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帝国体制分析
已经没有多少人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观念抱有认真的态度了。但中国究属何种社会形态却仍然是智者见智、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不少人还是习惯于沿用旧有的被冠于“主义”之名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来讨论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为意识形态欺骗和毒害太深的结果。倘若他们能稍稍懂得一点现象学的常识，就不会像这样用概念去框现实，而是会去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在这种尝试中，吴思先生提出的中国是“官家主义”的新鲜论断是颇有见地的。
其实，据我看来，用“官家主义”这一概念去定义中国的社会形态仍似有不妥。因为“社会形态”乃是更为复杂和包容的范畴，而官家主义照我看来只适合描述中国的国家体制。吴思在《潜规则》里举出了大量生动的历史实例详尽地描述了这种体制。并且他公开暗示，中国现行体制就是这种历尽两千年沧桑的帝国体制之延续。“帝国体制”这个表达式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信息：中国的国家形式是中央集权制帝国。
我们知道，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除去城邦、城市国家、自治市、公社和中世纪领主封国这类国家形式外，帝国是主要的并且在人类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国家形式。但是帝国也有很多种类。我们至少可以例举罗马、阿拉伯、西班牙这三个典型来分别描述三种不同类型的帝国：殖民帝国、商贸帝国和征服性帝国。当然，现代资本帝国也不能处于我们这里进行的讨论的视野之外。
但是，中国的帝国体制迥然不同于上述所有这些帝国。我们知道当西方人第一次环游世界时曾认定中国是他们所遇到的拥有最先进、最成熟的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国家。早期欧洲人甚至在本国借鉴了中国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中国帝国体制的成功从理论上也是不难说明的。经过几千年的调整和完善，它与小农生产力的磨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使其可以将这种生产力的潜质发掘到极限，从而遥遥领先于农业文明时代古代世界的所有其它成员。这一现状一直持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崛起在遥远的北海之滨为止。
中华帝国体制创造了古代世界唯一获得了绵延千载之生命力的帝国这一事实自然地将我们引向这一问题：到底中国的帝国体制区别于其它帝国的特殊规定性何在？我们可以先来对比一下两个同时代、互相对峙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帝国：中国的汉王朝和罗马帝国。
正如前述，罗马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但是管理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央政府却是小型化的。那么罗马人是如何做到对帝国辽阔疆域的控制的呢？他们统治的秘密就在于联合殖民地土地贵族。也即是说，他们并不借重于统治机构的扩展，而是依赖于异地的阶级盟友在管理上的帮助。为达此目的，他们甚至在缺少这种阶级结构的殖民地有意培养大地主阶级。这种统治模式与中国所独有的一个从最高统治者皇帝以下一竿子插到底的庞大官僚代理机构的行政运作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对照。
统治模式的差异自然根源于统治阶级榨取财富之手段并且归根结底作为统治基石的经济基础之差异。罗马作为一个私有财产帝国，它的统治基石是大土地贵族。直接榨取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中国虽然也拥有形式上的土地私有制，但却依赖完全不同的统治基础：成千上万分散经营的小农。但是这里的矛盾是明显的。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私有制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向土地集中方向发展的趋势，而帝国统治的稳固又只能建立在小农制的基础上。两千年历史的真正秘密就在于这种帝国体制与土地私有之间的矛盾。中国统治者的所有实践都要围绕怎样去解决这一矛盾展开，也即怎样用权力和暴力去填平国家体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鸿沟。
事实上，中国历代统治者完全清楚小农制向大地产制的点滴让步的日积月累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何等样可怕的威胁。他们是绝不会容忍这种趋势无限制发展下去的。从朱元璋开国之初严厉打击江南大地主的史实以及历史上海瑞、谢瑶环这些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的故事中都可对此窥见一斑。
农业文明时代，土地是名副其实的财富之母。但中国与罗马在榨取这笔财富上却有着不同的机制。中国作为古代世界再分配式帝国的典范是通过税收在漫长的代理链条上的逐级上传来实现对财富的占有的；而罗马人尽管也不可能不利用税赋形式吸吮土地财富，但税收本身终究只扮演微不足道的媒介角色。
所有这些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人和罗马人截然相反的两种心理：罗马人追求官职是为了获得土地，官职只是向土地的投资；中国人恰好相反，肯用变卖土地得来的上万两银子捐一个官当，因为他清楚将来会连本带利捞回来。
中国人对于官职、当官的迷恋正在于：在中国，官职本身就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绝对地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帝国体制和小农制经济基础。因此，“官”在中国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在中国人的潜意识深处也比在其它任何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都有着更重的分量。官僚性、官家主义正是中国这套与众不同的帝国体制的本质规定。因而中国的帝国体制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官僚帝国体制。
读过《潜规则》的朋友不会对这一体制感到陌生；即使没读过这本书，从当今现实中也不难观察到大量书中列举的历史实例的现代翻版。令郎咸平教授拍案而起的北京二商集团事件相信读者都有耳闻。重要的是要了解这样的事在中国绝不是个案。哪个地方政府不觊觎私人财富？哪个行政部门不对送上门的肥肉垂涎三尺？国富民穷、强国弱民正是中国官僚帝国体制的突出特点。
坦率地说，我完全赞同吴思关于中国现行体制仍是官僚帝国体制的判断。现今的中国政府——不论它表面上的称谓、名号、理念是什么——正是一个官僚帝国体制下的政府。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的问题出在它的独裁和专制，似乎独裁和专制是中国政府区别于它国政府的本质规定。我认为这完全是肤浅之谈、皮相之识，并且带有太多愚蠢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政府的本质规定应从它奉行并归属于其中的体制中去寻找；至于独裁专制或自由民主这类政府形式统统都要由体制的特质性去赋予和解释。不要忘记，德国工业增长最迅猛的时期发生在俾斯麦当政期间，而法国资本主义关系推进最迅速的时期发生在拿破仑掌权期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高度集权的大政府保证了韩国和台湾的崛起。
成功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威权主义政府是立志崛起的后进国家在政府形式上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一理论为现今所谓国家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的人们所接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将目光过度聚焦在政府体制的集权的一面上的特点只不过是表明自己在另一个路向上犯了和自由主义者同样的错误。因此他们得出了令人遗憾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哭笑不得的结论：现今的中国政府正是这种能带领古老东方帝国走向复兴的可敬的威权主义政府。似乎在他们看来，中国与上述那些成功国家不同的历史、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是丝毫不用予以考虑的。
反复强调国家体制才是考察不同国家的核心和正确角度这一点决不是无谓的。因为通过认真比较体制的差异，我们甚至能将同为共产党国家的中国和前苏联区分开来；而毛体制不过是苏联体制在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变体。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实质上是代表了两种国家体制的决裂。
聪明的读者肯定已经想到，邓小平正是通过复活官僚帝国体制的经济基础小农制而成功地召唤了被毛时代所驱除的古老幽灵的。他这样做有着充分的理由。苏联体制在中国这种落后文化阶段上的变异所形成的毛主义的实践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要重建经济看来只有继续仰赖那套曾经滋养了历代王朝的土地制度。当然，即使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时期的经济基础比起来，现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要远为复杂得多了。邓小平时代的这套官僚帝国体制面临的全新挑战正是如何应对已被引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古典官僚帝国体制末期曾经遇到的外资叩门问题。但这些完全不妨碍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的发挥以及它的生命力的顽强。邓小平或者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正是：这种体制不但能够复活而且能够继续很好地生存只不过是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大业不是没有完成，而是要从头开始。
吴思显然是一个亲自由主义的学者，但是我很欣赏他的洞察力。我跟他的不同也许也是跟所有其它自由主义者的不同只是在于我对中国未来不抱任何幻想。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意味着事情将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化。很遗憾，我不这样看。并且我认为，如果持这种论点的人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如果他们能更多地运用这种方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和它在自身每一阶段上所缔造的全球共时态结构，如果他们能更多地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特点，他们就不会这么自信和肯定了。
注：本文参考了加拿大学者埃伦·M·伍德的著作《资本的帝国》。
200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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