但是当时英国大量兵力被牵制在南非对布
尔人的的战争当中，即使是镇压北方的义和团都已经力不从心，更谈不上调集大军对长江流域进行“有效占领”了。所以，他们认
为勾结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实行所谓的“互保”，使得长江流域中立化，不介入对外作战，既可用以镇压当地群众的反帝斗争，又可
在“互保”名义下排除其他列强趁机侵入长江流域，这对英国来说是最为有利的。
而此时的南方的地方巡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僚也面对义和团的发展势头而心慌意乱，徬徨无策。他们虽然所处位置不同
，想法也不尽一致，但是对义和团都同样的深恶痛绝，并主张严厉镇压，他们于6月15日联名奏请“明降谕旨，定计主剿”。特别
是刘坤一，因为他的辖区位于长江下游，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侵略据点上海又在其境内，一但战争爆发，他必然首当其冲，因此
神情格外沮丧，仿佛末日将临，为此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侵略者私下达成同盟。6月16日，刘坤一与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
（A.Sundius）、金陵海关税务司韩森（P.Hansson）举行密谈，他公开表示：他欢迎英国海军的保护，盼望英舰早日来到，“只要
英国方面帮助，[他]什么都肯做”。他还说：“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这位“硕果仅存”的湘系军阀
首领，被义和团运动的声势吓破了胆，为了找英国撑腰，竟不惜同清政府分裂，这自然使同样处于忧心如焚之中的英国人感到喜出
望外。然而刘坤一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在闻知刘已经与英国私下订立密约的消息之后，同样对中国长江流域觊觎良久的法国、
美国极为不满，他们陈兵吴淞口，向刘坤一示威，并扬言中国“若为[英]所愚，各国必不服”。
如果说，刘坤一的丑行只是一个前奏的话，那么真正把这一卖国行径赴诸实施的就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也是当时上海滩上著名的
买办商人盛宣怀。说到此处，不禁有人要问，盛宣怀何如人也，他一个买办商人怎么会有如此能量，把堂堂一任封疆大吏刘坤一都
办不成的事情办成呢？想了解盛宣怀其人，我查了一些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但都比较琐碎、繁杂，不便于拿过来用，大家倒是不妨
看一下前不久煮酒论史斑友铁路钢轨 [reaidushi@sohu]关于《宁不负皇恩——胡说清人眼中的亡国十大臣之最终结局》的这个帖
子当中关于盛宣怀的生平简介：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父盛康，进士出身，以布政使衔任武昌道。幼年乡试落第，以纳赀为主事。入李鸿章幕，受重用
。办洋务，历招商局总办，海关道，北洋大学堂督办，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督办，兴南洋公学，会办商务大臣多职。李死附袁，
袁去，转投载泽门下，任度支，邮传大臣，倡币制改革，铁路国有之议，举外债，天下汹汹。辛亥事起，去职，南投民军，赞襄巨
款。民元五年，卒于沪上，年七十有三。赞曰：斩佞何人请剑来，盛朝言路几时开。宣猷元老无奇策，怀抱只知筑债台。”铁路钢
轨对盛宣怀的总体评价是“斩盛宣怀”四个字！
但正是这个身为买办商人的盛宣怀，因为他长期主持电报局、招商局工作，此时又正负责督修芦汉铁路，同时他消息灵通，与帝国
主义和地方督抚都有联系，“地位最宜”，他被当时的各国公使、巨贾富商、满清官吏公推出来进行这次所谓“互保”的联系工作
。于是6月23日，也就是清政府与列强宣战的第六天，盛宣怀在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J.Goodnow）的支持下，电告李鸿章、刘坤一
、张之洞等，他说：“全局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逆料萧墙之内，必有变局”，要刘、张与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章程
”，“以定各国之心”。24日，他又密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双方认为，“窃察驻沪各国领事之意，亦在维持平和，保全大局
，并无别情。”
25日，刘坤一、张之洞复电上海，接受他们的建议，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并邀请盛宣怀以帮办名义，协助订约。26日，余联
沅出面邀上海各国领事在会审公廨开会，将预拟的《中外互保章程》九条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提出来讨论。前者内容主
要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第一条）；“各口岸已有兵轮者，仍照常停泊
，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第四条）；各国如“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
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第五条）；各国兵轮不得靠近炮台停泊，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练操（第六条）；“上海制造局、火
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第七条）等。后者内容主要有：上海各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严拿
“土棍”，添募巡捕，在城厢内外昼夜巡逻，租界四周由中国军队常川驻守等。各国领事对《互保章程》第五、六、七等三条，争
执很久。他们坚持订约必须事先政府授权，因此没有签字。第二天，古纳代表各领事致函余联沅，对刘坤一、张之洞负责保护地方
，加以赞赏，宣布“只要他们在所辖省份内能够并且确实维护外国人根据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享有的权利，我们各国政府过去
和现在均无意在长江流域单独或集体采取任何行动，或派任何部队进行登陆”。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保证维护“秩序”，保
护洋人生命财产，古纳代表各国领事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根据这个双方私下议定的“条约”，刘、张等人扣压了清政府关于“招团御侮”和“对外宣战”的谕旨，防止其扩散，同时反复向
各国的领事团保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凭借在清庭老资格的李鸿章更是公然称清政府的宣战谕旨等
为“矫诏”、“粤断不奉”。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大力镇压义和团群众，对于所有抵抗列强侵略的行为都污之为“叛逆”，并以
维持“秩序”之名予以血腥屠杀，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如果说，当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突袭波兰，英法两个
波兰的盟国却宣而不战，静观波兰灭亡的“静坐战争”、“奇怪战争”是外交史上的丑闻的话，那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的“东
南互保”简直就是旷古未有的奇闻，是一场彻头彻尾、无耻到了极点的叛变行为！
“东南互保”的范围，原本只限于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五省，但随着闽浙总督许应骙与八国领事领事签订《福建互保章
程》，以及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的先后加入，使后来加入“互保”的省分达到了十来个，这些地方对帝国主义分裂
清政府的活动作出了积极响应，所起的作用是限制和妨碍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削弱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便利了帝国主义对
北方义和团的进攻与镇压，使北方的抵抗运动陷入了孤军做战的不利境地。如：山西巡抚毓贤在当时天津之战的关键时期，曾经向
清政府提出“分兵远攻，使敌回救，天津自可解围”的计策（注：《义和团档案史料》），即提出以“围魏救赵”之策，从敌军的
后方发动进攻，使其后顾不睱而主动撤兵。卢润杰在他的《论毓贤的历史功过》一文中，论及了此事，认为“毓贤的主张比较接近
事实，而且对粉碎列强入侵也是行之有效的。”（注：载《学术论丛》）但正是这个东南互保把大好的反击机会断送了，就在这个
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关键时刻，李鸿章等投降派倒向了帝国主义一边，宣告与本国主子的决裂，使得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计谋得逞。
并且，所谓的“东南互保”并没能保住东南的半壁江山，帝国主义国家甚至于连字都没有签。刘、张等原以为《中外互保章程》很
快就能完成签字手续。7月3日，他们照会领事团签约，此后又不断催促，但都没有成功。英国外交大臣明确表态，对于那些便于执
行的规定，它将欣然照办，但《互保章程》“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
。”法国则认为《互保章程》“所建议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指出了法国政府愿意遵循的方向，但是，他们不准备授权他们的总领事在
该协议上签字，从而使他们自己受到约束。”德国宣告“江鄂两督拟订各节，碍难径允。”帝国主义所以不愿签字，是因为他们认
为条约当中的有些规定限制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并妨碍他们将来继续取得长江流域的在华利益。英国虽然一再宣布不派军队登
陆上海，军舰不进入长江，反对瓜分中国，但在暗中却在吴淞口集中了三十多艘军舰，命令预定调赴华北的印度兵二千多名滞留香
港待命，并撤退重庆海关洋员和内地洋商、教士，准备武装占领上海。英国的行为引起了德国的不满和直接干涉，德国外交副大臣
扬言：“既然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没有独占扬子江流域的希望，我们的任务至少应阻止英国的独占”。10月16日，英、德两国缔结《
扬子协定》，议定将“中国沿江沿海各口岸自由开放”。而口口声声宣扬“亦在维持平和，保全大局，并无别情”的日本则更是背
信弃义，在八国联军刚刚进入北京城之后，就于23日在厦门制造了日本“布教所”起火案，厦门领事马上令日本海军登陆“保侨”
，妄图在厦门制造事端，抢占中国的福建省。综观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东南互保”并没有能够阻止列强对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的侵略，只是因为当时的列强要把主要兵力用来镇压北方的义和团反抗运动，所以才给了南方一个暂时的安宁，然而投降派的
叛卖行为却大大的帮了侵略者的忙，消除了联军的后顾之忧，可以让他们放心大胆的到北方去镇压、掠夺、奸淫和屠杀，而当义和
团被镇压和北方的战事结束之后，列强的侵略魔爪又马上伸了回来，可以说，所谓的“东南互保”是西方列强着着实实地把中国人
涮了一把！“东南互保”的出炉正发生在义和团天津保卫战的最关键时期，在这个密约议定之后，列强才开始向天津大幅的增兵，
就在李鸿章、刘坤一正在他们谋求的“苟安”当中风流快活的时候，聂士诚在天津的八里台流尽了他的最后一滴血，对此我们不禁
在想，如果不是这个阴谋，或许一切本不会这样。
12、 西摩尔联军北犯与义和团抗敌的廊坊阻击战
“东南互保”的阴谋使北方的抵抗运动处于极端不利的环境之下，但义和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斗争，他们以落后的武器、几乎为零
的军事组织和训练，对抗着全幅西式武装的八国联军，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和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告
诉了侵略者------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就是天津保卫战的前夕，狂妄至极的八国联军根本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狂妄的叫嚣，“中国人不服从就叫他灭亡”、“只
要10000军队就足以征服这个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联军才发动了“西摩尔北犯”。1900年6月10日，英国将领西摩尔率
英、美、奥、意、俄、法、德、日八国联军共计2000人，乘火车从天津出发，北犯京师。直隶总督裕禄以京津火车不通为由，试图
阻止联军北上，各国领事不加理睬，德法军队强行闯入车站，夺取车头强行北上，西摩尔帅联军强行北上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之始
。
东大桥之战：1900年6月11日傍晚，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乘坐的列车抵达落垡车站东大桥处，2000多名手持刀矛棍棒的义和团和
民众，从铁路两侧树丛中呐喊着冲向侵略军。事发突然，侵略者们惊愕不已，措手不及，他们立即窜回列车。为阻止侵略军进犯北
京，蹂躏中华河山，义和团民冒着重炮、机枪轰击，舍生忘死，与侵略者展开了血刃肉搏战。顷刻间，义和团伤亡60余人，热血遍
洒大地。联军的一名英国上校军官在随军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和民众“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
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相信，中国人并不像我们迄今为止相信得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
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东大桥之战，打响了义和团武装反抗八国联军入侵中华的第一枪！
落垡奇袭战：1900年6月12日晌午刚过，八国联军列车强占落垡车站。倪赞清等一批义和团首领，率领义和团民和民众奇袭侵略军
。敌首西摩尔率军抢占制高点万喜煤栈，构筑“美少年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蜂拥而上的义和团民及民众，无数义和团民众中炮倒
在血泊之中。后继的义和团民众高喊“为团友报仇”的口号，冲到炮台之下，燃烧煤栈木料杂物，用火攻逼杀侵略军。侵略军纷纷
窜回列车上，义和团用火枪、火铳等武器向列车射击。侵略军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反扑，杀死杀伤许多义和团民和民众。虽然两次阻
击战没有获得胜利，伤亡又非常惨重，但义和团和民众却锐气不减，把侵略军围困在落垡车站达两天之久。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
侵略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在甲午战争后，在列强眼中，中国已经腐败透顶，不堪一击，他们声言只要有一万人的近代化军
队，就可以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任意横行。他们“嘲弄她懦弱，讽刺她无能”，轻率地议论对她进行瓜分，但是经过义和团运
动的打击，列强不能不改变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了。
东辛庄之战：1900年6月13日晨，八国联军冲出义和团在落垡车站包围圈，开动列车向西推进。列车行到离廊坊车站7英里半的东辛
庄村又被迫停车。再看前方，铁路又被扒毁，铁轨和枕木散落各地，一堆一堆的石子横在路基中央。八国联军只得下车抢修铁路。
乘敌疏防，在东辛庄集结的大队义和团员和民众向修路的八国联军发动攻击。双方战斗约半个时辰，义和团和民众伤亡50多人，只
得撤出战斗，暗中继续监视敌人。当发现有5名意大利士兵离开队伍时，迅速包抄过去，将他们全部砍死。
廊坊阻击战：1900年6月18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2000余人，奉派进驻京津铁路沿线，阻止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在御侮
抗敌精神的感召下，义和团与清军相互配合，向廊坊东站发动攻击。董福祥指挥武卫军2000人和赶来支援的义和团战士3000人对北
犯之敌发动进攻，清军骑兵从侧翼包抄攻击侵略军，清军步兵和义和团也乘虚冲杀上来，八国联军只能做两面抵御。西摩尔在落垡
获悉廊坊战事吃紧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英军、奥军、意军折返廊坊，用重炮轰击。清军和义和团几番攻击，均未能破敌，只得撤防
原地。这一仗，清军和义和团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却也重创八国联军凶残气焰，打死敌军6人，击伤48人，迫使联军放弃廊坊，
逃往杨村车站，义和团及甘军继续追击。晚，包围杨村车站，又毙伤联军40人。西摩尔率联军沿北运河向天津溃败，途中又多次遭
到义和团及清军的阻击，炮火之声，络绎不绝，侵略者狼狈逃回天津。这次廊坊阻击战的胜利被中国近代史称为“廊坊大捷”，他
打破了八国联军武装进犯北京的企图，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伟大决心。
中国军民反抗西摩尔联军北犯的一系列斗争，显示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八国联军的决心与力量，他首次向西方列强显示
了中国民众蕴藏着的反侵略的巨大潜力，也粉碎了“西方军队纵横中国所向无敌”的无耻谰言。正向敌首西摩尔在后来回忆此事时
供认的那样：“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为西式武器，则我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义和团战士的鲜血和生命使西方列强学会了对中国
人民的尊重与敬畏，他使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是强大和无穷的。
13、 北京之战与义和团反抗联军占领的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派兵占据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御清军及义和团的反攻，并成立“都统衙门”，以维护其侵略秩
序。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进犯北京。1900年7月底8月初，联军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三万四千人，北上作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
绪。8月3日，侵略军召开指挥官会议，协调了列强彼此之间的意见，拟定了进攻北京的计划，任命德军陆军元帅瓦德西
（GeneralfeldmarschaII Waldersee，Alfred Grafvon.）为联军总司令，准备集中兵力，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
北京城。
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安排津京间的防御部署，慈禧任命其亲信荣禄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之战。其时，清政府京畿地区可参战的部队有
：天津败将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盛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一线，天津败
将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一带；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北塘守军如前。此外，地方勤王部队到达京师的
还有：河南记名总兵蒋尚钧部五营驻扎杨柳青，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
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甘军六营驻扎北京郊区附近
；北京城内原有驻军（含驻守紫禁城的部队）约六七万人，以上总计清政府兵力不下十万。此外，北京一带还有义和团民七万余人
，其中北京城内约有五万，另二万余人分散在津京间的交通沿线一带。
应该说，综观以上双方的实力相比，总体而言，还是有利于清政府一边的，但是清军指挥官荣禄却在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分兵防
守的方法，他的战略部署就是下面这样的：他命令从天津败退下来的直隶总督裕禄统领清军将领马玉昆、宋庆在北仓以南地区，横
跨北运河构筑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今杨家咀附近）、刘家房、唐家
湾、穆庄（今天穆村）等据点组成，构筑火炮阵地，埋设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及淮军、练军等九千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
南的王庄为中心，构筑向左右各延伸三公里的垒墙，并在各要隘埋设地雷。在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分别配置十门和十
四门火炮。北仓东南地势空旷，于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淹灌。第二道阵地由武卫左军四五千人防守。宋庆以杨村车站为中心，跨
北运河构筑正面约五公里长的垒墙，由五千人驻守；并沉大船二三十只于运河中，以堵塞水道。7月18日，清廷又派翼长长麟、文
瑞分统北京义和团两千余人前往通州以南地区，挖壕筑垒，令其“扼要助剿”，企图“勿任敌兵北犯”。
结果是8月4日夜，联军从天津出发，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仓进犯。日、英、美军沿运河右岸为，携带火炮五十三门；俄、德、法、意
、奥军沿运河左岸，携带火炮二十八门。8月5日2时许，联军进攻清军第一道防线，清军稍事还击，即溃散撤退。下午5时左右，第
一道防御阵地全被敌军攻占。之后，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
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在联军前后夹击下，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当清军同联军接战时，附近义和团数千
人赶来助战，虽然给联军以不小的打击，但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日上午9时，北仓防线及北仓据点全被联军攻占。8月6日晨
，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的清军阵地。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从正面进攻，日军为后应。宋庆军一触即溃，与马
玉昆残部一起，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逃至南蔡村后，自杀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此战，联军共死九十五人，伤五
百四十余人，北仓、杨村之战以清军惨败告终。
在清军丢失北仓、杨村前，清政府命曾任山东巡抚的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统率各路“勤王之师”前往河西务御敌。7月25日李秉衡
陛见慈禧，自动请求赴前线杀敌。次日，清政府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
该大臣节制”。8月6日，李秉衡率四军离京，7日抵马头，8日抵河西务。李秉衡令张春发部十营、万本华部四营驻守河西务，陈泽
霖部十营驻守河西务西侧，自率夏辛酉部六营驻守河西务西北八里之羊房。9日晨，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即已包
抄河西务。战斗打响后，张春发部稍战即退南苑，陈泽霖部也大部溃逃。万本华部虽同联军接战多时，但因兵力不足，终无法击退
联军进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敌，升允也率马队两旗助战，经激战后均退马头。马玉昆率败退的清军路过河西务，竟遇敌不战
，一直溃逃到南苑。该部并同宋庆败军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数万清军不战而逃，颇为愤慨，但又无法
阻止，8月11日，李秉衡由马头退至张家湾吞金自杀。联军随即夺取张家湾，并进犯通州，通州城内守军有险不守，竟然弃城而逃
。8月12日晨，联军不战而取通州，尽获库中军械、粮饷，随后准备进攻北京。
通州失守后，清军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城附近，其中包括：宋庆、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董福祥部甘军二十五营驻广渠门、朝阳门
、东直门，荣禄部三十营驻西华门、棋盘街，八旗、绿营两万余人驻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虎神营、神机营等三十九营驻守各门城
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卫紫禁城，以上共约七八万人，由荣禄指挥。此外，北京城内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市等地还
有义和团民约四、五万人。
8月13日夜，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约15000余人携火炮百余门，分三路冒雨进攻北京城：其中日军7200人，携火炮五十四门，从通州出
发，经八里桥、定福庄、红庙、关东店，于14日7时抵达朝阳门外东岳庙附近；俄军约3500人，携火炮二十二门，沿通惠河北岸经
八里庄、八王坟、郎家园，于14日黎明抵近东便门；英军2300人，携火炮十三门，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关厢附近，于14日上午
11时抵近广渠门一带；美军1800余人，携火炮六门，随英军后开进；法军400人，携火炮十八门，循俄军路线开进。俄军部队于8月
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提前攻城；讵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只得
向日军求援。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一千五百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
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即调广渠门守军往援。上午11时左右，英军抵广渠门，乘虚攻城，14时进入城内。英军得知水
门处河道枯涸，便涉淤泥进入内城，15时左右首抵使馆区，并分兵占领天坛。美军随英军之后，于17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
的俄军在美军配合下，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攀上城墙，打退守军，进入城内。进攻东直门的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
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21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21时40分占领东
直门。接着，日军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
北京城的迅速失陷与荣禄的不懂军事、指挥失误有很大的关系，单从北京城的防御部署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在联
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进，迅速兵临城下。
其次，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枪炮，但其守城战术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旧式打法，以八千名士兵分别守卫各城门的城楼和城垛，将
近九百门新旧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临下的炮击，阻止联军的进攻。结果，城上火炮大部被敌炮击毁，城墙遭敌工兵连续爆破
，造成了迅速无险可守的局面。再次，城内各区守军也因为没有在主要通道口构筑巷战工事，以致东三门被联军突破后，全城很快
沦陷。同时，清军内失败情绪严重，马玉昆、宋庆等部几乎是不战而逃，东城各门被联军攻破以后，除甘军董福祥部与城内的义和
团爱国群众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展开巷战之外，其它各门各区的清军居然很快就不战而散。天津保卫战聂士诚孤军作战的悲剧
再度在董福祥身上重演，时人称北京之战时，清军“最为奋勇者，唯董福祥一军”而矣。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环县毛井王朝山（清代属固原辖）人。他的父亲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豪爽，“好
赈人急而嫉恶如仇”。福祥兄弟三人，排行二，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拳技，慷慨侠义，喜结交绿林中人，常往来于帮会，地方豪
绅皆存畏惧之心。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与张俊、李双良组织团练，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
力不断壮大。安化县把总王蔼臣不愿看到福祥坐大，遂将他捕获，押入囚笼，并施以开水烫顶酷刑，禁卒不忍，谎报福祥已死，弃
尸荒郊，幸被一老妪救回家中医伤，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与官兵对抗。同治中，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兵西北，福祥在三边被
湘军统领刘松山部打败，同治七年（1868年）遂降刘松山。他的军事才能被刘松山所赏识，委任为前敌总指挥。福祥所部选精壮三
千多人，编为董字三营，福祥为指挥自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随松山出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克灵武，直逼回军
据点金积堡。同治九年（1870年），刘松山为回军所伤阵亡，由其侄锦棠统军，冬季攻克金积堡。福祥因作战有功，擢升都司，受
命镇守金积堡。十一年（1872年）福祥以参将率部随刘锦棠进军河州，打败甘肃回军马占鳌部，迫使马占鳌投降，陕西回军白彦虎
部败入新疆。董福祥官至提督，镇守河西。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率部出关追击白彦虎残部，反击阿古柏侵略势力，以董福
祥部为先锋。西进途中，大风骤起，沙尘蔽日，清军皆不能进。唯董福祥部久处西北，不避风沙，冲锋在前，相继收复乌鲁木齐，
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左宗棠令全军三路并进，直取南疆，董福祥率部翻越天山，急行军1200里，
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随后又马步兼程，收复托克逊城，俘敌2万余众。五月，敌酋阿古柏为部下所杀，白彦虎败入俄境，投降沙
俄。八月，清军追歼南疆残敌，接连攻克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随后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四
城。至此，新疆全部收复，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董福祥在西征战斗当中“无役不从，战功威重久为诸将之冠”。以军功赏穿黄
马褂，接世袭云骑尉，任阿克苏总兵，驻防哈城。光绪十六年（1890年）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十七年调任乌鲁木齐提督，二十年晋
尚书衔。董福祥从任左宗堂西征时的先锋开始，后驻守新疆，前后共计十九年，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发展
农业，朝野赞颂他“名重边陲，功留瀚海”。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董褔祥奉命率甘军入卫京师，屯驻蓟州一带
。次年，河州、湟中等地爆发回民反清斗争，清政府任命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率部进剿，河湟事息，因功晋升太子少保。光绪二十
三年（1897年），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将董福祥的甘军编入北洋武卫军，董福祥任武卫军统领，驻防直隶、山西。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京津义和团事起，董福祥奉命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五月与义和团战联军西摩尔部于廊坊，败敌将西摩尔。十
八日，德公使克林德带兵在东单牌楼附近向巡逻的义和团和清军开枪挑衅，杀义和团民，董福祥部下将其击毙，后与团民围攻东交
民巷。七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自通州逼近京师，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英勇拼杀，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与侵略者血
战，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时人称赞“最为奋勇者，唯董福祥一军”。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清政府与八国议
和，董福祥被革职，强令回乡隐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初九卒于宁灵厅（今金积堡），终年69岁。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次日晨，慈禧挟持光绪帝，在载澜、载漪、奕䜣、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的陪同下
狼狈逃往西安，身为北京城防最高指挥的荣禄此时也仓惶逃往保定。慈禧与荣禄的出逃给北京城的防御工作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
此时清军的大部分开始了溃散，城内仅剩下义和团民和部分甘军官兵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战斗。面对八国联军的新式武器和现
代化装备，义和团民表现出了极为勇敢的太无畏精神，特别是在东便门与朝阳门一带，守卫那里的义和团民与进犯的俄军、日军进
行了一昼夜的激烈巷战。同时，在皇城周围和不少义和团在城内设立的拳坛附近也爆发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血搏战，但终因强弱相
差悬殊，8月15、16日，八国联军陆续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17日占领全城，义和团民的抵抗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联军攻陷北京后，纵兵抢劫三日（事实上远不止三日），皇宫、官邸、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
，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民及不少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淫掳掠之事，不可胜计。
八国侵略军占领北京城后成立了“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城划为十一个区，分别由各国侵略军分区占领占领了，实行血腥残暴
的军事统治。他们以搜捕义和团为名，成批地屠杀北京人民。比如，侵略军围攻和焚烧了庄亲王载勋的住宅时，当场就有一千七百
多人被当场活活烧死。侵略者公开准许军队从8月16日到18日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离北京之日，抢劫始终未曾停止。
英国侵略军将抢到的珍宝文物等等集中到公使馆进行拍卖，按官职高低分赃。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从外交人员到传教士，不少人
都直接参加了掠夺活动。法国天主教主教樊国梁除自己从清政府一官员家中抢走一百万两的财物外，还公然指挥教徒四处抢劫。侵
略军有的手持刀斧，有的携带铲子锄头，到住户家中开箱劈柜、破屋掘地，稍有拦阻就会遭到戕害。帝国主义者自己也供认，皇宫
和颐和园内，凡是可以搬得动的珍贵宝物，都被抢劫一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侵略者往往抢劫完毕就放火灭迹。如日军从户部
抢去库存的三百万两银子后，随即纵火把衙署焚毁。侵略者的罪行连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在其回忆录当中也供认不
讳，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
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八国联军的罪行激起了北京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与留在城内的义和
团战士一起向侵略者展开了英勇而顽强的战斗，北京城内著名的武林高手、维新变法的领导人和烈士谭嗣同的好友“大刀”王五就
是在此时参加了义和团反抗联军的武装斗争并最终战死在了北京城内的。
京师武林名侠“大刀”王五(1844年-1900年)，原名王子斌，字正谊，祖籍河北沧州，因惯使大刀，故世称其为“大刀王五”。
王五是地道的江湖豪杰，位列民间广泛流传的晚清民国十大高手谱中，与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著名武师齐名。他武艺高强，名
震河北，在北京开办了当时有名的“源顺镖局”，据说源顺镖局走镖的时候只要亮出他的名号，盗贼均不敢动手。而参与革命的经
历又使他不同于寻常武夫。戊戌变法时，他与众多维新派领袖交好，源顺镖局成了革命群众团体的秘密联络点和聚集地。变法失败
后，他积极参与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营救行动，还曾表示要救出谭嗣同，但被后者回绝。谭嗣同牺牲以后，王五毅然前往法场，
伏尸痛哭，并冒死收谭嗣同尸体装殓下葬。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王五参加义和团，并直接参与了当时阻击侵略军的前门地区的巷
战斗争，他手执大刀，冲入敌群，杀死杀伤多名联军士兵，最后身中数弹而亡，时年56岁。大刀王五牺牲后，残忍的联军将他的头
颅割下，并挂在北京的城门上，使其家人无法为王五入殓。王五的朋友、赫赫有名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听说以后，只身赶来北京
，趁夜里将王五的头颅取回，方与其尸体合葬。
10月17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又率7000德军及联军后续部队进入北京，设联军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銮殿，此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十
万，其中驻京部队将近四万。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的北京之战最终失败，联军死伤计四百五十余人，内有校以上军官二十五人。清
军伤亡四千余人，义和团民牺牲甚众，北京城内战死和被杀的义和团民不可计数。
14、 《辛丑条约》签定与沙俄侵略我东北
北京之战，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彻底爆露了出来，在天津保卫战中，联军伤亡2000余人，联军认为按照这样的情况进行下去，要想
攻占北京城，联军至少需要10万部队左右。然而在联军以后进攻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清军则几乎要
么是一战即溃，要么则是连打都不打，刚看到联军的影子就跑了，如从天津战场逃下来的宋庆、马玉昆部，在河西务时不仅是遇敌
不战，一路溃逃到南苑，还纵兵焚掠洗劫沿途村庄的百姓，简直是可耻到了极点。而张春发、陈泽霖等部也大部是遇敌一触即溃、
毫无斗志，通州守将有险不守、弃城而逃，使联军不战而取通州，将城内库中的军械、粮饷拱手送给了八国联军，以至于到了北京
保卫战时，除了董福祥的甘军外，清军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北京城内的五万义和团民成了战斗的主力军，正如当时有人所
记述的那样：“因兵衅已开，将拳民收为己用，骤有数万助战，均各视死如归。练军仅止三营，与洋兵四五千鏖战两昼夜，支持危
局全赖义和团助战，此中外交战以来所未有。” 然而他们毕竟只是一些根本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普通平民，而且所使用的也
只不过是如大刀、长矛之类的落后武器，虽然他们表现出了极为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但面对全部新式武装的八国联军，强弱情势
对比是十分明显的。而此时，对外斗争态度本来就并不坚决的满清政府却无耻的叛变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对势
力的联合剿杀了失败了，义和团和聂士诚、罗荣光等爱国清军战士是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竟是一纸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0年8月15日，也就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东华门的时候，慈禧挟持光绪皇帝，在载澜、载漪、奕䜣、刚毅等王公大臣及2000清军
的保护下，逃出北京，经山西逃往陕西西安。逃亡途中，以慈祥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公开叛变了，并发布了空前残酷的“剿匪”上
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此次祸端，肇自拳匪。叠经降旨，痛加剿戮。凡有拳民聚集
处所……倘敢抗违，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慈禧还无耻的请求八国侵略军“派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终于联起手
来，向义和团战士们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民被屠杀。被迫退入农村的义和团群众面临着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仍然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把斗争口号由「扶清灭洋」改為「除清灭洋」，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在河北的枣强、巨鹿等地
继续转战，一直坚持到1905年左右。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落下了悲壮的帷幕，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和以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投降派
迅速的合流了，这里面有很大的必然性。各中原因正如我在本文第九节当中所论述的那样，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统治集团本
来就是与义和团这样的人民群众武装不能两立的，只是因为清政府内的顽固派势力与西方列强的在华侵略势力也有矛盾，才会出现
清政府内出现“抚拳以为用”的局面产生。慈禧对于“联军欲助光绪帝复位而逼其归政”的谣言信以为真，才会与列强公然分裂，
从而采取“支持”义和团的政策。然而一但当她知道这仅是谣传，联军并无意助光绪复位时，就等于宣告她与列强的基本分岐已经
解决了，那么此时她骤然翻脸，由“主战”一下子变成了“主和”，由狂呼“我为大清决死一战”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无条件投降，也就不足为怪了。1900年7月16日，也就是天津保卫战尚未结束之际，她就任命投降派的头子、即使在国际上也
被称为卖国贼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权总理外交事务，其谋求与列强妥协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7月22日李鸿章抵达
上海，开始与列强驻华公使、领事进行接触，而此时列强正在向天津集结兵力，准备攻占北京城。有人说，李鸿章与列强进行了“
极为成功”的谈判，是他凭着自己的三寸之舌阻止了联军对中国的瓜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那我且问一声，李大人既然有如此
本事，他为何就没能凭着他的舌头阻止联军北进呢？事实上，1900年三国同盟已经建立，三国协约也正在形成当中，西方列强当时
本已矛盾重重，不需要李大人的舌头来挑动联军的不和，他们本已不想任何人在中国获得比自己多的利益。而义和团和聂士诚等清
军爱国将领更是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还隐藏巨大的潜力与反抗力，想凭借列强一国或几国的力量就想征服和主宰这个怏怏大国，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就如同今日的美军之于伊拉克，虽然他并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就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的国
土，但他们却发现想凭借美国大兵或者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就想完全征服这块土地，让伊拉克人屈服于美国人的铁蹄之
下，实在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倒不如培植一个亲美的伊拉克人政权来继续管理，而仍能保证滚滚的伊拉克石油源源不断的流向
美国要好的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联军放弃了企图瓜分中国的打算，而是代之以一纸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12款，另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有：1．赔款。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
，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2．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
，各国可派兵驻守。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外国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
驻扎军队。4．胁迫清政府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
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
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
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100多人。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专
门机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
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滑入半殖民地的泥潭，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了“洋人的朝庭”（语出陈天华文）。
《辛丑条约》中文本原文（括号内文字为西洋楼注解）：
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
（双方代表）清：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
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双方代表）联军：大德（德意志帝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奥（奥匈帝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
；大比（比利时）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大日（西班牙）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
宜全权大臣柔克义；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大义（意大
利）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大和（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
伯；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
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
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
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
自北京起程。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
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
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
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
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
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
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
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
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二十二日
，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二十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
提督董福祥革职，候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六月初三、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初六
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渝，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
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
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
（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渝，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
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
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
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里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
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
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
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
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
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付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
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
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
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
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
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前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
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
何。定办改税一层如后：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
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即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日
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
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
字之线；西面圆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
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
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
、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
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
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
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
件十六）。
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
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近由诸国派员重修，一候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
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以养其工。
二、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
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
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
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
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
，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
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
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
同文十二分，均由诸国、中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分，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定立
但就是这样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以慈禧为首的满清政府居然感到十分高兴并欣然接受（时下有些精英人物把《辛丑条约》作为李鸿
章的功绩来讲，更是与昔日之满清有异曲同工之妙啊），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发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
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的上谕，保证把自己作为向列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一个开着的商店”。现在我们把十二条中比较重要
的“惩凶和赔款”两条情况略述于下：
首先，在所谓“惩凶”问题上，本身就是违犯万国公法的。因为这场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西摩尔联军和炮
轰大沽炮台来最先发动的，是联军的一场侵略战争；要惩凶，就应该惩办帝国主义列强自己，只有他们才是凶，才是一切的罪魁祸
首。而现在他们却把中国国内的义和团群众以及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抵抗派官员看作是“凶”来加以惩办，完全是极尽混淆是非、颠
倒黑白之能事。对于这个问题，奕劻、李鸿章不仅不敢据理力争，反而加以接受。时下的某些精英人物张口闭口的所谓“国际法”
，我且问你：“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杀我同胞、淫我姐妹、掠我国财时，何尝把国际法放在过心上！？”而且即使是按照时下精英
人物的观点，把外国列强给择出去，把清政府顽固派作为罪魁，那么这第一个罪魁应该是谁，无疑应该是慈禧这个昏溃的封建统治
头子，但是很奇怪的是，列强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追究她的责任，如早在1900年9月25日，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惩凶”
作为议和条件的德国人说：“他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
对于欧洲不利”的，事实上，西方列强始终认为慈禧等人是对于维护西方列强在华侵略势力最好的人选。那么如此一来，就又有一
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既然以慈禧为首的满清政府如此昏溃无能，列强还是要极力维护它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越是有这样的一个腐
败政府，对于未来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就越是有利的。而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强有力而有作为的政府------如后来50年以后毛泽东
和周恩来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的话，中国就不再是列强餐桌上面的一道大餐，而是让他们感到担心和恐惧的了。
其次是赔款问题。长期以来，赔款问题一直就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此时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扩军备战活动已经开始，
列强为了自己的需要都要最大限度的不榨取满清政府。如：联军统帅瓦德西来华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8月18日告诉他要“
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实际上，列强此时都各有
盘算，都想乘机在中国人民头上大捞一把。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以便竭泽而渔。在这种情况下，
“由四国公使所组成的赔款委员会[美国公使柔克义（Rockhill，W.W.）、德国公使穆默、比利时公使姚士登（Joostens，M）和荷
兰公使克罗伯（Knobel，F.M.）]”于1901年3月开始“讨论赔款的原则”。3月23日，又由英国公使萨道义、法国公使毕盛
（Pichon，S.J.M.）、德国公使穆默和日本公使西德二郎（Tokujiro Nishi）四人组成了“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国究竟
有哪些财源能够用来支付各国所要求的赔款。“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能够满足总数达五千万或六千万镑的赔款要求。赫
德爵士，熙礼尔先生和璞科第先生都同意这个意见，即中国能够用它自己的信用筹借一笔外债来支付这笔款项。他们都提出某种分
期摊付的办法。法、德两国公使似乎强烈赞成由所有列强提保的一笔外国借款，日本公使也似乎不反对该计划”。在勒索赔款的过
程中，帝国主义列强虽说在赔款数字、偿付方法以及用中国哪些财源作为偿付赔款的本息问题等各方面都有不同意见，矛盾重重，
斗争激烈。但是，在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中，却基本上是按照赫德在1901年3月25日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应付赔款的备忘录》上的
意见来进行的。英国人赫德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的财政收支情况了如指掌，他的意见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当中是举足轻重
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赔款“不能支付现金”。就当时中国的财政收支来看，中国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岁入
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
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他还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
内每年分期摊付”。“举例来说，假定赔款本金的总额为五千万镑，而且中国保证，比方说，在三十年内对该款支付五厘利息，或
每年支付二百五十万镑（一千七百五十万两）”。因为赔款要靠增税，“那就不应超过目前的负担，即应尽量在每年二千万两以下
，而且不应超过那个款额”。这个数字“可依靠盐税、常关税、崇文门落地税、京城政费和漕折各项，第一年就可取得二千万两的
净数，几年后或许能提供三千万两”。5月1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或四亿五千
万两左右的银子”。5月11日，奕劻、李鸿章“接受四亿五千万两为赔款总额”。
最后，还要提一提的是割地问题。时下的一些精英人物之所以借《辛丑条约》来吹捧李鸿章，很大的一部分理由是说《辛丑条约》
，列强没有割中国的地，认为这是李的功劳。其实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事实情况是，当时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已基本形成，列强
之间的矛盾和猜疑很深，他们既合作，但是又相互猜疑、相互排挤，他们不想看到他们自己当中的某一方来独占中国，因为如果那
样的话，对他们将来的侵略利益是有害的。这正如，当年甲午战争以后，俄国人强迫日本人交还辽东半岛一样，并不是俄国人想帮
中国，而是俄国人自己也想占领辽东，所以不想让日本人抢了去。事实上，1900----1901年，列强对于中国领土一直蠢蠢欲动，日
本人在福建、俄国人在东北都挑起了事端，李鸿章如果真有如此本事的话，这些他为何就不能阻止了呢？而李鸿章在议定《辛丑条
约》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程度的依靠了俄国人的力量，这更是给沙俄借此侵略我国北方领土，妄图独霸中国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沙俄侵占我北方领土。
历史表明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沙俄一直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历代沙皇都奉行扩张俄国土地的侵略政策。就同中国相邻的各国
来说，沙皇俄国和清帝国的边界是最长的，约计7000多公里。在中国近代史上，沙俄一向是以强占我国大量领土来作为它侵略我国
最主要的特征。早在1840年到1860年的二十年间，他先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强占了我国东北、西北的将近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沙俄就蓄谋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的武装侵略，俄陆军
大臣库罗帕特金（A.N.Kuropatkin）狂妄的扬言：“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
就在天津的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不久，野心勃勃的沙俄向着他垂涎已久的东三省下手了，6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在呵穆尔军
管区进行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接着又在毗邻我国北部和西北的西伯利亚、土耳克斯坦等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一些地区进行
战争动员。7月6日，沙皇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参谋总长，把所有远东部队和从欧洲调来的部队编成了四
个作战军团：即集结于旅大、海参威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团，作战部队约34300余人，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团，作战部队约
36200余人，集结于赤塔、尼布楚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作战部队约31300余人，以及集结于海参威、双城子的登陆军团，作战部队
约33700余人。“以上作战部队共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此外，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的预备部队四万余人”。
1900年7月17日到21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甘一日至甘五日）的5天中，沙俄驻海兰泡的军事当局格里布斯基中将制造了惨绝人寰的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的惨案。当人有时记录了这段史实：17日上午俄军把抓到的3000多中国居民赶到黑龙江边，“各持刀
斧，东砍西劈，断厂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有随浪力拥过者八
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此后同样的屠杀，还在那里进行了三次，一共四批中国侨民都被斩尽杀绝。“他们的鲜血染
红了黑龙江畔。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戮的尸体，像木筏一样漂浮在黑龙江的浊流之中。滚滚的黑龙江吞噬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人类
的最大悲剧。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行！”“几千个和平居民被消灭了。要知道，一些人说是三千人，
而另外一些人告诉我，差不多有一万人被消灭了”。与此同时，拥有中国居民“人数为三万五千人”的江东六十四屯也惨遭俄军马
队的焚掠屠杀，残酷情况比起海兰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
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各屯旗户悉被俄人驱逐入江，残其生命七千余人，据其财产三百余万”。从7月15日至21日
期间，“外结雅（即江东六十四屯——引者）所有的满洲人的屯子已全部被消灭掉”。沙俄匪帮掳掠了“许多收割机、捆草机、耕
犁和打谷机。满洲人的居民已经一个也没有了”。从7月17日起，“阿穆尔河（黑龙江——引者）上浮游着大量满洲人的溺尸。这
些尸体壅塞在轮船和木排周围，冲积在岸边的浅滩上”。他们是“中国的全体和平居民。这些中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半野蛮的俄国人
当中是唯一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几乎就不能生存”。可是沙俄匪帮却还把这桩臭名昭著
的大屠杀惨案当作“向西方显示沙皇能够力挽黄祸狂澜”的证据呢！真是无耻之尤！灾难来自何方，到底是什么祸害，三尺童子都
清清楚楚，还能拿去骗谁呢，列宁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
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就是沙俄匪徒滔天罪行的真实写照。
8月1日，北路俄军夜渡黑龙江，占领黑河；3日进攻黑龙江城即瑷珲，当地守军顽强抵御，城内的义和团及居民奋起参战，激战一
天后瑷珲于5日沦陷。8月16日，俄军过兴安岭经墨尔根（今嫩江）、布特哈（今讷河）于28日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
军寿山兵败殉国。俄军入城，把30余万两饷银及军械、财物抢劫一空。西北路俄军则由赤塔进攻呼伦贝尔（今海拉尔）、牙克石（
今喜桂图旗）、博克图，与占据齐齐哈尔的俄军会合后，南下侵占吉林伯都讷（今扶余）等地。东北路俄军则自伯力（哈巴罗夫斯
克）出发，早已于7月30日攻占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8月17日进占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随即进占哈尔滨、呼兰等
地。东南路俄军自海参威（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亦于7月30日攻占珲春。东路俄军自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出发向西进攻宁古
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宁古塔守军与义和团婴城固守，“相待四十余日”后于8月29日被俄军占领。吉林将军长顺派人乞降，
令各路防军“遇俄兵时切勿开枪，免致重开衅端”。9月22日，俄军进占吉林城，把“银圆、银条、银坯计重不下百数十万两，抢
散大半”，“枪炮及子母悉行毁弃”。南路俄军则自旅顺出发，于8月4日攻占营口，9月28日攻占辽阳，10月1日进入奉天府（今沈
阳市）。至是，沙俄侵略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遂将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全部占领。此后，沙俄把铁岭以北地区划归伯力
总督格罗戴柯夫（Grodekov）统治，以南归旅大租借地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统治，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
东三省为什么失守得这样快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导致的。在沙俄蓄意要对我国东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瓜分
这片领土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只有坚持抵抗，妥协投降是与虎谋皮，丝毫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奉行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吉
林将军长顺则是“固曾未发一兵，未接一仗，而珲（春）、宁（古塔）、（三）姓三城并阿勒楚哈亦相继沦陷，”幻想通过妥协来
谋求与沙俄的和解。 主张抵抗的盛京副都统晋昌对此加以了猛烈抨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俄情狡狠，不因我之敢战而不争，
亦不因我不战而见好。至此犹欲按兵不动，谓可取谅于俄，图安旦夕，是何异放虎自卫，求其不我祸也，势必不能”。他还认为：
“俄欲得志于我东三省，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之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
敌有矣，犹幸及其已修未通之际，发难于拳民。” 他并进一步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中，“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当奉旨决
战时，如果各督抚同时起师，则犯阙之兵，万不至如此猖獗。观津、沽开战以来，以我两三军之力，当十余国之众，彼有更替，我
无休息，然且支持数月之久，战之明效已可概见”。他看到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已经引起了民愤，“彼族残暴不仁，所至杀戮焚烧，
人人痛恨，实由此激成众怒，使之各深义愤，莫不欲得而甘心”。因此，当时的形势是“时事迫切，何有万全。始终主战，犹有于
危路求安之日”。“苟战而失利，犹胜不战而让人也”。这是清政府中作为抵抗派官员的晋昌，根据沙俄侵略东北的情况对清政府
卖国投降政策的批判。他的看法其实是很有见的的。比如说抵抗派将领寿山本来准备在齐齐哈尔挖壕固守，并武装义和团，只因接
到清政府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列强求和的上谕，才向俄军议和的。但敌人并不遵守议定所说的只驻齐齐哈尔城外的约
定，反而炮轰清军，占领该城。寿山本来是主张“三省必须互相联络，不分畛域”，“不得不战”，“不可不战”的，但他却因为
不战而城陷殉国，言之痛心。他在《遗疏》中还提出黑龙江省的“旗地蒙地均应招放民荒”，“变通兴垦”，批评那些说“汉民日
多有碍旗人生计，山林日辟有妨牲丁贡貂，以及旗地应设旗官，不宜民官治理”的谬论为“不顾大局之言”；只有“招民”“开荒
”，才以抵御“外侮”。这种把抵抗侵略建立在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看法是很有见解的。事实上，根据一个沙俄军
官的供认，敌人虽然在东北实行了军事占领，但是，中国人民的抗俄武装“红胡子”却始终坚持斗争，使得沙俄匪帮寝食不安，疲
于奔命。他们搞的什么所谓“讨伐”，“不但毫无成效；而且还给团队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讨伐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在沙俄侵略我东北之际，虽然满清政府奉行了妥协投降的极端错误路线，以至于造成东三省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俄军占领
了，但是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清军将领还是自发的组织了起来，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武装抗俄运动。在东北人民的抗俄武装中
以刘永和领导的忠义军最为有名。刘永和，奉天海龙厅五里堡（今吉林省海龙县境）人，以枪法熟练出众，绰号“刘弹子”或“刘
单子”，他本来是珲春一带的“马贼巨魁”（也就是东北一带的土匪头），后受清军招抚，任珲春垦务营管带。1900年7月俄军侵
入东北，7月30日珲春失守，刘永和率部退至桦甸和盘石交界的黑石头，沿途他招集了东北的义和团余部和一部分清军溃兵，开始
了继续抗击俄军和反抗清政府的活动。11月底，他率军攻打朝阳镇，击败清军海龙总管依凌阿部；12月，他又率军攻克了通化县城
。1901年1月下旬，“以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在海龙和“以王和达、董老道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武装，以李贵春、栾鸿钧
为首的地方团勇及以杨玉鳞为首的镇东军实现了联合，正式组成忠义军”，忠义军“基本队伍约二万余人，号称四十营”。“他们
为了实现‘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目标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支自发性质的民间抗俄武装力量。1901年夏秋之际，刘永和率
领忠义军曾经先后三次攻克俄军据点新宾堡，又在山城镇、凤凰城等地取得了抗击俄敌的胜利。后来，清朝统治者和占领东北的俄
军相互勾结在了一起，采取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通过分化瓦解等手段联合镇压忠义军，由于忠义军成分复杂、组织分散等弱点
，忠义军在沙俄与满清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先后被各个击破，刘永和率少数人退入吉林蜂蜜山一带继续坚持战斗，东北的抗俄武装斗
争一直坚持到1903年左右。
15、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了，应该说，他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然当时的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的自身原因：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内部原因：
义和团这个组织本身的缺点与不足，是非常明显的，这就必然造成了这一运动本身的先天不良，西洋楼认为，义和团内部主要存在
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不足：
一、缺乏组织性，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义和团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一个领导集体，整个组织体系处在了一种分散式的、毫无秩
序的活动当中。义和团虽然最高潮时期曾经拥有数十万团民，但这数十万人却分散在大大小小上百个坛口（这还不包括分布在远离
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义和团中心地带的其它省分的坛口），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一般被称为“大师哥”或者“大师
姐”），坛口与坛口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这就必然造成了在对敌斗争当中，彼此不能侧应，难以相互支持的局面，这就极易造成被
人家各各击破的结果。同时，由于缺乏组织性，就必然造成不能形成集中的指挥，很容易造成，一但取胜则四方来应，一但落败马
上四处奔逃的局面出现。历史上的多次斗争实践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即一但出现这种群龙无首的组织局面，就极易出现一盘散
沙、人员虽勇却多成乌合之众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义和团运动当中一个最值得让后来国人吸取的教训。
同时，也由于组织性的缺乏，也造成了义和团内部成分复杂、龙蛇混杂的局面，特别是清政府明发上谕、承认义和团合法化以后，
马上就出现了“一挥帜而群山应，一挥手而群马啸”的局面，各路义和团群众纷纷高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京
畿一带，很多原本非义和团的武装组织，如大刀会、白莲教、梅花拳、八卦教、哥老会、衣冠道、小刀会等等等等，也纷纷把自己
改称为义和团，甚至于一些民团组织加入了进来，这固然是使中国的北方大地数月之间就一下子有了数十万之众的“义和团”民，
但也使后来的义和团组织变得非常的混乱，成为义和团后来失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更有甚者，一些土匪、山贼也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一些地区进行抢劫，如前段时间的电视剧《白银谷》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土匪
飞骆驼也打着“义和团”的旗号进行抢劫商队的活动，他的所谓“义和团”连一天洋人也没有打过，却多次对过往的商团下手。其
实这并不完全是艺术加工，当时许多地方确实出现了很多假冒“义和团”名义进行与义和团完全不符行为的组织，如山西巡抚毓贤
就曾针对当时山西境内义和团真假难分的情况下达过命令，“拳民之真伪，即以滋事不滋事，守法与不守法为断。如系真正拳民，
各在村庄，安分演习，仍应听其操练，毋得禁遏”， “土匪假冒拳民，聚众扰害，遇事生风，或且闯入公堂，索要粮械，不畏官
长，即禀明照土匪例从严惩办”。清政府当时也曾经下达过谕旨，要求各地的地方官吏对假冒义和团的组织进行处理，“不可姑息
”。以上事例说明，当时确实是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假冒义和团的名义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组织，如果把这些组织的行为也都记在义
和团的帐上，是明显不对的！
并且，义和团的这个缺点也为侵略者所利用了，如天津之战时，联军在攻城无奈之际，就使用了由日本军队化装假冒义和团，混入
天津城内的手段。我们说了，义和团只是一个松散的武装组织，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也没有“口令”、“番号”之类的东西以加以
区别，这只日本联军假扮的义和团进入城内之后，给当时的清军与义和团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二、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性。不过怎么说，义和团运动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加区分，全面排外”的做法，对于我们而言，也是绝对
不足取的。1900年义和团爆发之际，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非常紧张了，三国同盟业已形成，三国协约也正在孕育阶段，
此时义和团采取的不加区分，敌视所有洋人的作法确实有些过火，没有能够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是运动失败的一个重
要原因。当然了，我们今天如此说来，颇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感觉，而以当时中国农民以及社会底层人民的认知水平而言，在当时这
也是不太现实的。但问题在于，西洋楼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政策应该有所区分，即使退一万步来讲，当时的洋人在中国大部分
人是在做恶的，但我猜想也总还是有个别人是无辜的，但当时义和团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当时教会及教民的打击也有过于扩大化
的倾向，最后搞的甚至于连一个医药铺也要烧，其实这又何必！
三、义和团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义和团运动当中所搞的“念咒”、“喝神水”、“纸符”、“拜神”等行为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迷
信色彩，这一点同样也是不可讳言的，但我想说的是关于义和团的这一点近些年来被有人蓄意严重的夸大了。有人在评论义和团时
有意夸大了义和团运动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迷信色彩，把他描写成为一个“邪教”性质的组织，这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也是与历史
事实严重不符的。义和团是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同样不可讳言的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大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除一切封
建迷信”运动（当然事实证明，这个运动也有些扩大化，把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指为封建迷信进行批判了，不过因为这与本文无甚关
系，所以笔者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以前，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是十分迷信鬼神的，这些并非义和团所独有。如，第
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三元里抗英的三元里群众也是“拜北岳大帝”、手挚三色旗的，这是不是也要说成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呢？甚至
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民间的抗日武装，如大刀队也是“烧香”、“拜神”的，是不是也要因此而把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说成
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呢？这些只能说当时的革命群众本身的认知水平还比较低，后来中国历史说“义和团缺少科学理论的领导”，我
以为主要应该是就这一方面而讲的。说到这里，我以为有必要提提义和团的口号“刀枪不入”，这也是很多人攻击义和团的一个理
由，认为他是在以封建迷信对抗西方科学技术，是一种骗人的玩意儿。西洋楼以为这应该主要是针对这个口号当中的“枪”字提出
来的，但我们知道“枪”在中国古代兵器当中，指的是一种接近于长矛的武器，区别是长矛的前端较小，以投掷为主，而枪的前端
较大，是一种手执做战性武器。中国武术当中有所谓“刀吹一大片、枪走一条线”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武器，而中国传统武术当
中的硬气功“金钟罩”、“铁布衫”等，是可以达到普通刀枪攻击不了的程度的，中国明清时期也有很多练习武功，特别是练习硬
气功的人是以“刀枪不入”来自诩的，换言之，所谓“刀枪不入”的说法在中国明清时期早就已经存在，并不是由义和团首先提出
来的，而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义和团是一个“主要由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破产的流民所组成，以习武练拳为其主要特点”的民间
组织，换言之，他有很大的武侠成分在内，而这个时候，他以“刀枪不入”来宣扬自己的武功了得，以吸引普通群众加入也就不足
为奇了！非要把这里的“枪”解释为西方列强手中的火药武器，也就是当时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洋枪”，我以为实在是有些偏颇，
事实情况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有相当多数的国人还根本没见过，也不知道所谓的“洋枪”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最后，义和团所提出的“扶清灭洋”这个口号，也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我们前面说了“扶清灭洋”这个口号
最早是由义和团领导人赵三多在平原起义当中提出来的，他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满清政府的镇压，意即是义和
团是帮助清政府来抵御洋人的，后来这个口号为各地的义和团组织所普遍接受。这个口号把义和团的斗争对象指向了列强在华的侵
略势力，而不是满清政府，这成为了后来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主要原因。到了清政府承认义和团合法化时，“扶清灭洋”已经成为
了义和团的代称。但这个口号对满清政府的反动本质没有清醒的认识，造成了义和团运动当中过于倚重清政府，在这个口号的影响
下，满清顽固派的头子慈禧和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竟然成了义和团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这无疑是把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爱国
自救运动引向了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邪路。所以，当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公开叛变的时候，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屠杀表现出
了毫无准备与措手不及，这也是后来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所联手屠杀和镇压的重要原因。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外部原因：
在上面，我们对于义和团运动本身所具有四个主要的缺点、不足或者说是错误，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应该说这些缺点对于义和团来
讲都是相当严重的，也是值得今人去加以借鉴和作为教训来吸取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义和团运动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上面的
这些内部原因，尽管这些缺点和错误也很严重，但他还不足以造成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自救运动在短短的一年时期内就归于失败。
真正造成其迅速失败的是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叛变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
首先，笔者在上面对于“东南互保”做了相当多的介绍与评述，可以说“东南互保”，是以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为代表的投
降派对于义和团运动的一次公开叛变和破坏，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限制和妨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与扩大，削弱了反帝斗争
阵营的力量，便利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北方义和团的进攻与镇压，是一个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骗局，他的后果就是使得以义
和团为代表的北方抵抗运动得不到南方人民的支援，从而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孤军做战的不利境地。从时间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
“东南互保”的出炉正发生在义和团运动的早期，当时北方的斗争形势是比较好的，以西摩尔为首的联军北犯京师的图谋已经被粉
碎，狼狈逃回天津租界。而当时天津租界的联军也正承受着义和团爱国群众与聂士诚等清军将领的巨大军事压力，当时列强在天津
的“公共租界”几乎已经不保了。但是在这个密约议定之后，列强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才开始放心大胆地向天津大幅增兵，就
在李鸿章、刘坤一陶醉于他们“东南互保” 苟安的迷梦当中时，北方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将领却正在和联军的做战前线浴血奋战
当中，这是何等不合谐的一幕啊！就在天津、北京的人民正在承受着八国联军的屠杀、掠夺与奸淫时，我们的李中堂大人却正坐在
上海与列强的公使们在一起品酒谈心，共展欢颜，这岂不是中外历史上所闻所未闻的旷古丑闻！我们拿当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
法两国坐视波兰灭亡而不理的绥靖政策来做比方，当时国际上的正直人士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将其讥为“静坐战争”、
“奇怪战争”，而是我们要说的是，英法两国与波兰只是盟国关系，而不是同一个国家，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目的还是幻想通过牺
牲波兰以换取纳粹德国随之去进攻苏联。即使我们说英法的当政者可耻与卑劣，但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勉强能说出来的理由。可是中
国的李鸿章们呢？他们把中国的北方送给八国联军去随意蹂躏与践踏，他们有什么目的呢？他们想让八国联军在打完了北方以后，
去打哪呢？打那个二十年后尚不存在的社会主义苏联吗？并且纵观“东南互保”也并没有能够保住南方，当义和团被镇压和北方的
战事转为对联军有利之后，列强的侵略魔爪马上又伸了回来，日本立刻在福建制造了“厦门事件”，企图入侵福建省。列强们甚至
于最后连字都懒的给投降者们签，他们只是以一个空头许诺就骗的十几个省的总督、巡抚们团团转，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
光彩、极为羞辱的一笔。而时下有人还恬不知耻地说李鸿章是爱国者，是晚清唯一一个具有清醒的政治眼光的人，难道说，这就是
爱国者的所为，这就是清醒的政治眼光吗？“覆巢之下无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最为浅显的道理，几百年来连中
国的小孩子都明白，我就纳闷了，这位熟读孔孟文章的李大人怎么会就不懂呢？就在列强策划的“东南互保”的阴谋成功之后，聂
士诚等人在天津的八里台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在天津面对着他的铜像，我百感交集，有时我真的不明白，倒底聂士诚是被谁
害死的，是联军还是那些可耻的投降者！
有人在说到八国联军时，总喜欢过大的夸张联军的力量，认为当时的中国只能投降，象义和团一样的去抵抗列强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与当年汪精卫之流的“抗日亡国论”可说完全是一个调子，但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呢？西洋楼以为非也，当时联军的力量其实很有
限，而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同样不可小视！
我们先看一下联军方面，1900年天津战役结束以后，联军组成先头部队，向北京进发，历史上所称的“八国联军”主要指的也就是
这只部队，当时他的兵力组成是这样的：日军8000人，英军48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俄军3500人，外加意大利50人和奥
匈53人，总共大约一万多人，另有德军7000人，但这7000德军是后来的，到的要比前面的几只部队晚，这只德军也只来得及赶上北
京城内的巷战，而当时的攻城战役已经结束，慈禧老佛爷已经吓跑了。而且即使是这样，这些军队当中的水分还很严重，比如英军
的4800人中，来自英格兰本土的其实并不多，大部分倒是来自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
因为当时的英国人正在非洲与布尔人作战，相当一部分兵力被牵制在了那里，根本拿不出大量的兵力来中国做战。美国也有类似情
况，他刚刚结束了与西班牙人争夺菲律宾群岛的“美西战争”，尚在修整阶段，并且当时他在中国没有“势力氛围”，义和团运动
并没有太多的触及到他的利益，所以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人表现的并不十分积极。当时最主要的出兵国家实际上是日本人和俄国人
，而俄国人却是把主要的兵力投在了东三省上面，对于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并不热心，这就从事实上使八国联军的主力成为了日军
。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从前面提到的交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军从天津出发以后，几乎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由日军来完
成的，比如北仓之战中，“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美军做为后援部队不足为提，
此时还可以认为日军与英军是平分秋色，“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且战且退”，英军是
在佯攻，而真正的攻击部队是突袭到清军之后的日军。同样道理，在北京之战中，担任主攻手的也是日军，如“俄军部队于8月13
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提前攻城；讵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只得向日军
求援，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俄军在北京之战进攻受挫，向日军求援，而不是向其它的西方列强求援，可见当时日军在
联军当中的地位。“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一千五百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
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21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21时40分占领东
直门”，“日军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可见，在攻防战中，摧毁清军城上的防守火力的还是日军，
并且日军一进入城内后，就迅速向朝阳门、安定门发起了进攻，可以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日军是当时的真正主力和急先锋，
而不是西方列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列强基于欧洲的对峙已经拿不出太多的兵力来中国打义和团了。但我们知道，当
时的列强又不想，日本的力量发展过大，出现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所以他们又在处处压制着日本，如联军中只让日本出了一只
8000人的部队，而当时日本可出动的兵力绝对不低于十万。为了压制日军，联军中甚至于还强拉上了一只极为特别的部队，就是帝
国主义者在上海的商团武装，类似于列强保护上海租界的警察。所以，今天我们分析看来，所谓的八国联军远远算不上是什么列强
组成的多么精锐的部队，倒更相是一支七拼八凑、各怀鬼胎的杂牌军。
而清军呢？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大清国军队已经早就不再是当年鸦片战争时的配备，更比义和团群众手中的大刀、长矛等落后武器，
不知要先进上多少倍！其实早在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以后，清朝新式陆军的装备就并不落后于西方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
政府为了加强陆军力量，下令由张之洞、聂士成、温处道、袁世凯等人创办的新式陆军，“习洋枪，学西法”，史称新军。这只新
军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以新军当中的聂士成部来讲，这支13000人的部队，拥有的武器包括：11毫米口径的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
枪1万支、7．9毫米口径的后发毛瑟枪200支、8毫米口径的后装连发曼利夏枪1万支、8毫米口径的后装连发曼利夏骑枪1400支，还
有军官用6轮连发左轮手枪和少量的温彻斯特、哈齐开斯等步枪与骑枪。而整个的武毅军还拥有7．9毫米口径的马克沁机枪2挺，75
毫米口径的12磅克虏伯炮16门、60毫米口径的7磅后装炮32门、57毫米口径的6磅格鲁森速射炮32门，这些炮每分钟都可以发射10发
以上的炮弹。另外还装备了37毫米口径的2磅克虏伯速射炮、87毫米口径的20磅后装炮等。这些火炮发射的开花弹、子母弹、葡萄
弹、实心钢弹等，可以分别摧毁城墙和炮台工事、击杀密集进攻之敌、杀伤敌冲锋散兵、击穿敌舰钢甲等。武毅军如此精良的装备
，可以说比起八国联军当中的任何一支都毫不逊色。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也“专仿德国章程”， 完全仿照德
国的训练体制进行编组训练，一师下辖两翼，每翼下辖步兵数营，另设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兵种，形成了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
进行独立作战的多兵种合成作战单位。新军每天必须坚持严格的操演，不公练习枪炮射击、快步翻山越岭、临敌队形变换、坚守阵
地、夜战、刺杀等课目，还练习行军、查看地形地势，进行实战演习等。
而在其它方面，可以说，双方的军事差距其实也并不算大。比如在火药方面：1884年，法国工程师维列制成膨胀率高出黑火药3倍
的硝化棉无烟火药，而三年前，这种火药还在研制过程当中时就已经出现在了当时清庭的奏折当中，1895年江南制造总局试制成功
，“洋匠自谓不及，现在每年可造6万余磅”。又如在步枪方面：德国1888年推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连发枪――1888年式毛瑟枪
，11年后也就是1899提，汉阳枪炮厂即根据购自日本的仿制品自行仿制完成，即当时著名的“汉阳造”，而此前能够5连发，性能
与“购自外洋者无殊”的快利枪已经大量装备了清军部队。又如火炮方面：清朝于1875年仿制成功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阿姆期特
朗前装炮，江南制造局还于1889年仿制成功了大型的阿姆斯特朗后装炮。
不仅如此，大量直接购自西方的武器弹药也源源补充到清军队伍当中，同时还有大量关于西方的军事编制体制、军事训练方法等为
清军所采用。可以说，这使清军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冷兵器、火绳枪炮、击发枪和前装滑膛炮并用的状况，从而进入了火器时代。
清政府的新军：1894年底，清政府接受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初为马厂）编练一支新式陆
军，称为“定武军”，共计10营4750人，其中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骑兵250人，工程兵500人。次年12月，经“督办军务处”
推荐，由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并加募步兵2000人，骑兵250人，将其扩充到7000人，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又称“
新军”。新军完全依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聘用德国军官充任教习，还专门成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教习处（后改为洋务局）
。编制上分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步兵分左、右两翼，左翼2营，右翼3营；炮兵分为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和接应马
炮队。装备方面，全部使用购自国外的新式武器装备。各级军官大多数由军事学堂毕业生充任。军中设有步兵、炮兵、骑兵、德文
四所随营学堂，毕业生除学习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全部派充下级军官。另外还设有专门对官兵进行轮训的讲武堂与学
兵营，士兵的选拔招募，也按照西法国家的制度，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与此同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挑选所部马步军30
营，按德国军制训练，编为“武毅军”。1896年，直隶全省淮军、练军20000余人，被编为20营，按西法操练，分驻各地。1898年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一同隶属于直隶总督荣禄之下，并称“北洋三
军”。同年12月，荣禄统一北洋各军，称为“武卫军”，后来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当中，聂士诚陈亡、董福祥被革职，武毅军与
甘军也归于瓦解，只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保留了下来，这也就是后来北洋军阀的渊源。在京师大练新军的同时，各省也开始了编练
新式陆军，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南创设“自强军”，计13营，聘请德国教习，枪械、兵法均仿照欧洲，次年在湖北练洋枪队2营
，并将此种制度向各省推广。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江南省的江宁、镇江、吴淞、江阴、徐州五路防军，全部改为西法操练，使用新式
武器。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精良的一只部队，却大部分没有用到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场上，却是更多的出现在了镇压义和团爱国人民的“
屠场”之上。我们知道，新军中除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董福祥的“甘军”，站在了义和团一边，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之外，而如袁
世凯的“新军”、张之洞的“自强军”以及刘坤一的部队全部成为了镇压义和团和人民反抗的“刽子手”，而其中尤以后来的“窍
国大盗”袁世凯为最！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之首。他早年投靠淮军吴长庆，1885年（光绪十一年）以“办理
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名义驻朝办事，当时朝鲜的国内形势严峻，日本入侵在即，袁世凯装病逃回国内。1895年他参加维新团体强
学会，后在荣禄推荐下，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7年擢任直隶按察使。戊戌政变前夕，他出卖维新派，获取了
慈禧太后等满清贵族的宠信。1899年升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义和团。次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他参加东南互保，坐视联军入侵京师
。1901年他接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3年为练兵处会办大臣，借改革军制扩编所部北洋新军为六镇，从而成为北洋军
阀的首领和晚清最大的地方实力派。1907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被摄政王载沣罢免。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
发，袁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再度复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此时他已觊觎夺取最高权力，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
挟制清帝退位，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终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起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
1913年派人刺杀宋教仁，并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实行独裁统治
。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
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在全国人民声讨
中，忧惧而死。
袁世凯自接了毓贤的班走马上任山东巡抚后，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磨刀霍霍。他一改毓贤以前关于办理民教纠纷“持平办理”的
方针，实行无条件的“袒教抑民”政策，禁止民间的任何反帝运动，完全不顾本国人民的正当利益与死活，山东境内凡有反对西方
列强及教会行为的人，他都称之为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他称“义和团”是“左道邪教”，要北洋新军“严拿拳匪”，令部队“见
匪必杀，匪集之庄炮轰”，命令地方官吏“捕获匪民，不必开堂问案，就地处决”，在袁世凯极端反动的政策之下，北洋新军掀起
了血腥屠杀义和团的行动，全部新式武器装备的北洋新军在山东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预谋的展开了大屠杀，大批义和团民
和无辜群众被屠杀，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坛场尽被焚毁。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骨干人物的曹锟、张勋等，也都是在镇压义和团的活动当
中充当过主力的。袁世凯在山东的统治是极端血腥和恐怖的，广大群众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民间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
”的歌谣，连清政府也觉得袁世凯在山东“处置太过”，一再谕令其“不可徒恃兵力”，“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告诫他不
要“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
后来，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主抚一派官员在朝庭当中占据了优式，下令袁世凯停止“剿拳，择其精状者以为用”，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对策，他对北洋新军宣称：“朝命所谓神团，必公忠之士，力能捍卫社稷者，应保为之。若妖
邪之徒，乱言惑众，叔（亻叔）扰地方，即是匪，杀无赦。”继续命令北洋新军镇压义和团，同时上报清政府，说自己镇压的不是
义和团，而是假冒义和团的土匪，他这是“剿匪”而非“剿团”。面对山东的严峻形势，山东义和团运动陷入低潮，义和团余部也
向河北、河南、山西一带转移。面对此情此景，连不少正直的山东地方官员也指责袁世凯“奉旨不诏”，“实为叛徒”！
袁世凯看到八国联军要入侵中国，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就于烟台与列强密谈，他信誓旦旦的向列强的领事保证，山东断无容拳匪
伤害友邦人员之事，并派北洋新军保护在山东境内的洋人及财产，换取联军不进攻山东。八国联军进犯京畿以后，清政府命袁世凯
率军勤王，袁世凯却只派出少部分兵力开往山东直隶边境，假称“勤王”，实则按兵不动，并向西太后进贡绸缎饷银，以示忠心。
有人喜欢拿出李鸿章对袁世凯说的“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李鸿章年谱.李文忠电稿》）来为
袁世凯辩护，说袁不是不救只是时间来不及。其实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四川总督李秉衡尚能率兵北上京师抗击联军，参加北京之
战的地方勤王部队当中也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陕西布政使升允部、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难道说袁世凯的
山东比四川、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离北京还要远吗？而且更有资料显示，此期间袁世凯一直向慈禧和他的老上司荣禄进贡金银
财帛，以讨其欢心，难道说这财帛能到的了北京，偏偏这军队就到不了北京吗？然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浴
血奋战、出生入死的董福祥反而被贬职还乡，按兵不动、坐视京城沦陷的“叛徒”袁世凯反而成为了有功之臣，被提拨到直隶总督
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清政府如此的是非不分、忠奸不明，它的最终灭亡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令慈禧和荣禄始料不及的是------
竟然正是这个她们曾经十分信任和提携的袁世凯最终充当了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三百年的大清国最终还是给了这个名符其
实的“家奴”！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则和政治主张，有的只是永远不知满足的野心和权力欲
，而最大程度的满足自己的贪欲就是他一生行事的准则。比如，他曾经倡行新法，加入强学会，但转眼就出卖了维新派。他也曾经
追随过李鸿章，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他又见风使舵，站出来“揭发李之阴事”，气得李鸿章都直骂他是小人。他积极镇压义和团
是为了讨好西方列强，培养个人的政治资本，果然后来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企图窃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时候，列强着着实实的帮了他
一把。有人说袁世凯早有野心，如他在小站编练新军时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小站陆军各营都要供袁世凯的长生禄位
牌，并大肆宣传袁是军队的衣食父母，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都要齐声回答：“咱们吃
袁宫保(清朝对袁封的官衔)的饭！”官长又问：“咱们应该为谁出力？”士兵们又齐声回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这种宣传，
使北洋官兵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清廷，成为袁世凯后来纵横中国政治舞台的强大资本。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其
实是与慈禧极为相似的，都是把个人利益远远置于国家与民族大义之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北洋新军并不是不能抵抗联军的
，但袁世凯根本不想这样做，在他看来，自己拥有的一切只是实现自己下一步野心和贪欲的工具，怎么可以轻易失去呢？
后来，北京失守，慈禧等顽固派势力也叛变和出卖了义和团运动，和李鸿章、袁世凯之流公然坐到了一条板凳上，并与侵略军联合
对义和团开始了剿杀的大行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了。可见，义和团运动迅速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其自
身内部的缺点与不足，而是投降派的破坏和出卖，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卖国求荣的投降派应该永远被钉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
辱柱上！
16、 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
对于义和团运动，一度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列强国家的政界、舆论界、宗教界发出一片喧嚣，
各国的报纸、杂志上充斥着对义和团的各种诬蔑和攻击言论。某些西方政客、议员和教士、记者，拼命煽风点火，挑拨对义和团的
仇恨。他们把义和团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制造了种种义和团杀人放火、“把外国公使和传教士撕成碎片”的谣言，进而
叫嚷“中国人仇视欧洲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义和团要毁灭西方文明”，甚至于还有人捏造出中国人企图征服全世界的
所谓“黄祸论”。西方列强国家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攻击义和团、煽动国内反华情绪来为其侵略掠夺中国和镇
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罪行制造舆论，并拼凑了几乎包括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所谓“八国联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
华战争。当时是联合国不存在呀，否则当时的西方列强是否也要搞出个“联合国军”来也未为可知！
但是面对这一片咒骂义和团的喧嚣声，也有不少的国际正义之士挺身而出，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种种谬论，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正
义性，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表示了同情与支持。比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在1900年12月俄国《火星报》第一号上发表
了《中国的战争》一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
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来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
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所有的欧洲
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
，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
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还愤怒斥责那些“向政府和大财主摇
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他尖锐地揭露，“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
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
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
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
的欧洲人。”（列宁：《中国的战争》，俄国《火星报》第一号，1900年12月）
很多欧洲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人士也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如1900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
央机关报《前进报》就刊登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文章响亮地指出，“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
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社论尖锐地责问：“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
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即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
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前进报》认为“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
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
能不寄予同情”（见《近代史资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1898年2月3日也在德国帝国议会上，严正谴责德国政府以保护
基督教为名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行为，他说：“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
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倍倍尔在德国国会的发言，摘自《德国帝国国会1900—1902年会议期间速记报
告》第一卷）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在一次演说当中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切同情。他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
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在马克·吐温的一篇标题为《十九世纪致二十世纪的祝
词》的文章中，他用辛辣的讽刺笔法写道：“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
袭击中回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
一条毛巾，但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马克·吐温还在《北美评论》上撰文痛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 ment1851—1909）在中国侵略掠夺的丑行，1900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纽约太阳报》报道梅子明“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
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
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马克·吐温看到这条消息以后，当晚就极其愤慨地写道：“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
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
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
，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摘自《北美评论》）
曾经热情支持过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人士宫崎滔天也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侵华和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他用白寅学人的笔名，在
1900年3月的日本《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一文，借用酒后放言的形式，谴责西方传教士是“政治家的爪牙”，“挥舞着
博爱人道大旗，却干着盗贼媒介的勾当”，宫崎滔天慷慨陈词：如果遭到列强瓜分的灾祸，作为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那就只有去
当义和团了”。“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宫崎滔天《独酌放言》，摘自日本《二
六新报》）在当时日本人士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中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题为青柳猛
所写的《义和团赞论》，该文从一开始就指出，尽管当前世界舆论都把义和团描绘成一群暴徒，而怜悯在华外国人的遭遇，但是作
者却坚定地认为更值得同情的却正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怨于一身，成为万人咒骂对象的义和团徒。”他严正指出：“应该痛责的
恐怕并非是义和团，而是那些外国人，那些顽固恶劣的耶稣教徒，特别是依仗外国政府的势力而骄横妄为的传教士们。”文章有力
地阐述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青柳猛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形象地比喻成“如同手持凶器抢劫的强盗，擅自侵入民宅，肆意
掠夺”，“对这种暴徒自然很难用和平手段说服，只有诉之武力。”他指出：“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
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依仗殖民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才引起中国人
民的痛恨和反抗，因此青柳猛大声呐喊：“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
，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
（青柳猛：《义和团赞论》，摘自日本《女学杂志》）
通过以上外国人士的言论，可以加深我们对义和团反帝运动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的认识，也可以有力地驳斥那些对义和团运动的
种种污蔑与攻击，揭露列强及其庇护下的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时还表明即使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在极为艰难的处境当中进行
的，但他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还是得到了认可，即使是在当时也曾赢得了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人士的同情与声援。
17、 西洋楼主人对于义和团运动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义和团运动虽然具有很多不可讳言的缺点甚至于是错误，但就总体而言，西洋楼以为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
在，只要我们能够本着客观、全面、公正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不是带着西方人有色的眼镜来对待他的话，我以为对他的历史意义是
不难认识到的。
首先，义和团运动事出有因，其前提是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其实就这一点，连西方国家自己也承认，比如1900年6
月19日德国《前进报》在一篇社论当中就提到：“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
也纳《时代报》上也发表了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
占的信号，俄、英、法等国的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列
强侵略中国是前因，义和团人民奋起反抗是后果，那种把义和团说成是“祸首”的所谓精英分子的高论，不仅是极不公正的，而且
也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正如青柳猛在其文章当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
，因此而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是不能也不应该对他们加以“问罪”的，中国人
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抗列强侵略的自卫行为，无论成败与否，他都不应该成为被指责的理由！
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义和团运动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失败，他在客观方面对于西方列强侵略并妄图瓜分中国的行动起
到了缓解作用。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日本以后，西方列强完全把中国看作了一只躺在自己餐桌
上面的等待宰割的羔羊，德、法、俄、英等西方列强们纷至沓来，迫不及待，生怕自己来迟了，就被别人抢了先。他们疯狂叫嚣“
中国人不服从就让他灭亡”、“只要一支10000人的现代化部队就完全可以从中国的南方打到北方”！可见，当时的列强已经完全
视中华为其口中之肉、盘中之食了，面对列强的垂涎欲滴，再一味的妥协退让，只能是坐以待毙，幻想以口舌之能而化险为夷，岂
不是痴人说梦！所以可见那种胡说什么李鸿章以他的外交天才来挽救中国不被分割的所谓高论，其实根本不过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
谎言，相信这种谎言的人就如同相信可以通过和狼讲道理就可以让狼不吃自己的东郭先生一样愚蠢的到了极点。事实情况是，正是
义和团和爱国清军战士们的拼死抵抗和浴血斗争，教训了列强的联军，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尚有很强的抵抗力，战争真正的打下
去，只会对他们不利。战争之前他们狂呼“一万军队可以征服中国”，但一场天津保卫战就使他们转变了态度，认为“占领北京非
要十万军队不可”，这就是天津的义和团和聂士诚等清军将领用生命换来的！北京之战的迅速失败表明清政府已经腐朽的不堪一击
，但坚持斗争的义和团和如大刀王五一样的中国民众却让联军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才使瓦德西等人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尚有
无限之抵抗力”，“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
德西《拳乱笔记》）八国联军虽然表现上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伤亡数千部队所占领的也不过只是天津和北京一带，尚不及中国
一个省，战争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最终支持不下去的只会是联军，所以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列强无奈的选择了放弃，这才是
八国联军最终没有试图瓜分中国的真正原因。就如同进攻伊拉克的美军一样，他们可以并不费太大力气就武装占领巴格达，推翻那
里的萨达姆政权，但却至今没有办法完全真正的占领伊拉克，伊国内的反美武装仍然在坚持不断的斗争，这才是令美国白宫所最为
头疼的！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加以说明，这也正是西洋楼对义和团运动本身给予极高评价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作
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意识觉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再是一场单纯的农民自救运动。在中国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汉族人民与其
它少数民族人民，如匈奴、鲜卑、突撅、契丹、女真、蒙古以及由女真后人所演变出来的满族等等民族的斗争几乎成为了中国历史
的主要内容，这个斗争一直持续到了满清入关以及清王朝的建立，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国人的普遍特点是只知有汉而不知有中华。
而在义和团运动当中，这种中华民族的意识终于在中国的普通民众当中苏醒了过来，他们终于认识到，无论汉人、满人、蒙古人还
是其它民族的人，都是中国人，正如话剧《茶馆》里面曾经参加过义和团的常四爷所说的话一样，“要是洋人啥时候想再用兵，我
姓常的还想要他们练练呢，我是旗人，可是旗人也是中国人啊！”正是这掷地有声的话最为感动我，在义和团运动当中，当时中国
的五大族汉、满、蒙、回、藏，除了藏族因为地处西南边疆，基本没有参与之外，其余的四族人民全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到了义和团
的对敌斗争当中来。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斗争完全是由社会下层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的，如果说1840年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
争是一个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爱国反帝斗争的开端的话，那么此时此刻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斗争推向了高潮。
从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说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空前的爱国反帝大同盟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义和团运动促成了中国人民“中
华民族”整体意识的觉醒，是这场运动最为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运动本身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精神和影响却流传了下来，并成
为三十年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思想基础，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从义和团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的
“爱国反帝大同盟”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义和团的这一思想与精神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当中的“全
民抗战”与“人民战争”所传承。巧的很，我们上面提到了当年所谓“八国联军”的真正主力是日军，而三十年后全民抗战的对手
还是他，只是时间跨越了整整三十多年，可以说是父一代、子一代的关系，三十年前未结束的那场战争在中华大地继续上演，区别
只是这一次进行了整整八年，而最终的获胜方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
18、 不是尾声的尾声
文章告一段落，但我还是想多说两句。为了完成上面这篇作品，我查阅了很多书籍资料，也浏览了互联网上的大量文章，每当看着
记载那些义和团战士浴血战斗的事绩时，我都心潮澎湃，每当看到一个个记述着他们阵亡的场面时，我都泪流满目、泣不成声。就
是他们，就是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阻挡着列强的炮火，就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权与尊严
。他们为自己脚 下的土地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而当他们死后，却几乎连个名字也没能流传下来，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叫做“义和团
”的名字。
据说天津有座吕祖庙，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义和团运动的地方，我去看过了，总体感觉是不喜欢，一个破旧的小地方，荒凉而空旷
，偶尔只有一两个闲客，来到里面懒懒散散的踱着步子，聊着闲天。我又想起了那高高耸立于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据说那
是在新中国初建时，国家财政相当紧张的时候修建的，听说有人反对，但更多的人支持，原因很简单，我们活着的人不应该忘记了
那些已经死去的烈士，我们应当为他们做上一些力所能即的事情。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人来人往，可是更多的看到的人只是来这里
游玩，来这里放风筝，来这里拍张照片，有几个人还在铭记着那座石碑当中所纪念的魂灵。。。。。。
众所周知，日本有座靖国神社，里面摆设着日本历次对外战争当中战死的人的牌位，日本人时时去那里纪念，上至首相、省长、政
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未成年的孩子。我们也听说，美国人不惜重金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找寻着当年战死的美国大兵的遗骸。
。。。。。我很震惊，那些人是侵略者呀，而我们自己的国人却在干着什么，我们是不是早已经忘记了这个国家所蒙受的一切屈辱
与不幸，忘记了我们的祖先为摆脱这些所曾经做过的一切！我们大部分的国人沉醉于金钱与名利之中，为追求自己最大的物欲与肉
欲满足而整天忙忙碌碌，更有一少部分所谓“清醒”的国人整天学着用所谓的“新思维”去“重新评价”过去的一切。
在互联网上找一找，可能找到多少打着所谓“新思维”的旗号，对义和团等人民反抗运动攻击、污蔑，极尽否定之能事，而为侵略
者和叛徒们歌功颂德的文章，看着这些，我感到愤怒，感到沉痛，但感到更多的是感慨和非哀！过去的列强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我
们的家园里，肆意蹂躏、践踏、奸淫、屠杀，中国的历史上，哪一个列强不是劣迹斑斑，罪恶昭张？他们向我们销售过毒品，他们
掠夺过我们大笔大笔的白银，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抢走陈列到他们的博物馆当中，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国土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他们
本是名符其实的强盗，然而这些还有多少国人记得？今天我们这些现代人看待他们的眼光变了，我们忘记了他们对我们所做过的一
切一切。我们羡慕着他们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其实很多就直接掠夺自我们。我们歌唱着人家的文明，而他们的文明本是来自于我们
的文明。我们颂扬人家民主，可曾忘记了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对我们这些不民主国家所做过的一切，要知道即使是那时，他们也是民
主制的。过去他们曾经妄图强奸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先奋力反抗，使其没有得逞，而今天我们的一些精英人物则更倾向于自己扒
光了自己祖国的衣服，赤条条地躺在那里，卖弄着风骚，以期盼着列强来这里“临幸”一下自己，我看我们不要再叫中国了，改名
叫’婊子国”吧！？这样下去，还需要什么人家来打呀，中国人自己就把自己给毁了！？
李熬说，我们现代的国人是最没有出息、最窝囊的一代，我们给我们的祖先丢了脸，却反过来一味的指责自己祖先的不是，说他们
不文明、不开化，说他们愚昧、野蛮，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比当年的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更加野蛮吗？日本人和美国人都从来没有为
自己祖先的侵略行为进行过反思和悔过，我们却在这里“反思”个什么呀？
历史是用来铭记的，英雄是用来纪念的，而我们的现代国人还铭记着多少历史，还记着几个英雄的名字？遥想着过去，眼看着现在
，我想痛哭，我更想呐喊，应该去反思的不是我们的祖宗，而应该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愧对祖先，更愧对那些把生命献给祖国的烈
士们。我痛哭却无人问津，我呐喊却无人理睬，我只能把这些郁结在心中的言词凑成此文，祭于祖先的亡灵之下，以略为表达我对
他们的点滴敬意！
--- 全文完 ---
〖西洋楼主人声明，本文不保留版权，欢迎大家转载，愿意的话把我的名字标上，不愿意的话不标亦可，只希望本文能让更多人看
到，希望能让所有一息良知尚存的国人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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