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流言、讹言一度盛行，研究其产生、传播、消亡的原因和规律，有助于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心理氛围，有助于描绘多维、多层的历史图像。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就是这样的类谣言。对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揭示当时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的历史图像。
汉代的流言、讹言与现在所说的“谣言”是否相同？
秦汉文献中的流言、讹言，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迷信，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易为有心人利用来误导、愚民，颇似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经典谣言研究著作指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的言论；社会学者认为，谣言及其传播是一种群体解决问题的方式。
流言、讹言的两大特点是什么？
实际上在汉代社会中，类谣言曾大量出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特质主要有两方面。
特点之一：浮浪不根、不断流动
汉代流言、讹言的一个特点，和现代的谣言一样，难以追根溯源。其原创者通常匿名，在流传过程中又历经多重口耳相传，可能同原创的言辞面目全非。先儒告诫后学“流言不极”，“不问所从出也”；朱熹《诗集传》定义流言为“浮浪不根之言”，即为此故。
流言、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流动性、开放性。“流”的本义是水之流动、扩散。“讹”亦有流动、变化之义。古人选择“流”和“讹”来描述这一类“未经验证”、口头传播的言论信息，应非偶然。流言和讹言确实拥有动态的特性和流动、变化传播的动力。
特点之二：在流传中凝聚共识
由民间“戏语”经广泛流传而形成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讹言”生成的典型方式之一。许多俗神信仰发生于误会、误传、戏语，但经历了诸多传播过程之后，往往由假成真，“治病求福，多有效验”。这些戏语、流言、讹言之所以能够成真，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众人的共识。
一种言论信息一旦被众人选中而进入传播、扩散的渠道，它的原创者、或者说始作俑者（如果有的话）就不再能控制它的成长和变化。传播过程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每一个传播者都参与创作。共识形成于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增益、删减、润饰。最后成型的流言、讹言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或宗教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甚至表达方式都属于集体而非个人，例如霍光打击政敌引起的“群下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过程中所呈现的群体心态。
什么样的言论能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流言、讹言？在因流通渠道不够畅通而信息闭塞的传统社会，不可能所有言论信息都能迅速吸引众人的注意，得到广泛传播扩散，成功成为广泛流传的流言、讹言。每一则成功流传的言论信息，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情境、主客观条件，牵涉因素极其复杂，要针对具体案例做具体分析。但有几项基本要素，不可不提。
1、该言论是否涉及接收群体的重要利益。
任何群体，当然有其人数规模、阶级、阶层等定位，但更根本的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一般来说，愈是牵涉该群体重大物质、政治利益，或涉及该群体关注的社会、政治、宗教议题的主题，愈容易引起其兴趣和注意，就越容易传播。
2、该言论的内容及表达方式是否易为接收群体所接受。
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对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众人对之增益、删减、润饰的心态有如下解释：“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有趣的是，大面积传播的流言、讹言在经历多重增益、删减、润饰之后，其主要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仍然鲜明、一贯，不会如普通晚会上的传话游戏那样，一则简单信息经过十来人之口耳相传就被歪曲到面目全非，不明所以。王充的“俗人好奇”说不足以解释这样的现象。
谣言学者Allport指出，某一谣言只会在有类似想法的人中传播，主要对“易受影响”的人起作用。这一群人的结合，就构成了那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共同利益群体。一则流言、讹言所涉及议题的社会政治意义、利益越是重大，其影响力的公约数也越大，相关利益群体的规模也就越大。正因为这群人对于需要什么、信仰什么、期望什么都很明确也很一致，所以经过流传、增益、删减、润饰之后的版本虽然可能不同于原始版本，却不但不会淡化、弱化或歪曲该群体的共同目标、诉求、表达，反而有助于提高该信息的可接受性。所以“流言惑众”、“讹言惑众”之类的说法，在宣传层面上或许有效，却不能揭示流言、讹言影响民众的本质所在。
3、并非越接近事实的言论就越容易被接受。
汉代的流言、讹言通常是在官方对某些议题的说明模糊、不确定甚至虚假时开始流传。如东汉末董卓被刺死，“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这则讹言实非无风生浪，王允在刺董后在处置董卓凉州旧部的问题上迟疑不断，不杀不赏不赦不信亦不解散。讹言因是而起。
史籍中也可见到一些出处明确的流言、讹言，通常由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个人或集团主导编造、释放出来。这些言论，常常为编造者的私利，传递一些伪信息。如：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口号就是一则由极少人编造的讹言，但却是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之宣传杰作。
可见一则流言或讹言包含的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可信，能否得到证实，不是其获得特定群体认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为流言、讹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讹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恰当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像。至于其信息细节是否“真实”，能否验证，根本无关宏旨。流言、讹言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人群的内心情绪、想法和秘密。在上位者可以此为媒介了解众人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充满伪造、虚幻信息的流言、讹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历史情境的一个真实侧面；得到广泛接受及传播的流言、讹言，就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文化氛围而言是真实的。
如何消解流言、讹言的负面影响？
流言、讹言的表达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范来衡量，颇具阴暗、暧昧、鬼祟、负面的色彩；它们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如何消除其对个人、社会、政治的负面影响，便成为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严刑峻罚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采用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首先就是抢占伦理的战略制高点，例如以讹言与妖言、诽谤同罚等。
其次是抢占智识制高点的策略，即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居高临下地蔑视、贬低这类信息，以及相信、传播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传播流言、讹言者不证自明地成为愚者。
这些传统智慧闪烁着合理主义的光彩，至今仍被一些人视为对抗谣传的不二法门。但以“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作为推定、检验传闻的主要标准，其实也相当主观。例如，《论衡》所批评的大量虚妄、错谬，皆属汉代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其论点虽然偏激，却也不是全然无理取闹。
第三种策略则是采取低调、回避式的态度，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讹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
这一低调策略符合古典儒家的对流言类信息的信念。《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不听、不问，流言传闻终会自动消失，而自己耳不闻为静，正常思维、工作也不会受其干扰。所以孔夫子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与“流言、讹言止于智者”相比，“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战略有一长处，即保持耐性，留待时间作证。然而这种策略也有其局限性。“见怪不怪”，有时其怪未必自败。应劭《风俗通义》载有多种汉代俗神信仰，皆因误会、误传、戏语而起，却愈传愈盛，越演越烈，直至始作俑者出面说明，戳穿虚幻，方能消灭。
（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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