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集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解说词（四）
四 苏共的党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雕像静静地矗立在这里，他身后的斯莫尔尼宫曾经是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大门里面尘封着历史的烟云，宁静的草坪记录下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十月革命的时候，卫兵洛班诺夫在这里拦住了列宁，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列宁同志。洛班诺夫回答，就是列宁同志也需要出示通行证。列宁在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后，表扬了这位忠于职守的红军战士。这个故事曾收入过上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题目就叫做《列宁和卫兵》。
从故事中我们读到了苏维埃战士的忠诚，但更多读到的却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风范，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优良作风。
一个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人心向背，甚至是生死存亡。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前，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召唤到革命的旗帜下。因为这个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为实现切身利益而奋斗，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亿万人民的支持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不能须臾离开的群众基础。
1920年5月1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莫斯科春光融融：列宁和全市的共产党员一起参加了义务劳动。这项活动是一年前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自觉发起的，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很快推广到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带动了大批非党群众参加。
党的领袖要和普通党员融为一体，共产党要和广大群众融为一体。列宁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全党：“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
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是战胜这个危险的根本法宝。
列宁亲自为苏维埃机关制定了这样的管理规则，“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2]
这些规定，如此细致具体，从中可以体察到在列宁心目中，人民群众的要求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列宁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据当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表记载，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中，他亲自接待了125人次，平均每天会见2至3人。曾经采访过列宁，目睹了接待场面的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办公室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3]
因为列宁知道，如果党得不到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这是莫斯科地铁。走进这里，犹如来到艺术的殿堂，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建筑质量和品质至今堪称优质的城市地下交通系统。它记录着人民创造的历史，承载着苏联人的强国梦想，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就是斯大林时代。
回顾20世纪苏联的历史，可以说，没有列宁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斯大林也就没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斯大林这个名字，曾经象征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那是因为他和战友、和党员、和人民在一起，用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高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心中，斯大林曾经是一面火红的旗帜。人们没有忘记，在卫国战争中，他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雅科夫送上了战火硝烟的最前线。1941年7月，雅科夫在作战中被俘，希特勒提出，愿意以释放雅科夫为条件，交换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却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死在了德国法西斯的一个集中营里。
在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长期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他的一件大衣足足穿了15年，他的大元帅服上打着补丁。他常穿的一件短皮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时期起一直穿到了去世。他去世后，发现他仅有900卢布存款。
翻开斯大林的著作，可以看到，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引用过古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英雄安泰力大无比，这力量来源于他的母亲——大地之神盖伊。安泰是在空中被对手杀死的，因为他的双脚脱离了大地，也就无法补充和吸取养分和能量。
斯大林的比喻是要告诉人们：共产党就好比安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
斯大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也出现了主要靠听汇报，看文件，作指示，发命令来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的情况，很少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他在1928年1月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之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去过农村。显然，对农村的情况就不甚了解。到1953年他去世之际，苏联的农业状况不太好，粮食产量除个别年分外，甚至没有超过沙俄时代的水平，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此外，由于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苏联国际威望的迅速飙升，在党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气也日趋严重，这使上层领导很难听进群众的意见，下层意见也很难上达。脱离了群众这块大地，任何“安泰”式的英雄人物就必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在赫鲁晓夫时代，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在党内日益蔓延起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赫鲁晓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十分欣赏甚至鼓励人们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高高在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鲁莽决策，只准颂扬，不准批评，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群众的声音，更感受不到党内外对他的不满和批评。
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赫鲁晓夫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苏共党内作风存在的严重问题。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问题更加严重，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成为苏共的主流思想体系。那时，苏共相当大的一批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安于现状、不愿改革、不思进取。在当时苏共政治局内私下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也正是这种思想，使苏共的党风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这一时期的苏共党内，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曾经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他后来在回忆中，对苏共日益败坏的党风痛心疾首。他举例说，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披露：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4]只要你善于把那些习惯性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有“创造性”了。正是这种形式主义、不切实际的风气，导致了在苏共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中，对大量反映现实问题的群众来信，几乎都是不闻不问，束之高阁。
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大力纠正和改变苏共的党风状况，而且还使苏共的党风建设日渐遭到破坏。勃列日涅夫本人就非常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的阿谀奉承。在他执政期间，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的奇特癖好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为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叫伊里奇，苏联思想界有人投其所好，提出了“两个伊里奇”和“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提法。197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大小一样的勃列日涅夫像。不久，“两个伊里奇”的肖像就在全国各地并排悬挂起来。
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总共获得了包括列宁勋章、苏联英雄勋章等在内的各类勋章达200多枚。很多勋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军官竟达4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时间苏共党内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之风更盛。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个人、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从而导致了党风状况日益恶化。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时期，苏联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苏共党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逐渐脱离、背离集体领导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此问题日益加重。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领导人中是以“能言善辩”著称，具有很好的口才。他本人热衷于到国内各地搞兴师动众的视察，热衷于讲话和写文章，并频频出镜露面。据长期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仅在1985年10月，他到处巡视，不断讲话、演讲、报告就达15次之多。而且其所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的观点不协调，也不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戈尔巴乔夫不仅抛开了集体领导，更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听不到或说是根本不听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完全凭主观决策。他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反酗酒”运动，为最终实现含有酒精饮料的零生产，将格鲁吉亚的葡萄树全部砍光，戈尔巴乔夫因此也获得了“矿泉水书记”的绰号。
戈尔巴乔夫更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大量的文件他却还没有看”。[5]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说戈尔巴乔夫是“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不少俄罗斯人在反思时认为，戈尔巴乔夫本意是想一上台就建立“丰功伟绩”的，但却把其讲话和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看成了“丰功伟绩”。他不注意制定正确的改革方针，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际措施，更不做落实计划中所需要付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的领导风格就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所以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这种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使党和国家的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并且得到急遽地积累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更是一个典型的言行不一、见风使舵、工于心计的两面派。在担任苏联总统前，他曾多次宣称：“党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放弃苏联总统的职位，因为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但当上总统后，他的行为却与他的宣称却完全相反。苏联解体后，他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博尔金曾这样回忆到：戈尔巴乔夫观点多元化，善于兜圈子，“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这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都能取得成功。”“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6]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地反思说：那时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这是造成苏共党内离心倾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经是苏共普通党员的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了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人不交党费。[7]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1年只有4个人。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五分之一的车间党组织、二分之一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8]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错误路线，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瓦解，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党的信任。
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于死亡。”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共产党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职务也落到反对派手中。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的反思时也不得不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不，这岂止是“错误”，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戈尔巴乔夫最终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他以人民的名义，打着人道和民主的旗号，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
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内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既极度悲愤，又十分无奈。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用伴随了他一生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绝命书中留下最后的悲愤与哀叹：“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断送了。”
（待续）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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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选集》第三版，第四卷，第136页。
[2]《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
[3] 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页。
[4] 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5]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6]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08页。
[7]《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6期。
[8] 〖俄〗《党的工手册》1989年版，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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