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
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
他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两个视角的交叉点
对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和教训如何评价，国际国内都有很多看法。我的看法是，应该从两个视角上，找一个交叉点：一个视角是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时候，面对的整个世界的时代特点是什么，这个时代要求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领导人，最善于去处理本国的外交关系；另一个视角是看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上，中国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要求是什么。
这两个视角的交叉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它的建设过程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特殊阶段。它要清理1840年以来遗留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困难，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甚至需要继承的问题。但在革命刚刚胜利的阶段，人们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去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当时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个国家要获得安全、外交政策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认同，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个政权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它面临的外部环境就是冷战，而中国当时的任何对外政策，都要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去思考、制定和选择。中国的任何外交问题都不能放弃对国际政治格局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冷战爆发和新中国成立，这就构成了认识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影响的交叉点。中国历史的转折，正逢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的开始。历史给毛泽东的就是这样一个舞台，他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的能力、个性、魅力，也在此暴露他的缺陷。
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
在这样一个时空交叉的舞台上，毛泽东在外交上的很多作为和决定，最突出的一点到现在都能经常感觉到：他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使这个民族知道要自尊。毛泽东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鲁迅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反思。毛泽东说，在鲁迅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人的奴颜媚骨。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情感不容置疑，这种情感是由衷的，是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美，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热爱。从他的诗词歌赋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她的芸芸众生，都是用非常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的。在这样的感情下，从抗日战争开始，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塑造中国人民的全新的心理状态，要中国人民带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应对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曾做过一次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中国的时代问题、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和他对坚持抗战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基本信心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其中讲了这样三句话："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回头来看，我们现在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根源还是在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那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思想中产生出来的。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能不能打胜，应不应该坚持抵抗？当时有很多人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是像毛泽东这样说得如此简练而完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支持他进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基本信念，是出于对这个民族的自信。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当时人们纷纷议论原子弹的威力，延安的报纸也有报道，毛泽东对这样的报道不以为然，他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人心向背。毛泽东决非不知道武器的重要性，否则建国后也不会有一定要搞两弹一星的计划。他在1946年又专门和美国记者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在他看来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他为什么这样讲，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太理解了。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得非常透彻。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是否进行反击，对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能不能提、应不应该提，还有不同意见。因为蒋介石是二战时各大国都支持的合法政府的代表人物，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完成一场社会改造，还会颠覆整个东亚地区美英苏几个大国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确立的格局。要推翻蒋介石政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的国际秩序。
当时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毛泽东当时就说，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仗打了一百年都打败了，所以一提到外国干涉就害怕，精神不解放。他说苏联也有这个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烟卷，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主要是指苏联不支持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也不积极支持。他就说南斯拉夫的铁托很了不起，南共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他说在中国要想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就是不能怕。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要继续，要办革命的外交，首先就要精神解放，从一百年的耻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要相信自己的事业，要相信这个民族和人民能创造奇迹，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对于理解毛泽东来说，这些话就像是一个钥匙一样。只有理解了他的这些思想，才能理解他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建国后不久，他为什么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欺侮，他就是有一种不服气，他带出了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现在充满了自信。比照此前中国近代的历史，看看那时候外交的样子，就能理解精神解放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仍然用100年来记忆的眼光看待她，认为她是积贫积弱、不堪一击，面对外来压力从来不敢抗争。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找印度大使转告美国说不要过三八线，否则我们就要管。杜鲁门却说这是共产党人的讹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却拿话来吓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边界问题上打了不少仗，可以说毛泽东由此给全世界树立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华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惜使用武力。对中国的这种意志，后来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的很多精神遗产和当时通过牺牲获得的成果。当一个国家树立了威信以后，这种威信就是无价之宝。毛泽东给这个民族带来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际形象，这一直是我们处理很多外交问题的基本根据。别人知道我们不好惹，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1949年前则不是如此，那时候谁都可以欺负中国。
我觉得，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这一系列军事上政治上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以及与苏联的对抗，毛泽东把他的那种精神气质带给了普通大众。有人问志愿军战士怕不怕原子弹，回答是不怕，问为什么，回答是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我们就不怕。那种精神力量是非常直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精神状态，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一步不让。当然还要承认，这里面也有美苏对抗、相互制约的背景，中国有回旋的余地。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有人说毛泽东不理性，他确实有不理性的时候，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不理性的领导人。
完成了国家的身份认同
毛泽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他当时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完成了中国民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拥护，实现了对新国家的对外政策的认同，这个认同一直延续到现在，基本方面没有改变，影响极其深远。这种认同包括三个方面：
毛泽东1949-1950年到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是毛泽东到苏联和斯大林谈判建立了中苏同盟。中苏同盟给了中国很大好处，很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了中国基本的安全保证，中国获得了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援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中国认定了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
中国希望自己是、并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需要外部的认同。一个国家的认同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建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是通过与苏联结盟实现的，它与内部政策的互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是从毛泽东时代确定的。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别人也是如此看待中国的。
二是在外交上结束屈辱历史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地区强国的地位。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尼克松决定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五极之一，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中国在世界上这种地位的奠定，包括缓和中美关系和加入联合国，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实现的。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在下降，直到抗战才止跌回升。而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仅用四年的时间，到1954年就在日内瓦会议上奠定了自己地区强国的地位。国际社会都认识到，要解决亚洲问题，要解决印度支那、朝鲜半岛问题，没有中国参与是不行的。当苏联提出中国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西方国家也都接受了。周恩来在日内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外交才能发挥到了极致。直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地区强国就意味着责任，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牺牲。通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强国，它敢于参加战争，也能实现和平，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有着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决定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涉及中国安全和威信的事，中国一定要管，要管就一定要插手，而且管的结果就是基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胜利加上日内瓦会议在外交上的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地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在军事上有多强，而是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望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在毛泽东时代清楚界定了中国这样的身份和认同，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在1955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就确定了。当时不少亚非国家更多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共产主义国家，与苏联结盟，与美国作战。又加上中国是一个新兴起的地区强国，他们非常不喜欢或者深感怀疑。但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告诉别人，不要只把中国看作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周恩来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人的事情要亚洲人来管。周恩来说，我们到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我们都有过共同的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现在都希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听起来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说明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地区强国，也和亚非新型民族国家一样，有过遭受侵略的历史，是和这些国家有共同身份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也有共同的愿望，就是实现地区和平。到后来中国确定了永远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永远不称霸的政策，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基本的意识，直到现在。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上述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即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主持正义和无所畏惧的。例如毛泽东就特别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必须符合这些基本的伦理和价值，要维护和平，主持公道。这在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他所展现的谋略
毛泽东第三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所展现出的谋略。冷战给了中国纵横捭阖的空间，可以让中国设法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毛泽东做的事情不能说多完美，但在利用美苏矛盾维护中国基本安全方面确实是有很多贡献的，比如中美关系的改善。毛泽东留下的教训很多，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而采取四面出击的做法，同时与美苏为敌，同时反对"帝修反"，使中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外交孤立。但是缓和中美关系可以说一举扭转了中国外交不利的局面，这种大战略的策划现在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他在外交上的悲剧一面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有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毛泽东在外交上有悲剧的一面。他生长的年代使他形成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导致他过度关注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对发展，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趋势的重要性和长远影响重视不够。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政治舞台的，那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国际上是帝国主义战争，他看到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这使他非常关注世界混乱的一面，他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弱肉强食，战后的巴黎和会又使本来是战胜国的中国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人对西方完全失去信心。
中国人对西方的失望使他们觉得无路可走，只能自己打出一片天下，通过革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就决定了那一代人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理解，导致他们在建国后对世界上出现的要缓和要发展的潮流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关注的要么是爆发战争，要么是出现革命，而从骨子里不相信缓和。
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独立研究和判断国际形势。
另外一点就是封闭，这一部分是外部封锁造成的，另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有足够的信心，但又有思想的局限。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不可能孤立发展。毛泽东有很开放的时候，比如《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战与世界局势的关系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与世界发展的同步性，这就是他的悲剧，他把民族带向了解放，但他把民族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窒息的环境里，他仍然相信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走到了一个极端。
一个民族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以后，追求解放可能是非常英勇乃至悲壮，但很多时候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后来邓小平意识到的：在任何时候，发展是硬道理。要看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尤其是科学进步带来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后期，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这方面的关注，他全部的精力受到前半生基本经验的影响，集中在革命和战争这些问题上。中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中，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但也贻误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观点，对时代基本问题认识的偏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
总体来说，毛泽东的外交对中国外交在精神上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很难改变。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其中许多是有普世价值的。(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1974：向1946回归
从毛泽东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到1964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他晚年划分"三个世界"，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我想着重谈谈"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这个思想在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影响也最大。同时，这个思想的提出也是一个标志。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战后初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这一时期，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美苏关系的演变，二是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三是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不是一下明朗的，毛泽东的总体估计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最初，毛泽东估计，战后国际上将维持美苏合作的局面。他由此出发来考虑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根瑟·史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该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他说，无论依赖苏联而冷淡美国，或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视、怀疑都是同样的错误。"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之间的冲突的恶化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等地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毛泽东当时主张："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带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外国的支持。"直到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还重申了中共的这个主张。战后初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以避免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现在，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后来主张"一边倒"，而不知道他还有过与此完全不同的设想。
从1946年3月起，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迅速地恶化了。一时间舆论对美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议论纷纷，人们对美苏战争的担心实际也是对国共内战的担心。当年4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篇短文表明，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毛泽东所针对的，不仅是当时中共党内和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的模糊认识，实际也是针对苏共的一贯做法，即当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谋求与某种国际势力妥协时，便要求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实行妥协。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篇短文非常重要，它不仅解决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
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著名论断，由此形成特色鲜明、对中国共产党和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国际问题理论。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斗争，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国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这是因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既能以极其开阔的视野纵览全局，又能把思考的焦点高度集中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最关键的实际问题上，在既定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此后将近十年，毛泽东没有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直到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才又重新提出。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晚年，他又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打破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极度混乱。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从形式上说是对他鼎盛之年提出的"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以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某种复归。 (章百家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
沈志华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正是世界的时代转化的时期，即二战结束后世界向现代化阶段迈进的时期，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开始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体。人们现在把这个过程叫做全球化。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让自己的国家较快地加入这个进程。我感到斯大林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二战期间，苏联领导人在研究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走向时，就强调要和英美合作。解散共产国际、战后处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朝鲜问题、希腊共产党问题，都显示出斯大林认识到革命的时代要过去了，今后将是发展的时代。
1964年，迎接反修斗争归来的周恩来。
但是冷战发生了。冷战的起因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了双方的不信任。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没有和国际接轨，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就是冷战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对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没有别的余地。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选择与美国的对抗，因为他认为中国要站在世界上要求革命的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中国有责任来抵抗美帝国主义。他的胆略和智慧足够，影响力和魅力也足够，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内，他还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指导中国处理国际事务。
毛泽东是把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虑的。我觉得，他有时候很矛盾。他一方面深切地知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际大国，而且目标就是赶超美国，从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起他就说要超过美国。但是另一方面，他对现代经济不很了解，起初打算用７５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后来越来越狂热，又缩短为５０年、甚至１５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环境，所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是同意苏联的和平共处观点的，而且每次谈中国经济的发展都说要利用世界大战的间隙。因为他相信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反复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早晚都会发生战争，但是世界大战之间是有空隙的，中国要争取利用这个空隙抓紧建设，尽快强大起来，在将来的战争中才能战胜敌人。他的急躁冒进是与此有关系的，因为在他看来战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不赶快发展就会打败仗。所以中国发展原子弹、钢铁、军工，一五计划、二五计划都强调发展重工业，是"重重轻轻"的理论影响，这都是建立在战争迟早要爆发这个认识上。既要和帝国主义斗争，又要争取和平搞经济建设，这就构成了矛盾。
毛泽东既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又认为单靠中国或苏联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发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推翻帝国主义。所以一旦他觉得中国力量强大，就会改变对外政策，就会采取强硬的革命外交。中苏分裂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１９５７年后双方政策出现了分歧。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一段时间内，双方路线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经济建设，苏联到１９５７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农业接连大丰收，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成绩，因此他觉得要进一步改善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尽快提高苏联的经济水平。而中国一五计划完成、国家工业体系建立起来，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这么强大，中国也形势不错，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处了。这就和苏共二十大后的路线发生了分歧。
所以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联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已经不能领导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国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来承担。我认为这就是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但是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中国在短期内达到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而且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跟着苏联走。６０年代末在"文革"中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是现实的，并非固执己见，所以７０年代初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他意识到再像过去那样按传统理论安排国际事务是不行的。中国当时南北两面受敌，这种客观形势也促使他开始了战略大调整。
在传统的革命理念中，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建立关系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一步对中国发展而言却非常正确，只有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才能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扭转落后的局面，在大的战略上，毛泽东是走了第一步，然后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念。所以他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与以往相比有了改变，它不再是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划分，而是弱小国家与霸权主义的区分，对美苏两霸，是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
1965年，声援越南抗美救国集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发生了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具体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做出联美抗苏的抉择，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苏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军队进攻并占领中国部分地区的威胁，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从海上攻击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也更为现实。至于美国升级越南战争对中国南部安全环境构成的威胁，已由中美两国达成一项默契而基本化解：只要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中国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不参战。另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也为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战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苏联对中国政权产生的威胁。尽管随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苏共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动摇，但是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国际共运旗手形象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基础相同的中国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场。由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尤其当他们在中共领导核心中卧有代理人时，这种政权替代威胁也就更为现实。因此，毛泽东对来自苏联这个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威胁的忧虑，大大超过了对美国威胁的忧虑。
再次，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使中苏敌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难以修复。由于中苏两党的重新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两党分裂的命运也就难以扭转。伴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而来的是国际共运的严重分裂和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他在发动“文革”时，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立为最危险的内部敌人，进而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实际是“反帝必先反修”的口号。
1964年，支持非洲人民反帝斗争集会。
●毛泽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之时，正是冷战形成后国际政治力量不断重新组合、世界格局不断变幻的时候。时代的特征其实正在发生变化，即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但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以及对外交上敌友转换的务实考量，构成了一组深刻的矛盾。这组矛盾在他观察世界和确立中国的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他。事实上，就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实质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促进并领导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依旧是他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此种务实精神与革命理念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是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
■中苏关系紧张加剧的国际因素不仅促使毛泽东及早采取措施，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局面，而且还促成了毛泽东晚年对外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走上了较为现实可行的道路。
考察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调整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他曾经有过以下多种提法：
“两个中间地带” 1962年1月毛泽东对其在40年代提出的“中间地带”观点做了新的补充，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将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垄断资本的西德、日本与独立和半独立的非洲、拉美国家区分开来；1963年9月毛泽东又谈到，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后一部分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进一步明确了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矛盾尖锐化的基点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战略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间接同盟军” 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的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是一种间接同盟军”。一年后，毛泽东又特别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控制；强调中国与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控制，不管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谁要控制、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进一步表露了中国可以联合第二中间地带这个间接同盟军，反对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中间集团”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此概念是“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两个第三世界”与“中间世界” 1963年10月毛泽东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数月后，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9月，毛泽东又将“第三世界”的定义与“第二中间地带”区分开来，单纯与“不发达国家”的概念相连，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不发达国家，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这即已明确第三世界就是指不发达国家，并初步将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苏联也是纸老虎” 1964年初毛泽东谈到，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一切事都要照他们的办，要到他们那里朝圣。但是毛泽东认为，纸老虎并不仅只美国一只，“苏联也是纸老虎”，指出：我们不信他们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虽然仍处于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就其与世界各国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们实际已汇合为矛盾的同一面，成为一极。苏联已与美帝这只纸老虎为伍，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必惧怕它们的威胁，应与其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抗争。
“中等国家” 1970年6月～7月间，毛泽东几次谈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别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义，针对“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概念，说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强调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两个大国，不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国。但是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实际进一步突出了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及联合各国反霸的战略意向。
“两个中间势力” 1970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1959年，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外国朋友在一起。
“一条线”、“一大片” 19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由此，他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三个世界” 这样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
1974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
毛泽东上述提法的变化，尽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发展的脉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思考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历史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多级、多元体系转化为前提条件的，但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酝酿成熟的发展轨迹：由反帝反修、以美帝为世界头号敌人，到反修统一战线的份量不断加码，再至“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以苏联霸权主义为首要的斗争对象。从反帝反修、两线作战转化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把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表现在外交思维的矛盾性（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外交行为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中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放弃“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苏划线”的羁绊）、划分标准模糊且缺乏科学性（既非完全以发达或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国家的归属，也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后期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僵化的而非灵活的、单一的而非多样的状态。
当然，总体上讲，毛泽东根据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而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国际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还是颇具远见的，是有突破性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国内动乱的局势下，及早着手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进程，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出发，在抵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基础上，适时地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重大转变，中国由此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并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沈志华 ■李丹慧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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