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中国式民主——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当代改革开放前途的估计

中国国情与中国式民主——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当代改革开放前途的估计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着两种预期。这其中的一种预期，是继承为前提的，目的在于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另一预期，就是“新西山会议派”的预期，那就是要实现所谓的“宪政”即议会民主的经济和政治。这是两条改革开放路线的谁是谁非的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出路是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还是走西化的议会民主道路？这个问题已经是很紧迫的摆在面前的了。90年代以来，已经经历了多次争论和交锋，例如90年代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是关于改进国有企业的经营还是改掉国有企业的经营的争论；96年以后出现了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前者要继承革命的遗产，后者要否定革命的遗产；2000年后，又出现了儒学宗教化与否的争论，主张儒学宗教化的目的是为议会政治和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提供一种二元化基础。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是和政治发展的预期联系在一起的，当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能力削弱到一定程度之后，多元化的经济力量就会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曾经作出过努力的一个方面。在最近的“新西山会议派”提出的政府退出市场以及廉价政府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派人在对于未来政治发展方向上的预期。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看一看这个预期是否合理，能否得到实践的成功。

议会民主政治能否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这就要看中国的实际是否满足运行议会政治制度的要求，这就要对中国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变化规律进行一番研究。 首先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演化规律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演变规律如果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是否和能否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可以推断议会政治是否可以成为现实。如果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那么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西方的那种议会制多党政治就有可能。否则，就只是幻想。这是关于中国国情的研究，它是我们的研究的基本内容。其次，我们要回顾历史，从历史的过程中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在近代史上，存在着一个持续了几代人的实现议会民主的努力。在清朝末年，有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还有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辛丑条约之后的清末新政；到民国初期，共和宪政的议会政治，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关于训政之后的宪政建设的努力。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尽管议会政治建设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却开拓了新的道路。中国政治在孙中山到毛泽东的艰苦探索中，终于找到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议会民主的失败和人民民主的成功，为我们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发展演化规律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和实践的证明。中国近代历史表明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和它的集权分权运动方式，决定了建设中国议会政治的努力必然失败，而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形成的人民民主必然成功。再次，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设继承和借鉴了议会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克服了后者存在的二元化对立冲突，和后者相比，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议会民主在历史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媒介而形成的，也必然受到资本主义的制约和限制。例如在经历了50、60年代的福利国家政策时期以后，资本主义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再度成为威胁民主政治的强大力量。当前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也受到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的破坏而面临着危机。是否坚持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是今天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人民民主经历了大一统的媒介后形成，能够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摆脱资本主义影响带来的危机的关键是壮大国有资本的力量，活跃民间资本的经营，消除官僚资本的存在或至少是限制其发展。

二）现在我们对中国国情作一番研究。

从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关于中国国情的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总结一下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和这个结构规定的演化规律。

最初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1]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做了结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阶级理论。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贯彻到中国历史和实际的学术研究中的任务，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却至今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郭沫若、吕振羽到取得深入研究成绩的傅衣凌、吴承明，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已经有接近百年的历史。

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工作，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出现的研究中国实际的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遭遇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内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展开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这场争论在中国也十分激烈。和共产国际内的争论相比，国内的争论没有出现以政治代替学术的局面，因此争论可以在学术上深入下去。参加争论的主要有托派和中共的斯大林派以及国民党改组派，这些派别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第一场争论被称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探讨，虽然带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和一些不足，也得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在把握中国实际国情的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接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以及中国社会史的争论。争论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却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科的研究。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11月到1949年1月共8卷，第5卷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是由汤象龙、吴晗、罗尔纲、梁方仲组织的“史学研究会”的活动支撑着的。参加中国社会史论争的国民党改组派陶希圣也编辑出版了《食货》杂志（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在解放以后，关于中国国情的研究获得深入的条件，围绕着古史分期、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形态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十分宝贵的成绩。但是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社会史研究明显的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研究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和以政治代替学术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加深入地推进。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都比以前进步了。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最大成绩就是突破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认识。这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存在着莫大的关系。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其次，也和我国学术界与海外和外国学术界的交流互动相关。与海外和西方学者的交流互动，使我们的研究可以获得借鉴和促进。

我们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探索，我在此试图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我本人的一些认识加以描述。基本的观点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保持了连续性。现代化就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财富的占有形式实现了从对土地的占有到对资本的占有的转变。国家和政府权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大一统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中介的连续性发展，和西欧经历资本主义为中介的断裂性发展明显不同。本文还批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斯大林主义范式，认为该范式对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存在着自相矛盾，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在前近代社会，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一种一元化的自组织结构，它包含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土地、官僚地主、庶族地主和与手工业结合的自耕农和佃农是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成分。国有土地是两种形式的，一种是国家或皇帝直接占有的土地，另一种是国家间接占有的土地。在唐代以前国家实行对土地占有的控制和管理，在国家手里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用于直接获得地租和赏赐王公大臣。到宋代以后国家对土地实行放任政策，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和占有则主要采取间接的形式，即通过赋税来实现自己的占有。在中国古代经济中，地主经济是独具特色的，与西欧的领主经济不同，地主经济是在土地可以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战国时期地主制经济形成之日起，土地的买卖就和土地占有的地主制相结合。地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僚地主，一类是庶族地主。前者和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往往通过自己代理的国家权力的运用实现其经营和扩张。历代的贪官都可以在其占据高位的时期实现自己土地占有的爆炸式扩张，例如明代的刘瑾、清代的和砷都是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占有来经营地产的。庶族地主和官僚地主不同，但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地主，而是和乡族社会紧密结合的土地经济经营者。庶族地主和宗法宗族组织结合在一起，也和地缘势力相结合。在前近代的江南，存在着宗族制度下的义田、义学、义仓。血缘、地缘、业缘是乡族社会的主要结构方式。这种乡族社会的关系可以从农村延伸到城市，本省本地到外省外地。庶族地主的这种乡族势力，官僚地主也是拥有的，只不过不是其主要特征。在中国国家对土地和农业实行管理调控，即对地主经济实行保障，也实行限制。这就为大量的自耕农和“自由”佃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自耕农在长江以北甚至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自耕农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小农，而是和宗族村社结合在一起的。地主和农民在乡族村社中结合在一起，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并不构成直接的对抗，相反在社会安定的时代，二者实现和谐共处却是可能的。

如果只是如上述罗列几种成分，那么我们就无法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和自组织的性质。调节上述几种成分的要素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国家调控，三是道德制约。

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欧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区别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和商品经济兼容的，而不是对抗的。中国的地主所有制就是和土地买卖制度相结合的，因此地主往往兼营商业，商人也往往通过投资土地而成为地主。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地主，国家也对工商业进行投资，并且利用行政手段实现对重要行业的垄断。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身份也是可以转换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实现了农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经营，因此农民兼营工商业也是中国特色。在家庭结合中的男耕女织，到家庭之外的亦工亦农，直到今天也存在着。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看作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经济的内部经历了连续性发展而实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可以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描述传统经济，这是华裔美国学者赵冈的传统中国市场经济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和垄断相结合的特点，竞争和垄断往往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和互相依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话，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就是合理的垄断。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之一。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既有经济的垄断力量也有行政的控制手段。例如国家是最大的地主，直接和间接占有土地。国家又是重要工商业的垄断经营者。除此而外，国家还拥有行政、立法、司法三者合而为一的权力机器，并且通过官僚而不是封建的途径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中国的地主制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西欧领主制的特色，原因就是国家对政治权利的大一统。地主不能通过自己手里的行政、司法权力实现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民在中国才区别于西欧的农奴，而具有现代工人阶级自由的一些特征。可见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密切不分。近代西欧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君主权利的扩张和封建领主行政司法权利的被剥夺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一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只是经历的时间十分漫长而已。国家通过任命文职官员实现对地方的管理，这在西欧是很晚的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文官官僚政治，在中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官僚地主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当国家和社会日益繁荣发展，国家可以实行对地方管理的情况下，官僚政治就具有积极地作用，它可以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中国曾经拥有的历史的辉煌可以说和文官制度——古人叫做郡县制度，有根本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当国家走向危机的时候，官僚地主在失去了国家的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自己国家权力的代理的身份，借公权力为己谋私，于是国家就很快崩溃瓦解，导致社会秩序的根本丧失。这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大问题。国家必须加强对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地主阶级的控制，以保障自己政治、经济权利的集中，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国家作为垄断力量抑制了地主阶级的垄断，从而为自由经营的小农提供了保障。中国经济的垄断和自由的和谐来自国家的调控和对经济的管理。

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所依赖的不仅是物质的工具性手段，也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国家的权威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既有强制性也有教化性。前者为大一统政治中的法家所重视，后者为儒家所提倡。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和儒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西欧的政治发展史上，出现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分裂对立，即中世纪基督教的教皇革命，导致了王权的衰落和封建领主的权力的上升，并且形成了一种最终导致议会政治出现的分权结构。在中国儒家的存在，使得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紧密结合，国家既是政治经济的也是道德的权威，因此，官僚郡县制的实行才成就了国家权力集中的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它的道德权威是互相建构的，彼此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可以说二者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造就了国家的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彼此融合。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统一，来自它的民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自它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它不仅是高高在上的力量，而且也是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或者说俗世权威与道德权威的统一，是大一统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最终根据。在中国之所以存在官僚地主、庶族地主而不存在集政治和经济于一身的封建领主，就是大一统国家存在导致的结果。政治和道德的结合并不是必然的，二者甚至可以走向矛盾和对抗。当国家放弃了他的道德基础即民本主义之后，国家就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人民也不再拥护和支持这样的政权。这时候，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地主阶级就开始封建化的扩张。当国家获得人民的拥护的时候，国家就可以通过其道德权威动员人民，因而有足够的力量抑制官僚地主和地主阶级对国家的分裂行为。当国家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之后，国家的无道德的政治就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就借着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趁机实现地方割据。例如，清朝在乾隆帝统治后期政治走向腐败，引起了白莲教到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在这期间八旗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清朝的政治腐败和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导致了地主阶级的力量扩张，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皖系的地主阶级获得了对中国南方的割据，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需要勤王的时候，东南地区的督抚们却宣布东南互保。在清末新政时期，督抚们的分裂行为也是导致清朝政治衰败的原因。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道德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家学术本来是从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政治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有独立的存在和传承，从而也反过来塑造着中国政治的历史。这样，瓦解了大一统国家并在地方实行割据的官僚和地主，也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分权。每一个割据的力量都试图实现自己主导的国家统一，都想兼并其他割据力量或者预防其他割据力量的兼并，都不能实现周边的和平和本地的休养生息。这就是大一统，在大一统国家不能实际上统治天下的时候，它就在精神上统治着天下，它使得每一个政治竞争的力量都服从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中国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分裂而外，秦汉以后的两千年时间里，统一是主流，分裂总是短暂的。

这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经济政治自组织结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化，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传统中就已经存在着理念或其萌芽。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实际上是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市场经济在传统中就有了悠久的历史和不断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从传统中发展形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欧模式的断裂性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保持了连续性。准确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的内在要求和目的。现代化没有超出传统的可能性，而是是实现了传统的可能性。中西方发展道路的不同是很显然的，一方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一方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如果把资本主义的概念无限制的扩大，例如可以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那么通过国家资本或者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严格来说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欧洲的国家自身就是社会二元化分裂的结果：一方面国家是超越的，代表和维护着抽象的法权体系，具有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和正义性，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这个维护普遍的私有产权的国家和法权体系，除了它具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形式以外，实际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则是内在于社会中的，既是社会的全体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不是抽象的和超越的法权体系，而自己也在社会中起到社会成员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把内在于社会的国家叫作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把具有抽象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国家叫做资本主义国家。钱穆先生就把中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的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策叫作社会主义的政策。[2]

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是连续性发展道路，其内涵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自组织。这些基本特征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变得很明显，即文化的结构象地理中的地形那样，具有很长的持久性，而且的确具有惰性，这样就显露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的迹象是肤浅的。宗教信仰、法律和道德、以及家族制度和各种理想行为的主题是各种文化深层的不可动摇的核心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些个人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核心观念只能是比较缓慢地起变化。”[3]

在中国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那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曾经把中国的社会，简单的区分为有财产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财产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最初受到来自俄国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基本看法。……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认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因此，尽管人们根据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实，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只有最少数的中国资本家在内。”[4]但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并没有如此简单。到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中共才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从理论教条出发对社会阶级进行划分。这样就从孤立敌人扩大统一战线的实际需要出发，形成了区别对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认识。把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帝国主义资本及其买办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把民族资本看作可以争取的革命同盟力量。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指导下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一个成果是：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应该把原有的“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5]

如果把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那么我们就有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的现代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即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农民和工人的小生产资本和劳动力资本。在这个基本构成中，存在着国家资本，这个国家资本是现代的国有经济，替代了前现代中国的国有土地和国有经济。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支撑、引导、调控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现代化的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清末洋务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都曾经致力于国有资本的发展，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的基础前提。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以及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极大的削弱了国有资本的独立自主和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所应当起到的支撑、引导、调控功能。国有资本主导力量的削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僚资本对国有资本的侵夺和支配及其恶性膨胀。官僚资本是政治腐败和政治秩序瓦解的产物，反过来又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国有资本是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支配的国有资本。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这个国有资本连同官僚私人资本都叫做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本，也是十分恰切的。学术界在80年代以来致力于把过去的官僚资本概念区分为国有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则是从经济结构分析的角度进行的[6]。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国有资本甚至官僚资本也是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从共产国际接受的民族资本的概念也要修改，原来的“民族资本”应该叫做民间资本。中国现代经济的这个经济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这个现代经济结构和前现代经济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国有资本是国有土地的替代。官僚资本对应着官僚地主，民间资本是庶族地主的替代。官僚资本除了资本经营外还经营政治权利，它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寄生物。在中国官僚政治的体制中，官僚资本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受抑制的对象，和其地位相当的欧美垄断资本则不受国家的抑制——垄断资本把国家作为自己的抑制对象。民间资本和庶族地主类似，也是和乡族社会密切结合的。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企业和城市经济吸引了农民到工业商业部门就业。在中国出现了和农村密切联系或者不摆脱农民身份的工人阶级。

其次，现代经济在形成过程中保留了和传统经济的混合融通。传统中国就有国有手工业和商业，因此现代国有资本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到今天为止国有资本还和国有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保留了历史的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的私人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还保留着地主阶级的身份，一些北洋政府的官僚还热衷于购买土地作为不动产。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城市工作，却把自己的根留在土地上。

第三、这个现代经济结构的最终形成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恢复了经济，改造了民间资本，建立了致力于发展国有资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国有经济已经基本上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以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庞大的国有资本主导下的、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以及小工业小商业和农村经济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了健康快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来。从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也有了清晰的轮廓。民间私人资本和乡族社会结合，为社区自治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地方黑社会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土壤。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引起了私人资本与官员的联合，出现了权力操作的资本，即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大多具有较长的发展阶段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官僚资本则多数表现为寄生性垄断性。90年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出现了官员和私人资本结合侵吞国有财产的腐败现象。郎咸平认为这是一种不规范的MBO，是经理人员利用代理权利侵吞公司财产的现象。郎咸平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经济秩序不是西欧国家的抽象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秩序，而是由国有经济和国家政权调控，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和相互协调的一种和谐机制（道德秩序）。这是中国文明传统造就的秩序，也在现代中国继承了下来。中国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如同传统社会消灭了贵族领主一样，也没有私人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的现象。但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通过官僚的代理和责任体制实现的，也就为官僚地主或官僚资本留下了利于扩张的空间。国家实现对经济和社会集中管理的权威是强制性兼教化性的，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一种一元化的权威。这种权威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彼此融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社会彼此融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群众路线的途径实行的。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实现社会一元化整合的权力基础。我国的经济社会秩序是国家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和谐的秩序，和抽象的产权人权为基本内容的法权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根本不同。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树立党和国家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绝对权威，就要抑制和消灭官僚资本，就是要走群众路线真心真意的为人民服务。古代实现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是拥护大一统的儒学，而在当代则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任务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分析了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现代化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构性和连续性以后，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国情的基本点就是连续性历史发展道路和一元化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以往的近代历史的研究进行评论。

在我们过去的近代历史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其主要来源是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只能在表达上受到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限制，例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取决于中国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背景条件；中国革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领导阶段的革命两阶段论，都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而作为教条强加到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中来的。这些教条除了用西方的思想束缚中国革命以外，还把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当作西方历史的延伸和附带。西欧历史发展特别是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拥有抽象的法权体系和制度）道路，而中国复兴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却是社会主义（大一统 ，或者叫做“国家资本主义”，但是本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严格的概念或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的内涵就是自由资本的多元化，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则是国家与社会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道路。

“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如西方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舶来品，当然就必须有自己的根，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中国近代的经历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7]

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的失败，以及中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的成功，使得我们有了摆脱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机会，可以按照中国国情的内在线索来总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这就要在研究前近代历史的时候抛弃资本主义萌芽的教条，在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抛弃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教条。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及从前近代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连续性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就应当抛弃资本主义的概念，因为在前近代和近代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资本主义的法权体系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我们当然不会抛弃前人研究的积极成果，例如前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实际上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传统社会孕育发展的事实，而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则总结了国家资本整合国民经济、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从这样的经济社会研究的成果出发，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刻的探究。我们的研究将获得积极的成果，将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面貌，形成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新范式。在过去曾经存在过两个研究近代历史的范式，一个是中国革命的范式，把中国近代史当作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反抗史；另一个范式是八十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这个范式把中国近代史看作现代化的一次次努力失败的历史。前一个范式是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把握住了近代历史的主线，但带有教条主义的特点；后一种范式在欧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弥补了前一个范式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缺陷，但是却忽视了近代史上中国革命的主题。我们的新范式可以叫做中国复兴范式。在我们的新范式研究中，中国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线索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获得理解，中国近代史不再是一个西方知识的总是犯错误而不断推倒重来的实验室，而是造就中国复兴大业和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不断积累的创造和发明。

三）从议会民主政治的试验到人民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议会民主政治的试验，但是却以失败告终了。君主立宪没有挽救清朝政府，而是葬送了清朝政府；共和立宪是辛亥革命挽救国家统一的策略，却导致了军阀混战并且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获得了机会。在国家四分五裂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灾难面前，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发动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并且在革命的过程中，对从西方传播来的立宪议会制度加以批判以及对从苏联传播来的苏维埃制度加以借鉴，逐步探索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照抄西方的议会政治在中国会失败，而中国最终走向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因何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政治制度也具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也对形成什么样子的经济社会结构发挥作用力。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国有经济支撑、引导、调控下的多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是内在于社会的，并且和社会合而为一，形成我所谓的一元化自组织结构。这种自组织结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不断地从整体（国家）到部分（社会），从部分到整体进行循环运动。这个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古人称之为小康社会，其最终点就是国家和社会完全融合为一，这个完全融合为一的状态就是一个理想，古人称之为大同理想。这种运动方式和西欧社会运动方式明显不同。西欧的历史变化不是经历国家和社会的一元化大一统，即连续的历史发展，进入理想的大同社会，而是经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裂，即资本主义的断裂性发展，进入历史发展的终结——末世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在西欧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王权的对立，削弱了王权，因此导致贵族阶级和市民阶级的自治和政治权利的分权结构，这个分权结构后来演化为资本主义的抽象法权体系——这个抽象的法权体系是一个基督教文明的信念体系，但是也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抗结构之中。贵族领地和自治城市具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他们和国王手中可以动用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构成了一个平衡：分散的贵族和城市无法对抗国王，但是组成阶级团体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城市却可以抗衡国王。议会制度和宪法就是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个由议会制度和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法权体系在西欧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制度结构，政治的发展就是保持这个法权体系的前提下，扩大社会参与的结果。首先是贵族最早进入议会，获得了政治自由和权利，然后是资产阶级，最后无产阶级也通过阶级斗争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普选权以及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政治发展就达到了终结。黑格尔在19世纪发明、20世纪末福山重述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么看待历史的。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受到根本触动条件下的历史终结论。中西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是由中西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决定的。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演进道路，而不同的历史演进道路又塑造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这种互动就成为一种稳定性的文明传统。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中西文明传统的深入理解。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表面上看来西方舶来品的失败的堆积，是模仿西方而不断失败的历史，但是中国历史在其深层次中存在着支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描述这个真实的连续性：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发展规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我们就为近代史上的革命的合理性找到了说明，也为模仿西方的议会道路以及其他教条所引起的失败找到了理论解释。下面我们结合着中国近代史上议会民主制的失败教训和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功经验来展开理论探讨。

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段时间，是国家集权政治走向分权的过程，后半段是重新建立大一统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过程。在前半段时间，中国的政治领袖特别是知识分子，试图在分权的基础上建立分权制衡的议会政治的制度，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这是为什么呢？

西欧的议会和宪法是在如下几个条件下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是神权和俗权的分离。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执掌神权，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统治。这就形成了一种分权，到9世纪以后王权衰落，教皇的权利开始扩张，这就为贵族阶级通过议会限制王权提供了机会。第二个条件是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和相互制约。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因为向教皇的权威挑战而失败，被迫纳贡，贵族大领主们趁机逼迫约翰接受《大宪章》，国王的政治权利要受到贵族阶级组成的议会的监督和制约。后来贵族衰落，拥有自治城市的资产阶级成为议会的主要力量。议会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一种分权机制上的政治，并且其意识形态具有基督教式的二元化结构。

近代中国的分权进程和西欧走向资本主义的分权进程不同。西欧的分权是一种从神权和俗权分裂对立开端的分权过程，而中国近代的分权过程是德治秩序的危机开端的。作为官僚君主政治基础的民本主义，要求君主和其臣属的官僚关注民生，而一旦政治偏离了正道，腐败横行，则君失君德，官失官德。君不为君，臣不为臣，则依此为根本的社会秩序就走向混乱。从神权和俗权分离为开端的分权过程，削弱了君权，使得国王不能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集权，也就表现为地方自治，而不是君主派遣官僚行使治理。地方自治的主体是农村的封建领主贵族和城市自治的市民阶级。他们都有独立的政治、经济甚至军队。国王自己虽然拥有对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但是其实力也只是自己的封建领地所能提供的。清朝末年的分权是政治危机的结果。在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就呼吁士大夫阶级振拔政治衰败的趋势。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家和社会日益凋敝，民生艰难，随有太平天国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了，但是清朝的中兴也付出了代价，为后来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这就是士大夫官僚阶级的兴起。士大夫官僚阶级，借着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突破了清朝的满族官僚为中心的政治限制，开始执掌地方的大权。地方分权在辛丑年的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达到了充分显露，东南地方的都督和巡抚没有响应慈禧太后的“勤王”懿旨，而采取了壁上观的政策，宣布“东南互保”。辛亥革命是这个分权过程的高潮，在武昌起义胜利的时候，大部分的省份宣布独立。清末的地方分权没有建立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瓦解的基础上。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国王并不派遣官僚治理地方，地方是由领地贵族和自治城市自己形成的自治机构治理的。在波兰和德国国王和皇帝是选举出来的，因此政治的基础在自治的贵族领地和自治城市。但是清朝末年的地方分权，是地方官僚对中央的分权，并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分权的基础。这样的地方分权是不能形成稳定秩序的。

欧洲的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提出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开端于教皇革命。他认为，教皇革命促成了西欧政治分权结构的形成，这个分权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精神与世俗绝对的对立起来，把教会和国王对立起来。在这之前国王对教会实际上具有管理和指导的权力，是教皇革命实现了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奠基。近代中国的分权也具有相似的机制，清朝从乾隆末年，特别是清末，政治上已经失去了康乾时代的开明色彩，已经和民本主义的君主政治原则背道而驰。这种去民本主义(去道德化)的政治是分权的前提。到清末便有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宪政思想出现，则此“去道德化”便得到西方影响之助，而愈发激烈。皇权本来由一己之私兼天下大公，而清末立宪所建立之皇族内阁反而从此而后退，“权利”之说兴起，则身为公权力代理之官僚，欲成为具有法权之贵族，而地主资产者也动摇其作为乡族社会核心的地位。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无贵族阶级、无拥有自治城市之资产阶级，取代它们的是官僚地主或官僚资本，以及庶族地主和民间资本。官僚地主、官僚资本是大地产大资本，是拥有公权力的私人地产和资本，是中国社会去道德化过程的主要力量。官僚资本是国家资本的最危险的敌人，必然是和不法的的私有资本、和外来的只以牟利为目的的帝国主义资本相勾结，因而造成国民经济的秩序危机。去道德化的进程中，官僚地主、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最终导致国家利权的丧失和民生的困苦。在清朝政府灭亡之后，各地军阀的物质基础就是和帝国主义资本相勾结、危害民生的官僚资本和官僚地主经济。

在西欧的自由主义价值中立的原则中，资本只能是私人资本，既不能存在国有资本，也不能存在乡族社会的集体资本。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改革理论家们主张消灭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其基本的思路也就是把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送给官员和集体的领导干部。张五常的改革理论在十五大前后获得了腐败官僚的欢呼。在90年代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新一代官僚资本诞生了。一些迷信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糊涂人，认为官僚资本会变成只进行资本经营的私人资本，这是一个糊涂认识。秦晖对此有清楚地认识，官僚资本是一种持续利用公权的投机资本，绝对不会自动地退出公权力，这就是官僚资本不仅能够实现对国有资本的化公为私，而且还能通过先“化私为公”后“化公为私”的方式，侵夺经营性的民间小资本[8]。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资本及其传播到中国的西欧思想的影响。

这种去道德化能够实现从中国一元化社会到西欧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吗？从理论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假定其可能性。假设官僚资本在瓜分了国有资本以后，不再侵吞民间资本，从而转化为经营性资本，并且民间资本也从乡族集体转变为个人私产只追求利润。但是在中国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的法权体系，没有这个法权体系，就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些经济学人似乎明白的事情，例如最早提出借鉴英美的顾准[9]就认为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对于资本主义存在的重要性。但是资本主义法权体系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历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农奴制，才建立起“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的法权体系。对于人为的西化来讲，有形的物质存在容易改变，而无形的精神性的存在却是难以短时间奏效的。建立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基础工作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也就是建立世俗和神圣相对立的宗教信仰。

中国西化运动最早的身体力行者康有为就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尊孔子为教主的方案，作为建立法权体系的出发点。康有为的孔子教主说，是为“改制”服务的，孔子教主说连同其孔子改制考，受到正统儒学护卫者们的严厉抨击。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在三十岁以后放弃了教主说，梁启超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亦不谓然，屡起而驳之。”[10]儒教思想乃一元化的思想，孔子在其《春秋》中把价值和知识的会同融合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史学传统。孔子圣俗合一的知识观是不容许把儒学宗教化的。而把孔子教主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类基督教的圣俗分裂对立，以便建立去道德化的价值中立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

在资本主义法权体系无法确立的中国，把官僚资本和私有化的乡族资本变成资本主义的资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样去道德化的分权进程就无法走向纯粹的私有产权的经济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它只是破坏和瓦解了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无法建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中国社会去掉了道德秩序，显露出来纯粹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的思想是一种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为了家可以牺牲国，为了己可以牺牲家的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即杨朱为我的思想。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11]

清末君主立宪和民国初年的共和立宪，就建立在上述去道德化的分权过程中，其经济基础是官僚地主或官僚资本，而其意识形态则是理论上不能成立、实践上无法实现的孔教。清末的维新运动领导人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革命党的章太炎皆对佛学特别是唯识宗佛学发生了兴趣，就是对去道德化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做出的反应。章太炎的《五无论》就是这个没有稳定结构的分权过程所带来的幻灭感。这种对“私人关系”的否定，也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诞生地。纯粹的私人关系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否定，这个否定显示了“公”。无政府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公”的思想就从思考变为了行动。谁最无私心，谁就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谁就能够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谁就能够在中国领导人民取得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是借了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但是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却是中国近代思想历程的变迁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和最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适合了追求“大公”的先进分子的实践需要。

建立在去道德化基础上的清末立宪和民初立宪，都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结果自然是失败的。立宪政治之思想基础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离，其物质基础是社会各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妥协。二者都不是清末民初去道德化过程所能够实现的。这样宪法无分权的内容，而有集权的规定，议会在缺乏社会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没有社会基础，最多只是一个清谈馆和咨询机关，而在其他情况下，议会不过是夺取权力的工具和粉饰。

清末新政是地方官僚和士绅阶级要求扩大自主权利、而清朝政府妄图通过变法加强自己的统治的斗争过程。1901年从西安回归北京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变法谕旨。开始改革官职，1901年设外务部负责外交，1903年设立商部（后为农工商部），1905年设立学部和巡警部。在商部的主持下，《大清商律草案》1908年修订完成，放开了对私人举办工商企业的限制，并且设立爵位以鼓励商战，这就为禁锢已久的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度，兴办传播西学的学校，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和传统的儒学产生矛盾，引起五四运动时期对儒学的批判。绅士们响应官方商战的倡议积极兴办工商业，而从农村绅士变为城市绅商，他们的子弟通过上国内的学校和到外国留学接受了新的“权利”思想。这样，从明代起绅士扩张权利的运动也就获得了新的机会，并且得到了在地方分权割据的督抚们的支持。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就成为绅商、督抚和清朝皇帝权利斗争的焦点。绅士商人和地方大员希望通过宪法和国会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既得的分权，而清朝政府则希望通过改制实现中央权力的集中。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它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帅陆海军及编订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利，总揽司法权。其基本原则是与时俱进“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以内，但大权仍统于朝廷；虽兼采列邦之良规，而仍不背本国之成宪。”[12]1907年清廷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1909年各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成立。宪法没有分权的结构，只是集权的工具，咨议局和资政院也不是议会，只是个清谈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实际上不存在妥协的余地，要么君权独握，要么地方分裂。随后出现的皇族内阁和辛亥革命就是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一个表现。

民国初年的共和立宪也是一场闹剧，其名不副实也是一目了然。共和立宪和君主立宪的实验一样，是一些探索中国复兴道路的先贤设计的，而被各种社会势力争夺权力利用的工具和招牌。在清朝政府和延续了两千年的郡县君主制崩溃之际，如何在地方的分权割据局面之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建立新型中央政府，美国的共和制就成为先贤们的选择。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首先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临时总统。然后袁世凯因为劝退了清廷，而被各省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国民党主导的临时参议院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改变了原有的总统制的设计，而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通过了《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希望建立国民党内阁主政的国务院。袁世凯上任之后，就努力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欲变内阁制为总统制。在第一届国会上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即将成立国民党内阁之际，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内主持选举的宋教仁，激起了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被镇压，袁世凯就逼迫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并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宣布改行总统制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袁世凯一度实现了对各省的中央集权，但是这些举措没有获得稳定的社会支持，相反却触犯了支持他的地方督抚和军阀的割据利益。一旦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大梦般地登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就连他自己手下的北洋军阀将军们也反对他。在袁世凯郁郁而死之后，北京政府就成为军阀争夺权力的舞台。接着是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掌握政府，出卖国家利权换取了日本的借款，组织安福国会，准备统一中国。于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的结成直系军阀和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打败了皖系军阀。奉系和直系分别与日本和英美勾结，彼此不能相容，于是二者之间在1922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被赶回东北。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召开第三次国会会议，选举自己为大总统。曹总统是通过贿赂国会议员而登上总统宝座的，所以他并不在乎通过什么样的宪法，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曹总统颁布了最富有英美宪法特色的宪法。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临阵倒戈，所以直系军阀退出北京，段祺瑞被请回来做傀儡的临时执政，解散议会，名义上独掌立法、司法、行政大权和陆海军大元帅的大权。到1926年为了对付北伐军，临时执政被废除，建立军政府，张作霖自己担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掌握独裁权力。从1912年到1928年间，在这短暂的16年里，除了两次短暂的帝制复辟，先后有责任内阁、总统制、临时执政、军政府等多种政府组织形式，无一不是军阀操控的政府。议会多次被解散，即使开会也是军阀们操纵的工具。登上终身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后来的临时执政府与军政府，连议会的装饰也不需要了。

在北京军阀政府走马灯轮换主人的时候，孙中山在南方建立了军政府，二者都寻求统一全国的机会。在南北两个政府之间，一些省的军阀开始利用一些迷信联邦制的知识分子的联省自治保存自己的势力。湖南贵州等省宣布省自治，并制定了省宪法。这是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三次努力。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1年里，还有两次，一次是三十年代，另一次是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这两次宪政风潮只是蒋介石独裁政治的烟幕弹。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宪法和议会制度的努力失败以后，人们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旦去道德化的过程开始，中央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而从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僚转化出来的割据军阀，更是漂浮在社会生活上面的冰块，无法维持稳定的形状。中央政权的瓦解和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除了国家的残破以外，也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带来了机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灾难也为中华民族抛弃过去的包袱，以新的面目复兴创造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骚动的思想和社会运动。”[13]

议会和宪法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无法在中国确立，而确立议会民主制度的努力却成为官僚资本和地主分权割据即军阀割据的工具。去道德化的分权过程和西欧的教皇革命引起的分权过程不同，前者不会带来稳定的分权结构，而只能导致全面的混乱。这样，中国要重建政治秩序，消灭军阀割据和终止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就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强大的中央政府必须获得多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建成。这个探索强大政府的过程就是一个道德化即“民本主义化”的过程。去道德化的幻灭曾经唤醒了古老的中国共产主义理想，即大同理想，而道德化实际上就是这个理想的落实和实践。

中国近代史的去道德化或去民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中国的道德化过程或者说民本主义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古老的民本主义摆脱了君主的皇权，真正的确立了人民的主权，这就是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建立。人民民主一方面继承了民本主义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首次使民本主义获得了和自己的内容相称的形式；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也是接受了欧洲的影响并借鉴包括英美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苏联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的经验而发展形成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相继完成了这个创新的工作。

议会民主制度的探索为后代留下了政党政治，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的实验中，出现了议会政党的组织。随着议会制度的消失，大部分政党都消失了，国民党却保留了下来。失去了议会舞台的国民党，必须依托于暴力手段，因此就成为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到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以后又改称国民党。到1924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彻底实行了从议会政党到革命党的转变。这就为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推进提供了组织和领导力量。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在清朝灭亡后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大致统一。

国民党还和议会政治的目标保持了联系，认为最后还要通过议会代议制度来实现人民的主权。最初的探索，只是策略上的融通。例如在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方略》里，他对革命程序的设想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的三个阶段。到二次革命后他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把上述思想发展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训政”是孙中山的一个结合中国实际的探索。“训政”时期，就是要培养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行使自己的权利。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核心是“党治”。“党”是优秀分子是先知先觉者，党治就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他区分了革命党和政党，认为革命党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再造国家，而且要以党治国，而后者只是在民国的共和制度建立以后才有存在的空间。孙中山的党建国、党治国思想最终在借鉴了苏联的党治经验以后才成熟起来。1922年孙中山决定接受中共和苏联的帮助，1924年借鉴苏联的制度改组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党治思想还是不完整的，这在于它只是走向西化的议会民主制度的过渡。党治还没有实现目的与手段，价值与工具的合一。孙中山指出“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14]这反映在制度上就是，“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组织系统，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领导；党只管党，即使是中央党部也不能直接向地方政府发号施令，而必须通过中政会和国民政府。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处于一种互不统属、互不干涉而互相监督的地位。”[15]把用党员治国和用党的主义治国对立起来，是因为孙中山认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16]把这个矛盾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发明的群众路线。中共把党员治国和主义治国统一在一起，实现了党治理论的一个突破。从而中国共产党的党领导体制真正摆脱了议会道路的束缚。

国民党并没有实现党治国，主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是把党治国看作过渡和手段，并且许诺要实行宪政。这就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团体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提供了理由。其次，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在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基础之上，并没有贯彻党治思想，蒋介石是从军队起家的，国民党的领导权原来在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手中，因此蒋介石的政府实际上是和北洋军阀政府相似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和北洋军阀政府也十分类似。在道德化，和建立强大的政府方面，国民党是失败了，这可以从日本的侵略和随后中共政权的建立得到验证。由于存在着对宪政的迷信和许诺，1933年国民党不得不开始制定宪法，但是1934年9月由立法院通过的宪法却赋予总统独裁权力，这样的宪法最终也不能实行。原定于1936年11月12召开国民大会，却一推再拖。1946年在中共和民盟退出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国民党召开了自己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其中的内容和清末民初的立宪如出一辙，都是以宪法维护专制。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开始在崭新的基础上，借鉴国民党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国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设想，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制度，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提出了理论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的结合，彻底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抽象人权理论区分开了。人民民主的对象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则是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他的人民概念，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而排除了官僚资产阶级。这个认识是对国情的深刻认知，表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非资本主义性质。

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探索的党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发展。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革命团体，党通过其群众路线和人民紧密结合。党治就是党代表人民治。只有党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党才能拥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才能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国民党没有和人民紧密结合，因此国民党的党治是不能代表人民的，容易在蒋介石手里变成为独裁统治。

人民民主和议会民主都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二者都许诺要实现人民的主权。人民民主包含着民本主义的道德内容，议会代议制则建立在包含了抽象的人权的法权体系基础上。在中国不存在抽象的人权以及以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因为后者是基督教文明的成果。同样，西欧的政治也不存在民本主义传统。这些基本条件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和西欧在实现人民权利的方式和途径上，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制度。在中国，宪法不是阶级对抗和妥协的结果，也不是抽象的法权体系，而是政府或政党执政的大纲，具有随时变化的的灵活性变通性，同样议会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咨询和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政治的核心是实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式的民主叫做实质民主。实质民主放弃了抽象人权的概念，从而把人民的敌人和人民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个区分人民的权力就会落空，而被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剥夺了。西欧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劳动人民没有权利。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平民通过阶级斗争获得了普选权以后，资产阶级利用其经济实力操纵议会，操纵选举带来的问题，也是无法在议会代议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的。把人民和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区别开来，在前者之间实行民主，对后者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的根本实质。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五四运动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也从对西欧美国的资本主义议会道路的迷信中清醒了过来。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的支援，吸纳了大批的五四青年，从此走出了单纯依赖军阀搞革命的老路子，改组了政党，建立了党军，也在1928年建立了党治下的南京政府。但是国民党的革命不是彻底地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在获得人民的拥护和道德化的进程中停下了脚步。中共在大革命中遭到了蒋介石的暗算而失败了，但是它在大革命中表现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却赢得了知识界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后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共以其无私无畏赢得了工人农民，赢得了青年知识分子，也赢得了中产阶级的认同。这样建立在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民主基础之上的新中国终于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四）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向伟大复兴

我们已经对中国近代史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其演化进行了研究，并且以中国近代从议会民主的失败到人民民主探索的成功的经验，对经济社会结构和演化规律作了验证。中国革命进程中，孙中山和毛泽东分别带领自己的党对于怎样建国、建立怎样的国家进行了艰苦而有锲而不舍的探索，终于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发现了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中国式民主建设道路探索的成功，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是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国内外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遭到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我们之所以回顾近代史，就是要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入的认识，以帮助我们对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其演化规律之后，我们对近代史人民民主道路形成的必然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我们就可以解决当前的争论：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坚持人民民主，还是走西化的议会民主？

我们把上述问题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相比，有哪些优点，为什么说它更符合中国国情？其次，人民民主能否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从而战胜新自由主义及其议会民主的道路？

先看第一个问题。人民民主有哪些优点？首先，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之上。其对人性的认识是正确的认识。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体，既有道德的精神需求，也有物质的欲望，二者可以结合在一起。这个灵肉一体的一元化的人格结构，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识。资本主义法权体系来自基督教的人性论，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了精神和肉体融合为一体的可能性。在强调普适的天赋人权的同时，对人的道德能力（可以看作是人具有的灵魂与肉体的协调能力）持怀疑态度，因此资本主义法权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西欧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就假设了自私的经济人的存在。西欧的政治学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也是从人是自私的认识出发的。对人的道德能力的积极肯定，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从孟德斯鸠以来，西欧政治学法学把中国文化具有的通过道德努力实现开明政治的传统叫做专制主义。这是一个错误的和歪曲的判断。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有其可贵之处，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国家是建立在伟大的仁政理想之上的。荀子发现人之所以优越于禽兽，是在于人能“群”。君主就是实现“群”的工具。君主的设立是“群”的形成所需要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民本主义的逻辑起源。君主制的基础是民本主义，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君主制，自然和专制主义是相反对的。当然君主制可以退化为专制君主，那时君主已经背弃了民本主义或者说仁政的宗旨。

其次，人民民主是实质民主，和西欧议会民主的形式民主不同。在中国，人民民主建立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既能够发挥党员的道德主动性，也实现了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和人民血肉相连，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如果党员和党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路线，违背了人民的意志，那就很危险。但是不能因为存在着危险而否定党的领导。西欧的形式民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只是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的自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权利的，到后来经历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才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欧各国才有了工人阶级的普选权。普选看起来一人一票，似乎公正，但是把这些分散的一人一票汇总到一起的却不是人民的意志。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新闻和通讯工具，把自己资本的意志贯彻到普选的进程中。因此普选权的行使伴随着资本的操纵。在70年代末，正是普选出来的里根、撒切尔开始推行削减福利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参加选举的公民占总数的比例越来越低，以美国为例，参加布什赢得总统宝座的那场选举的美国人不到合格选民人数的一半。实质民主的危机在于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人民赋予的权利谋私利，结果人民的权力代理人成为人民的老爷；形式民主的危机在于资本的背后操纵，人民的意愿在资本的操纵下变成了反对人民的法律。

第三，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批判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人，是精神和肉体绝对对立的人，马克思主义把这种人叫做异化人。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异化产生的根源，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把人类从这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把人从异化状态解放出来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的欧洲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是在中国却是五千年历史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祖先在文明之初走向了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欧洲文明从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走的是通过私产制度破坏血缘宗族的方式走向国家的，即经历了一个人格异化的过程，走的是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这条自我否定的道路包含着人格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二元分裂的假设。中国文明是从血缘宗族直接演化出文明国家，其肯定人的道德性和不断的自我发展可以一目了然。从中国历史的全程来看，中国历史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革，从宗法封建制向郡县君主制过渡。这一次过渡确立了大一统的政治，从此在两千年里，此大一统郡县君主制被保持了下来。在两千年里，也出现过魏晋时期的准封建化，但是在唐末以后，贵族阶级就消失了，中国文官官僚政治日益发达，平民阶级成为社会政治舞台的主角。一方面大一统孕育了平民阶级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大一统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的土壤。这都是民本主义的实践成果，也都为人民民主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因为民本主义的充分现实就是人民民主。儒家的道德人观念，实际上就是人民民主政治的人性观念。道德人不是用精神的灵魂消灭肉体欲望，而是用灵魂统领肉体的欲望，并且使二者相互协调。这种道德人观念，正是党领导制度的基础。党是先进分子的组织，是先觉者，能够体察群众和领导群众。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中的党领导制度，就是建立在道德人的观念上的。人民民主就是通过选择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党员行使权力，人民民主的民主对象和专制对象是符合道德人观念的。人民民主的对象是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民间资本），而专政的对象是官僚资本。这里我们说的官僚资本是官僚利用政府权力经营的私人资本，它是官、商（非法私人财产，特别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勾结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和谐秩序的极大破坏者和主要敌人。官僚资本的产生和快速扩张，只能带来经济社会的危机，而对人民对国家毫无好处。上面描述的中国近代史上人民民主道路的成功探索，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危害，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私人资本的产生，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进入，却为由来已久的官僚主义演化为官僚资本提供了土壤。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在今天就是官僚资本。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问题，人民民主是否得到坚持，就要看人民民主能否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新自由主义冲击的问题。

在60年代末，全世界的左派运动都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涨后走向低谷，民主政治也因此受到冲击。在欧美各国从凯恩斯主义成为国民经济的宏观政策和福特主义作为企业文化之后，福利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欧美各国实现了。这是这些国家本国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外来压力的结果，也是自由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运动的本来要求。民主政治是通过普选权和福利国家的方式得到部分落实的，当形式（民主）落实到实践中以后，也必然带来实质的内容。在20世纪50、60年代，民主的部分实现，也带来了欧美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民的民主权利的部分实现，意味着国家对垄断资产阶级管制权力的增大，于是也在欧美多数国家出现了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的出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逐步实现，都是无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削弱，特别是国民经济还不掌握在国有资本手里，而是受到大资本的垄断力量的支配。在无产阶级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之下，资产阶级自己做了让步而已。因此，一旦无产阶级斗争走向低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资产阶级就会疯狂地报复，推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化。

在欧美国家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由于福利政策和部分的暂时的民主的存在，导致了1）无产阶级队伍的解体：福利国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教育、医疗和就业上的保护，就为工人阶级的分化造成了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无产者阶级的后代能够通过受教育成为白领工人，只有少部分无产阶级的子弟还是蓝领。这个转变也是由欧美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在欧美国家垄断了技术发明和金融资本的条件下，原来低级的工业都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去了，欧美国家的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张，也需要大量的白领工人。2）官僚机构的扩张。福利国家和产业重组，在政府和大企业都出现了官僚机构扩张的情况。官僚机构扩张带来效率低下的后果，使得资本向外流动。3）资本的全球流动。福利国家和官僚机构扩张的最终支撑力来自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输出获得的巨额利润。但是，福利国家和官僚机构带来的高工资、高福利、低效率，也使得本土的投资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向外流动。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赢得了福利国家的形式民主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从全球榨取的利润和让步政策之上的。只要资产阶级认为时机成熟，就会翻脸。而这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团结斗争的阶级则已经为资本的利润和让步政策所瓦解。

60年代末左派运动在全球达到高潮以后，陷入了低谷。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也已经解除，这样福利国家和有限的让步带来的民主也就不需要了。在70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复辟。欧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使一度受到压抑的资产阶级获得发展的新动力。这带来了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期。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宰的美国西欧，开始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匹配的新殖民主义。首先是推动了政治上的西化，造成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然后在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先后搞垮了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经济，然后在苏联和东欧得手，使得苏联和南斯拉夫走向国家解体，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东欧消失，也使东欧经济崩溃。

新自由主义如何获得成功的呢？新自由主义也叫做新保守主义，说它是新自由主义是从资本的角度说的，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是从官僚的角度说的。新自由主义在欧美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全球化、自由化并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还成功地摧毁了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通过资本和官僚相结合的途径实现的。福利国家和让步性的民主带来了官僚机构的扩张，官僚机构是代理机构，一旦失去了外来的监督和压力，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代理权变为所有权。国家的官僚机构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对资本的单纯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长期利益的行为是限制的。因此资本希望收买官僚机构的官员，以实现自己的垄断经营和高额的投机利润。

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制度在福利国家时期并没有根本触及，恢复自由化政策，虽然会伤害全球经济和欧美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却可以实现短期的获利。因此，欧美国家通过资本自由化和全球化，增强了国家实力，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造成了全球范围的从未有过的剧烈的贫富分化。本国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民众的被剥夺和全球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被剥夺，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这是欧美新自由主义自己种下的恶果。

在苏联和东欧，新自由主义的破坏如此严重，使得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应当深刻地加以反思。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条件没有消失。而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结构早在十月革命以后遭到根本摧毁，不可能在一个造成恢复，结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机制破坏了，而无法顺利地实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结果只有破坏而无建设。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和转制失败的原因，虽然可以从外面的影响找到外因，但是根本的原因来自内部。追溯下去，就应当从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找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候，形成了建立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建党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向前发展了。但是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俄国的党还存在着理论上的不完善的地方。布尔什维克党是无产阶级意志的化身，但是对于如何保持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意志的一致性的问题上，列宁并没有深入探究。这和俄罗斯的总体性思维方式有关。所谓总体性就是对个体和部分的超越，就是俄罗斯精神中的神圣的光源。俄罗斯没有取得彻底的实践知识，而保留了幻想和迷梦。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问“群众呢”？毛泽东对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贡献就是把彻底实践的观点落实到理论和实践中。这个彻底实践的观点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才解决了人民的意志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国民党的孙中山没有把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意志之间的关系解决好，认为党的领导只是党义的领导，而不是通过党员的领导，这样就把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实践这些意志分割开来。同样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做到集中人民意志和实践人民意志的辩证关系。这样，俄国的党就在斯大林死后一步步走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到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又出现了官僚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勾结。官僚主义和外国资本的结合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结果苏联解体，经济崩溃。

我国在80年代以来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由于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绩，使中国终于走向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样就有力地抵制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内外力量对我们的冲击。由于新自由主义主要是通过官僚与资本结合的途径实现自己目的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党和政府的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和帝国主义的海外的自由化资本结合。这是因为我们党存在着群众路线的传统，能够不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保持了人民意志代表的本色，这样我们就能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在国内也存在着鼓吹的投机分子，国际上存在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敌对分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私人资本的产生和外国资本的引进，为我们提出了管理国民经济的新课题，为此必须加强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事实证明，容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合法经营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活跃市场经济的正确决策，有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作为人民民主的基础，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并可以利用来发展国民经济。我们面临的危险在于，资本和官僚勾结并形成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人民民主政治的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从煤矿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从大城市房地产业的多次降温而不停止攀升，从股市中小股东的遭盘剥，最重要的是从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出现的管理层恶劣收购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官僚和资本的结盟。

官僚资本是一种纯粹的利用国家权力制造机会的投机资本，它往往和国际资本相结合，向上瓜分国有资本，向下掠夺民间资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资本。事实证明官僚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的最积极的鼓吹者，是拉美国家经济崩溃的根源，是苏联解体东欧经济消退的罪魁祸首。在我国近代史上，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垮台，也是官僚资本膨胀造成的。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或者有效的控制官僚资本的孳长，我们就可以遏制新自由主义对人民民主的冲击。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从近代史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有能力反对腐败遏制官僚资本的滋生和繁衍。因为近代史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实验都失败了，近代史告诉我们，官僚资本是不会变成经营资本的，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人为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法权体系，从而使官僚资本和乡族社会的私有资本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营资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张五常就出了这么一个通过官员瓜分国有和集体财产而走向资本主义的坏主意，它没有告诉人们官僚资本缺少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不可能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资本的。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官僚资本会继续恶性繁衍，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国家分裂。我国近代史上的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崩溃的教训和最近拉丁美洲、东欧的例子，都说明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移植的，人为的模仿西欧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只能导致自己原有的经济制度的崩溃。

我们认为，近代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当代变迁证明了资本主义议会道路是不能移植的，那是欧洲特殊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历史的传统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表明，我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并且是我们战胜新自由主义冲击和消灭官僚资本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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