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拿生命来拼的那件东西，是旧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然而
这种生活方式，我怕现在已经就完了。…我虽然不晓得将来会带什么来，
总之，它决不能同过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使人满意。”
——小说《飘》·卫希礼致韩媚蓝的信
这个古老的民族，经过八年抗战的刺激，已经新生了。1945年的兴奋已经过去，大动乱之后的人们，自然会对未来诞生出许多新的憧憬。去年抗战胜利的那些日日夜夜，人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朦胧的憧憬走上重庆市的山岗的。在浮图关，在枇杷山，他们凝望着隐隐发光的两江之水，浪漫地招着手，向这座风云际会的陪都告别。他们也许认为：新的现实选择就是与山下这座潮湿、闷热、散发着生物碱气味的城市诀别。今后不管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总之他们会告别这样一种生活：先前因民族利益而自愿选择的不自由。总之他们会最终走上一条自由之路。然而我们相信，这种自由之路的幻想在1946年的新年一定会开始破灭。
新年，物价两次飞涨，以原汪精卫政权辖区为甚。据接收人员的回忆，最初从国统区乘飞机抵达光复后的南京时，身上携带的在重庆只够买一点大饼油条的钞票，可以在夫子庙最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法币与伪币1：100的比例使得日伪占区的币制系统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国家救星们铁一般的意志不仅席卷了许多的“逆产”，而且良民们的财产也跟着遭殃。《围城》里笑曰：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然而国军的光复确实使许多房产变成了空中楼阁，许多产业真的成为乌托邦。
这是忧愁吞噬着希望的一年。 本年， 随着中央重新在广大沦陷区行使权威，“和平建国”蔽荫下的昔日权贵们夜夜笙歌的物质基础和社交基础不复存在了，虽然南京的孩子们见到黑色小卧车，还是照着旧习惯追上前去拍着车喊“陈主席”讨赏钱，但南京伪政权的陈主席公博早已下了大狱；虽然李香兰和张爱玲还摆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在洋房草坪前合影，然而社会名流早已不是他们，而且，此时困扰他们的是逃生的主意。1946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更多的人奔突着，为生存而战斗。北平“居大不易”，浙江发生“米潮”。《八千里路云和月》结尾的字幕向观众索问：当那些为抗战而颠沛流离的中华儿女们陷入悲惨的绝境时，谁来关心他们？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末尾，张忠良的母亲在滔滔江畔的呐喊，尽管过去了半个世纪，仍然揪痛着人心：“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光复”后的日子里，深刻的愁苦与愤懑弥漫于民众之中，影院里人山人海，连续20周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洒泪。《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两集，前集为《八年离乱》，后集为《天亮前后》，这一部描写时代动态和悲苦人生的影片，可称得上中国电影史的“哀江南赋”，刻画“悲”的意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为着释缓都市民众的这种压抑和不平，本年度，美国影片《出水芙蓉》在各地上映。《出水芙蓉》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标志，在建国以后屡屡遭受抨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部曾在西方大萧条年代慰藉过千百万美国劳工的歌舞喜剧片，再次温暖了离乱时代以后时中国人的心灵。俊美的女人，明媚的青春，豪华的布景，给晦暗的现实抹上了一点亮色。
基于同样的原因， 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小说， 是傅东华翻译的美国米歇尔女士（M·Mitchell） 所写的《飘》（Gone with the Wind），这部小说翻译于上海，印行于上海，在抗战前后流行于学生和职员阶层。南北战争的人性挽歌，在离乱世事后中国人伤感的心灵中得到热烈的回应，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中，体味到大动乱时代对中国人的意义。
小说的主人翁卫希礼写信给妻子韩媚蓝说：“……我所以拿生命来拼的那件东西，是旧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我怕现在已经就完了，无论这骰子掷出什么来，怕都已无可挽回了。将来我们胜也罢，败也罢，这是同样都要丧失了；我倒不是怕危险，怕俘虏、怕受伤或甚至死，如果死是一定要来的话；我怕的是这场战争一经完结之后，我们就永远不能回到旧时代去了。我呢，却是属于旧时代的人，我并不属于这个疯狂的杀人的现代，恐怕也不能适合于将来，无论我怎样尝试去适合。同样，你，亲爱的，也一定不能适合，因为你和我是同个血统的。我虽然不晓得将来会带什么来，总之，它决不能同过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使人满意。”战争使人们失去了固有的家园（虽然那家园不会像《飘》中粉饰的那样妙）。虽然蒋委员长今年“还都”，但更多的中国人会面对着颓败的家园吟唱《十五从军征》。如果说1945年的狂欢是战士和理想主义者最后的盛宴，那么，今年就是他们带着劳顿的表情洗刷杯盘的时候。《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史东山也说：“短短几个月胜利以来的现象，却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伤痛。”这彷徨在胜利岁月里的不幸的一群，终于发现理想的美丽已经逝去，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危机。人性的卑劣、政局的腐败，心灵的沦丧……，警报解除了，更多的危险却来临了，何去何从？这不仅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疑问，也是全中华民族的疑问。很明显；内战的全面爆发阻止了疑问的延续，因为中国命运之决战将解决弥漫在人群中的深刻的疑问。
从1946年开始的社会历史，还存活在许多健在人士的脑海里。自本年开始的中国命运之决战以来，在许多年的时间内，各种各样的“命运决战”就没有停息过。这样一种历史形态，注定了形形色色的伤感诗人、趣味主义者不会受到时代的欢呼，这一点，可以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寂寞中看到。这也可以解释90年代的中国人在倦怠于这样一种历史形态后，热烈欢迎40年代的伤感和趣味的原因。但是，要展现40年代的记忆焦点，就不能够回避陇海线的战火，国统区的沉沦，孔祥熙的激进货币主义，饥饿与反战，……也不能够否认，这一系列风景，构成了40年代“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并且是主宰未来进程的最主要动因。
不少人会指责建国后的许多影片所反映的国统区街景是公式化的：大街上的乳品广告、满面愁容的摊贩、留声机里放着《香格里拉》、横冲直撞的美式吉普车，……等等。但在本年又确确实实发生了萧条和辱权，发生了“沈祟事件”。据有关社会机构统计， 从去年8月至今年11月，美军在上海、青岛、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地蹂躏中国民众的暴行达3800起； 又据11月的《大公报》统计，从1945年8月到今年7月，被美军汽车撞死的中国民众就有1000多人；被美军强奸的妇女有300多人。3月26日深夜， 在上海百老汇路，女青年唐巧珍与她的伙伴正在街上行走，美军卡车呼啸而至，车上跳下几名美军，将唐巧珍劫持上车，因急于夺路逃跑，沿途撞坏人力三轮车多辆。被劫持的唐巧珍不甘受辱，跳出卡车，摔死在熙华德路桥边，肇事凶手驾车逃窜而去。 8月26日，《文汇报》刊登读者蒋汉民目睹美军侮辱中国妇女的事实。蒋汉民说：“昨夜我同一个友人在南京西路散步，当行至国际饭店东面，见有三个美国水兵癫狂地向东走，大约是喝醉了酒，跌跌冲冲，委实好笑，所以我的视线老是注意着他们。……东面来了一个年约25岁左右的女郎，手中提着东西，甫经行近美军身旁之时，其中一个美兵突不顾羞耻地向该女子胸前乱摸。那时候我看到这女子可真尴尬极了，她用尽全身之力挣扎，终算挣离了魔掌。而看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却很得意地发出了疯狂的笑声！”
美军的风纪败坏和嚣张气焰，终于在年底圣诞节那一天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沈祟事件”。
12月25日，北平亚光通讯社率先发表了“某大学某女生”被美军强奸的消息：“本市讯：某大学某女生，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戏剧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时，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迄行至东单操场，即对该女施以非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某行路人闻之。急至内七分区一段报告，由警士闻德俊电知中美警察宪兵联络处，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军已逃去其一，当即将另一美兵带走，某女生被奸后，送警察医院检验后，转送警局处理。”
26日，北平市治安当局指示各报，关于亚光社昨日所发新闻稿……缓予发表，并谓此事已由当局与美方交涉。北平行辕发表谈话“惟望市民幸勿感情用事”。胡适也认为：“此事纯系一法律问题……罢课游行……似属不智。”
当得知被奸女性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祟后，北大学生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2月31日，全北京所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由清华大学领头，高举旗帜，拥向美军军事调停处，北大学生仿照北伐军歌《打倒列强》的曲调，编了一首新歌在东单广场教唱，2万多北平市民为之感奋，一起合唱——
退出中国，退出中国。
美国兵，美国兵！
赶快退出中国，
赶快退出中国，
滚出去，滚出去！
12月27日以来，北平、天津、上海各学生团体，妇女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声援沈祟，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妇联《告全国姐妹书》说：“首先我们对于沈女士致无限同情与慰问，她十二日方自上海来，是一个朴实勤勉的好学生。那晚为了排遣思家情绪，才独自去看电影，不料在去影院途中，便遇到了美国恶魔！不论医院方面检查说暴行遂与未遂，我们盼望沈女士不要太封建，为了自己与全民族的冤屈，应该挺身而出，勇敢地向社会控诉，我们一定作她的后盾。”上海文化名人与北大清华教授纷纷发表评论，严厉谴责美国暴行。马寅初说：”这是美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证明、这是对中国的一大侮辱（美方后来果真侮辱了中国人一次：无独有偶，次年在日本发生了同样的美军强奸案，两案几乎同时判决，在日本的美军强奸犯被判处死刑；驳回上诉；而沈祟一案的主凶皮尔逊则被提前释放回国，这是后话。——）……听说那位被奸的女生，是某前任交通次长的女儿！出自名门，尚且被辱，美军蹂躏其他妇女， 更不用说。 ……田汉说：“中国人看上去有些麻木。但这一‘麻木’是暴风雨前的沉默，而不是真正的愚钝可欺。我们现在酝酿着……无比的愤怒，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日益生长的力量是不可压抑的。”本年度最后一天，北大48位教授联名致书司徒雷登大使，要求严惩罪犯，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同日，清华抗暴会致信在华美军官兵：
亲爱的美国官兵：我们中国人很赞许你们，为了你们过去的协助合作。
没有你们的协助，我们也许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对于他们矛盾的对华
政策，我们不能同意，而且恨你们。因为这个政策只有使我们陷入内战之
深渊。现在中国人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因此我们希望你们回
家去，留下这个问题给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这样我们永远感激你们。
抗战八年，中国人已善于将民族的伤痛化为震天的怒吼。沈祟事件引发的全中国的抗议风潮，也正在推倒着一切堕落的哲学，推倒着一切感伤和彷徨。这个事态同席卷中国大地的另一场革命相呼应，构成了中国人新的理想和新的趋势。“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五·四”文化革命在本世纪演化成的最重要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1946年岁末的风暴惊醒了“四大强国”的迷梦，而四万万人觉醒的代价竟然是一个女子纯真的欢颜。
年度记事
★ 全面内战爆发
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队，全面内战爆发。6月中旬，国民党制定了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投入193个旅、158万兵力，分别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国民党试图在48小时之内消灭中原中共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到6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攻占东北全境。蒋介石在内战部署基本就绪后，撕毁了停战协定，密令刘峙率先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部队奉命突围，并歼灭敌军5万余人。
★ 国民政府还都
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5月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制服，佩带5枚勋章，精神焕发地与身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的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向与会者颔首致意。蒋介石发表训词说：“……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在陈述了民族苦难，呼吁国民自强之后，蒋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人们似乎听到了某种不安的信号。
★ “李、闻血案”
7月11日和15日， 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抗战结束后，李、闻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7月11日晚， 李公朴偕夫人外出，归途中，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用无声手枪向李射击，次日凌晨，李公朴不治身亡。7月15日，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追悼会，会场里有几名特务有说有笑，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闻一多拍案而起，公开揭露国民党血腥暴政，并表示视死如归的决心，全场为之感奋。特务分子于当晚用冲锋枪将诗人闻一多射杀。此案引起全国震惊。
★ 惩办汉奸
根据今年3月修正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 ，江苏省高等法院分别对怙恶不悛的大汉奸进行审判。 今年被依法处决的大汉奸有： 汪伪政府“主席”陈公博、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内政部长”兼浙江伪“省长”梅思平、汪伪宣传大员、伪“安徽省长”林柏生等，臭名昭著的铁杆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创始人殷汝耕也于今年被处死。
★ “第三条道路”
9月1日，《观察周刊》在上海创刊，储安平出任主编。《观察》周刊宣称该刊“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背后别无组织”，无党无派，是个只发表政论而不从事政治活动的独立刊物。该刊物经常刊载一些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言论通讯，要求“自由”、“民主”，但也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观察》周刊同情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又认为青年学生“偏狭冲动”。时人谓之为“第三条道路”。
★ 竞选“上海小姐”
8月开始的选举“上海小姐” 活动是由杜月笙一手操纵的。许多名门淑女、交际花、军阀巨贾的情人姘妇等，为了取得这一桂冠，纷纷前往报名。这次“选美”，实际上是钱的竞赛。谁拉的钱多，谁就获得优胜。23岁的浙江女子王韵梅（四川军阀范绍增的“女朋友”）在杜月笙全力支持下，以4000万元以上的选票获得“上海小姐” 的冠军。这次“选美”募捐共获4亿元，绝大多数为杜月笙中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汪宝宣也获得2000万，至于灾民能得到多少，并没有人去关心。
★ 抛售黄金
3月4日，行政院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并抛售黄金。抗战胜利后，物价虽一度有所回落，但不久即再次趋升，大量硬通货充斥市场，存银行无利可得，投资工商业更不保险，只有在市场上投机倒把，这更使抢购风日甚一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认为黑市黄金、外汇买卖刺激了物价上涨，遂开放金、汇市场，以图平抑物价、稳定经济。从即日起、库存黄金向上海市场抛售。3月份黄金价每条（10两）156万元，金价相对平稳，物价处于可控之中。
★ 滥发纸币
6月8日， 国民政府财长俞鸿钧在立法院报告中称： 本年1月至5月， 支出为15000亿元，而收入仅2500亿元，其它12500亿元的亏空则完全靠印发纸币。
9日， 行政院长宋子文宣布，按现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银行、钱庄多家倒闭。
★ 摊贩抗暴
今年8月， 上海政府以“妨碍市容”为由，禁止摆摊营业，并逮捕了不听禁令的六七百名摊贩。11月30日，上海摊贩300多人在黄埔警察局门前抗议“取缔令”，要求释放被捕摊贩。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打死7人，打伤被捕者多人。12月1日，又打死抗议者10人， 打伤100多人，激起摊贩更大的反抗，5000多人参加抗议。上海全市罢工、罢市，声援摊贩斗争。12月，当局被迫下令取消“取缔令”。
★ 中国海军接收西沙、南沙群岛
10月29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海军“进驻西、南沙群岛舰队”在司令官林遵上校率领下奉国民政府命令，从吴淞口出发，收复被日军强占的中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舰队共由4舰组成，分别是猎潜舰“永兴”号、护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和“中业”号。
葬 歌
闻一多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剥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手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选自《死水》）
假若鸟儿实有知，
懂得了人间的兴亡。
她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周璇《五月的风》
在“沈祟事件”的风潮之中，人们度过了一个颇不平静的新年，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渲泄点什么，连美军也不例外。元旦这天，天津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学生上街游行，行至中正路时，忽然跑来了二十几位美国士兵，用中国话向游行学生喊着：“顶好，顶好。”一名黑人土兵还掉过身来要求学生们把标语贴到他的背上，这时，美国宪兵的汽车出现了，这些闹“反战”的美国士兵才一哄而散。示威队伍经过河东区的美军兵营时，十多名美国军人各持照相机为学生们拍照留念，然后对着中国学生大喊：“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家。”一名美军神色暗淡地喃喃自语：“回国，回国找个工作。”当学生们往美军总部门口张贴标语时，美方指示哨兵立即回避，以免发生争端。美军还派出宪兵在学生经过的路线上维持秩序，当学生们向吉普车上的宪兵大喊“回家去吧”时，那位军官苦笑着说：“我们想回去，我们也愿意回家啊。”
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寻找新的家园的年代。
在国统区的众生那里，自由主义的热情越高涨，被窒息的感受便越深。1947年起普遍弥漫的愁苦和失望的情绪，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饱含忧患的呼吁所不能拯救的。司徒雷登呼吁中国人在苏维埃革命和三民主义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然而，北方的炮声迫近了死水般的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由主义者只能在杂志画页里吟唱挽歌， 张爱玲已经早早地道出了时代落伍者的悲哀， 这是布尔乔亚的《葬花词》，是失家园者的一曲挽歌：“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暗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顾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地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远离战区的城市依然主导着时尚，虽然北方传来有关“盗匪”的消息，但人们更多的是听到国军将士横扫山东，力克四平和光复陕甘宁的“喜讯”。当然，无线电广播深受欢迎的节目是张恨水的小说连播和商业新闻，前者使人在幽默与风情万状的调子里忘却某种痛苦，后者则在变幻莫测的感觉里给人们增添些喜忧。人们不知道应该渴望什么，理想的末日来临，物欲早已滥筋。本年度流行冰淇淋和爵士乐，骆驼牌和三五牌香烟挤占着哈德门的市场。豪华与赤贫强烈对比的讽喻剧天天上演，权贵家里的周末聚宴，照样有从加尔各达空运来的龙虾；水门汀里的垃圾箱旁，孩子们抢夺丢弃的肉骨头。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是生活中的重要信息，但灰色的城市里喘息着的人们盘算着的仍然是兑换黄金、储存盘尼西林针剂（40年代的硬通货）这一类事情。时刻发生着逮捕和失踪，然而娱乐生活照常进行。萧条时代的人们需要麻醉，麻醉的花样日新月异。《茶馆》里有这么一幕：张铁嘴走进王掌柜的茶馆，解释说：“我如今不吸鸦片了。”王掌柜的不禁肃然起敬，“那你可真要发财了！”张铁嘴一乐：“我改吸白面了……”——这大概也算是40年代的一个“进步”吧。
有人回忆说，自1944年李香兰举行了“夜来香”音乐会后，上海的音乐界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热闹的事情了， 娱乐场所的许多新歌是窜改过歌词的美国歌曲， 如《小癞麻》和《牧童唱晚》，但这种歌曲似乎难以主导新潮，美国人也发现，只有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些军歌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主流音乐还是本土老歌，战前的以及孤岛时期的作品重新被翻唱，风行于民众之中。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有《花好月圆》、《蔷薇处处开》、《五月的风》等等，而我们不太熟悉的则是《午夜快车》、《桃花江》一类。《桃花江》唱道：
我听见别人说（白：说什么呢？）：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
《桃花江》被后来的音乐工讨伐为“亡国之音”，它的因此深以为是他平生的憾恨。直到解放以后，有一次的儿子练习钢琴时，即兴弹了一曲《桃花江》的旋律，做父亲的跌跌搜撞地冲进来，阻止了这场演奏，并用苍老的声音述说着他的忏悔。……然而，在这个年代，《桃花江》的再次风行，是否暗示着人心的不可收拾，以及即将发生的某种姐亡？中华民国的“神圣法统”在风雨飘零中摇摇欲坠。《桃花江》的人间幻境就像这个时代糜烂的生活方式一样，任雨打风吹去。
在悲惨和颓丧的气息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在上海诞生了，唤醒着人们的爱心和希望。它是一个寻找家园的故事，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录。这就是本年度起连载于上海报纸上的《三毛流浪记》。它的灵感也起源于1947年初，头一天夜里还在用废报升火取暖的流浪儿冻死弄堂口的情景触发了画家的创作冲动。
漫画家张乐平无疑也是“沈祟事件”的积极声援者之一，他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乐宫”舞厅，画家去那里决不是为着跳舞的。在那里，他曾亲眼目睹了美国水兵打死三轮车工人的场面，死去的三轮车工人名叫臧大咬子，在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里，臧大咬子成为一名收留了三毛，后又悲惨死去的善良的家长。不过，张乐平更多的是把他的忧患寄托在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流浪儿。流浪儿是典型的都市边缘人，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可爱。他们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幽灵般穿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手里总是提溜着一个洋铁盒子，五官因为过于肮脏而显得模糊——没有人会从流浪儿的五官上联想到三毛，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灵气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儿童中的王子，是污秽的尘埃里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动着饱满的灵性的线描造型，也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标志，甚至成为了商业财富的标志（这是90年代的后话，不表）。
张乐平几乎每天都能观察到流浪儿们的生活，他们用洋铁盒向路人讨钱，追赶着太大老爷们为他们摇扇，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擦皮鞋，推车子，时不时还因偷窃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儿童节都是市民的兴奋点，人们拥上街头，观看盛大的童子军游行。中华民国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用浓重的贵州口音在无线电广播中呼吁：“我们要爱护儿童……”这个时候，画家却从围观人群背后看到了另一个儿童不被爱护、儿童被遗弃、被残害、被驱逐的悲惨世界，即“三毛”们的世界。
三毛每周在报纸副刊版页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们为他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时而欢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运成为儿童生活的大事，许多人给“三毛”寄来绒衣，鞋袜，张乐平喜欢讲这么一件事：“一户人家有七个孩子，他们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们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个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们看到《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非常难过。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饭，三毛、四毛本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见画里的三毛因为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马上去找了一个瓶子来，要代他赔店里的老板。……这样的事情多着哩。”这是萧条岁月的温馨记忆，三毛——一个画中人，通过张乐平灵动、流畅的笔触，凸现出这个时代的一个活灵魂。与其说这个游走于都市的话灵魂是时代的感觉器，还不如说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谣——就像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令朝廷人士心惊肉跳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两年后的同名电影出现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龙基饰演的那个翘鼻头三毛欣喜若狂地挥摆着手臂，加入了欢迎解放大军的秧歌队伍，再不会有童子军歧视他，再也不会有美国兵踢他，再也不会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区的曙色映在他可爱的脸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经完成，他用欢天喜地的舞姿揭开了1947年城市童谣的谜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场真正的人间兴亡，这并非是张乐平作画时的人道主义初衷能够涵括的。然而曙光没有到来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们在彷徨：何处才是光明世界？
本年度出版的《围城》写道：“（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都会有办法。 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 ……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在黄梅时节雨连绵的江南，远离战区各个地方，人们已经不晓得究竟在盼望着什么。《日出》的结束语说：“太阳升起了，可是我们却要睡觉了。”这是40年代的哀愁。在1947年，布尔乔亚主义幻灭的年代，人们为日月消长而啼笑，而感怀。《三毛流浪记》里，那个善于冥思的孩子在路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光明世界》，但后来他却把这本书撕碎了，因为发生在街道上的打劫和凶杀打断了他的梦境，他逃回店里，顶上门闩，惊魂难定。连孩子都真切地觉得没有光明，这是中华民国“神圣法统”必然覆亡的强烈征兆。
对旧制度的唱诗者来讲，1947年发生着的种种不良现象是亡国讯号。然而对已经太厌倦了旧世道、旧秩序的人们来说，这四周的嗟伤和沦丧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不必再从胡也频《到莫斯科去》汲取革命的力量和激情，他们在暗夜之中传颂着来自解放区的讯息，这是城市里最新颖的、最秘密的风俗，为青年所喜爱，在人们的心中，中国的光明时代已经不远了。
年度记事
★ 战局转变
从去年7月开始到今年2月，经过8个多月大小160多次的作战，解放军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8个旅，共歼敌71万人，蒋军虽占105座城市，但其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至此，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改为局部的重点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发动攻势。
2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十一月以来的战局》的社论，指出“去年十一月是蒋军攻势开始衰颓的月份，是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主动的月份。”社论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集中兵力主要战场，以恢复其攻势”的挽救危机的办法，只能导致“蒋军的阵地由面而变为线，由线而变为点，蒋军的主动权由全部而变为局部，再由多数局部变为少数局部，再由少数局部而变为没有主动权。”社论最后指出：“战局的决定因素不是别的，仍是有生力量的消长，在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歼灭蒋军的情况之下，战局的进一步变化是必然不远的了。”
★ 挺进大别山
6月30日，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挺进大别山。是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3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7月29日， 鲁西南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6万人，此役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开端， 8月27日，刘邓大军全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计划。
★ 物价飞涨
1月23日， 中央银行一天内抛售黄金15万两， 各地物价迅速上涨二至三倍，“黄金风潮”刺激物价的事例暴露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 国民党政府军政开支费用急剧增大， 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46年财政赤字为43000余亿元，巨额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财政部在上海的5家工厂日夜制造钞票仍不够用，还要到英美等国造币厂去印，法币发行额1945年底为10320亿元，1946年底为37000亿元，通货急剧膨胀，使国统区的物价狂涨，以抗战前夜物价为标准， 至今年1月涨幅已为5万倍。1937年100法币能买一头牛，到今年1月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出现用大捆大捆的钞票购买一副大饼油条的奇观。袁水拍诗云：“走到茅房去拉屎，忽然忘了带手纸，摸出一卷金元券，充作手纸正合适。”
★ “二·二八”起义
2月27日傍晚， 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官员查缉私案，没收中年寡妇林江迈贩卖的私芋及身上的钱物，林妇告以生活困难，苦苦哀求，查缉员竞用枪管敲破其头部，致使林妇出血晕倒，围观群众群情激愤，纷纷起来主持正义，查缉员开枪打死一旁观者。事态遂愈演愈烈。28日上午，民众集结于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政治，不料公署屋顶上的宪兵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死伤数十人。台北全市骚动，民众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戒严。
由于省主席陈仪昏庸暴虐， 3月，事态酿成全岛性的人民起义，3月8日，国民党军在基隆和高雄登陆，开始了长达一周的血腥屠杀，台湾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几乎全部被屠，许多起义民众被装入麻袋投入大海，死难民众达1万人之多。
★ 抢米风潮席卷全国
5月2日， 杭州数万贫民抢夺、捣毁300多家米店，抢米风潮很快便席卷全国。这期间，抢米风潮遍及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东、江西、绥远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著名米市无锡和芜湖。
★ 刘巧儿佳话
3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陕甘宁边区妇女封芝琴婚姻纠纷案。本案已于3月里由边区艺术家编为说书词《刘巧儿团圆》 和剧本《刘巧儿告状》，被人们称为“刘巧儿案” 。封芝琴系陕甘宁边区华池县人，自幼与张柏结亲，1943年2月，芝琴与张柏表示同意结婚，但同年3月，封父又以法币8000元将芝琴许配他人。张家得知此事后， 于3月13日夜将芝琴抢走结亲，封父遂向华池县政府告状，县司法处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之父张金才有期徒刑6个月，并宣布芝琴与张柏的婚姻无效，经芝琴的抗争和人民政府调查，此案作出公正判决，封芝琴、张柏婚姻宣布有效，有情人终成眷属，聚众抢亲的张金才依法服刑；封芝琴之父买卖婚姻，被课以劳役，对此，事主表示服判，群众也热烈拥护。
★ 越剧名伶筱丹桂自杀
继12年前阮玲玉自杀后，一代名伶筱丹桂写下“做人难，难做人，死了”几个字后，喝下一瓶“来沙尔”药含恨自尽。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哀悼这位越剧红伶。 40年代初，筱丹桂为戏霸张春帆所霸占，今年10月8日，因同她的导演冷山去大华电影院观摩新片，回家后即遭张春帆毒打，为了不让人耻笑，筱丹桂隐忍不言，不料张春帆又将冷山骗至家中，逼其跪地发誓。以后又一连几天用最下流的词汇，对筱丹桂冷嘲热讽，逢人便说筱丹桂与冷山的“奸情”，终于，筱丹桂有一天对好友说：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并最终走上了绝路。
★ 黄河水归故道
3月15日凌晨， 花园口大坝合龙，河水归故道。去年10月，花园口堵口工程复工，12月，引河挖成，开始抛石，黄河水部分回流，中共提出抗议，要求合龙入水延期，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今年1月间，国共双方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
花园口堵口工程因水流突增， 1月15日又告失败，2月7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和联合国“救总”方面达成协议，，解放区复堤工程立即开工，堵口照常进行，合龙日期待定，此后，堵口工程加速进行，15日合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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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天下大雪，
身上虽冷心里热，
我从前线刚回来，
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歌剧《刘胡兰》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树庄》的彩色电影，里头有一个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变天帐”，内载：“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队闯进我家……”——“变天帐”这一社会政治名词，曾经是中国人之间刻骨阶级仇恨的生动反映，中国乡绅阶级的仇恨与贫农阶级的仇恨一样的朴素，在谁做土地的主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很难容得一点点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历朝以来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桩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的经济变革形式背后，蕴藏着暴力和鲜血。在北方，在解放区，丰饶或贫瘠的田垄之上，革命的风潮碾碎着一切恶制度的风景：镂花窗棂、华屋红烛、妻妄成群、豪强武装压迫、鹰坟、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这样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
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
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乡绅地主的豪强统治，一直是中国阶级斗争中的邪恶象征，在长工和佃户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乡村绅士文明建立起来了，寨堡，深邸，灯笼和酒香，在这富有“东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图景下，隐藏着最广泛、最深重的人间压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建立在残酷的土地掠夺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豪绅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县出现的“刘文彩”商标风波就是例证，在消隐了阶级仇恨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乡绅地主阶级的享乐主义，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时尚，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种酒类商标——一种暗示着“妾文化”的白酒商标，有识之士则指出了这种趋向在无视历史本质、扭曲人民记忆方面的危险性。正如我们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对待历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纠正。刘文彩是著名军阀刘文辉的哥哥，刘文辉统治川康地区多年， 拥有大邑县周围7个县的土地，可以说是“鸦雀飞不过”的广大地产，是中国第一号大地主。 他以地养兵，以兵卫产，这7个县的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他的农奴，也成为刘文辉军队士卒的后备队。刘的田产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爷”之称的刘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刘文辉和平起义，对人民有功，本着“君子隐其恶”的精神，在很长的岁月里，有关大邑田产和“收租院”真正的业主刘文辉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兄刘文彩则代替他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地主压迫的标志，刘文彩的食谱——人乳炖人参，他的庄园——雕梁画檐的“欢喜楼”，他的反人权——暗无天日的水牢，在很长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所熟知。
刘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强地主一样，势必在40年代末期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农民武装狙击，背上挨了一枪，被迫携带着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银财富返回他的庄园，在惊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长期渔肉乡里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下场算是善终。
1948年， 解放区的土改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月11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中批评道：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2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说：“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本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上，一幅翻身农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说明当年的气氛：肥头大耳的地主抄着袖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而那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则从人群里站出来，气愤地质问着地主，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典型象征，昔日乡村最体面的阶级，穿着墩实的棉袍接受穷汉的审判（从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范畴的审判）。尽管地主的衣着依旧体面，但我们可以断定，他赖以维持他的乡村寄生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阶级生活的最大变化开始了。
土改中审判负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那是更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类似于《白毛女》、《暴风骤雨》和《平鹰坟》等艺术作品中对此屡见不鲜，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性，群众性的义愤导致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小说《敌后武工队》写道：“一群妇女袖藏剪子，手攥锥子，气势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汉奸——）算帐，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这个情景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为在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反映华北土改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群众恐怖，书中写道：由于场面失控，被审判的恶霸（曾出卖过八路军伤员）死于凌迟，当他被处死前，人民政权押着他游街，他的双臂捆在前胸，敲着锣，凄惨地喊道：“乡亲们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帮我擦一擦脸上的血吧。”而老乡们回答他的是：“呸！给你一块吊马布（北方俗语；指月经布——）吧！”
这是解放区朗朗的太阳驱散一切行将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严厉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惨的场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 很少有人提起。 鲁迅先生曾说：“（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当亿万人的脚步声湮灭了原野下灵魂的呼号时，我们说：历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关注那些伟大的事物，并使它长存不灭，中国的革命进程不会因流血而变得迟疑，变得温和纤弱，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白居易当年诗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内战烽火的再起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惊破了伪“国大”权力分配之后的太平梦幻。战场的一再失利使蒋介石痛苦地认识到：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并没有使政治得到丝毫的的改观，国民党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和无能，正在使他的政权失去道义基础。在城市，教授、学生和工人纷纷诅咒着民国的黑暗，他目前的处境并不比当年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好多少。在广大的乡村获得土地的农民则把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1946年底，蒋介石终于产生了某种“醒悟”，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蒋强调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外国人士惑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宣传，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农村改良，确实能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为农民谋福利，而国民党虽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不过是徒托空言，毫未实行，这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必须用事实来纠正。因此，我们在收复区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表现出更好成绩；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得到利益，而不是为地主谋利益。”国民党不但拟制了《对中共解放区目前工作大纲》，规定了由中共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仍一律维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行“二五减租”，“光复区之土地所有权仍暂归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不久，国民党又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规定“收复区”佃租额不得超过1／3，农民在土改中的胜利果实，由国民党地方政权“征收”后再“发还”给农民，地主损失由国民政府“补偿”，这样，既维持了国民政府“体面”，又“顺应”了民意。
然而，国民党人士悲哀地发现，他们所谓的“土改”在执行中困难重重，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称：“自我军收复以后，地主对土地问题多未遵照中央规定处理收复区土地办法办理，最近发现两种不良现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区佃农之全部财产，并加以驱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颁发之处理办法及实行二五减租，反而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并追算匪官占领后历年旧帐，致使佃农不安。”“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反映豫北政情说：“政府曾有明令禁止报复，惟还乡团为发泄苦闷，集体残杀，到处风行。与共军接近地区，双方仇杀更无虚日。在此情况之下，民众仇恨日益加深，实际问题无从解决，多数地方政府为顾及‘人情’，悉听其自然演变，不加禁止。”这样一种结果，只能证明蒋介石所引述的国际人士评价的某种真实性，国民党姗姗来迟的所谓“平均地权”，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过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主观方面的某种醒悟，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省的历史。1949年，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实行“三七五减租办法”，稳定了台湾省的农村局势，后来国民党政权又进一步用重金将台湾耕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50年代发端，台湾社会记忆的重大内容，然而骨肉分离的现实，又使大陆人民长期疏离了这一历史，当我们叙述到5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忆时，不得不面对这一悲哀的事实，并为生活经验和认识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 ※ ※ ※ ※
要谈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不能不谈到土地的变迁史。前文所述，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在新世界“失乐园”者的“变天帐”上反映出来的，是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心算”的仇恨记忆。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简单的是一场均贫富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实现着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伟大理想，同时它重组着一切旧制度赖以运转的秩序。这种乡村秩序是中国人维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 这种社会风俗也是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更改的， 因此，当我们遥望1948年的华北，我们会为震天的秧歌锣鼓感到欢欣，也会为乡村里的大规模清算而暗自惊心。贫农团和还乡团的仇杀之酷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之威猛，中国人追求社会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艰难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70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学会了“还乡团”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名词，因为它从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德沃夏克《新大陆》中的著名的爱尔兰民谣旋律。在华北，在河南，在山东，在各个老解放区，都涌现出有着诗意化名称的“还乡团”组织，正如我们从史料中知道的：诗意化文字的背后燃烧着失乐园者复仇的毒焰。在谁是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农民展开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野性十足的历史性搏杀，搏杀与清算的场面木身决不是诗情画意的。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作家矫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忠诚的长工目睹了他的东家被武工队处死的场面：东家的头颅血淋淋地落地，朝长工脚下滚来，那颗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着长工的鞋帮子，分明是在嘱托着什么。后来这位长工参加了“还乡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回村子，实施阶级报复，“还乡团”们残酷地殴打一位回乡探视老母的八路（尽管早在1946年中共军队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八路”），并把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这位长工的干妈）追来了，“还乡团”们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已经黄土覆身的八路开口说话了，这位为东家报仇的长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气息：“勿伤我娘，勿伤我娘……”——我们会为这番描写感到动容，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这样一条铁律。辽东的农民回忆说：为了对付“还乡团”的“大刀队”，解放区的土改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大刀队”将农会领袖捉住后， 一刀两段， 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队”的报复措施是：捉住“还乡团”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层外仅露一头，反复以凉水浇覆，一夜之后，人头变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头便滚落一旁。这种精心设置的冷酷刑罚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阶级决战的某类原始生态，这种原始生态并非是历史的局外人可以简单评判的。
在广袤的田园上，清算与反清算，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暴力剧交替上演，30年代写《原野的风》的蒋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会为他当年所憧憬的农村革命的苍白和狭小而感到赧颜。华北和东北的原野上响彻着活中国的怒吼，青年诗人菲可写道：“亿万人在云之下运行／巨幅的河川与原野承受着它们的运行／巨大的山峦分开它们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时汇入云中、风中／道路上种种历险与惊涛／没有超出先祖的预见与忠告／是思想催促着它们摆脱了磨难／继续运行”（《亿万人同行》）。郭沫若当年为蒋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说：假若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这话大概不会被人喊出的罢。然而，30年代最早描写了土地革命斗争的蒋光慈若重生于1948年，他会承认：眼前的活中国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伟大的革命史诗，一种制度的覆灭，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将迫使旧制度的骑士们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价而实现民族的更生，这铁律未免残酷无情，但却是造物的需要。
年度记事
★ 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打响
11月2日， 东北解放军攻占沈阳，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自此结束。本年秋天， 东北地区国民党军4个兵团，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55万人，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完全陷入被动。而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中央军委根据整个形势，决定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并在东北战场进行第一个战役。战役于9月12日发起， 历时52天。除营口守军万余人从海上逃跑，锦西、葫芦岛之敌南撤外，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为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
11月，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至本年底，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部被全歼；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部起义，解放军攻克徐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12月，平津战役打响，天津、新保安，张家口国民党守军被全歼，北平被围困。
★ 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
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12月25日，宣布了发动内战的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诚，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历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祯，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
本年，陈伯达发表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两本小册子，在国统区秘密流行，国民党统治的道义基础已经丧尽。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本战犯
11月4日， 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确认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方，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 梅津美治郎及贺屋兴等人，应对日本占领南京后，6周内屠杀中国人民30万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最残酷的事件负责。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 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章、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死刑，对其他战犯也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 蒋经国“打虎”失败
为了收拾人心，蒋经国本年在上海进行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动，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10月，“打虎”扯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居奇一案，该公司总经理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成为蒋经国准备拿来开刀的“大老虎”。蒋介石闻讯，不顾军情紧急，从前方飞回上海，下令将孔令侃救出。监察委员们支持蒋经国，坚持要查扬子公司，蒋介石授意上海市长吴国桢为孔百般开脱。10月底，孔令侃离沪赴美，溜之大吉，蒋经国管制经济失败，被迫辞职。
★ 宋庆龄“哭灵”
3月21日，孙中山先生逝世23周年，蒋介石率国民党文武官员前往中山陵谒陵，正当在孙中山像前默哀时，宋庆龄走上前去，望着国父遗像大声哭着说：“你真死了哇？你死断了气哇？现在的国家让一群狐群党群在那儿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蒋介石等人感到恼火，又不便发作，谒陵活动草草结束。
★ 朱自清宁死不食美粮
6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表示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北平各大学百余名教授联名发表声明， 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而病逝。朱自请是我国新文学史的杰出代表人物，曾与俞平伯，叶圣陶创办“五·四”以来第一家现代诗刊，1926年出版散文集《背影》，1932年起主持清华文学系。毛泽东盛赞朱自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8月19日， 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使通货增加了11倍。本年发行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1元比法币300万元，金圆券发行总额， 以20亿元为限。11月8日，行政院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撤销20亿的发行限额。11日又通过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新改定兑换率，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2：1降为10：1。贬值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由4：1降为20：1。13日，蒋介石明令公布以上两个“办法”，等于宣告“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 陈布雷绝望自杀
11月13日凌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谋士陈布雷，因感于蒋介石政权无可挽救，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药自杀于卧室内，他在办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蒋介石的遗书：“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果其无价之一生。”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号畏垒，1912年加入同盟会，1927年以来，长期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陈自杀后，郭沫若等人深表痛惜。
★ 香港警察在九龙寨拆屋并枪击民众
2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照会，强调九龙城寨的主权，管辖权属于中国，港英政府应对九龙城寨拆屋事件负责。
去年11月27日，港府通令九龙城寨内居民将所建木屋自行拆毁，限两星期内执行， 今年1月5日，香港警方实行强力拆屋，1月1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向港督提出交涉，但港英当局否认九龙城寨有管辖问题存在，两天后，港英政府出动警察，再次强行拆屋，并开枪射击在场群众，造成居民6人重伤。1月16日，广州举行声援大会，部分群众前往沙面焚烧英国领事馆，广东各界发起“穗各界对九尤事件后援会“，声援九龙城寨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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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谱·忠魂寻访记
范强口述 心国撰稿
早在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跟我讲了好多好多我叔父打东洋鬼子的故事，英勇顽强，惊心动魄，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叔父从军时，我还未出生。从开始记事起，我就常听祖母说，叔父身体壮，有力气，会做事，讲孝心，村里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小伙于。我把父亲讲的故事联系起来一想，就觉得叔父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打心眼里敬佩我的叔父。
我多么盼望见到我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叔父啊！盼呀，盼呀！可是，一直盼到解放，还没有见到他的影儿，真是急死人！我焦急地问祖母：“叔父怎么还不回来？”祖母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我又急切地恳求父亲，要他出去把叔父找回来，他答应跟祖母商量。父亲和祖母商量了几天，才狠下心来，把家里仅存的几担粮食全卖了，算是盘费，天刚黎明，父亲就带着包袱雨伞出发了。
我在家里，天天等待着父亲带回好消息。可是，二十多天后，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只好安慰祖母和父亲，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再慢慢地找吧。就是真的为革命牺牲了，也要把叔父的忠魂寻回来。
就这样，我们家里每年都要卖一次粮食，父亲每年都要花十天半月出去找叔父，父亲叹息不止，我还是安慰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完成高等学业，当上了人民教师，祖母的眼睛哭瞎了，父亲也完全失望了，可我呢？仍然眼巴巴地盼着……
初步四清开始时，大队党支部书记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我叔父在解放战争中国贪污挨整变节投敌， 后又被我党抓住杀了。 并在群众大会宣布我的叔父是“大叛徒”，消息传开犹如睛天霹雷，祖母悲痛欲绝，从此卧床不起，父亲忧心如焚，万念俱灰，而我却觉得这绝不是真的，我深信叔父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但是我转念一想，建国十六年了，假使叔父还活着就会回来，即便人不回，也要捎个信回，至今既不见人回，也没有音信，多半是不在人世了。现在，叔父的生死倒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叔父是大叛徒，还是革命烈士？必须弄个水落石出，绝不能让革命志士蒙受不白之冤，因此，我暗下决心，代替力不从心的父亲，担负起寻访烈士忠魂的职责。
1966年， 我参加四清工作队，2月份在县城集训。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老革命刘培鑫同志讲了他当年在湖区打游击的业绩，他讲的业绩跟我父亲讲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莫非他曾经跟我叔父一起打过鬼子？不等散会，我就把刘老请出来，满怀希望地问他：“您在湖区打游击时，可认识王子金这个人吗？”‘王子金——”刘老不假思索而又很神秘地说：“我不仅认识他，而且我们还是亲密战友呢。他在新四军中确是条好汉呀！咦，他是你什么人？”“我的亲叔父，自五师突围后，就不明下落，现在还有人说他是‘大叛徒’呢！”“胡说，王子金是大烈士，他为革命献身时，是我亲手安葬的。”
难怪古人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啊！在这个偶然的机会，我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我们全家人20多年梦寐以求的有关叔父下落的确凿信息，尽管这个确信证实了我的推测，叔父果然不在人世了，但他是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更何况叔父是大叛徒还是革命烈士的重要问题，从此便真相大白了呢！因此，我万分高兴而又激动地请刘老再给我详细讲讲，刘老也满怀激情地追述了我叔父英武而壮烈的革命历程。
“王子金同志是抗战爆发的第一年与我一起参加革命的。不久，我们编在一个班里，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一起打鬼子，志同道合，亲如手足……。
“1948年，解放军南下鄂西，组织上派我到南漳担任财政委员，做好支前工作，我到南漳的第三天，在一个山村里与王子全邂逅相遇，老友离别重逢，异常高兴，真有说不完的话。他显得比以前更成熟，完全像一个老练的解放军指挥官，我问他现在任何职，他说当支队长。我拉他去喝一杯，以叙阔别之情，他说军情紧急，不可久留，我看他因长途行军很疲劳，问他需要什么，他只向我要了两包烟，就匆匆地分别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就在当天晚上，我军在一个山上的古庙里召开支队长以上军事会议，由于叛徒出买，敌人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夜袭这个山头，除了十几个人突围出来外，四十一个支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壮烈牺牲了，第二天，我军大部队赶到，全歼敌军，解放了南漳县；
“晚上，我在南漳人民庆祝解放的欢乐的秧歌声中，找到那十几个幸存者中的一个，我问他：‘王子金同志怎么了？’他伸出大拇指说：‘王子金同志是我们解放军的大英雄啊！要不是他抓住那个敌团长为人质，我们早就没命了。’他收回大拇指，把手抚摸看他受伤的大腿，继续说：‘当时我们正在开战斗部署会，敌人摸上了山头，包围了古庙，顿时密集的枪弹朝会议室射来，同志们一个个应声倒下。王支队长机警过人，他贴着墙根爬到窗下，看准了敌情，突然纵身破窗而出，闪电般地扑向敌团长，敌团长猝不及防，王支队长左手勒住敌团长的脖子，右手握枪顶住敌团长的脑门，一边喝今敌团长下令停火，一边命令我们赶紧突围，我们趁敌人停火的间隙，刚冲到山脚下，就听到一声惨叫，枪声又响起来了……王支队长怕是与敌团长同归于尽了。’说到这里，他低下了头，热泪沾襟，我的泪水也如泉涌。”
听了刘老的这番回忆，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备，情不自禁地把刘老抱起来转了一个圈，代表全家表示了我对他的衷心感激。同时，我还为我有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叔父而无比自豪，还没等我提出要求，刘老就愤愤不平地说：“这样一个人民战争的英雄，反被人诬为‘大叛徒’，这太不公平了！我马上向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给予你叔父应得的荣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个月以后，省里的批文下来了，正式授予王子金为革命烈士，县人民政府根据我祖母和父亲的要求，把叔父的遗骨从南漳运回来了。在重新安葬叔父遗骨的祭奠仪式上，县人民政府的代表庄严地宣读了省人民政府批示，刘老激情满怀地介绍了我叔父的英雄事迹，我激动得只说了几句话：“我们寻回来的不仅是叔父的遗骨，更重要的是寻回了他的忠魂。叔父忠魂，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魂，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为着自由、民主、解放、强大、昌盛而不怕牺牲英勇无畏，殊死拼搏的民族精神，我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才争得了幸福的今天，我们将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一定会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选自湖北汉川县1992年5月《重修王氏家谱·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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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
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
烁。……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鲁迅《雪》
当任弼时在1946年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名时，谁也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元旦献词中说：人民解放军必然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尽管苏联大使仍然忠实地履行着外交使团的使命，随南迁的国民党行政院来到了广州，但是，这并未给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蒙上阴影。 “南北朝” 的呓语，“中间道路”的空想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白日梦，都不能给这场深广的人民革命施加一点哪怕是咒符的作用。
本年度是“一边倒”的一年，是“别了，司徒雷登”的一年。这两句斩钉截铁的中国口号宣布了一切善良的民主个人主义世界观的破产。自视甚高的柳亚子先生来到了北平，这个自以为“天下英雄毛、蒋、柳“三足鼎立的诗人在寒冷却充满活力的北京度过了难忘的新年。然而，几个月的幸福与陶然的感觉过去后，柳亚子像一切恃才傲物的隐贤一样，渐渐对“新朝”产生了失望。在今年，他赋诗一首《感事是毛主席》，头一句便是：“说项依刘我大难……”，英雄意气跃然纸上，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性质的幻觉。柳亚子在想什么？要官爵？要“名园”（在另一首诗中柳亚子竟然流露出希望毛主席将颐和园‘赐”给他著书立说的意愿！总而言之，无非是沉溺于《儒林外史》“庄征君辞爵还家”的旧式趣味中。对于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太盛”，毛泽东微微一笑，提笔写下了：“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番既委婉又得体的表述也许能使一些人士的怨望之心有所收敛。
发生在新政协里的某些插曲尽管耐人寻味，但中国现代史以来最伟大的设计之一毕竟在这里宣告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神州再造的新纪元的开始（尽管在何应钦主持的悲情剧《龙》里，这一事件被描绘成真正的“国殇”、预示着“神州陆沉”）。这一事件，在到今天为止的漫长岁月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第一次在民族真正独立的前提之下开始了强国之梦的追逐。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征程，虽然同样山水险阻，但毕竟在开始，没有强虏将它毁坏，没有山河燃烧。同饥饿、贫病和愚昧进行的斗争不断提高着中国人的生存质量，这也是任何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着妖魔化描绘的先生们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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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的场面。各类文艺作品有着详尽和生动的描摹和实录，我们很难再重处落墨。有关开国大典的纪录电影资料在今天显得非常的珍贵，事件的重大性和电影纪录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然而，当年的知情者说： 苏联的电影工曾拍摄了开国大典的场面长达4个小时的彩色电影胶片，后因一场火灾使得整部彩色纪录片荡然无存。所以后来的纪念者们只好翻来覆去地观看那段珍奇的历史性镜头：那一声开天辟地般的隆重宣布。
但是，相信还有更多的电影纪录资料散落于档案馆中，总有一天会解除封存，让欣喜的人们饱看历史的伟大风采。60年代拍摄的《烈火中永生》，就出现过一段与众不同的开国大典纪录电影镜头，我们不知道它出自何处，但肯定是时下的历史专题影视作品没有采用过的。《烈火中永生》在反映江姐等革命志士在渣滓洞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后，绣红旗以示庆祝的场面时，叠入了这样一段历史镜头：天安门前游行的人们举着红旗昂首前进，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的肖像在人群中分外醒目，尽管《烈火中永生》用叠化的手法处理这一镜头，但观众还是清晰地辨认出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金日成、乔治－乌和拉科西等人的头像。这是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典型的政治审美形态，中国人民将伴随着这种政治审美形态进入波澜壮阔的5O年代。与此同时，正如《烈火中永生》所揭示的那样，在西南雾色茫茫的重庆森林里，国民党统治反人权的残暴象征“中美合作所”内，有一群人，有一群为新中国以水代酒庆祝着的志士们，却在预备用鲜血为喷薄而出的东方红日做一次惨烈的牺牲。
9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所的巡回展览在全国再次引起轰动，原因也并非偶然的。中美合作所的魅力（如果“魅力”这个词语可以形容残暴的事物的话）在于它原朴和残酷的实证，在于物证中显现的屠杀者和求生者互搏时的惊心动魄。当现代的公众习惯于鉴赏一幕又一幕的“胜利大逃亡”和“虎口脱险记”时，切不要忘记掉人类最沉重的悲剧就是，能从死亡临界点逃回人间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者。很少有人能从漠漠的死亡之路折回并带回他的记忆。严格地说，这只是宿命论者和猎奇家感兴趣的问题。在本年的冬天，飘雨的重庆森林之中，手提机关枪和燃烧弹压灭了受难者含恨的呐喊，也令旧制度的刽子手为之失色（他们向长官吵闹着要去台湾的机票，并纷纷做鸟兽散，直到人去山空，幽美的重庆森林独自呜咽）。翻开大屠杀的画页，我们不禁产生联想：假若时间机器能够复写出殉难者的心理摹本，那么对拯救人性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的森林，夜黑如漆，怪岩若锯，遍地榛莽，满山乱石，而照亮这蛮荒景象的竟然是人类屠杀的火焰。
活着的人们会用许多形式再造殉难者的记忆，如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型声光油画便模拟出了当年的视觉和听觉，这幅画安放在歌乐山脚距原中美合作所警犬室不远的～间暗房里，供游人参观体验。活着的人们用美好的生活赞美着殉难者的价值，这是对黎明前的牺牲者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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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11月29日，“西南特区”在松林被执行最后一次集体屠杀时，蒋氏父子仍在重庆。在此头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攻占重庆市郊南温泉、李家泊等地。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称：28日“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29日，解放军已强渡长江，对蒋所在市区已呈锥形包抄之势，蒋经国回忆道：“（夜晚）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车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夜宿。”（见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版《风雨中的宁静》）
当蒋介石的专机升空时，歌乐山脚的烟火依旧袅袅，这一天，解放大军已抵达市区。
胜利与疯狂，光明与死亡，血泪与朝霞，1949年末的几组画面构成了40年代物换星移的凄丽的篇章。
1949年12月1目的报纸记录了30日胜利狂欢的场面： “在蒋政权专制迫害下受尽苦难的重庆人民，终于在昨天重见光明，得到解放。虽然他们在重庆解放前夕，遭到国民党政军和亡命奔逃的那些特务们扰害的恐惧，但是他们昨晚得到了解放。在炮竹声中欢呼的那种情绪，是胜过一切的。百万人民昨晚感到天真的亮了。
“7点多钟， 人民解放军在雨中分头渡江到达市区。人民纷纷由屋内拥出，急看解放军的英雄姿态。虽然没有电灯，但在家家户户前点燃的太平灯下，都清楚看见解放军健儿们在微笑着接受人民的欢呼。鞭炮声和欢呼声交织成一股强烈欢欣巨流，冲破了重庆人民被蒋政权迫害遭受的种种苦难和积压的苦痛……又昨晚当一队解放军在炮竹欢呼里抵较场口时，街口的良友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满街人民同时随声合唱……”
1949年12月1日在重庆街头欢呼着的人们， 曾经在睡梦中倾听到了远方山区里的枪声。他们不知道，在郊区，霹霹驳驳如炮竹般的枪声里面，是垂亡者最后的疯狂。牺牲者生命代价的真义，如今已化作人间的沧桑。在解放了重庆，人们用这样的挽词来赞美殉难者的高贵和不朽——
死，并不是终结。种子落在土里，会发出新芽，生命将绵延不尽。一些牺牲了的人，他们崇高的行为会感动另一些人出来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里埋葬的不是尸首，这是种子，等到春回来临，它们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年度记事
★ 《将革命进行到底》
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在献词中指出，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告诫人民，决不能怜惜敌人，为坚持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毛泽东向中外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坚决消灭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月10日，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从上月18日开始，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对河南永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 经过4昼夜的激战，全歼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指挥部。邱清泉第二兵团本部及所辖第五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四军、第十二军、李弥第十三兵团本部及所辖第八军等部，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八军少将军长周开成等高级军官52名。淮海战役历时65天， 人民解放军以13万人的伤亡代价，全歼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 5个兵团部、8个军、56个师（内有4个半师起义），总共55.5万余人。至此，蒋介石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和精锐师团已丧失殆尽，南京、上海及武汉重镇，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 平津战役结束
1月31日， 人民解放军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入城接受防务和市政，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结束。
天津解放之后，解放军发动的平津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为了维护古都风貌，使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向北平守军最高长官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发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公函。迫于形势，傅作义同意进行谈判。经过林彪的代表陶铸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周北峰等人商议， 1月15日，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21日，双方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具体实施方案》上签字。22日，傅作义率部按协议撤离市区。北平的和平解放，保护了历史文化名城，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 蒋介石下野
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下野是由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去年底，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夺取。于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 。12月N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等又提出5项和议主张， 把蒋下野作为第一项主张。豫、湘、鄂、桂4省也相继通电主和并要求蒋下野。除夕日，蒋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人外，其他委员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本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对局的声明） ，揭露蒋的和谈阴谋并提出8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这一切，使蒋无法再恋战了。19日，蒋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愤愤不平地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24日，蒋介石在保留国民党总裁职位的前提下“引退”，国民党中央执委对各直辖党部发出秘密指示。《指示》称赞蒋介石“引退”为“磊落光明之伟举”。为使全体国民党员“洞达总裁之意旨， 了解工作方针”，中执委要求：（1）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 和《引退声明》要“悉心研讨，全力信守”；（2）不论蒋介石在何处，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在蒋领导下，“救国救民”。
★ 和谈破裂
4月2日，国共和谈代表就实现国内和平所涉及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意见。3日，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
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交张治中，该协定共8条24款： 首先确定国民政府负全部内战责任，要求惩办战犯；主张废除伪宪法、伪法统；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改除一切卖国条约，改编军队等。对此，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修改意见。15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国民党代表团，周恩来说：“对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年过江接收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周恩来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这一修正案，决定派黄绍竑携带文件返南京请示。
蒋介石阅毕黄绍竑携回之24项要求后，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的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20日， 南京政府拒绝接受修正案， 李宗仁、何应钦电复中共和谈代表团说：“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谈判就此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并于23日占领南京。
★ 台湾改革币制
6月15日， 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规定：（1）新台币指定由台湾银行发行；（2）发行总额以2亿元为限；（3）新台币与美元汇率为5：1；（4）新台币与旧台币的兑换率为1：4000，限在1949年12月31日前兑换； （5）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及外汇为十足准备发行。台湾省政府从台湾原存和大陆过来的黄金中拨出80万两作为新台币准备金，另拨1000万美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基金，使新台币得以维持币值。台币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缓和。物价上涨有所控制，初步稳住了台湾的货币金融体系。
★ 《光明日报》创刊
6月16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创刊。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在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中阐述办报方针为：“第一是负责的态度”，第二是服务的精神”，“第三是建设的批评”，“第四是忠实的报道”。该报以科学、教育、理论等为主要内容，反映国内外科学、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 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已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张澜、刘少奇、高岗、李济深为副主席）。
当天下午，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人、农民、学生及人民解放军官兵30万人， 汇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盛典。下午3时整，毛泽东率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典礼开始。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30万人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广场上空。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朱德驱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之后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并主持了阅兵式，
在场的各界群众一直用热烈的掌声为人民的子弟兵欢呼。
阅兵式后，天色已晚，群众开始提灯游行。这时，五彩埃纷的礼花腾空而起，红灯和礼花交相辉映，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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