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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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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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主人公网
|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 －－张宗鲁 |
: wjs
日期: 2006-08-08 06:34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005年7月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目录
一、引言
二、文革的历史必然性
（一）历史唯物主义
（二）资本社会规律
（三）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一般过程
三、文革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科学的几个概念
（二）社会主义制度
（三）最初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
（四）文革是社会根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四、文革是不得不立即进行的革命
（一）五七年整风
（二）五八年“左”的错误
（三）庐山会议的反右
（四）共运中的论战
（五）社教运动
五、理论上的文化革命
六、事实的文化革命
（一）文革的各阶级状况
（二）文革的发动和领导
（三）文革的过程
七、文革失败的必然性
（一）基本理论（马列毛主义）
（二）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
（三）客观必然的作用
（四）改造社会的主体
八、文革失败后的世界
（一）中华民族
（二）共运逆潮
（三）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
（四）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
九、文革的意义
（一）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
（二）对中华民族的促进作用
十、文革的经验、教训
（一）毛泽东主义
（二）革命活动中的自觉成分
（三）两类不同的规律
（四）思想改造
（五）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史命
（六）社会人才
十一、为迎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引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今天谈论它是因为它与社会前进的需要有关。首先它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发展的最高峰，目前的世界是从这个高峰跌落回来的社会。它要向前发展无法绕过文化革命的。
其次是文革失败的原因是，当时胜利的条件不具备。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制度仅有十年的历史，全世界最早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足五十年。它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还不为人们认识，有些还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直接受益的民众不理解不觉悟，受损害的官吏出于社会本能，把它看成洪水猛兽，以百倍仇恨的心理，十倍疯狂的统一行动去镇压。即是发动领导它的人，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不得不用一些过时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词句来掩饰其本质。其他的人，几乎都用私有制的观念看待、要求、改造它。直到今天左派中的多数人，依然认识不到它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作为曾经最积极、最主动参加过它，作为文革新思潮的承载人，出于责任感，是应该发言的。
第三，世界的局势发生了转化，需要恢复历史的本质面目、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产生出自觉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改造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革命，刺激了国家机构中的所有当权者，使其社会本能迸发了。他们就一起背叛信仰、出卖灵魂，否定自己的前史，去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成分，恢复私有制度，投身于资本帝国阵营中去。这就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制度被取消，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以美国政府为霸王的世界垄断的资本主义中去。
私有制的全面恢复导致了社会的腐败堕落无法救治，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使得人间的不合理不公平，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不到五年（1992-1997）以金融危机为名称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银行坏帐、呆帐，工人下岗失业，农村三农问题、商业过剩、工厂停产倒闭、世界摩登、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也就粉碎了“精英”们歌颂私有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无耻滥言。无权的民众也要活下去，也想享受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于是自然自发的生存斗争，前赴后继地开展起来。国际共运由低谷开始了来潮。
世界的现状迫使先进的人们寻求真理，寻找人类的出路。于是学习研究已有的理论，研究历史，重新认识面对的世界成了目前人类最高的、最迫切的需求。这时现代史上最大的事件，曾席卷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历时十年，波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文革，也就首先提到人们的面前重新认识。尽管反文革势力，凭借着他们垄断的党政军财文大权，对它进行了三十年的攻击、污蔑、歪曲，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大潮是阻止不了的，即将到来的国际共运高潮是无法阻挡的。
第四，我们虽然积极、主动地参加了文革，是文革新思潮的承受人，在每次受压制、被打击时，都想找到文革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理论。为此受到了反文革势力的反复镇压和迫害。不仅受到社会职业暴力、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反复镇压，而且又受到了复辟后的私人财权地限制，以至连思考问题的时间都给剥夺了，不用说讲话、讲学、理论研究的权力。近来，年老体衰失去了劳动能力，又遇到了年轻左派们的无私援助，才有可能拨动已经老化了的大脑，勉强地进行“理论思维”。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整理成理论认识供后人参考。
二、文革的历史必然性
（一）历史唯物主义。它不以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为准则看待历史事件。相反，它要求人们研究认识、产生历史人物的这种思想意志，而不是相反的或其他的思想意志的客观原因。
“存在决定意识”，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是社会存在反映在他们的大脑中产生的精神事物。他们的大脑在反映客观存在时，也免不了带入个人的主观成分，免不了受他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地限制，免不了存在缺点和错误。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反对奴隶主义，实行“民主”，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理论根据。我们认识文革，首先要抛弃历史唯心主义，认识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
（二）社会规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明了蒸汽机，它在个别国家中的普遍使用，就使那里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的发展，商品过剩地经济危机也就周期性的产生了。在这个客观的物质基础上，也就产生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科学共产主义。自此人类社会开始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社会大变革。一般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开始。
显然在这之后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上升发展的阶段。因为当时世界上进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还仅仅是几个国家，其他地方都还很落后，资本可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开辟国际市场。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广阔的天地。因为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存在发展的根本障碍是市场。市场本质上是指消费人口，消费人口本质上是指消费剩余价值这部分产品的人。我们通过简单的计算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率、以生产力发展的近平方倍增长，其剩余价值特别高，消费人口的增长无法赶上剩余价值增长的需要。这就严重地阻碍了资本的正常存在和发展。资本的代理人和头脑人物的社会职能，就是确保资本地正常存在和发展。为此，他们的绝大多数的精力都要用在为资本开辟和创造市场上。开辟、创造市场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战争。这就是资本主义从它一出世，就要到处侵略占领殖民地的理论根据。当世界被资本占领瓜分完毕之后，也就进入了资本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去。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存在和发展，也只能通过资本的世界大战来重新瓜分和创造市场向前发展。战争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的根本属性--排除其他所有人之外的个人独占独享性，决定的社会现象，不以那一个人或社会集团的意志或想象为转移。在私有制下，道德伦理观念都是从反面反映社会的本质--私人所有权的属性的。所以用道德伦理观念看待社会，只能得出错误的或相反的结论。
因为人的根本属性是“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由“人”这个最小的物质单位组成的物质实体--社会的特殊性全在于人的根本属性，在于“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为此，对于社会规律来说，具备了物质的客观条件还仅仅是基础、是一种可能，还必须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才能发生作用。例如：有了工具原料和劳动的人，没有图纸、施工方案、计划等，怎么能把原料变成要生产的产品呢？既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的超过了社会需求的发展，那么私人所有权和确保它正常存在、行使的国家法权、对人类的统治，也就成了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人类正常地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力量。这就为人类社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创造公有制的历史史命。在这个史命面前，组成私有制的社会权力系统的人，是反对这种社会改造的的本能力量，受这个社会权力系统限制约束的人，是改造这个社会权力系统的本能革命力量。“本能”仅仅是可能，是客观条件，还需要“精神的作用”，需要主观的条件。一句话：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继续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前进运动的一种新方式。
（三）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一般过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第一阶段，是依据最先进的国家中的实际情况：包括经济运行规律、上层建筑的结构职能、无产阶级自然自发的生存斗争等研究认识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制定出“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基本理论系统。这一任务由马克思、恩格斯为主，辅助于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完成了。这就是马克思第一次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有科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策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基本理论、具体理论、实践前确定的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以及实践过程中的认识和认识对实际动作地调整，是根本不同的精神事物，需要人们严格地区别。不能让它们搅乱了自己的思想，免得使实践中的行动混乱，造成实践的失败。所有这些差别全都产生于“人”的大脑，反映“客体”的根本方法上，无非是共性、特殊性、局部性、单一性的问题。
在共运基本理论系统创立、传播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迅速的扩大发展。19世纪后期发明了电动机、并很快普及。资本主义制度也由自由竞争经过行业垄断进入金融垄断。世界市场也就被瓜分、占领完毕，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中，各资本帝国发展得很不平衡。后起的帝国具有朝气，采用最先进的工具设备、科技成果、工艺流程等，其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度很大，却又缺乏世界市场。老牌的帝国暮气很重，不能一下子丢掉过时的工具设备，生产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其生产力发展缓慢，反而占据着广大的世界市场。这样以国家集团为单位的资本争夺市场、料源、投资场所，科学头脑的斗争，酝酿着世界大战。
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自然自发（因为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事件，巴黎公社。马克思以它的斗争为根据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策略，为他身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作了重要的指导。
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第二阶段。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结合当时世界和俄国的具体情况实践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适应当时情况的具体理论，指导实践，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变革所有制，创造了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发展成一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陆地四分之一，有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国家。
这个阶段是两个社会阵营对峙、较量的阶段。除了先前的两次资本大战外，就是接连不断地局部战争。资本帝国发动战争首先是为资本生产方式人为地创造市场。因为可以通过战争，把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人口消耗掉，使资本生产有了市场，生产过程不会中断，也就保证了职工的充分就业，不去闹事、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既然战争能为资本创造出市场，也就能使资本主义权力系统控制下的生产力发展下去。其二是通过战争可以封锁、扼制社会主义制度的扩展和影响，阻止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发生。既然战争对资本帝国有这么大的好处，资本的代理人和头脑人物，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因。
在这个阶段中，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地壮大发展，帝国主义阵营节节败退，日渐衰落。资本帝国为了延长寿命，也从社会主义国家中学习了一些它能接受的方法。主要是建立了很多“国家所有的企事业”，对资本实行了“高额垒进税”制，把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集中在国家政府手中开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建设，缩短工人的劳动日，大搞社会救济、在确保私人财权的原则下扩大民主，用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对外政策上，以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也就是在支持援助经济建设的名义下，开辟市场，取得资本的投资场所，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高薪收买“科学头脑”；代替军事占领殖民地的方法。同时各垄断集团也制定企业内部的经营、发展计划。这样第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也就进入了“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中去。在这个时期内，世界生产力在两个阵营对峙和局部战争中发展，进入了以电脑和原子能为标志的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中去。
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第三阶段的起步。列宁创造、斯大林坚持的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限于当时的世界环境、主客观条件，缺陷太大，矛盾很大且尖锐。从南斯拉夫看，它刚完成了“剥夺剥夺者”变革所有制，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起着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作用。南斯拉夫的情况不为人们重视，作为个别和特殊被放过。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轻松愉快地政变上台，大反斯大林，推行沙文主义，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质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再结合希特勒的的“国家社会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这就不能不引起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集团、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之间地大论战。“论战”就要重新学习、研究理论，研究历史，重新认识面对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也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是阶级社会，必须进行革命和继续改造”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也有人称之为毛泽东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后期思想的实践。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继续改造社会的第一次革命。它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第三步的一个开端。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改造社会建立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这个任务的完成，距它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制度还很远。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此，无产阶级变革所有制，并巩固后，就必须对这个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继续进行改造。这符合社会前进运动的规律，是共产党人的任务。
三、文化革命化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科学的几个概念。为了讲清文革的社会原因，先讲明社会科学中的几个概念。1、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以生产关系为根本关系形成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生产关系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生产活动是社会的根本活动，其他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看成是从生产活动的总过程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实际的生产活动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结合而成，叫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一种实在的有形的生产活动可以通过人的感官直接感觉到。要认识生产方式直接到生产活动中去感觉就可以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区别，全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生产关系是生产活动中最主要的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着生产活动能否组织起来，正常地进行下去，表现为生产活动中的权力。生产关系有三个内容：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生产活动的组织、领导、指挥权；三是产品的占有处置权。在这三种权力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根本权力，由它分化产生出后两种权力。后两种权力是第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行使方式全都由第一种权力的性质、内容来确定。如果后两种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不适应所有权的性质、内容的需要，所有权就被架空，或者改变了性质或者改变了主人。
这里要注意的是，权力和社会关系是不同的。权力是单向作用的社会力量。社会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它包含着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个方面。单说权力只是突出了社会关系中的主要方面、主要作用，而掩盖、隐没了社会关系中的次要、从属方面。事实上，有一种社会关系就有一种权力，有一种社会权力也就有一种对应的社会关系。为此，两个概念有时候可以混用。
在社会的实际活动中要形成权力，就要用其他方法和力量，将这种权力的反作用力或叫做反权力，事先化解平衡掉，从而只让社会关系中的主导方面起作用。生产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反权力，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权力来化解、平衡。这种化解平衡经济活动中的反权力的职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职能。与此相应，上层建筑的社会职能，作为一种权力，作为一种单向作用的社会力量，也同样具有反权力或反作用。平衡化解掉上层建筑中的社会职能的反作用力的力量称为上层建筑的自身职能。这样由经济活动的权力产生出上层建筑的社会职能，由上层建筑的社会职能产生出上层建筑的自身职能，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权力系统。社会权力系统仅仅是突出了社会关系网中的主要方面、主要作用。从本质上看，社会革命就是集合、组织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的各种权力的反作用力，粉碎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组建新的、适应于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需要的社会权力系统，组织管理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就是说将社会关系网中的次要从属方面，组织联合起来，转化成主要方面，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事实上，一个社会权力系统、社会关系网，是把社会上的所有人固定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上，完成一定的社会职能的社会力量。由它来具体实行社会分工，并决定着社会上各种类型人的日常活动的规则和规律，决定着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也叫命运）。正是因为社会权力系统的作用，才使得社会有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特定职能，社会也就成了一个有形的社会，叫社会形态。
综合社会权力系统、社会关系网的所有作用、功能，概括社会上各种类型人的日常活动规则、规律的概念叫社会制度。在社会制度中，社会关系网是其本质，社会权力系统是社会关系网的主导方面是社会制度的实质。在社会关系网中，生产关系是根本关系，在社会权力系统中，生产活动中的权力是根本权力。为了简便期间，区别社会制度，只要区别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就可以了。生产关系是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劳动的人或构成生产力的人与生产关系的代表、保护人之间的人与人的一种关系。
2、私有制度。简单的说私有制度就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为根本权力形成的整个社会权力系统，用它来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私人所有权的根本属性就是排除其他所有人之外的个人独占独享性。排除的根本方法就是暴力斗争。暴力有个人暴力、集体暴力、职业暴力、社会职业暴力。社会职业暴力就是国家。正是由于私人所有权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化解平衡它的反作用力的力量，只能是社会职业暴力--国家的社会职能。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的根本职能，就是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使所有者不参加生产劳动，反而能凌驾在生产劳动者头上享乐腐化，作威作福。
私人所有权表示的是，经过人们改造过的“野兽与野兽之间的弱肉强食关系”，可以简称为“人与人的弱肉强食关系”具体的说就是主人、奴才、奴隶的关系。在人与人的生存斗争中，势力强大的人就做主人，其次就是奴才，力量弱小的就只好当奴隶，为主人和主人的奴才们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和其他日常服务。社会力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人的组织联合力量，是组织纪律的力量。为此，处在主人地位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奴才和奴隶们违背自己的意志组织、联合起来的。私人所有权把整个社会的人，客观的分化成主人、奴才、奴隶三个等级，在这三个等级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人与人的平等、民主、自由等。
私人所有权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或缺少这种权力。如奴隶制度中的奴隶，封建制度中的依附民（他们没有领地，只能依附在国王的领地上生存，“合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由民”的小块土地怎能不是国王领地的一部分）。资本制度中的无产者。没有或缺少这种权力的人，要正常生存下去，就只能去当主人的奴隶，最多是奴才。
私人所有权的权力行使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民从服从官吏，全体服从一人。这一人就是所有者，是主人。私人所有权的组织结构是，等级森严、严格限权、分工细腻、互相制约的宝塔式结构。私人所有权的行使方法是依靠着社会职业职力，自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体现私人所有权的根本属性的。
私有制社会有三种具体的制度，是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内容及具体地行使方式方法不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人类大脑发展的程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当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有了微少的剩余时，势力强大的氏族、部落，通过战争的手段剥夺了其他民族部落人的人格、人权作为生产工具占有、使用时，也就造成了奴隶制度。当发明、普及了铁制手工具后，一个人可以进行独立的生产，生产劳动者又对奴隶制度反抗，也就迫使社会承认生产劳动的人也是人，从生产资料中分化独立出来；国王领地的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分割到一家一户中使用，并强迫居住在国王领地上的居民遵守国王制定的法规，向国王交租、纳税、服徭役来养活王族及其奴才，并供给国王的国家开支，这就形成了封建制度。当生产劳动的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了“自由”的劳动者，以出卖劳动力取得工资而生活；组织领导生产活动的人，用购买来的劳动力和自己的生产资料结合成生产力，进行生产时，也就成了资本的社会制度。
资本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成了商品，劳动者成了工资雇佣奴隶。劳动力的买卖就是剥夺劳动者的意志，让他们服从购买使用劳动力的人的意志。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任务就是消灭生产劳动者成为工资雇佣劳动者的社会条件，使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平等地成为社会的一员。使社会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力，享受到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因为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成果，都是整个人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反复”，历史地累积起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中的最能动部分，应该成为现存所有人的公共财产，不应该成为个别人限制、管理、使用其他所有人的工具和力量。从交换价值本质来看，创造交换价值的人受剥削、压迫更是背理的。
3、公有制度。与私有制完全相反，公有制的实质就是用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统。公共所有权的含义是人人都有平等的一份。它所代表的是人与人的平等、互助、协作关系。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就是说参加这一社会活动的人，都是一种平等、互助、协作关系，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依附关系，也不是劳动力的买卖关系，也不是上、下级关系或其他从属关系。
公共所有权的行使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高度的集中。公有制中的民主集中，是集体中的每个人都有发表个人意见和主张的绝对权力，尽管这种意志和主张是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也允许讲出来，既不是错误，更不是犯罪，也不会受到惩罚。而后通过“理论斗争”，批驳论战的“文斗”方式，将无穷多的个人意志统一成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意志，再通过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议，确定一个意志为集体的意志。在这个基础上推选出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执行决议。集体中的每个人都有权监督决议的执行，有权对代表和一切执行决议的人监督、批评、指责，超过选民的多数随时可以对代表和有关公职人员进行撤换。对执行中的决议，也可以随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但在没有形成新决议，对原决议进行修改或停止执行前，依然要服从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指挥，执行原来的决议。
公有制社会必须按照公共所有权的行使原则，组建出一种社会常设机构，来确保集体中的每个人行使公共所有权，包括行使公共所有权解决个人生存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这种常设机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叫“公社常务委员会”。公社是公有制社会的物质上层建筑。它是确保居民行使公共所有权，禁止行使个人或小团体的意志的。它没有社会职业暴力，可以用不脱产的民兵进行安全保卫工作。但“民兵”的权力建立和行使，需要严格遵守上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绝不允许它向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任何居民使用暴力。
总起来说，公有制是高于私有制度的，是人类大脑发展到“自觉理性”阶段--即有相当数量的人，具有了“科学观念”，能够很快的认识到面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而又自觉地改造限制约束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时，所创造的社会组合方式。
（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史命是“消灭私有制”，创造公有制。从理论上看，没有改造之前的社会是私有制社会，而且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就是国家法权确保资本职能的社会权力系统。改造完成的社会就应该是公有制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是用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统。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物的改造都有一个时间过程。庞大而复杂的事物的改造就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根据轻重缓急确定先后改造的次序。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是对整个地球人组成的社会的改造。因为资本没有国界，为资本开辟世界市场的历史早就把地球上所有的人，联系成一个统一体了。象这样一个复杂庞大事物的改造，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要分成不同的若干阶段。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人们都可以把从私有制到公有制改造的整个过程的社会形态，叫做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改造的情况和内容，将社会主义制度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改造的内容、方式方法、动力、阻力都会不同。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的社会成分，和私有制的社会成分并存，而且进行着生死搏斗的社会形态。公有制的社会成分，应该从幼芽开始，不断成长壮大，而私有制的成分，应该从占据整个社会空间的庞大躯体，不断地分化、瓦解、减小着。在这个社会改造中，对一个人或社会集团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站在私有制一边，还是站在公有制一边，是自觉的、还是本能的站，是始终如一的站，还是今天站这边，明天站那边的风派人物。懂得马列，知道面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而又自觉地“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人，是能够逃出个人的社会本能的限制，作用于社会的。马、恩、列、斯、毛等人，都是这样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分。
上面讲述，社会制度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系统，其中生产活动中的权力是根本权力，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上层建筑中的权力，除了代表自身职能的部分外，就是确保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的权力能够正常存在和行使的社会职能部分。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一般步骤是：形成民众的大联合“夺取政权，利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剥夺剥夺者、变革所有制，使社会成为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此后用公共所有权去限制和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使国家“消亡”。
（三）最初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的幼芽与私有制的社会躯体并存，而且进行着生死搏斗的社会形态。我们从本质上看问题，也就是从整个社会关系网，以及它的主要方面--社会权力系统上看问题。公有制的幼芽是，生产资料被宣布为公共所有，并写在了宪法上。与这个幼芽相适应的是，实行了一系列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政策。也就是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名义上，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组织在各种不同的集体中生产、学习、科研等活动。私有制的庞大躯体，首先表现在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和消费，依然是个人的私事；其次是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活动仍旧是资本的职能；其三是物质上层建筑照常是社会职业暴力--国家，而且比资本主义的国家还要完备、系统、科学；最后精神上层建筑中，还是法权观念占绝对统治地位，辅助于道德、伦理观念，而科学观念非常微弱，几乎不起作用。
公有制的幼芽的产生。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共产党，启蒙教育引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让他们放弃奴隶主义，法权观念，反对压迫、剥削，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并组织带领他们拿起武器，粉碎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私人财产的国家，建立起由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使用的社会职业暴力，也就叫夺取了政权。此后用国家的力量“剥夺剥夺者”，没收地主资本家及其国家官吏的财产，宣布为“全民所有”分给工人、农民使用。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将小私有者农民、家庭手工业者、个体工商业者的细小生产资料组织联合起来，成为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这样就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组织在不同的集体中，进行劳动、工作、学习，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道路。
这时生产资料虽然被宣布为公共所有，限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却没有创造出行使和确保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机构和社会权力系统，也就不能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所有社会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全都由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凭借着国家法权确保的资本职能去进行。整个社会权力系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国家法权不论从权力行使原则，还是权力的组织结构，还是权力行使的方法上，都是私人所有权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存在方式。这就造成了公有制的名义与国家法权的尖锐、剧烈的矛盾与斗争。
“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是体现公共所有的内容的。它却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格格不入。我们必须明白，没有这些政策，也就组织不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势力夺取不了政权，也就没有力量和理由“剥夺剥夺者”，将小私有者手中的生产资料组织成公共财产，让共产党的领导人支配。这些政策正是限制国家法权和资本职能的，也就是限制官吏们的权力和利益的东西。主要表现在官吏的薪金与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差别不太大，不准许任何人（主要是官吏，尤以上层官员）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发财致富。具体的办法是限制货币的职能，只能做交换媒介、不准做资本使用。采用的措施是：定死物价，不许变动，限制或关闭自由市场；生产资料不经过市场采用调拨制，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积累等全部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正是这些政策捆住了官吏们，特别是“大官们”的手脚，使他们深恶痛绝，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和借口改掉它。为此，凡是在这些政策上放开了官吏手脚的共产党的执政人，都可以称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没有这些政策，让国家官吏自由自在的任意所为，公有制的幼芽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比希特勒的专政还要厉害得多。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就认识到了的。
我们看私有制的庞大躯体。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和消费是个人的私事。这是私有制的一个基本问题，仅次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因为人要生存，首先需要有物质生活资料。不管占有领地、生产资料，还是组织生产、交换、教学、科研、文体活动等一切社会活动，都是手段，都是使自己摆脱生产劳动，反而能取得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享乐腐化，能够凌驾于生产劳动者头上作威作福。这是说取得物质生活资料是私有制社会中，任何人从事任何活动的一般目的，其他目的都是在这个目的有了保证之后，才能谈到的。也就是说，只要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依旧是个人的私事，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就要属于私有制的部分，而且私有观念也必定是社会的主要意识。
我们再看生产劳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工资（包括工分）劳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利润核算都属于资本的职能，也就是列宁叫做“多劳多得”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正是国家法权是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我们才叫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叫这个社会权力系统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国家是私有制社会的物质上层建筑，法权观念、奴隶思想是私有制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这样从经济活动到上层建筑整个社会空间，都被私有制的躯体占据着。
总起来说，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是公有制的名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制度。这种结合全在于掌权者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先锋队中的先进分子。反对无产阶级改造社会，全力复辟私有制的人，称这种先锋队中的先进分子“极左”，犯了“左”的错误，也就不奇怪了。诚然，这种社会制度刚出现时，整个社会居民承袭着私有制的习惯和传统，对公有制是什么，公共所有权是什么，如何行使等毫无意识，也就没有行使的要求和意志，而且“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政策，使他们感到解放，欢心鼓舞，国家法权的行使也非常顺手，也就显不出矛盾。当这种社会制度稳定下来，民众开始行使公共所有权，解决个人生存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时，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也就特别地尖锐、激化起来。这时懂得马列，知道社会本质与规律的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人就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的幼芽，限制、分化、瓦解、缩小私有制的躯体；站在国家法权立场上的人，就要消灭、镇压公共所有权的行使，抛弃公有制的名义，改掉“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政策，也就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私有制度，而且非常容易。
（四）文革是社会根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对它继续改造。在这个社会的本质中，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不管他们史前的信仰多么坚定，道德品质如何高尚，理想愿望怎么正确，历史上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了多少代价，建立了多大的功勋；只要不懂马列，没有社会科学知识，认识不到面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也就逃不出社会本能对个人的支配，转化为革命的对象。
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自然自发地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要在自己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时，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发展公有制的幼芽，有步骤地限制、分化、瓦解、缩小私有制的躯体。尽管一般民众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觉悟，作为自觉的革命家，也要对他们启蒙、引导，创造条件让他们进入“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去认识、体会面对社会的本质和矛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知道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强调“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中有所作为。他们要用实践证明自己的认识先于他人而正确。这种发展壮大公有制成分，限制缩小私有制成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论与那种消灭公有制的幼芽，恢复私有制度的人（包括本能的和有意识的两种）的矛盾，尖锐激化到一定程度时，也就产生了文革。
四、无产阶级文革是一种不得不立即进行的革命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先锋队，其史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不仅是名义的公有制而且必须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最初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公有制的名义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在公有制的包装下的、完全彻底化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谓“公有制的包装”有两层含义：一是宣布了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并实行了一系列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政策；二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的人，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全都集中起来，由国家官吏行使资本职能，支配使用；二是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地组织管理，不是使用公共所有权，而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法权。这种社会必须继续进行改造，否则无产阶级革命付出的代价，就要前功尽弃，革命的力量就会在好听的名义、美丽的包装下自行瓦解，革命的成果就会变成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的那些人的私有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全面复辟，人们都不觉察。南斯拉夫的先例，斯大林去世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变化，都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见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和矛盾性质的认识，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不能走南斯拉夫和苏联变修的路，需要开辟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新道。所有制变革之后，除了进行经济建设之外，还必须限制国家的职能、扩大民主，千方百计地让民众认识到“公有制”的内涵，产生出使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的要求、意志和决心。
五七年共产党开门整风是让一定范围内的民众（有文化的人）参加到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去。这是所有制变革后第一次扩大民主，限制法权的社会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明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理”四大民主。这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最基本形式、并且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然而、正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行为，使得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紧接着到来的是“反右斗争地扩大化”。反右扩大化，显然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第一次斗争，是国家法权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的行为。
开门整风，让一些民众对执政党和一些掌权者批评、提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包括资产阶级右派，由于他们用私有观念看待、要求所有制地变革，及变革之后的社会，从而对公有制的东西进行抨击，提出一些消灭公有制幼芽的主张和谏议。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改造社会的人，对这种情况反驳、批评，是必须的应该的。不同意志之间的论战，批驳反批驳，也就是理论斗争，是公有制下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最基本方法。通过理论斗争，一、可以提高人们学习理论的兴趣，促使人们深入地研究认识有关问题，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二、让人们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认识上去，为使正确地意志主张，占据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打下基础。“文斗”的方式，是公有制社会中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也是推动社会前进运动的动力。用批驳、论战的方式反右，无疑是正确的。
“反右扩大化”却不是这样。它不是用“文斗”的方式，而是用国家法权的力量压服，完全是当权者对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地一种打击报复，是国家法权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的行为。毛泽东发现了“反右扩大化”后，进行了制止和纠正，但已经镇压下去的公共所有权，在短期内是无法恢复的。结果开门整风走向了反面，从而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法权对社会的统治。
五八年“左”的错误。它是所有制变革之后，试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搞经济建筑，加速改造“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结果走向反面，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经济困难之中。这里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的根本指导不对，而是没有认识到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社会权力机构，不适应于在公有制的名义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民众，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没有解决好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权力--即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的性质变了，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虽然宣布为公共所有，然而，生产活动地组织、领导、指挥权，产品的占有处置权却不符合公共所有权的需要；而是国家机构中远离生产劳动的官僚一人说了算（一般是县、地、省的官员）。他们一般凭借着手中使用的“社会职业暴力”，驱动下属奴才推行个人的意志。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又强化了国家法权对社会的统治，镇压消灭了最初行使的公共所有权；使民众、下属不敢讲出与官吏、长上意志相违背的意见，更谈不上抵制和反对那种违害民众利益的错误领导了。官吏们只愿意听下属、民众的恭维、吹捧、歌颂的话。
“公社”本来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一种社会权力机构。它没有社会职业暴力，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警察，用“巴黎公社”全面选举、撤换制、选出的代表，代替旧官吏、组成公社常委会。这个委员会的社会职能是确保行使公共所有权，让民众去参加公社中一切集体活动的组织管理，并解决社员个人生存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而不是旧官府强迫民众服从上级官府的意志法规的机构。而且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不得超过一般社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公社”这个光辉的名词被滥用了。正是生产力的性质与生产活动中的权力性质完全相反，才造成了一场令人难于平复的大灾难。
“浮夸、虚报、瞎指挥、干部特殊、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五风猖獗，搞形式、装门面应付上级检查，炫耀权势、威风、高贵、以上凌下，从而使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故地毁灭掉。所有这些全都是国家法权的本性造成的。只有民众当家，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才能根除国家法权无故毁灭人力物力的现象。因为，人力是民众肌肉收缩的力量，是生命的损耗，物力是民众的汗水，生命损耗而造成的劳动成果。那一个人能对自己劳动力和劳动成果的无故毁灭不切齿不痛恨呢！有什么办法，当权者凭借着社会职业暴力、国家，有势无恐，可以随时对不听指挥，抗拒命令的下属、民众，进行批斗、拘捕、审讯、关押、惩处等。民众、下属在国家法权地威胁下嗦嗦发抖，谁还敢违背官吏长的意志讲话呢？一句话，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大规模组织联合起来的民众形成的巨大生产力的需要，国家法权这种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不适应公有制的经济活动的需要。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
庐山会议的反右。客观矛盾是一回事，对客观矛盾的认识理解又是另一回事。行使国家法权的人，就要消灭公有制的幼芽，确保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的存在，确保“令行政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即社会权力系统）的矛盾。”站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立场上的人的结论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但面对着从国家官吏中刮起的“五风”造成的灾难，迫于几千年私有制的习惯势力，民众不觉悟，对于这种矛盾，既不能明确讲出来，还必须默默地忍受，吞噬“五风”的苦果；既要保住公有制的幼芽，还必须积极地解决面前的困难、稳住时局，等待时机再求前进。
五八年底毛泽东最先感觉到了社会的根本矛盾，开始对“五风”制止纠正。虽然他是当时党、国家、社会的最高领导人，却面对着“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难能为力，大半年的反“左”效果不大。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使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了两大政治派别。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共产党的最上层领导集团中，代表公有制的社会势力与代表国家法权的社会势力的第一次交锋；是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保住公有制的幼芽，还是消灭这个幼芽的斗争。站在国家法权的立场上的人，借着反“左”去消灭公有制的幼芽，消灭社会主义独有的生产方式，即在公共所有的名义上，组织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劳动，生产活动中的权力却由国家官吏来行使的生产方式。这就不能不由会议前期的反“左”，转到了后期的反“右”上去。
经济建设中暴露出的矛盾，不具备解决的条件，只能实行战略退却。为了保住公有制的幼芽，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发挥各方面的能动性，克服眼前的困难，渡过难关。这就撤换了国防部长，让出了国家主席的职位。此后，大兴“调查研究”确立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四十条等限制国家法权的具体措施，才暂时缓和了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
国际共运中的论战。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是最初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部的矛盾，是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共有的，不单是中华民族的特殊问题。站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立场上看，尤为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最难解决。因为公有制的势力太微小，仅是名和精神力量，私有制的势力太强大；更科学更系统的社会职业暴力和权力机构，再加上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的观念。这个矛盾的解决不是一个民族的事，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大事，尤其是涉及到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地生死存亡的大事，需要有国际的力量来互应配合。抓住国际共运中的大论战，就成了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形成继续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论战中的理论深度，彻底与否，参加进去的人的数量和广狭情况，决定了即将到来的斗争的曲折情况和能否胜利。
论战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的理论，从而否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再是阶级社会的错误认识。至于说到底有哪些阶级，各阶级的本质是什么，改造社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等，全都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直接论战的参加者为各国共产党内的最上层领导人，认真学习进入理论思维的人依然属于极少数，可以看作个别。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防修、防变、防止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防御性口号下，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并树立了雷锋、焦裕禄、大寨、大庆的先进典型让人们学习。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开展了六四年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这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再一次较量，是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新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在这里形成了两个司令部，分别代表着公共所有权和国家法权两种社会势力。不搞群众运动，不限制着国家法权，放手发动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是无法推动“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这一社会根本矛盾解决的。让这一部分官吏整治那一部分官吏，或让官吏组织的工作组包办代替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一部分一部分地整治下层干部，工作组撤走后复职的干部对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打击报复，从而巩固强化国家法权；等到官吏们非常讨厌群众运动，群众也晕头转向，对上层官吏的意志无所适从，从而消沉后，再发动政变，搬倒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人，来消灭公有制的幼芽，恢复完全的私有制度，成为资产阶级的方略。
人们必须懂得，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不是封建制度中的“清官和贪官的矛盾”，而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不是封建制度中的“让官吏为民作主”，而是民众是社会的主人，创造并普及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原则、方式方法，组建确保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逼着“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做民众的公仆和服务员，让国家“消亡”。可是人们只会按照封建时代形成的，早就过时的私有制的观念去看待、要求、改造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处在当权地位的人、只想当个“清官”好“皇帝”，建立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让那些处在下属奴才、奴隶地位的人，整日跪着乞怜哀求“为民作主”；连目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民主”“人权”都不敢设想和提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顽固地站在国家法权的立场上，提出虚幻的“清官与贪官的矛盾”，来代替现实的“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以掩盖矛盾的实质，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在社教中，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形成，它统帅着“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官吏们，组成的社会力量，锋芒毕露。不掌权的民众却处在自在的状态中尚不知觉。在这种局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不立即采取能够动员民众的办法进行抗争，不仅他要为国家法权的力量赶下台去，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也要被无声无息地清除掉，公有制的幼芽被无声无息地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得而复失，又不为人知道原因，那才是历史的悲剧。这对于在最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是不会容忍的。
到这里我们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文革是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尖锐激化到不得不立即发动进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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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张宗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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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6-08-08 06:38
五、理论上的文化革命。
理论上的东西，也就是在人们的思维中，依据有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排除其具体空间、时间中的具体条件的干扰和影响，去考虑这一事物的运动过程，以供认识和实践中的人作参考。这是人们学习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一种普遍方法。
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的幼芽与私有制的躯体并存，而且进行着生死斗争着的社会形态。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由于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性质相反，不能同时行使，所以是对抗的性质。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创性，才决定了所有制变革完成并巩固后，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继续改造社会的革命。
社会的根本矛盾造成了社会上存在着两个生存条件和根本利害对立的阶级。一个叫民众阶级，一个叫官僚垄断阶级。民众阶级是不掌权的人的集合体。官僚垄断阶级是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处在社会权力系统的上层，行使个人意志的大官们的集合体。见于民众阶级是靠工资（包括工分）生活这一点，是可以叫做无产阶级的。见于官僚垄断阶级，是处在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国家机构中这一点，是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不过为了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不让人们混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至在实践中造成思想混乱，行动混乱而失败。我们就应该主张使用民众阶级和官僚垄断阶级这两个概念。我们根据社会权力系统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及其职能。上层官员是行使意志的人，中下层官吏是贯彻执行上层官员的意志，并在贯彻执行中很容易加入个人意志的成分。我们把上层官员的集体，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官们”叫官僚垄断阶级，把中下层官吏的集团叫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联结两极的中介桥梁，具有两面性，正常时期依附于官僚垄断阶级生存，属于官僚垄断阶级的奴才层，革命时期可以分化。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也就客观地分化成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和斗争着的三个阶级。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阶级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矛盾，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中的矛盾，有着本质的差别。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有一个公有制的幼芽。也就是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并写进了宪法，还有一系列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这个公有制的名义和这些政策，本质上是对国家法权和资本职能的限制。它是表明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限制和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是合乎宪法、合情合理、名正言顺的事情。相反，大官僚和他们的奴才，使用国家法权的力量限制、剥夺、镇压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行为，是违宪背理的事情，既不名正又不言顺，是凭借社会职业暴力胡作非为的罪恶。
其次是处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行使权力的人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他们的史前状态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先进分子。他们坚信过共产主义，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并付出过巨大代价，立过功劳。单从惯性作用来看，他们对“使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革命”的阻碍，也会比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官吏要小得多。正是因为这个公有制的幼芽和精神力量时时处处产生着对国家法权和资本职能的限制作用，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在着迅速地转化为物质力量（群众运动）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以及表现这个矛盾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革命的特殊性。它首先表现在革命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这种社会改造上。这就决定了在革命中，那些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以及保护、支持、赞扬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个人、集体、社会集团属于革命势力；那些反对、限制、镇压、剥夺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个人、集体、社会集团属于反革命势力。其次是革命的阶级不觉悟，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促使革命阶级觉悟，让他们懂得：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之后，民众就成了社会的主人，干部和一切公职人员就成了民众的公仆和服务员。为此，他们必须学会使用公共所有权去解决个人在生存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学会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学会使用管理公仆和服务员的方式方法。第三革命的对象是由史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的先进人物转化而来。就他们的史前状况和思想观念来看，是和目前他们的社会本质完全相反的。这就告诉人们：除了个别人之外官僚垄断阶级反对文化革命，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国家法权”不属于公有制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属于私有制社会的上层建筑，生产活动中官吏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与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的性质完全相反。同时告诉人们，一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本质，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他史前的状况或他的思想观念。将其史前的状况当成目前的本质是形而上学（即不动不变论），将思想观念当成本质是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确认：官僚垄断阶级的社会本质，就是垄断生产资料的国家法权的社会职能。
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继续改造社会的革命，是党、国家、社会的最高领导人，限制着社会职业暴力的使用，放手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群众运动。这种革命只能是“文化革命”，不能武斗，只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学习，只能根据民众的觉悟、要求，改造社会权力系统和权力机构。这种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对革命对象的态度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要创造条件转化他们的思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尊重人格”，就不能污辱、体罚、触及皮肉，不减少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不剥夺他们的公共所有权，只剥夺他们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强迫或威胁下属和民众服从个人意志的特权。“创造条件，转变他们他们的思想”，包括从他们手中夺权，把他们从“国家机构”中解放出来，组织他们学习马列的基本理论系统和社会科学，启发、帮助他们回忆过去的革命活动，将他们革命时期的功劳、苦劳、熬劳、疲劳整理成文字，上升到理论。还要和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共产主义的理想，寻求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就是通过上述的思想转化工作后，就要恭敬地请他们下山，参加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工作，参加到“老、中、青三结合”中去，一起行使“公共所有权”，抛弃国家法权，创造公有制的新生活。
这种革命的特殊性要求，革命势力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无产阶级自觉革命的成分，也就是自觉地“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人，作中坚骨干。需要他们懂马列、学习过社会科学（不是法权观念和道德伦理信条），能够认识到面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前进运动的具体情况，动员并带领起民众完成历史的史命。可见那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反对普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反对社会科学的教学；只教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只进行法权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灌输，而又处在“人民教师”的地位上，对社会产生的“人祸”是有着重大责任的。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需要一批像蔡元培、杨昌济这样的，按照改造社会的需要，违背官吏的意志，培养社会人才的校长和教师。
六、事实的文化大革命
四十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随着他的去世失败了。文革的失败、共运的特大逆潮，不仅暴露了共运中的一大批叛徒，同时向人们显露了列宁创造、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创性”，其本质内部的矛盾太尖锐、激烈，而且“公有制”的成分太少了。它还告诉人们，不普及马列的基本理论系统，轻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是要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和惩罚的。那么多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说是当时人类社会本质最高的一部分人，无可耐何地背判信仰、出卖灵魂、否定自己的前史，成了历史的罪人，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还不是没有学懂马列，对社会科学理解的太肤浅了，不知道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无法逃脱社会本能对自己的摆布吗？什么“命运”，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机遇”，把自己没有能力认识、理解的东西神秘化，还能叫“科学”吗？还不如叫新的“造神论”更好些。
（一）文革前的各阶级状况。上面讲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着民众阶级、中间阶级、官僚垄断阶级三大部分人群分化。我们看一下它们在文革前的具体情况。民众阶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革命阶级，只有这个阶级觉悟了，进行斗争，取得胜利，才能完成“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这个阶级的觉悟、斗争过程，也就是革命胜利的过程。革命的阶级不觉悟，是不会革命的，其奴隶思想、自卑感、法权观念等也是其社会本能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从历史上来看，革命阶级很难自发觉悟，必须有先进分子的启蒙、教育、组织、带领工作，让他们的一些人进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去体验才可以。
文革前的民众阶级是从以往的几种生产方式的灭亡、解体中转化而来。他们包括封建生产方式中的农民、富农、地主、家庭手工业者；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工人、资本家，为资本服务的职员、个体工商业者；还包括国民党政府解体时遗留下来的士兵、警察、特务、职员、官吏，还有一些没有正当生活手段的流民无产者等等。由于所有制变革完成的时间还很短，受文化水平的限制，神学观念的影响，他们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变化。总是从过去造成的习惯思想看待要求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从过去对立的阶级中转化过来的人，还抱着往日的宿怨互相仇视着。从以往剥削阶级的灭亡中转化过来的不少人，还抱着以往的思想，梦想着他们失去的天堂--恢复他们的私有制，而与新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他们的人数极少，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在物质方面是毫无力量的。从以往的被剥削的阶级转化来的人们，从过去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欢心鼓舞地进入了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谈不到的，至多是一些直观的感觉的材料。他们承受着历来的私有制的传统观念--法权观念、道德观念、奴隶思想等，只知道对官吏的服从和尽忠，更何况新的官吏在他们的解放中出过大力，被看成救星。他们除了敬仰，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之外，是不会把干部当做服务员和公仆的，更谈不上革命、造反、夺权的事。对五八年“五风”造成的经济灾难，也多归结到“命运”上去，也有一些随和着私有制势力的代表者的议论，简单的归结到所有制的变革和三面红旗上去。一句话，民众阶级中的各种成分还处在融洽过程之中，人们还处在一种不认识、不理解的本能活动阶段，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参加文革完全处在响应最高领导人的号召的“法权观念”下活动。
官僚垄断阶级是由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人，随着所有制的变革转化来的一个阶级。他们原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的先进人物，是先前阶级搏斗中的胜利者，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是当时社会素质最高的一部分人。他们虽然看了不少马列的书，却是采用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是为了单纯解决眼前斗争的实际需要，解决如何“令行政通”的问题；不是为了认识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去学习。他们也不知道一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本质，就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会随着他在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也不理解他们所在的社会权力系统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利系统，不知道生产资料被宣布为公共所有之后，公共所有权竞和国家法权不能相容，使他们成了无产阶级继续改造社会的障碍，进而成了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社会力量。
正是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人不懂马列，他们处在国家机构中行使权力的地位上，以私有制的观念为标准，错误地认为：只是尽心尽力地完成“国家垄断”的社会职能，当一个“清官”“好皇帝”，能“为民作主”，就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解放出力建功。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等同于封建时代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他们不能从所有制的变革中，认识到民众成了社会的主人、干部和一切公职人员应该成为民众的服务员和公仆。他们完全按封建官吏的“为政者，令行为上”看待自己；凭借着手中的社会职业暴力发号施令，对不服从指挥不听从命令的下属和民众，立即惩处。这就和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完全对立起来了。反右扩大化、“五风”灾祸、庐山会议上“分田经营的主张”、社教中“清官与贪官的矛盾”等都没有让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都不去想“公有制是什么”“公共所有权如何行使”，“它与国家法权到底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还不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正确吗？在这里，史前状况、道德品质、意志、信仰、理想、誓言等精神的东西，与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比，不能不退居次要的、从属的被决定的地位去。
这就是文革前两个敌对阶级的基本情况，他们的行为全都由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系统的地位所决定的社会本能支配着。结果是宪法上的“公共所有”和人民权力的规定，仅仅是一纸空文。真正能行使意志和权力的人是国家机构中的当权者；实际上，不管那一个下属和民众，只要讲出违背上司、官吏的意志的话，就要当即受到制止、批评，如敢坚持就要受到打击和批斗，不要说抵制、反对了。这就是“五风”猖狂成灾的原因。毛泽东从58年底到62年，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调查研究、认识解决这个矛盾上，却无能为力。
（二）文革的发动和领导。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就在于学懂了马列、掌握了最先进的社会科学，也就能最快地认识面对社会的本质和矛盾，找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办法；不在于单纯的“道德品质、正义感、良心”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所有制变革后，与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开展“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他要解决的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社会权力系统、社会制度内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也就是为哪一个阶级、为谁搞经济建设。难道殷纠王建鹿台、秦二世造阿房宫、慈禧建颐和园不都是“搞经济建设”吗？在反历史的人眼里，武王伐纣、大泽乡起义、武昌暴动都是错误的，因为“耽误了经济建设”。
毛泽东针对文革前的各阶级的情况，发动领导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革命，完全是按照自己对当时社会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地认识，知己知彼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他利用法权观念破除法权观念，利用道德观念反对道德观念；正如十五世纪未到十七世纪欧州资产阶级革命，运用宗教反对宗教，十九世纪中页洪秀全利用封建神学反对封建神学那样，打破人们的思想禁锢。他利用在党、国家、社会中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限制着社会职业暴力的使用（《公安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的口号）放手让民众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权，当家作主。这样启蒙、开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认识理解“公有制是什么”，去创造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原则、方式方法，创造公有制的社会上层建筑，造就出志立于改造世界的人才来。以便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完成“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任务。
既然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革命，他本人虽然是处在国家法权的顶峰，是行使国家法权的首脑人物，却不去使用国家法权。他只能严格地限制着国家法权、限制着社会职业暴力的使用。他不使用社会职业暴力的这部分、对付那一部分，像封建制度中解决所谓的“清官与贪官的矛盾”那样。他也只能行使公共所有权来发动、领导文化革命。当然这并不否定在必要的时候，会使用“全民武装”去消灭叛乱的“社会职业暴力”，按照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改造社会。
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化，使用的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共所有权，也就是“写论文、发号召”，对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在道义上肯定、支持、推广，对错误的典型，在道义上进行批评、制止、纠正。他依据公共所有权中的“群众组织”，组织使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掌握着“两极一刊”这个文斗阵地。他废除了私人所有权的行使方法--依靠职业暴力确保和维护的“自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
“写论文发号召”是讲道理，让民众（公有制社会的主人）去确定那个道理对，哪个道理错，哪个号召应该响应，哪个不能响应，哪个应该批评反对；而且还要通过社会下层集体的群众会议的决议形式，确定为集体意志才能执行。号召不是依靠社会职业暴力，强迫下属和民众执行的“法律”、“命令”，它可以响应执行，也可以置之不理，还可以批评反对，但都不属于犯法、犯罪行为，也不会受到社会职业暴力的惩处。这就为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带头人，组织领导居民的社会活动，开创了新的方式方法。
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前进发展，也有新与旧、先进落后、正确错误的矛盾与斗争。它的斗争方式方法是“文斗”，是让新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更容易更迅速地成为社会意志，变成居民的行动，去改造限制约束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使旧的、落后的、错误的意志，不能成为社会意志，不能形成物质力量，作用于社会或自然界。也就是使社会规律失去了自然自发地起作用的条件，将社会规律置于人类的“理性”管理之下。“文斗”的核心是“理论斗争”，批驳论战，首先在对有关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上统一起来，而后结合具体时间空间的具体条件论证意志的正确。涉及到需要实践的个人意志时，需要拿出蓝图、施工方案、计划，进行讲演、论证、辨论，需要有关集体会议形成决议，变成集体的意志，最后选出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去执行决议。
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革命，从理论斗争（与苏修论战）开始，到文艺批判（其本质是：面对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还是封建制度中的“清官与贪官的矛盾”），再到学生运动，最后是全体居民几乎都卷进去的群众运动。运动中：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一个撤换民众（也就是公有制下的主人）信不过，看不惯的代表和有关公职人员（也就是夺权），再加一个应该做而没能做的“社会改造”--即把行使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改造成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有什么办法呢？整个居民不觉悟，没有社会科学常识，不知道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都分不开；只是把社会的痹病、唯心主义的理解成“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把物质的力量当成精神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即使是真理，科学的真理，也仅仅是精神中的事物，只能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它与大脑之外的物质和物质力量纯粹是两码事。一个民族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古老文明，连物质与精神的区别都分不开，社会怎能前进一步呢？没有社会科学常识的人，不懂得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是改造客观的物质的社会力量--私人财权和确保私人财权的国家法权；迷信精神的力量，迷信个人的道德品质，错误地认为，不改变社会权力系统的性质、内容，只要把秦始皇换成刘邦或慈太后，也就改变了封建制度。这是一种愚蠢的无知，对社会科学的无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已经进入了原子能和电脑时代，可社会科学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来说，还停留在直观感觉的表面现象的认识之中。自然自发地起作用的社会规律惩罚人类，还能延续多长时间呢？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革，全都是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参加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解决人个生存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做的准备。然而国家法权是不允许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难道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道德品质”不高吗，本领不大吗？为什么一进入国家机构中当了“大官”，就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镇压消灭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誓言又有多大的作用，历史上的功劳、苦劳、疲劳、熬劳，为什么阻止不了他们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度的行为！所有这些事实；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付出的代价，还不足以让人们重视研究认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吗？十年文革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进行生死搏斗的历史，是民众行使宪法规定的公共所有权，人民权力，而国家法权却坚决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进行反抗的历史。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来研究文革的一般过程。
（三）文革的过程。文化革命是毛泽东按照宪法规定的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内涵，发动领导的“使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一次社会大改造，而不是把“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的权力行使人，由张三换成李四。在这里有新的社会权力系统的发明创造，以及如何对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进行更替的问题。也就是两种社会权力进行生死搏斗的过程。其胜负由代表两种权力的社会势力的大小，自觉能动程度，斗争过程中双方势力的消长速度，以及有关“人的意识能力和思想水平”来决定。文革过程分四个阶段，下面就概述一下。
1、发动阶段。前面提到在这之前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也就是理论准备和人才的准备。这是对五八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不同认识，到理论斗争（同赫鲁晓夫的论战），产生了新的理论认识和接受了新理论的人。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想用教育的方式（社教运动）解决矛盾已不可能时，才被迫着采用了文化革命的方式。文化革命从文艺批判入手，到大学文科的停课讨论和大字报，再到学生运动，最后是全民参加的群众运动。它使旧有官吏靠边站，停止了国家法权对内的绝大部分职能，仅能行使《公安六条》的规定，从而让民众放手地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试图按《十六条》的原则，改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
发动阶段，也是粉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在这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使用官府和官府组织的“工作组”去发动领导文化革命。它不符合文革的本质，并与这个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目的完全相反。它达不到文革的目的，启蒙、引导、教会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它只能强化国家法权的职能，增强民众的奴隶思想和依赖性，也就是迷信、乞求和等待“官吏为民作主”，幻想“包文政、海瑞”再世。这已经为“社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证实了。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论文发号召，限制国家法权的对内职能，废除私人所有权的依靠社会职业暴力实行的自上而下的逐级行政命令的权力行使方法，放手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社会历史学上用“公共所有权”，政治学上可用“民权”）进行群众运动，才与文革的实质相符合。
文革中群众使用的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大串联，是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三种基本方式，全都得到毛泽东的赞成和推广。毛泽东采取了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方式，使大串联深入到工厂、矿山、农村、深山、僻地中去。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代表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也就是文革势力。刘少奇代表的是国家法权的势力，也就是反文革势力。这种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它要贯通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即由私有制向公有制变革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就整个文革来看，革命的民众阶级还处在自在的阶段，其中的带头人和积极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规律都还不认识理解，仅仅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参加进去。这本身就属于“法权观念”支配下的行为，与“自觉地行使公共所有权”参加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处理个人生存发展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还差十万八千里。为此，运动中他们缺乏“认识改造社会，争取相对自由”的史命感，没有勇往直前的发明创造精神。
革命对象，最初同样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坚定不移的法权观念，服从了毛泽东的意志。如果他们懂得马列，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规律，而又站在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立场上，文化革命的阻力也就很少了。如果他们事先知道了文革的实质，又站在国家法权的立场上，坚决反对文化革命也就发动不起来。不过，我们从这个阶级的史前状况，以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来看，可以预见会有一些人能够冲破个人的社会本能站到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立场上来的。因为人类的理性是发展的，理性总是要在调节个人的动物本能和社会本能中起使用。
2、夺权斗争阶段。从上海“一月风暴”到“九大”召开，这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分毫不让的反复搏斗过程。夺权斗争的矛盾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柱石--军队的矛盾。文化革命中的夺权就是民众行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对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随时进行撤换的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实施，也是公共所有权行使的最高形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严格地限制着社会职业暴力的使用，在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大串联的基础上进行。将来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夺权斗争”由于没有社会职业暴力--国家，而且有了确保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上层建筑，有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正常秩序和习惯，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大串联，选民的多数随时撤换他们信不过、看不惯的代表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形式是会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发展不是取消，是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愉快。
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出现了“二月逆流”。不过有毛泽东在，他们形不成反文革的司令部，推选不出司令长官，也只能由国家机构中的官吏们“各自为战”，使用自己还能使用的“社会职业暴力”，违反《十六条》和《公安六条》，践踏宪法，抗拒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本能地消灭文革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共所有权，保住和夺取地方的局部权力。这就足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文革势力镇压下去。
“二月逆流”来自军队、警察的介入。三支两军的结果走向了反面。这是因为军队是私有制社会权力系统的柱石，在社会动荡时，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谁就可以通过军队行使自己的意志，推翻其他所有人的意志。出于军队的本质，“支左”人员只能是国家法权和私人所有权的载体，只能是公共所有权的对立物，从而与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势力产生矛盾和冲突。“带枪的资反路线”被提了出来。由于军队在现实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决定了不能用解决行政部门问题的办法去处理。这就不能不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等待人们在斗争中的觉悟，等待条件的具备。这就要挫伤批判“带枪地资反路线”的锋芒，稳住军队，保住自己的阵地。
“二月逆流”在上面虽然是“怀仁堂会议”中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功臣，下面实行的却是“支左”中的部队干部。反逆流不提“带枪的资反路线”，但在“反逆流”群众斗争的声势下，撤换支左部队，进行学习检讨。以此借用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力量，来暂时保护“公共所有权”的行使。这就把林彪推到了社会矛盾的顶峰，接受考验。
林彪被提升为国防部长后，取消军衔制，提出政治工作的“四个第一”大力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等，为文化革命的准备和发动出了不少力，立下了功劳。“三支两军”中却暴露了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太少，大脑中只有直观感觉的历史材料的堆积，不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因此也就不认识面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文革的本质。也就逃不出社会本能对自己行为的支配作用。这就使他成为“九大”后的、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势力的总代表。
夺权斗争反复进行。充分显露出两个问题，一是公共所有权的行使，受到了社会职业暴力的阻挡，二是受到了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从第一个问题看解决公共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处置军队和警察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了“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和警察的办法。那是处国军队围困巴黎时的对外战争时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完全赞成马克思的主张，但在“十月革命”后，依然建立了“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了红军。五八年“公社化”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军队不介入民事，“全民皆兵”失败了，没起多大作用。“一月风暴”的上海公社，没有触及社会职业暴力的问题，不去建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所以改成了“革命委员会”。
第二个限制是夺取权力的人，同样不认识社会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同样不理解文化革命的实质和任务。也就不知道创造确保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不去制定和确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原则和程序，建立行使公共所有权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正常秩序，进行推广和普及。不能用“公有制”的思想理论去统一各派群众势力的思想和意志，去化解与革命对象的矛盾。反而按照私有制的思想方法、私人所有权的根本属性，全力打压自己的对立面和异己势力，搞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私人所有权的一套。强行推行个人的意志，或使用旧的社会职业暴力或组建新的社会职业暴力（如文攻武卫队）；结果就站到了“国家法权”一边去，消灭公共所有权。这样只要不改变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无论换上谁掌权，都是不能“防修、防复，防止工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新上台的人，没有受到民主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地长期锻炼与考验，社会本能对他们的支配作用，就更直接更明显。
革命受到了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无法前进半步。“反逆流”进行了大半年后，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不得不妥协退让，想用“斗私批修”的道德教育、改变人们的私有观念，显然是不起作用的。在社会动荡时期，除了像毛泽东这样的“自觉理性”的人之外，各种社会势力的代表，全都撕掉了面沙，显露着自己的社会本能。毛泽东面对着文革受到了人们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三结合”的方式，任其发展，等待人们的觉悟和条件的成熟，或维持现状再想办法。
夺权斗争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人们还认识不到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反而按照私有观念、认为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人们开始疲倦厌恶了，行使“国家法权”的社会职能，暂时落到了“三支两军”的人们手里。林彪成了他的最高代表人物。
夺权斗争一开始，革命的对象就已经“清醒”了，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意识到公共所有权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绝对不相容的，从而产生了消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回到私有制去，来保住并扩大“大官们”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个觉悟本质上是对自己社会本能的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背叛。恢复文革前的使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管理所有人的正常社会秩序是第一步，等完成了这一步，再变共同富裕为部分人富裕也就毫无阻力了。“部分人富裕”就是彻底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彻底砸烂工人、农民等不掌权的民众的锅灶、饭碗”，让民众整天跪在掌握党、政、军、财、文大权的人面前乞求生存，跪请“官吏为民作主”。这就把“造反的民众”治理得服服贴贴，也就绝对服从当权者的摆布与指挥了。难道五、六千年的私有制的正常秩序还不是这样吗？
3、复辟与反复辟地斗争。这一阶段是从“九大”闭幕到林彪出逃。由于人们不懂马列，缺乏社会科学常识，更不会应用马列的基本理论认识面对社会的本质和本质内部的矛盾，因此也就不知道文化革命的实质。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斗争的规律就起作用。“九大”后，产生出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从中央文革小组到文革势力的头头、骨干，也包括毛泽东之外的中央一级的新老领导人，更不用说一般群众和反文革势力。大家都认为：文革进行了三年多了，全国进行了全面夺权，胜利的召开了“九大”，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了，应该恢复到“文革前的正常社会秩序”中去，全力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提出“建立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新秩序，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建设现代化”。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就成了这一社会势力的总代表。
恢复文革前的正常社会秩序，就要消灭文革势力，消灭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恢复使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秩序。这是对文革纲领《十六条》的背叛，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造反有理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文革的实质相对抗。这样，林彪就从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一下子变成了联合反文革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司令。正像二七年“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一样，由革命的领袖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的头子。人们根本就不懂，“以阶级的历史史命划线还是以大人物的个人意志划线”，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使用军队的力量，借“三支两军”的名义，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秩序建设四化为旗号，解散红卫兵组织，禁止串联、剥夺四大民主，批斗不服从指挥、不遵守纪律的群众，清算文革中的造反派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过错”。在这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查5·16”“ 5·16”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清查5·16”就把全国的文革势力镇压了下去。我们对照历史上“27年的清党”、“57年的反右扩大化”，真是异曲同工。“清查5·16”是在全国推行“造反有罪，镇压有功论”的，是全面剥夺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为消灭社会主义中的公有制幼芽、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
“5·16组织”是根本没有的，在北京也仅仅是个别人，以此名称给周总理写过大字报。按照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内涵，宪法中人民权力的规定，文革中写大字报的惯例，就是大字报的内容是错误的，也不属于犯罪。我们知道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通知，撤消刘少奇组织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派往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5·16通知》是无产阶级文革全面展开的标志。毛泽东曾多次提出：清查5·16不要扩大化，对造反派要手下留情。可“清查5·16”自“九大”后到“批林、批孔运动”前，四年之内，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一次接着一次的反复进行。林彪出逃后更紧张和激烈。清查的对象全都是文革势力的头头和骨干。各单位都设置了禁闭室、审查站，对他们采用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巩固和强化国家法权，消灭公共所有权的阶级报复行为。正是57年“反右扩大化”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也像27年的“清党”、只是没开杀戒罢了。
这时毛泽东在中央又一次被孤立了，只好暂时忍耐、等待时机。到70年庐山会议时，才以“不设国家主席”的方式开始反击。也就挫败了林彪集团，恢复国家法权统治社会的阴谋。这时林彪集团除了“甘认失败”之外，也只能在他掌握军队时，使用“武装政变”的手段，推翻毛泽东的领导，消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条路。当武装政变的阴谋破产后，林彪就只有驾机出逃了。林彪出逃后，复辟势力依然很强大，他们依然要推出自己的代表，加强“清查5·16”的工作，全力消灭文革势力，消灭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对毛泽东实行“清君侧”。
人们不知道社会科学，不从文革的实质，社会规律上去理解“不设国家主席”的意义。只是就事论事的忙于“清查5·16”，打击消灭文革势力，为恢复国家法权统治社会的正常秩序，忘我工作（不能认为是不辛苦、道德品质不高尚）。要知道在私有制下“国一日不可无主”，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是什么意思呢？“下级服从上级，民众服从官吏，全国服从一人”，这个行使国家法权最高权力的一人不存在了，这个国家法权不就形同“虚设”了吗？事实上文革十年，就是没有“国家首脑”的十年，就是限制着国家对内职能，充分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十年。也就是最初行使的“公共所有权”与没有国家首脑的国家法权，反反复复地进行生死搏斗的十年。十年来毛泽东不仅没有使用过国家法权，而且时时处处与这个国家法权进行搏斗，甚至是所有制变革之后，一直在同这个国家法权斗争着。所有这些，不仅证明了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还证明了国家法权对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起着反对和破坏的作用。
限制国家法权的对内职能，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是所有制变革后马列毛主义改造社会的“既定方针”，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本质所在。不仅《法兰西内战》及其《导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理论指明了这一点，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表明了这个问题。其中除了大讲革命与法律的关系外，就是讲英国与日本的“虚君共和制”。这里的寓意是：虚设一个国家形式，让它对内不起作用，而要行使“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我们可以概括为“虚政民权制”。这是当时毛泽东选定的、适合那时国内外局势、使社会主义制度向前发展的一种形式。我们结合文革前的“五、七指示”，文革中“国家”的作用、五八年经济建设中国家法权产生“五风”造成的经济灾难，再结合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去理解不设国家主席的斗争；还不明白马列毛主义在所有制变革之后，如何解决“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吗？
4、新发动前的准备。作为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文化大革命，一旦发动起来，见于两种权力不能同时行使的性质，只能一个高潮、一个低潮，紧接着再一个高潮、低潮的连续不断的进行下去，直到公有制的成分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国家法权被严格地限定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无法再兴风作浪，干扰公共所有权的行使为止。那种认为文化革命进行了一年，两年就应该结束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只要毛泽东在，这个既定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两种性质相反的权力的斗争，也不允许改变。
文化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为首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普及了马列毛主义--造反有理论，产生了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模糊意向。但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使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更加尖锐、激化。“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又不为人们理解，很长时期以来毛泽东也不用国家法权管理社会。可人们承受着私有制的观念，也不去理解。处在国家机构中的官吏们，却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进行四化建设“为借口，疯狂地对不觉悟的的文革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打击、消灭，以便消灭公共所有权的行使。除毛泽东之外的文革势力，又受到个人思想水平、意识能力的限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矛盾，对《十六条》规定的任务也不理解。在复辟势力的强大攻势和分化政策下，一些头头、骨干争当宋江，变成了投降派，另一些人抓进了监狱，长期关押、判刑、劳改，也有迫害至死的，更多的人在“清查5·16”中，受打击、报复、管制。
在革命阶级不觉悟、反文革势力猖狂的情况下，要解决“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只有进行理论上的补课。普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被斗争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了，却无法让人接受，无法进行下去。在粉碎林彪集团的条件下，当人们对“昨天才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今天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惊愕不解时，才勉强开展起来。由于“理论是抽象晦涩”的东西，对“理论修养”很差的民族，只有结合事实在威望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反复号召下，才造成了“学习理论”的群众运动。又因为科学理论中的“概念”，与直观感觉所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常常相反，所以这种“理论补课”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批林批孔”是批判贯通于整个私有制社会，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压迫有理，镇压有功论”以便马列毛主义的“反剥削、压迫，造反有理，革命有功论”得到普及深入。这是分化瓦解反文革势力、巩固壮大文革势力，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方法。“批儒评法”使人们懂得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分为二。“评论水浒”让人们明白革命队伍中的路线斗争问题。以此，让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民众，懂政策、讲策略，实行“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打击坏中之坏，划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为夺取文革的胜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造就出社会人才。可惜的是历史伟人与世长辞，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借助于中间势力的撬板，呼啸着占领了阵地，从而宣布了文化革命的失败。
在“恢复文革前的社会正常秩序，建设四化”的旗帜下，不仅消灭了“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文革成果，而且也消灭了公有制的名义，以及和这个名义相应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也就消灭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倒退回私有制中去。
七、文革失败的必然性
文化革命是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总过程中，宣布了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之后，使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革命。由于斗争的双方全都处在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社会本能支配下活动。当发动领导人去世后，“也就失去了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主体。“客观必然”作用的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轻松愉快地消灭掉公有制的幼芽，恢复私有制度。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只顾巩固政权、搞经济建设，没有向民众特别是共产党员普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人们缺乏社会科学知识。包括毛泽东之外的共产党上层官员，都不懂什么是社会制度，什么是私有制、公有制，都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本质的内部的矛盾、文革的本质，逃不出社会本能对自己的支配作用。我们从下面四个问题来讲述：
（一）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科学的哲学讲什么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去反映客体的本质与规律。《人的一般》专门研究人的动物学意义上的本质与规律。指出了“人类的解放，社会的前进”。归根结底是人类大脑的发展。人的根本属性是意识，意识的根本职能是“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并且通过这种活动推动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运动。人们认识改造限制约束自身生存发展的自然力，就要发展生产力。人们认识改造过时的社会力，就要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改变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改造自然力是改造社会力的基础，只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了，才有可能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变革社会制度。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制度的变革都是人脑发展的外在表现。
当我们研究认识由人这个最小的物质单位结合成社会这个物质实体时，也就进入了研究认识人的社会本质问题。如果说人的动物学意义上的本质是人的大脑，那么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质就是这个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第一卷，18页）。社会关系网是社会制度的本质，社会权力系统是社会关系网的主要方面。社会权力系统中的每种权力都有自己的反作用力，所有社会权力反作用力的集合，构成社会关系网的次要、从属方面。
人要生存首先要有物质生活资料，这些东西都是生产劳动的产品，所以生产活动是社会的最根本活动，其他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看成是从总的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部分。为此生产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决定了社会的分工，社会的组织结构，各部分的职能。所以要认识社会，必须从社会的生产活动入手。具体的生产活动是有一定的规则形式的，用生产方式来表述。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构成。生产力表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们克服自然力、改造自然物的能动力。生产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活动中人作用于人的权力。生产活动中的劳动者，既要克服自然力，将原料加工成产品，又要受社会力的作用和限制。这就是说生产劳动者既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力量，又是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造，都是生产劳动者“认识改造客观必须、争取相对自由”的结果。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区别，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由生产劳动者反对过时的、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中的权力实现的。生产劳动者是组成生产力的人。组织管理生产活动而又不劳动的人是代表生产关系的人。化解平衡掉生产活动中权力的反作用力，使这种权力能正常地存在和行使的社会力量，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职能。处在社会上层建筑中行使社会职能的人，是确保和维护一种生产关系正常存在的人。这样保护代表生产关系的人，是生产关系改造、社会权力系统变革的阻力。
在一种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从两方面表示。一是客观标准，一是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用生产力的水平，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来描述。 主观上的标准是劳动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分工，产品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用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去看待一切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生产劳动的相当多的人，能够时时处处使用社会科学的最高成果--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看待一切社会问题时，才能创造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向工资（包括工分）劳动者普及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最大失误，也是最终导致恢复私有制的总根子。科学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应该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来设计改造社会的蓝图，根据劳动阶级（包括复杂劳动）的思想水平、制定施工方案和计划。
（二）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阶级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的程度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结合方式。是生产劳动者与非生产劳动者的终生分工造成的。其中一个阶级从产生发展壮大，再到占据社会关系网的主要方面，再到腐朽灭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所能存在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随着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程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走向灭亡。作为一个阶级改造社会，就是改造社会关系网，改造社会权力系统。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质就是把“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改造成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
一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属性的变化，相对于一个阶级的社会属性变化要容易得多。一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本质，就是他的一切关系总和，由他所处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地位来决定。不同的社会权力系统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同一个社会权力系统中的不同地位造成了不同的阶级。一个人或社会集团可以在社会权力系统不变的条件下，由一种地位变化到另一种地位，这个人或社会集团也就由一个阶级转化为另一个阶级。
不管人们是否认识，也不管过去形成的思想观念多么牢固，意识的东西最多形成精神的力量，而社会关系、社会权力却是物质的力量，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社会力量。一个人的意识是要支配自己肉体器官的一些动作的，但还有很多肉体器官的动作不受个人意识的支配态。而且，一个人支配自己动作的意识非常容易改变。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和他所受到的客观物质力量的作用不一致时，他的动作只能从属于客观物质力量的作用。只有一个人对作用于他的客观物质力量事先认识理解了，并且对它的作用有了充分的准备，制造出相应的物质条件，抵消了这种作用，才能摆脱“客观必然”对自己的作用，使个人的行为受到“不同于客观必然的个人意志”的支配。在这里有一个事先的知道，有一个属于自己支配的足够的物质力量，还有一个事先的准备。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任何一个人或社会集团，只能受客观必然的作用而动作。这个人的意识不管是对还是错都不起作用，只能“违心”的动作。“人之不如愿者十之八九”。为此，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认识一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时，首先考虑他的社会本能，其次才考察他的思想意识；在考察他的思想意识的同时，要考察他是否具备“对抗客观必然，行使个人意志”的物质条件，是否事先认识到“客观必然”对他的作用，是否对这种作用事先有防备等。这就是说认识单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属性的阶级分析法，是科学方法。
（三）客观必然的作用。当我们懂得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之后，结合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明白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了。一是国家法权对社会作用的结果，二是产生不出来改造社会的主体。对于社会来说，已有的社会权力系统，作用于社会的结果，就是“客观必然”。国家法权是当时存在的社会权力系统，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它是文化革命改造的对象。文革十年虽然对它冲击了一下，但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系统，却完好无缺的存在着。不仅如此，正是由于这种冲击，使国家机构中几乎所有官吏，对公共所有权恨之入骨，早就下定了决心彻底消灭它。能否做到：只要国家法权能正常行使，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因为国家本身就是确保国家首脑一个人管理其他所有居民的工具。当这种社会权力系统正常作用于社会时，社会上还有什么“民主”“平等”，还有什么公共所有权呢？限制国家法权决不准国家有自由，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信条，也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历史事实。资产阶级用宪法限制法律、法规、法令、命令，利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利用多党竞选定期选换国家官吏等方式来限制行政权力等。
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所有居民全都组织在不同的集体中劳动、生活、学习、工作，却存在一个“只能行使国家首脑一个人的意志，不允许人民违背国家意志的社会权力机构。官吏们可以打着国王的旗号横行肆虐，民众却无法抵制、反对官吏的违宪行为。正是这种社会矛盾，才造成了五八年经济建设中的“五风”猖獗，此后多年都纠正不过来的经济困难。人们必须懂得只要国家法权存在，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允许公共所有权行使的。我们知道，直接管理、使用民众的是国家最下层的小吏。下层官吏也是被自己的上司，凭借着社会职业暴力使用管理着。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在性质上不同于民众，成色上略高于民众的饭碗，为了得到表扬、奖励、提拔，至少不受批评、撤职或社会职业暴力的惩处，就必须服从上司的指挥，完成任务。以至在上司没有明确的指示时，也要看着上司的脸色，投其所好，主动、自觉、不遗余力地使用自己手下的人力物力，去讨取上司的欢心和喜阅。因为毁掉的人力再多也不是他们肌肉收缩的力量和生命时间的损耗，毁掉的财物也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何必要自找批评、撤职惩处，而不去争取上司的欢心、表扬、奖励、提升呢？
“为政者，令行为上”。任何官员都是靠“不遗余力完成指令”的奴才，才能使自己的“令行、政通”。相反，凡是不服从指挥，不听从命令的下属，都要当即受到斥责、批评、斗争、撤换，以至社会职业暴力的惩处。就是，事后证明下属的主张是正确的，上司对这种下属也是非常气恼忌恨的，当时处理错了，也就错下去就是了，很多人不能纠正平反和重用。因为上司使用这种人就会造成“令不行，政不通”的情况。事实上，没有一个主人会使用不服从命令，抵制反对自己意志的下属和奴才的。主人一般都是要求自己的奴才绝对地不遗余力地执行自己的指令，既是错误的指令也必须全力执行，造成的损失不让奴才负责。相反，违反主人意志而行动的奴才，既是正确，为保住主人的财产、权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人也要常常寻找借口除掉他。因为主人知道这个奴才的能力、智慧比自己高，自己使用不了，还时时担心他“反宾为主”，取代自己的主人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私人所有权”的排他性决定的。封建文人在小说、戏剧、故事里塑造的道德典型，如包政、海瑞等，除了有意的欺骗外，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这就是说，国家法权只要存在，迟早要把公共所有权消灭掉，绝不会让公共所有权抬头。不要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中华民族，57年“反右扩大化”，58年的“五风”，64年撤走工作组后，复职干部对提意见的群众打击报复，“九大”后的清查5·16”等，就已经足够让社会科学家头痛了。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文革的实践，全都告诉人们国家法权是不能长期为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服务的。它只能产生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的社会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借用”这种社会权力系统改造社会，一旦用它达到了目的，就必须立即限制和削弱它的社会职能，逼着它一步步的走向“消亡”。否则，它就要推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改变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扩大、强化国家法权的职能，消灭公有制的幼芽，恢复私有制度。到这里我们得出结论：正是“国家法权”对社会作用的结果，在失去了自觉地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主体之后，文化革命才必然失败的。社会也就必然的由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去，必然以光速扩大三大差别，迅速的腐败堕落下去。
（四）改造社会的主体。社会的前进运动，是在人们认识改造社会力的能动活动中实现的。要改造社会，首先从改造人开始，要改造人就需要产生出改造人的社会人才和工具--革命的思想理论系统。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造成了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要继续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首先就要有改造它的理论系统和社会人才。我们从动物学意义的“人”来看，人类社会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变革，就是社会科学的产生、发展，到科学观念消灭法权观念，凌驾于道德观念之上，稳站社会意识活动的主导地位的过程。对社会的科学认识，是指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是直观感觉的观念和形式逻辑的一般概念能够达到的。这种认识的深度是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反复”地累积起来的认识材料，经过科学地概括和总结而得出的成果。这种认识的成果需要“学习继承”，需要通过“实践，认识”地反复来验证发展。
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变成科学，仅仅从马克思开始，并且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由列宁和毛泽东验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之后，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要进行这个社会改造，就必须牢牢抓住普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这个环节。向民众普及、向士兵警察、普通党员普及，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普及，从而产生出思想水平高、意识能力强，能够正确地认识面对社会本质和规律的社会人才来。这样才能在所有制变革后，使更多的民众摆脱奴隶思想，使处在中下层的干部摆脱奴才性，使上层的大官们逃出社会本能对个人行为的支配作用。这才能使更多的人对最初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紧紧跟上社会的变化。此后，再进行“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革命，才不会遇到当时那样的阻力。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或是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或是根本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大脑发展，以及推动大脑发展的问题，也就忽视了教育的工作。从而使教育阵地，依旧控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见《七、三指示》），只进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教学，只注意法权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灌输，反对与排斥社会科学和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系统的普及与教学。结果使教育成为私有制的奴化教育，通过严格地等级教育、训练人的等级从属观念，使共产党的学校成了“为资本培养最恭顺的奴才和奴隶”的基地。一些人的学龄不短，学位不低，但对社会的认识，却仅仅停止在直观感觉的现象之中，或远离本质的最外层的光环之上，离开本质和规律的深度差得很远。正是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变化，老是以私有制的法权观念、道德伦理观念、好坏对错标准，看待要求改造已经宣布为“公共所有”的社会。当无产阶级“认识改造社会”的主体，一旦失去，也就产生不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形不成足够强大的“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改造社会的自觉革命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系统作用于社会的结果，也就要自然自发的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全面恢复私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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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张宗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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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6-08-08 06:40
八、文革失败后的世界
（一）中华民族。文化革命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到了人类社会前进运动的最前端。毛泽东去世之后，立即出现了华国锋、邓小平的两次政变。华国锋作为中间阶级的典型代表，联合反文革势力，使用社会职业暴力，逮捕了文革势力的上层代表，消灭了文革势力，消灭了文革中普及的公共所有权，恢复了文革前的“使用国家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社会权力系统”绝对统治社会的正常秩序。全力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邓小平的政变代表着私有制的复辟势力和反文革势力的联盟，消灭了公有制的幼芽，恢复了封建色彩浓重、买办性极强的资本主义制度。
国家法权胜利了，消灭了公共所有权，消灭了公有制的幼芽对国家的限制和约束，国家自由了，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胜利了的人们的一切目的和行为都是确保和扩大“大官们”这个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的。我们知道限制人的行为的力量，除了自然力之外，还有四种两大类。一类是精神的限制，一类是物质的限制。在精神的限制中，有个人思想观念的限制和社会意识的限制。在物质的限制中有财权和政权两种。对这四种作用和限制，共产党的“大官们”运用得都很纯熟。否则他们就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国民党的政权、美国的局部战争，生存发展起来。毛泽东去世后，他们的目标方向变化了，共产党的“大官们”运用这四种方法去统治中华民族的其他人，作奴才奴隶使用，也是得心应手的。
个人的思想观念是通过生存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形成的，社会意识的限制，就是通过社会舆论来限制人的行为。财权的限制就是控制着所有对人类生存有用的财物，对人的行为限制，政权的限制，就是垄断着社会财富的人，供给费用，组织起社会职业暴力--国家，去确保私人财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对破坏“私人财权”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个人、集体、社会集团、打击、镇压、消灭。“国家自由”就是官吏随心所欲的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对付不服从自己指挥的下属和民众（见《哥达纲领批判》对“自由的国家”的批判）。
上面讲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教育阵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着，学生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资本的最恭顺的奴才和奴隶。再加上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管理社会，造成的社会环境。在人们大脑中只能形成私有制的思想观念。主要是封建时代的官本位制、道德伦理观念，连资产阶级的“宪治”、“民主”都不懂。当时的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公有制、私有制，不知道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剩余价值、阶级等等名词的科学内涵，连天天使用的“货币”的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正像二百多年前人们不知道水的本质是“氢二氧一”那样。也就是说人们没有社会科学常识，也就没有科学观念了。
修正主义复辟狂政变上台后，首先从上层国家机构中清除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人，提拔重用反毛泽东路线的人，对文革中站在毛泽东路线上，本来极少数的老干部逮捕、审讯、判刑。将文革中入党提干的人全部清洗掉。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镇倒黑白，把建国之后所进行的一切有利于工人、农民等民众的社会改造，包括变革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扩大民主，限制国家法权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文化大革命，全都污蔑、攻击成“左”的路线错误，把建国以来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变革所有制，站在国家法权一边，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的中央官僚吹捧成正确路线的代表。
修正主义复辟狂在完成了官吏的大撤换后，召开会议修改党章、宪法。在党章中将阶级斗争为纲（即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改成“四化建设为纲”，把党的目前任务改成“消灭共同富裕，实行部分人富裕”，从而成为复辟纲领，也就使“共产党”变质成“私产党”。宪法中加入了“保护私人财产和财产继承权”的条文，挖空心思的进行“全面立法”来确保私人财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也就使社会主义的宪法、法律、法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宪法、法律、法规。这就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的任务完全相反。
私有制的复辟势力控制着所有的宣传教育机构，各种会议的召开，歌颂吹捧宣扬、奖励私有制的思想和行为。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中的个人独裁专制，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责任制、一长制、专家治厂、专家治国”等。无耻吹捧、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好皇帝”“官吏为民作主”“全面法治”。连资本主义制度中限制国家法权的“民主”“宪治”“随意成立政党”“多党竞选”“定期选换国家官吏”等都不允许宣讲。资本生产方式中很多人在一起劳动，都不承认是“集体劳动”。他们造谣、攻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集体劳动、共同富裕”，造成了“人人偷赖耍滑，个个消极怠工”，造成共同贫穷，是“铁饭碗、大锅饭，必须彻底砸烂”。把58年经济建设中的“五风”、造成的经济困难，污蔑成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不实事求是的承认是国家官吏一个人说了算，生产劳动的人没有组织管理，生产活动的权力，没有说话的权力造成的。把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撤换自己的公仆，污蔑攻击成“迫害老干部”，是“无政府主义”、“极左”、“特大动乱，特大灾难”。
中华民族五、六千年的私有制造成的“古老文明”中的：法权观念、官本位制、道德伦理观念，太根深缔固了。只要官吏、上司说一句话，也就是圣旨、真理，尽管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党早晨说：“私有制坏，公有制好”，晚上说“私有制好，公有制坏”，他们都不动脑筋，只知道跟着喊叫，服从指挥，完成任务。尤其指那些具有“大学文凭”“硕士”、“博士”学位，具有“学者、教授、社会科学家”头衔的人，都是如此。这种连一点社会科学常识都没有、从不坚持真理的民族，怎能行使公共所有权呢？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没有勇气去争取，连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断扩大民主、限制国家法权的历史、都不知道。不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以生产活动中的权力为最根本的社会权力，而造成的社会权力系统的变革史。连共产党的最上层领导集团都不知道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史命：就是用公共所有权去代替“国家法权确保私人财权”的社会权力系统，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人们只是随和着“大官们”歌颂欢呼，（殷纠王、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慈喜太后这样的“政治专家”）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制度。难道社会能不腐败、堕落，人间的不合理不公平能不飞速拉大吗？
私有制的复辟势力掌握了社会职业暴力--国家，控制了舆论，修改了党章、宪法后，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化公为私”，将全民人人有份的公共财产抢占为私人财产。将土地强行分割到一家一户中经营，也就消灭了农村人民公社、恢复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将“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的企事业，改成“国家所有，承包给私人经营”，也就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放开物价，开放市场，“官倒私倒”，歌颂奖励私人资本，使货币由单纯的交换媒介的职能，加入了资本的职能，并使资本职能占据了主导地位。使用垒年滥发纸币（其数量合计达到人均数百倍），货币连续贬值的手段，以“大官们”批准的私人贷款方式，作为“承包人”的追加资本和“大官们”亲友的新生资本使用，将全民人人有份的公共财产变成了不足总人口百万分之一的私人财产。让他们成为跨国公司的总裁，走出国门成为世界垄断阶级的中国成员。
修正主义复辟狂非常明白，他们占总人口的比数太少了。他们要统治住经过一百多年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又经过十年“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革命，从而走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前端的中华民族，不实心踏地、同心协力地与整个世界的私有制势力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这从邓小平政变上台前开始，就跪求资本帝国政府的贷款，乞求资本帝国的所有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开办企事业，并给以特高的（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高的多）优惠待遇。这就将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陆地六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的市场、料源、投资场所、科学头脑、廉价劳动力，全都毕恭毕敬的交给了资本帝国主义；也就使外国跨国公司的总裁当中华民族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上层官员当他们的买办，民众当他们的工资雇佣奴隶。这种局势通过83年底开始的“严打”（镇压民众自发反抗“化公为私”）定格，到86年形成。
要说的一点是：在确立了“化公为私”的政治路线后，他们就以“干部年轻化”的名义，将那些“对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不力”的老干部、全部退休，将文革中坚决反对、破坏毛泽东路线的高干子弟，不拘一格的提拔重用，以此确保“化公为私”的政治路线“令行政通”。
修正主义复辟狂用所谓多种经济成份，发展经济建设为借口，欺骗不知道社会科学的居民。以便消灭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恢复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也就形成了多种阶级和多种政治势力，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贩卖妇女儿童，从偏远地区骗来劳动力，通过保安队这种私人职业暴力，强迫劳动，不开工资，不准出厂门，不准向外通讯，肉体折磨至死后投入硫酸池灭尸；这属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有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与斗争。这种生产方式虽然在使用最现代化生产工具、设备时剩余价值率极高，却不能存在和发展。国家法权不会保护它，只能是黑工厂、黑矿山。不过凡有这种生产方式出现的地方，都有“自由的国家”中“一个人说了算”的官员作后台，否则连产生都不可能。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是封建生产方式。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真实对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全力消灭它，18世纪前期这种生产方式就已经绝迹。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有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地主就是乡村官吏。他们完全靠社会职业暴力收租、征税，征收各种罚款和摊派，贯彻国家法规、维护地方治安、鱼肉乡民，很多地方比封建时代的官吏、地主、爪牙还要凶恶得多。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垄断的生产方式竞争下，这种生产方式仅仅是过剩劳动力、过剩人口的贮存地，而且是最优良的最好的贮存地，也是“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最可靠支柱。它的物质上层建筑就是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皇权世袭，国王一个人说了算。它的最高意识形态是宗教神学。1999年春“法轮功事件”就是这种生产方式形成的社会势力的一次表演，也是修正主义复辟狂恢复宗教，恢复一家一户经营地一次惩罚。它只能造成越来越严重而且无法救治的“三农问题”。即使像老牌资本帝国养活过剩人口、过剩劳动力那样养活他们。这种生产方式也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因为它使得社会生产效率无法提高，国内市场无法扩大，现代工具设备、科学技术无法普及推广到农业。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条件下，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地主与农奴的矛盾，不可能激化成大规模的群丛斗争。因为其中的劳动者太劳累、繁忙，收入太低微，又受到乡村官吏的欺压。他们与乡村官吏执气划不来，不如外出打工长期不归。其长期存在的结果是一家一户的生产为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特大农场取代。
使用工资购买来劳动力（包括高薪雇佣来厂长、经理、其他管理人员等）进行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它是目前人类占绝对统治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到80年代中期已经占据了中华民族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了当时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它不满足于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官僚垄断阶级的“国家所有”，它要用资产阶级的“民主”限制改造国家法权，使其适应于最初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这就造成了87年底和89年的学潮。八十年代末期的学潮，正是对修正主义复辟私有制、消灭社会主义的一次惩罚。
这种性质的学潮失败也是必然的，也是中国社会上的最后一次。因为它和整个世界局势相背离。就当时的世界来说虽然是资本主义，却不是上进革命的资本主义--即商业资本或产业资本领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而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就这个帝国主义来说，也不再是金融垄断，或国家垄断的帝国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即将形成的帝国主义。在这种世界局势下，修正主义复辟分子只能将整个中华民族人人有份的生产资料无偿的送给几个人，让他们成为巨型跨国公司的总裁，才能同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老的巨型跨国公司在争夺市场、料源、投资场所、科学头脑、廉价劳动力的角逐中存在发展下去。在这种世界垄断的环境中，一般中小资本是无法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它们只能依附于巨型跨国公司，成其分支机构和毛细血管才能生存、维持下去。
这就是说原来的官僚垄断阶级要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改变性质、发生分化，分裂成几个派别，抢占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在这个抢夺战中失败的人，仅仅给以较高的退休金（这种退休金随货币贬值在减少）和生活补贴，应付到老死了事。（这也是背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支持修正主义复辟势力的一个惩罚）。学潮之后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人，正是代表了资本世界垄断的需要。提出了“接轨说”、“全球化”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动员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去跪求外国资本，来统治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是用数百倍滥发纸币，交给其亲友作资本，走入世界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的总裁，变成了世界垄断阶级的中国成员。92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垄断时代。二十世纪末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产生了一批跨国公司，成了新生的资本大帝国，开始与老牌的资本帝国进行角逐。中国政府是世界垄断阶级的政府，是世界垄断阶级中国成员的最忠实的管家。它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更不用说小资产阶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了。这是自89学潮以来，97年世界经济危机中银行呆帐、坏帐地处理，工人解雇下岗、中小型企业破产法，三农问题的产生严重化，引进外资，加入世贸等活动中彻底表明了的。
（二）共运逆潮。文革是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之后，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站在公共所有权的立场上看，完全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维护宪法的行为。站在国家政权的立场上看，就是所谓“迫害老干部”的犯上作乱的造反大罪。这种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正是当时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它继续发展的需要；所以能够激发起世界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热情。在67和68两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学潮。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学潮对其统治集团、官僚垄断阶级的刺激特别强烈，使这个阶级极为惊恐愤怒。毛泽东去世后，中华民族的官僚垄断阶级，消灭了文革势力，轻松愉快地抛弃了“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恢复了部分人富裕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得“大官们”的权力和利益巩固和发展起来了。这就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垄断阶级，从惊恐转到兴奋和神往。
中华民族89年的学潮同样影响世界，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造成了以学潮为标志的群众斗争。从总体上看“89学潮”依然属于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与斗争。但在中国和苏东的性质是不同的。在中华民族中，由于国家政权消灭了公有制的幼芽，恢复了私有制度。同心协力地消灭社会主义，复辟私有制的官僚垄断阶级，在将全民人人有份的公共财产抢占为私人财产时，分裂成了几个派别，其中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专制派，暗伏的资产阶级的世界垄断派，还有最初社会主义制度的虚幻派。正是“化公为私”的官僚垄断分子抢占全民财产为私产，使得已经缩减到很小的“三大差别”，迅猛而且无限的扩大着，使得社会的腐败、堕落无法救治。所有的腐败堕落全都是损害无权的民众的，但在私有制意识这种妖雾的毒害下，没有起码的社会科学常识的民众，虽然时时处处进行单个人的本能反抗，对整个社会却不起半点作用。学潮的发动领导集团，却是站在恢复不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代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个人独裁专制派进行争夺财产和权力的斗争。他们利用了民众“反腐败、反官倒”的自发斗争，形成了遍及全国的群众运动。学潮不保护公有制，不反对私有化，反而认为私有化的速度太慢了。他们主张“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基础上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中的“国家所有”，反对国家垄断中的“个人独裁专制”。没有社会科学常识的民众自发地反抗斗争，除了被他人利用之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例如奴隶阶级反对奴隶制度的自发斗争，为地主阶级利用；农奴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为地主阶级的在野派或资产阶级所利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制度的自发斗争，为资产阶级在野派或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所利用。这就是说“中国89学潮”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专制度派的斗争。
苏东学潮的性质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直接进行过“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文化革命，没有经过国家法权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私有制的政变；为此，苏东学潮的性质是“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实质，当时斗争的双方都是不认识不理解的，正如除了毛泽东之外的“中国十年文革”一样。中华民族镇压平息学潮，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专制派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而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世界垄断派手里。而苏东镇压平息学潮却是国家法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幼芽、恢复私有制度。这样苏东镇压、平息学潮的过程，也就是官僚垄断阶级摘掉社会主义的招牌，抛弃共产党的衣帽，从而成为“名正言顺”的资本主义制的过程。
苏东的国家政权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同样也必须消灭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恢复资本、封建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转换，生产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权力转换，必然要造成经济活动的停滞和混乱。掌握、使用社会职业暴力的人，只能向资本帝国乞求资助和贷款，只能跪请其他各国的跨国公司去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投资，收买、开办各种企事业来维持他们国家机构的特高开支。这样就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人类社会复归到以美国政府为霸主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中去。恢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俄罗斯，一旦恢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只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大帝国，其中也要产生出几个巨型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垄断阶级的俄罗斯成员。俄国的跨国公司也必定要同老牌跨国公司在争夺市场、投资场所等的角逐中生存和发展。俄国政府也只能是世界垄断阶级的政府，是世界垄断阶级俄国成员的最忠实管家。既然美国政府没有能力，乘着官僚垄断阶级的叛乱消灭他们的国家，使之变成自己的诸侯国或行省，他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就彻底动摇了。他们所代表的老牌的资本帝国，支持援助了官僚垄断阶级的复辟倒退，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的。新兴的资本大帝国是不允许美国政府的霸权，永远加大他们头上的。这就为新的资本大战播下了种子。
（三）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在使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中，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出于官僚垄断的社会本能，同时背叛信仰、出卖灵魂、否定自己的前史，镇压、消灭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复辟私有制度。毁灭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方式，恢复封建资本的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方式。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方式的转换，造成了生产的停滞和社会的混乱；镇压、平息民众的反抗，需要收买官吏，支付飞速膨胀的社会职业暴力的费用。这就逼使着掌握使用社会职业暴力的人向资本帝国乞求资助、贷款，跪请外国的跨国公司向他们管理的地方投资、收买停止运行的企事业，开办新的企事业。这就把原来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陆地四分之一的市场、料源、投资场所、科学头脑和廉价的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本帝国主义。
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下，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形将就墓，在二次大战后、它所挑起的局部战争中节节失败，其本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此起彼伏，战场上士兵们抗拒命令不进入战斗的情况不断发生。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同时背叛，他们不费口舌，不费一枪一弹，垂手得到了如此庞大的市场，投资场所等，也就得到了充足的营养和血液，亢奋起来了，从而出现了垂死资本帝国暂时繁荣的奇迹。
我们反复的讲，限制资本生存和发展的是市场（包括投资场所），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个别国家刚确立时，就反映出来的事。只要能为资本提供市场，它就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但好境不长，由于当时世界生产力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系统来说太发展了，如此庞大的市场不足几年的时间就被完全充塞，1997年也就产生出世界垄断之后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世界摩登、难能发展的死胡同去。
（四）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从1992年苏联解体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之中去。世界垄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以美国政府为霸主，行使霸权控制着其他所有国家政府维护着世界垄断的“正常秩序”。世界垄断的正常秩序就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跨国公司的总裁，集中垄断了全人类生产资料的百分之七、八十，通过“工资雇佣劳动”的方式，控制、限制、使用其他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让其生存发展服从世界垄断分子的需要。其中有三、四百家巨型跨国公司就控制垄断了六十多亿世界人口，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美国一个最大的跨国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四十多个中、小国家的年总收入。这种垄断造成了人世间的极不合理，极不公平，使得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成了过剩人口。
世界的权力系统不适应于世界生产力的需要。消灭私有制的世界权力系统，创造共产主义制度的客观物质条件（指世界生产力），在二十纪初期，就已经具备了。只是主观条件还远远不够。掌握政、财、文等权的人们坚决镇压反对，包括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一旦掌握了政、财、文等大掌，就要背叛信仰，出卖灵魂，否定自己的前史，镇压消灭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革命。不掌权的民众受到了党、政、军、财、文大权的限制与约束，无法觉悟，形不成改造世界权力系统的足够强大的力量，这样人世间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世界摩登也只能存在和增加下去。
九、文化革命的意义
文化革命失败了。它是作为所有制变革之后，人类社会第一次使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地社会大改造失败的。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的功迹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比1871年“巴黎公社”的意义还要伟大辉煌得多。尽管它的敌人官僚垄断阶级联合了一切私有制势力，勾结了全世界的资本帝国势力，使用了一些无耻的文人，控制着全部宣传、教育机构，竭尽全力攻击它、污蔑它。在一个时期内搞得寒流滚滚、黑云压城。但有思想的人，稍微一想就会明白：那种出卖灵魂、背叛信仰无耻地否定自己前史的叛徒集团，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他们除了确保和扩大“大官们”这个阶级的权力和利益，指鹿硬说马之外，还有什么真理实话可言呢？他们“反手云，覆手雨，反来复去弄机弦”的目的，无非是把中华民族人人有份的财产变成个人的私产，使自己成为世界垄断分子，进入跨国公司总裁的行列罢了。
（一）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它普及发展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使人们对人和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更深入一步，它创立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文化革命不仅证明了共产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制度，而且在实践上让人们看到了，它是不远的将来的社会事实。它为人类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创造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际经验。它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理解更加确切、真实。只要世界无产阶级形成“民众大联合”，粉碎了确保私人财产的社会职业暴力，将跨国公司垄断的生产资料宣布为全人类公共所有，将分散在其他私人手里的少量生产资料联合起来公共使用，在世界统一的经济计划地指导下，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将国家陈列到历史博物馆中去，也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说过，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人类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虽然，由于世界共产党的处在国家机构中，掌权的那部分人集体背叛，延缓了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但眼下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使得私有制的世界权力系统彻底地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它急等着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形成“世界民众大联合”，用公共所有权的世界权力系统去代替它。
第二，文化革命再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国家理论”的正确。国家是私人所有权的最典型、最集中的存在形式，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是所有制变革后、阻止反对、消灭公共所有权，复辟私有制度的最主要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改造社会，必须借助于国家、剥夺剥夺者、变革所有制。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念念不忘马列主义一再教导的“放弃有关国家的一切空话”，学会使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时刻准备着，一旦用完之后，就要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它的职能。
第三，文化革命使人们在学习继承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人自身”的认识加深一步，深入到本质和规律之中去。提出了动物学本质和社会学本质的区别，以及两种本质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将“思想改造”定义到大脑的改造上去。这样“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的根本属性中的“客观必然”，不仅包括了自然力、自然物，社会力、社会，还包括了人类自身的大脑和大脑职能--意识能力和思想水平。
第四，文化革命使人们在学习继承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加深了对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重新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理解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网、社会权力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人们“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能动活动，提供指导。
第五，文化革命和它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过程是：理论的创立和批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变革所有制，创立“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此后，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最后解散国家进入共产主义制度。这也是由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再到群众专政，最后是没有任何专政的共产主义。
在这里资产阶级专政，就是使用国家法权确保私人财产和财产继承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使用国家法权剥夺剥夺者，变革所有制，创造“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权力系统。群众专政就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监督、批评、撤换国家机构中的官吏，限制、剥夺国家职能，使国家消亡，创造和完善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一旦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创造并完善了，也就取消了国家法权，不再需要“群众专政”了。至此，人们应该明白文革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和意义了。
（二）文革对中华民族的促进作用。文化革命失败了，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却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作用，是中华民族前进过程中的一次特大飞跃。尽管胜利后的官僚垄断分子高喊“个人责任制、一长制、专家治厂、专家治国”，无耻的吹捧歌颂封建制度中的所谓“清官”“好皇帝”，但他们却无法恢复到“国家首脑一个人说了算、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皇权世袭”的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去。他们必须还要用“民主”、“改革”的口号，去欺骗着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的民众和文人，便于他们去消灭公共所有权，恢复私有制度。
文化革命改变了中华民族在五、六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古老文明”中的法权观念、奴隶思想--忠君报国、三纲五帝，百姓绝对顺从官吏的“美德”。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国家首脑，害怕官僚，他们在官吏面前抬起了头，直起了腰。官吏在民众眼里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光辉。在民众心目中，不可动摇地升起了：什么干部名人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比小民还自私、低劣得多，别看他们威风凛凛、跃武扬威，只不过靠着暴力和权势，民众一起来、那个熊样、连我们草民都不知。至此，中华民族的思想面貌来了一个大变化。他们开始有了“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和要求。一些人要求当家作主，要求参加到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中去，一些人要求以一个与官吏平等、有主权的人的资格、生活在社会上，一些人要求“官吏”当民众的服务员与公仆。他们再也不心甘情愿地做供官吏们驱使，专为官吏们提供剩余价值，铸造货币或其他服务的奴隶和工具。他们所需要的是行使“公共所有权”，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平等地参加到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中去。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最伟大的功绩，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公有制最首先、最重要、最起码的基础。没有这种民主要求，怎么能谈到文明社会，没有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要求和习惯，怎么能谈到共产主义。没有文化革命“炎黄子孙”怎能抛弃当顺民做奴隶的思想，怎么能丢掉私有制的遗老遗少们推崇备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准则。我们回想五八年经济建设中“五风”猖狂成灾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有这种民主要求、民主权力造成的。没有十年文革，奴性最强，顺民最多的中华民族，要获得这种思想解放，需要历时多少世纪，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和鲜血。
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同于修正主义复辟狂的。我们是从人类的解放、社会的进步这个角度看待历史的。我们认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面貌的大飞跃，就是他的最大进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功绩。只有靠这种进步，才能最后结束私有制度，进入事实的公有制度中去，才能最后实现“民众是社会的主人，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是民众的公仆和服务员”的社会改造。我们最遗憾的是中华民族的这一进步太迟滞、缓慢，至今达不到社会前进一步的程度。如果这种“民主”能在二百年前实现，中华民族也就免去了遭受到列强瓜分宰割的痛苦；如果能在四百年前产生，努尔哈赤的子孙也不可能入主中原，成为汉人的主人。反对的人们、私有制的怪物、官僚垄断分子，总是嫌中华民族落后得不够，老是反对民主，千方百计地限制、剥夺民众说话的权力，总是消灭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的公有制度。
文化革命失败了，它曾解放过生产力，促进过生产的高速发展。他曾激发了除“走资派“之外的所有人的热情、积极性、主动性，使几乎所有的民众、体会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是社会的主人。在不短的时间内，尽管官吏们全都靠边站了，对社会不起作用。民众和他们的代表却能在生产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地组织管理中，敢想、敢说、敢做，不求名利、不计报酬、尽心尽力。他们不仅能提供文化革命中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用品，而且使全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文化革命前提高了很多。在资本帝国和社会帝国的环形经济封锁下，“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粮食基本自给有余，还能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无条件的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不是复辟私有制后的人们，嘲笑当时的民众“蠢、笨、不为个人，不为钱财、不怕苦、不怕累地拼命大于精神吗；这种大于精神怎能“耽误了经济建设，少生产多少多少财物，造成多大多大的经济损失呢？”
事实上，文化革命使民众从“国家法权”的限制、约束中解放出来，行使公共所有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社会才有了生气，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当时行使公共所有权的条件下，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口号中，不论那派群众势力强大，组织管理生产等公共事务，都是廉洁奉公、尽心尽责的，没有贪污盗窃、受贿索贿、请客送礼、贪赃枉法，甚至稍有办事不公，多吃多占，都会有大字报出来批评和制止。即使在个别时间、个别地方、由走资派，特别是“三支两军”的军代表，组织控制的反文革势力，违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公有制的社会斗争原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出现了一些损失；那也是群众运动中难免的枝节问题。那是文革的对象的罪责，是国家法权对文革的反抗，而不是文革的错误。不用阶级分析法，不用“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社会根本矛盾与斗争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事情，就是一个糊涂人。
文化革命失败了。它曾激发过除走资派之外的所有人的上进心和进取性。民众要当家作主，要说话、要发表文章、要看大字报、小字报、传单、报刊、杂志，要听讲演、听广播，要对生产、分配消费、教学等一切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发表意见、提出主张、参加辩论。上自七、八十的太太，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对社会、集体、家庭的事情关心争论。为此，他们极需要文化、知识、科学，于是民中、民校、五七干校、理论学习班，科技普及推广队，科技试验园地，文艺宣传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案等，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中华民族在激进、在飞跃。公有制所需要的教育开始萌芽产生，它是让人们产生科学观念，让人们在科学观念的指导下，进入“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的社会活动中去。私有制的教育受到了重大冲击：它是用严格等级制的教育、训练人的等级从服观念，向学生灌输法权观念、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奴化教育，使学生成为资本的最恭顺的奴才和奴隶服务。
正是文化革命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激进、飞跃，才打碎了资本帝国和社会帝国二十多年的经济封锁，使资本帝国政府低头认输，主动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来中国建交。相反，正是反文革势力胜利后，跪着向资本帝国政府乞求资助和贷款，哀求所有外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倾销过剩商品，并确保他们在华的最高利润和最优惠待遇。
文化革命无论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前进，都起到了它的巨大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将人们故意用来掩盖其本质的烟幕揭去，它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也就要越来越明确的显示在全人类面前。正如一个朋友，在1990年全国性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说过的那样：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变革后他所领导的中华民族的实践中。
十、文化革命的经验教训
文化革命过去近三十年了。它失败了，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官们”这个掌握着党、政、军、财、文大权的社会集团，为消灭公有制、复辟私有制而进行的卑鄙无耻的攻击与污蔑。它却给人们留下了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无比辉煌和巨大的财富。它为人类创造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证材料。它的经验教训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正确地认识处理客观必然与自觉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们对这一经验教训分开来认识。
（一）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根据58年经济建设中的“五风”，和多年纠正的实践，以及同赫鲁晓夫的论战。认识了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的矛盾，为自己提出了“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改造社会的任务，并形成了意志和决心。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先于任何人的主义。但对于“公共所有权的本质和规律，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对“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法权的关系，和如何代替还要逐步地实验、探索。再签于58年“左”的错误教训，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可以用“谨小慎微”来形容。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法权地生死搏斗时，他既不能丧失个人的主动地位，毁掉革命的火种，又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也只能依据面对的社会势力对此，因势利导。正是毛泽东主义在形成发展中，文化革命的发动和领导都是利用人们的法权观念和道德理论观念进行的。这就产生了它的一个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实践中必然造成思想的混乱，行动的混乱，为他一去世立即失败埋下了隐患。
（二）革命活动中的自觉成份。由于毛泽东主义在形成和发展中，文革前的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没有通过相当时间的“理论斗争”产生出相当数量的志立于改造社会的人才来。在这里毛泽东对民众的思想水平，意识能力估计过高，对反文革势力估计不足。一句话对于人的动物学意义上的本质和社会本质，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区分。
（三）两类不同的规律。文革的失败，国际共运的逆潮告诉人们：只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只注意法权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的灌输，忽视或放弃了普及和教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社会集团和民族，必然要把自然规律的一般性运用到自己没有学过、不曾知道的社会规律中去。从而崇赏自然自发，反对“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能动活动，提倡“无为”、等待、观望的态度，成为“唯生产力论”的支持拥护者。这种社会集团和民族一定要受到历史的嘲弄和惩罚，一定要吃尽“社会规律自然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带来的苦痛。当历史的嘲弄和惩罚逼迫着人们承认社会规律的特殊性，逼迫着人们去学习、研究、普及社会科学，逼迫着人们把社会科学的教学放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之上时，从而才能使相当多的人自觉的进入“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实践中去，才能使人类社会进入“自觉自为地发展”过程中去，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
（四）思想改造。毛泽东根据社会规律的特殊性，提出并反复强调“思想改造”。文革前树立了雷锋、焦裕禄、大寨大庆等道德典型，长期让人们学习。林彪也选出了“老三篇”在全军、全党、全民中作为制度进行普及。文革夺权斗争的激烈时期也提出了“斗私批修”的号召。历史证明，这种单纯的“道德伦理”教育，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虽然有重要作用，但对于社会的运动变革来说，其作用就太微小了。它阻止不了人们分化成阶级和政治派别，它制止不了人们争取生存，争夺财产和权力的斗争；它没能使文革势力团结、巩固，战胜国家法权，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相反，却帮助了反文革势力消灭文革势力，复辟了私有制度。从而让人们对这种“道德信条”进行嘲讽和耻笑。这就向人们提出了重新认识“思想改造”，重新研究“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
我们结合文革前后“思想改造”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结合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思想发展史，就不能不对“思想改造”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规定。从科学意义上讲：思想改造就是改造人的大脑，提高其职能--意识能力和思想水平，使之对要认识的事物及其存在环境，能够迅速地达到本质和规律的深度，还能通过正确的推理走到实践的前面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能事先做好应变的准备，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思想改造”的方法是学习继承前人认识的科学成果。不是法权规范、道德规范。其中以学习继承当代最先进的理论科学系统为首要，这是使个人大脑发展到时代高度的最便捷方法。而后再进入个人的“实践，认识”的反复中，继续发展。
在这里“理论斗争”是推动人类大脑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激发人们学习继承理论科学的兴趣，训练提高个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推动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制止盲目、错误的实践，普及正确的认识，使真理掌握群众成为“精神变物质”的关键环节。为此，“理论斗争”是公有制社会中最经常最大量地社会活动。共产主义主要通过“理论斗争”将无穷多个人意志统一成社会意志，促进“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推动社会的前进运动。这样就把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思想改造”，从目的、内容到方法，全都纳入科学的指导之中，使之从林彪的道德伦理的歪曲、修正中解放出来。
（五）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史命。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无产阶级认识改造社会，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这一史命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科技成果积累的程度，产生出来的人类社会前进运动的新形式。它是自觉的改造社会的人，在认识了人、社会集团、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联合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去启蒙、教育、组织、带领，本能地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阶级，使之成为自为的阶级；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自觉地认识改造社会的人，这样形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同时组织、联合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中各种权力的反作用力，造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使革命的力量超过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的力量，粉碎过时的社会权力系统，建立起先锋队中的先进人物，使用的社会权力系统，改造社会。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使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变革所有制，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宣布为公共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后使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建立起公共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最后解散国家。这里代替国家法权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封建、资本的生产方式时，防止生产停滞，其他经济活动混乱，造成经济困难。二是在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之前，必须普及理论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出相当数量的、立志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人才来。
（六）社会人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机遇论是反动的。它是目前文明时代、训练人的盲从思想和奴隶主义，消极等待观念的理论根据，也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种形式。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差别，肯定人才在“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不仅否定上帝、神仙、圣灵的启示、诱导，也否定“遗传基因”决定论。它认为人的社会素质的差别是由后天的生存环境与所受的教育不同，以及各人实践认识的目标、方向、方式、方法不同造成的。由于这三大类情况的差别，造成了大脑的功能和其他有关肉体器官向着不同的部分、方向发展，抑制了其他部分、方向的发展，使另一些部分、方向退化造成的。在私有制度的最末阶段，“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社会活动，是最复杂最艰难的活动，需要有相应的社会人才。没有这种人才或人才不足，就不会有这种社会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胜利。这就提出了有关人才的产生与培养问题，也就是自觉革命力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这一点上面多次提到，不再重复。
十一、为迎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奋斗
共产党人是发誓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制度是生产资料为全人类公共所有。其实质是用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权力系统。共产党人需要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根据面对世界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任务和方法，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一步步地改造面对的世界。我们面对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限制约束每个人生存和发展，造成人间极不合理、极不公平，使社会特别地腐败、堕落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世界垄断的权力系统。
生产资料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物质条件。垄断了生产资料也就占有了劳动产品，垄断了整个人类的财富，垄断了其他所有人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物资、能量，让其他所有人的生存发展服从垄断分子的需要。资本主义世界垄断的含义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一个世界垄断阶级，以及确保这个阶级的垄断权，“能够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世界权力系统。这个世界权力系统使整个人类分化成世界垄断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五大类型。由于他们在世界权力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职能不同，政治态度也就不同，也就自然自发地发生着矛盾和斗争。
世界垄断阶级，是以跨国公司的总裁们为核心，以他们“特高薪”收买的依附于他们生存的“精英”或“科学头脑”为骨干构成的社会集团。他们中的一部分处在各大国的政府首脑地位进行决策。这个阶级的社会职能是行使和确保资本的世界垄断权。这个阶级是目前世界的主人，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也是限制约束其他所有人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死敌，是必须打倒消灭的。
官僚买办阶级，目前是以美国政府为霸主，其他各大国政府为骨干，协迫着一些小国政府，由各国政府控制着各自的国民形成了一个世界权力系统。在这个世界的权力系统中除了各大国首脑决策的最上层官员之外的、所有上、中层官吏构成的社会集团，就是官僚买办阶级。他们的社会职能是贯彻、执行世界垄断阶级的政策、政令、法律、法规、法令等，确保和维护资本的世界垄断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他们属于世界垄断阶级的物质上层建筑的主要成分。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他们要定期选换，但不管谁上台，都是确保和维护资本的世界垄断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的。他们是为世界垄断阶级处理日常事务的。其中一部分可以为无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所利用。
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勾结不上官府，没有跨出国门的中小资本家构成的社会集团。他们要受世界垄断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和掠夺，失去了发展成世界垄断阶级的可能动性，常常要依附于跨国公司来生存和维持，成为跨国公司的支脉和毛细血管。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有时也同情无产阶级和过剩人口的境遇；不过在用人、敛财的手法上，有些比世界垄断分子要可恶，因为他们在世界垄断和官僚买办的逼迫下，不对民众苛求无法生存。他们在世界垄断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团结，争取的力量，是不太好的同盟军。
小资产阶级是指使用自家生产资料，自家的劳动力进行经营生活的人，其中包括自家进行生产生活在内的农民。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同盟军。
无产阶级，包括出卖劳动力取得工资而生活的复杂劳动者，包括各企业和服务行业靠工资生活的教职员工，也包括失业、待业、下岗等乞求社会救济金生存的人，也包括失去了正当职业的无产者流民。目前这个阶级的人数比例很大，层次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其物质生活水平也相差较大。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差别也比较大。他们除了具有反对社会力的限制、约束、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一面之外，还有奴隶思想，法权观念自卑心的一面，他们是自在的革命阶级，却不是自为的革命阶级。这个阶级能否觉悟，觉悟的速度和程度是关系到会不会产生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分子，主要是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主要是用理论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产生出“科学观念”，投身到“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社会活动中去。
目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每两个阶级之间，每一个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每两个社会集团、帮派之间，甚至每两个人之间都存在矛盾。这是矛盾普遍性的反映。改造社会的人，对每一类型的矛盾，都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下面我们提出三大类矛盾，供人们参考。
第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目前世界的根本矛盾，它决定制约着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矛盾。不过目前的资本主义是世界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就变化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垄断阶级的矛盾。因为官僚买卖阶级是世界垄断阶级的工具和奴才，革命无产者争取生存的斗争，首先同官僚买卖阶级，甚至是最下层的爪牙斗争。很多无产者根本就见不到，甚至不知道巨型跨国公司的总裁，跨国公司具体怎样压迫、剥削民众也不清楚，这就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分子研究认识斗争的策略、政策、艺术。人们必须明白，根本矛盾是决之其他所有矛盾的，根本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就不能最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家暂时解决其他矛盾的目的，也是为着解决根本矛盾服务的。这一根本矛盾的解决，就是消灭资本的生产方式，创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将生产资料宣布为全人类的财富，为世界居民共同所有，并建立起行使公共所有权的世界权力系统，组织管理生产、分配、消费等一切社会活动。人类社会通过行使公共所有权；通过“理论斗争”、辩论、商讨、表决、选举、撤换等“文斗”方式，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个人生存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将国家法权抛入历史博物馆去。
第二、世界垄断阶级与官僚买办阶级的矛盾。世界垄断阶级是目前世界的主人，官僚买办阶级是依附于世界垄断阶级生存的，从本质上看他们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因为目前世界存在着近二百个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手里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占国民人口的数量较大，具有一定的实力。这样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点，而与统一的世界资本大帝国的行省或诸侯国不同。正是这种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使得官僚买办阶级与世界垄断阶级产生矛盾与斗争。也就是说官僚买办阶级不得不代表民族国家的利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定的利益和要求，既要做世界垄断阶级的买办，又要与之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行使霸权，反对霸权，争取行使国家主权，以及民族独立战争之中。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应该学会利用民族矛盾和战争发展训练自己的力量。
第三，世界垄断阶级内部各派别的矛盾。世界垄断阶级是目前世界势力最强大、人数极少的阶级。其势力就在于垄断了世界上绝对多数的生产资料，占有处置产品。它可以用资助、贷款、薪金、工资、救济金等方式，剥夺别人的意志，推行个人意志。也就是让那些从他们手里得到资助、贷款、薪金、工资、救济金的人，放弃个人的意志，完成他们指定的任务。目前跨国公司第一位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根本属性--排除其他所有人之外的个人独占独享性，第二位的本质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属性，也就是市场决定其生存和发展，它要时时处处与其他跨国公司进行“争夺市场，料源、投资场所，科学头脑，廉价劳动力”的斗争。第三位的本质是各跨国公司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性。它们从各民族国家中成长发展起来，在并存的同类中就有新旧之分，朝气与暮气不同，发展的能动力和加速度的差别，市场占有份额的悬殊。在进入退出市场的重重壁垒中，在夺取和保住市场的角逐中，都需要本民族的社会职业暴力作后盾。虽然有世界霸主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但还需要本民族的国家政府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并且还要设置自己的职业暴力--保安队确保自己行使的特权。世界垄断阶级的这三个本质，使它在竞争中分裂成几个派别，分别左右着一些民族国家，形成相应的国家集团，进行着争夺市场等的角逐。这种斗争在一定的条件就会造成世界的资本大战。如前两次资本大战那样。
在目前的三大世界矛盾中，第一个矛盾会产生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垄断阶级联合部分官僚买办阶级的镇压。第二个矛盾会产生出反对霸权的民族战争。第三个矛盾会产生出争夺霸权的资本大战。通过资本大战，创造市场，兼并国家，使能够独立行使主权的国家越来越少，兼并资本、使垄断世界二分之一以上财富的巨型跨国公司的数目越来越少，重新确立世界霸主；最后是消灭国界统一世界。在统一的世界资本大帝国中，再产生“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从春秋到战国、秦始皇统一天下，再到大泽乡起义的过程；它所表明的是在私有制下、社会规律自然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情况。
目前世界的三大矛盾相互相系、相互作用搅和在一起，自然自发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我们期盼着产生出相当数量的社会人才来，结合成自觉地“认识改造社会，争取相对自由”的社会力量，促进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减少或防止社会规律在自然自发地起作用时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与祸害。让那些反对、压制“学习、研究、普及理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闭口吧！因为他们的主张不符合人的根本属性，“认识改造客观必然，争取相对自由”，不符合目前人类社会“由自然自发的运动方式，向自觉自为的运动方式”地转化。
从客观物质条件来看，在整个资本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都有可能取得胜利，并能存在发展下去。但就其主观条件来看，就不是这样，它需要产生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相当数量的自觉成分来。如果说最初的金融垄断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局部地区（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创建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最后的世界垄断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在世界胜利，创立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中去。
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原始社会人类处在不开化的蒙昧时代，社会规律在人们“认识、改造自然力、自然物争取生存”中，自然自发地起作用，推动社会的前进。私有制社会，人类处在野蛮时代，人们不仅在“认识、改造自然力、自然物中争取生存”，而且也在“认识改造社会力中，争取生存和发展”；但由于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远远达不到科学的程度，认识不到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这时人们认识改造社会的斗争，还处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范围内，从而社会规律依然处在自然自发地起作用、推动社会前进的状态下。公有制社会中，认识到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人，已经占总人口的比数相当大，从而“科学观念”能够稳占社会意识活动的主导地位，这时社会的发展也就抛弃了自然自发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科学的产生、发展，并为相当多的人学习掌握，从而使科学观念战胜消灭法权观念，稳占社会意识活动的主导地位的过程。
国际共运史告诉我们，马克思是第一个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的人。这门科学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由列宁、毛泽东向前发展了。但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之后，全部精力用在巩固政权，进行经济建设上，在教学上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只注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教学，只进行法权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的灌输，忽视和反对社会科学的普及和教学，也就产生不出改造社会的人才来。在“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的社会改造中，失去了主体的作用，让国家法权战胜和消灭了公共所有权，也就产生出国际共运的特大逆潮。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的客观物质条件（指世界生产力）早就充分具备了。但作为社会规律来说，只有客观物质条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充分的主观条件。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主观条件中，基本理论系统已经有了，唯一缺少的是系统地学习、掌握了基本理论、而又立志“认识改造社会力，争取相对自由”的相当数量的社会人才。这种人才需要有较高的社会素质，能够迅速而正确的认识到面对的人，社会集团、社会、世界的本质的规律。
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和有关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到不甘心受压迫受剥削，而又决心改变个人悲惨命运的青少年中去，以此造就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人才来。这就是目前为迎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做的准备工作。反对禁止镇压、消灭对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普及活动，让社会规律自然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人们受到了嘲弄、惩罚，社会出现了灾难和祸害；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官们”，出卖灵魂，背叛信仰，否定自己的前史的行为；还不令人感到羞愧和耻辱，还不认识觉悟吗？
2005、07、20 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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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纪念《十六条》发布四十周年 －－－推荐者按 |
: wjs
日期: 2006-08-08 06:43
今天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四十周年。四十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毛主席的英名论断：“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由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的反抗和破坏，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高度，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失败了。但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所留给人类的思想、政治和文化遗产却日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她象巴黎公社一样，将永远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天堂。
张宗鲁是文革的参与者，也是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文革中和文革后打击的革命者。几十年来，他象许多人一样反省和思索，写出了许多政论文章。他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经过近四十年思考的结果。我们推出这篇文章以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十周年，以期共同发掘文化大革命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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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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