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革为镜，构建新民主
一、民主不民主，到底谁作主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虽然当事人大半已经盖棺，却尚未定论。赞之者称文革为伟大的大民主运动，而在北大才俊余杰，还有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等时贤的笔下，文革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专制的时代，而毛/泽/东也是历史上最大最坏的专制君王。
我有一事不明，但凡读过一点中国历史，多少知道五代的四分五裂，元朝的人分四等，以及近代的南京大屠杀。难道文革比这些还黑暗还专制？
或许，在时贤眼中，国家分裂算不了什么，神州陆沉算不了什么，只有斯文扫地才叫大事。而且人家不是有“先三百年殖民地然后现代化”的高论么？
我更奇怪的是，民主那话儿，竟是一个使女，由得人们涂脂抹粉。你说你民主，我说我民主。然则，民主不民主，到底谁作主？
二、文革前的中国民主吗？
历史书很是赞扬文革前的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刘邓当家，民主决策，大家有商有量，当然比听命于毛泽东个人要来得愉快。
吾生也晚，没有赶上这个黄金时代。但是按长辈的述说，文革前的中国却是一个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
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刘少奇的《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
假如我是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权剥夺我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我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我捉将官里去。
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那么，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说，文革前的中国，什么集体领导，什么民主决策，那是上层的民主，与我何干？
一言堂虽然不好，但是换成官僚集团的集体统治，对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并无区别。只不过是一个主子变成了一群主子而已。
事实上，上层的你争我斗，比上层的铁板一块对民众来说更有利。角逐权力的一方，至少会暂时讨好民众，求得民众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有很多独裁者，虽然受精英辱骂，却大得民心的缘故。
即使是某些人时时放在口中的现代民主，其起源也不过是因为英 国 君主，为了和封建贵族争权夺利，而与资本家联合的一个过程。国王本来一个挂名的职位，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和爵位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本家阶级的勾结，慢慢地才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后来又和资本家合伙，利用强大的力量，通过取消封建土围子的税卡等，先是在经济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围子的势力，逐步地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这个过程，对于下层来说是民主，对于上层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集权。
因此，上层的民主跟人民的民主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就算如某些人之愿，毛泽东在1958年死了，中国也不会变得更平等和民主些。事实上正好相反，
事实上，正因为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的特殊威望，才遏制了官僚集团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官僚集团不会因为他的苦口婆心，就自动放弃既得特权利益。官僚集团非但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合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
在文革初期，官僚集团仍沿用了这一模式。在那五十多天里，学生和市民被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这些史实，至今仍不见于正式史书。或许从杨小凯所披露的抓黑鬼运动可以窥其一斑。
抓黑鬼运动是由陶铸所支持，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搞的。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
种种情景，令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他下决心，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方式，即大民主的方式，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在湖南，毛泽东派去的钦差大臣为受迫害的学生和市民平反，烧毁了歧视迫害市民的黑材料。可以想象，被解放的市民学生是如何热情地喊“毛主席万岁”。时至今日，农民家里挂的还是毛泽东像。年年九月九，毛泽东纪念堂排起长龙。这实在让官僚和帮闲文人很不爽，于是把帽子大扣特扣，什么个人崇拜呀，奴性呀。这真是奇哉怪也，毛泽东带领我们造反，我们不崇拜他，难道还能崇拜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四、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关于文革的目的，毛泽东自己说：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早在延安时期，即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克服历代政权兴亡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后来毛泽东以更明确的语言说道：“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 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则是顺理成章的。
文革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
1975年修改宪法时，就把游行示威和“四大”规定为公民的权利。毛泽东说：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结果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
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里，「群众」和「党」（共产党）一样，是个既抽象又具体的词。反右的时候，一个小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小科长、班组长就代表「党」。到了文革，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将军元帅就都不是「党」了，不但不是党，连是不是「群众」都成了问题。
五、大民主和小民主
我有个同事，非常崇拜美国，特别是美式民主。某天在街上跟一个老外换了几张美金，然后回到公司显擂，说他也有美刀了。结果大家一看，是假的，呵呵。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的民主也是假的。虽然美式民主经常会闹些丑闻，而且总是跟金钱扯不清关系。这是选举制民主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就连超级女声这样一场游戏，也已经成为了选手间的“非唱功实力”之争，谁有背景、谁有钱，谁有本事在短信上砸更多钱，谁就能走得更远。就算你老老实实，印传单、做海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吧？难怪张美娜的母亲感叹，家有超女是一场浩劫。
虽然有种种弊端，但一人一票的民主毕竟还是个好东西。但是，仅仅有这个还不够。
由公民投票选国家领导人，这是民主的。但是，既然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既然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领导人，他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因此都不可能改变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
在美国，四年一度的驴象之争已经演变一场骗局，就如同古时候那个养猴的人，他对猴子说：我早上给你们三颗果子，晚上四颗。猴子都反对。养猴人马上改口：那就早上四颗，晚上三颗。猴子们就都高兴了。
在统治者看来，猴子们真的是很好骗的。当然，帮闲文人可以美其名曰“善良”。
台湾议会的公开吵闹也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使台湾人民看到议会中的吵闹，就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作主，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他们就不会搞武装起义了。当然，如果议会上鸦雀无声，那么当然不算民主。但也不能说，在议会中大吵大闹，就是民主。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人一票是民主的。但是，你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这才是最大的不民主。
而毛泽东恰恰是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
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保证起点公平，只要政府不干涉公民个人私事，公民之间也互不干涉，只埋头于自己的私事，那么就可以保证各阶级的自由流动，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不民主不自由的事情了。
从理论上说，如果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人上人，当统治者，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平等和民主的问题了。正如帮闲文人说的："只要你遵守规则，老老实实给我干活，将来就有希望也成为奴隶主。"
毛泽东是宁愿做车轮下的小草，也不愿意做横行霸道的车轮。和毛主席比起来，自由主义者们就太小家子气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太低了，他们太安于当奴隶了。实际上他们连实施小民主的气量都不具备，他们不正是在充当美国政府的奴才吗？他们把持了各主流媒体，令到非主流学者只能在网络上寻找出路，这里面哪有一点费尔泼赖精神呢？
而且，在实际上，只要还存在人压迫人的制度，就无法保证起点公平。无法保证自由流动。只会一些人越来越富、一些人越来越穷，富人就有能力出钱收买穷人的自由，使穷人世世代代成为奴隶，贫穷成为世袭。以富欺穷、以强欺弱的现象变得司空见惯，甚至得到法律的保护，前几天重庆警方就公然提出，要为知名企业家提供特殊保护。政府实际上成为富人剥夺穷人的自由的帮凶。
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造成不自由的唯一原因就是政府干预。这二十多年来，他们令到政府威望越来越小，国有财产越来越少，但是，民众的日子因此好过了吗？
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世界上造成不民主不自由的原因太多了，除了国家暴力压迫，还有阶级压迫，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种族压迫，妇女所遭受的压迫，旧风俗、旧习惯对人们的压迫，等等等等。要想摆脱这重重束缚、重重压迫，就必须积极地和各种压迫的根源作斗争，就必须联合民众，组织民众，不断地斗争，不断地革命，直到取得彻底的自由解放。
六、是历史的倒退吗？
一说毛泽东的好话，自由主义者就质问："难道还要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这根本是个假问题。就算起毛泽东于地下，他也肯定不会主张简单地回到二三十年前。毛主席从来都是主张不断前进、不断革命，反对保守倒退，还主张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他怎么会同意回到二三十年前的社会中去呢？
而且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包括文化大革命，主题就是对旧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和扬弃。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倒是抛弃自己的独立探索、向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回归，比如：恢复种种苏联式的工业管理制度，恢复专家和技术官僚统治，取消政治挂帅，取消群众运动，取消文化思想斗争，实行物质刺激，培养高薪阶层等等。
现在大吹特吹的国退民进，一私就灵。近代以来，世界上搞的不都是这一套吗？怎么会惹来那么多革命与动乱？按照精英的理由，企业私有化后，管理层成为企业的所有者，积极性确实提高了。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了奴隶，积极性从何而来？没有绝大多数民众的参与和努力，靠那么几个精英，难道就能发展起来？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然而，精英们就是这么想的。
要我说呢，私有化也不是坏事。只是要化得彻底。现在哪怕一个小小厂长或者处长都化得有头有脸，而国家领导人反而化不了，拿阿扁来说，偶尔化了一下下，就闹了个灰头土脸，至今不得脱爪。这样怎么能调动领导人的积极性呢？所以私有化要彻底，就得把整个国家都化了，化为领导人之所有，化成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子领导人才有动力啊。按照私有化的逻辑，不倒退到两千多年前是不行的。
到了今天，工人被剥削，被欺榨，被搜身，被日本人打耳光，被韩国人强迫下跪，诸如此类的新闻不绝于耳（在2004年4月23日，东莞兴昂鞋厂发生数千名工人抗议，主要原因是兴昂鞋厂拖欠工人本身不够生活的工资。工人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每小时的工资只有不到2.5元人民币！在事发之后，根据工厂提供的工人名单，东莞长安公安局拘捕了大约70名工人）。这跟人民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的时代相比，是进步呢还是倒退？那个时代不叫民主，难道今天这样子才叫民主？
分田到户被说成是中国农民的创举，然而，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不就是这样单干吗？难道不是这样反反复复地重演着治乱的悲剧吗？而真正的历史创举——农业合作化被破坏以后，治乱的悲剧又将重演了。农民已经说，农村现在什么也不缺，只缺陈胜和吴广！
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主张民主自由的。毛主席说，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他说过，不要怕群众批评，不要怕群众闹事。是谁走北洋军阀的老路，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呢？是毛主席以后的某些领导人。
毛主席亲自建议，把人民群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和工人的罢工权利写进宪法。是谁把这些人民的民主权利从宪法中取消呢？是毛主席以后的一些领导人。
七、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无须讳言，文革中存在种种暴力行为。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压抑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爆发则必速、必烈。我们不会因为害怕历史的代价而放弃革命，但也不能不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
文革中的暴力行为，无不为“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其中有部分确实是年轻幼稚、成分不纯的造反派所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官僚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革初期，官僚集团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确指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随后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坐飞机“就是王光美”在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并进一步蔓延到企事业单位及整个社会。各单位党组织及官办“文革会”用前十七年的习惯手段镇压所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及领导认定的落后群众，尤其是敢起来造反的少数派，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当文革深入后，高干、军干子女背叛革命，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
而在当权派与造反派的较量中，造反派所持者，无非是毛泽东的支持这一政治资源，然而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资源与丧失迨尽。再加上造反派在组织资源中远逊当权派，因此其损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例如江苏，68一69年，许世友将军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子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在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将军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为什么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根本原因是革命成功后，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让官僚集团专了人民的政。
虽然说革命政党的精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出于坚定的意志，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为工农阶级摄政，为普通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官僚精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对革命初衷的执着是靠不住的，而领袖个人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蜕化。
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无产阶级被架空了，只有专政是真格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造反派过于依赖暴力工具，只会令到自己头破血流！
大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而这个民主的主要内容，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民主的真正含义：那就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当然包括选举，但更重要的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如果没有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能获得胜利！
八、民主不是制度，而是历史进程
四十年前，多少人在毛泽东麾下，披坚执锐，想当年，造反派一呼百应，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然而，一旦毛泽东辞世，当权派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把他们“铁帚扫而光”了。甚至在大本营上海，也没有人吱一声，民众的冷漠一至于斯！这是为了什么呢？
造反派当初之所以得到民众支持，乃是因为他们以平等和大民主为目标，对官僚政治的抗争和颠覆。而造反派的失势，文革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平等和民主目标的失败。到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并但没能取代当权派，解决“换班子”的问题；而且自我孤立，内斗不断，部分人甚至迅速蜕化，腐败程度比老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么能不失去民心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造反派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
既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那么，造反派对官僚集团的抗争是否毫无意义呢？文革的大民主实践是否失败了呢？那也未必。
毛泽东是不在了，文革是失败了，但是官僚集团也得到了教训。当他们板起脸训人的时候，也会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们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给予民众一些权利。甚至到现在，“文革”、“毛泽东”这些字眼还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恶梦，还是悬在他们头上斯摩达利剑。
文革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文革前的苏联式官僚主义体制一去不复返了。而没有经过文革铁帚清扫的苏联东欧国家，无不在世纪之交遭受惨败。
三十年来，虽然不准讲阶级斗争，虽然取缔了大字报，虽然从宪法中抹去了游行示威和罢工自由的条款，但是，民众却越来越清晰地回忆起毛泽东生前所曾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等。这些话语尽管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已经深深种植于民众的心中。直到现在，毛泽东主义仍是民众与官僚集团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个超稳定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往往要经过改朝换代，“天街踏尽公卿骨”，精英阶层才会作一点点反思，作一点点让步。
文革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在官僚政治下，民间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也无法通过程序选举等方式来产生政治平衡力量。一般说来，只要没有战乱，只要上层不发生分裂，就无法打破这个超稳定结构。
所幸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借助其个人权威，发动起特殊的大民主运动，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发起民众的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大民主运动确实是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即所谓的“成绩最大，代价最小”。
当然啦，最好是一劳永逸地打碎旧国家机器，一步到位实现大民主，但是，在中国，那只能是空想。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是一种制度，具有客观、普遍的评价标准。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民主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
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才能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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