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一)

　　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一致承认。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此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刊布。但以往研究者大多侧重于“联俄联共”等政策的确立过程以及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主要人物的思想行动，而较少关注国民党内部组织构造的实际变动。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俄共组织模式箝入国民党体制之后，是如何调适或变异的？与同时期依俄共模式新建的中国共产党相比，这种调适或变异对国民党的组织运作、政治文化乃至国共两党的竞争和抗衡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基本上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①]。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13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②]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本文之作，即拟对1924－27年间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和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作一探讨，冀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改组的意义作一较为适度的评估。  

一  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 

论者常谓1921年中共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不难发现两党的社会基础，实际并无太大差异。这个时期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

中共的首创者们为五四知识青年自不待言。用孙中山当时的话，他们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③]。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④]。他一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将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连中共中央通告的称呼正文前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⑤]，从这些“暗语”中亦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氛围。这个时期知识青年在中共党内实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启蒙者的角色。对此前人已有所论及，此处不赘。

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入党，使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统计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它人员共占百分之几[⑥]。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⑦]。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当时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切实地描述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份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份（附表）。谭平山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亦称：“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⑧]。1926年2月，鲍罗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2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⑩]。另据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4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大多数是学生[11]。由此可见，即使在大革命后期农工运动发展迅猛的两湖地区，青年学生仍是国民党党员的主要成份。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据1927年1月吴倚沧所作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其时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队，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12]。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所占的比例。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依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估测，这一数字可能不无夸大，但青年学生在国民党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当无疑义。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如下一番描绘：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13]。 

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以往论者以广东一省党员的构成来例证大革命中后期国民党党员以农工为主体的说法显然以偏概全。

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份比较（1926年1月）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1926年5月出版。广东数字系1925－27年党员数平均值计算，见《青年呼声》第14－17期，1928年8月。本表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72－273页。 

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蔚为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其时“学生每以入党为荣”即为写照。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汲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14]。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帜着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大革命结束前后。据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对部分青年信仰的调查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15]。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因为此时（1927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早已过去，而“主义的时代”却并未结束，至少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仍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据当时的调查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内涵相当模糊。调查中发现，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如内中不少人自称同时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自然与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以及当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有关[16]，但仍然反映出当时“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 

大革命后期青年信仰调查（调查时间：1927年2月）

　　资料来源：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第43期，广州《民国日报》副刊，1927年2月28日。 

上表被调查者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17]。实际上，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虽然未见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教育程度的直接统计资料，但据稍后的间接资料推测，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中人数最多的是一批受过中小学和私塾教育的青年[18]。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新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制度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在帝政时代，正式编制的官僚队伍的数额有限，每年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人数更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取仕数额的悬殊，势必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入仕的机会和希望始终存在。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会产生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

在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材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材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到五四时期，经新学堂十几年的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队伍已相当壮观。据统计，在五四前夕，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与1910年相比，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19]。以中学而论，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学生多达118548人[20]。此外，大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人数亦达数万人。而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相当的职位和就业机会来汲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青年知识分子。据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21]。留学生尚且大量失业，一般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下文简称之为中小知识分子、中小知识青年）谋职之难，更可想而知。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据1923－24年前后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19－20％[22]。也就是说， 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或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蕴育而生。正因为此，这个时期学运、学潮的主力军是他们，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也是他们。如在黄埔军校前3期通过考试选拔入学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其学力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另据统计，1919－1927年间，全国学运、学潮有57％发生在中学（含师范学校），大专和小学分别为38％和5％[23]。 

中小知识青年与上层知识精英相比，其学识能力毕竟稍逊一筹，故而在时代大潮中，他们一般不能成为领潮者，而只能扮演随潮和追潮者的角色。他们常常踵从于上层知识精英之后。当各种主义流行时，也难免盲目从之。其时即有人指出：“一般青年多数只晓得空口谈主义（其实恐怕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一味盲目地跟着人家跑，究竟主义是什么东西？那种主义适合国家社会目前的需要？……他们通通不暇顾及”[24]。这里所流露的正是当时上层知识精英对中小知识青年的看法。在前者看来，后者连“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

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对中小知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长，其作用实不可低估。白话小说最大的读者群和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支持群体，正是那些介于上层精英和下层大众之间，“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群体[25]。以往只有熟读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跻身于新旧精英行列，如今却做白话文也能与上层精英们一比高低。 

不过，对广大中小知识青年而言，更大的机会，或许还是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从“公车上书”、“戊戍变法”，一直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均是新旧上层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识青年无缘也不够资格参与。当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宣布要面向大众，由一个封闭型的精英组织改组为一个开放型的群众组织时，试想这对中小知识青年们来说，该是多好的一次参与政治和跻身精英之途的机会啊！国民党党章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者，均得为该党党员。这意味着只要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即使普通民众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与一些先进的上层精英互为同党，互呼“同志”。不过，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回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来投奔国民党的。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国民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们。 

再者，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党纲决议，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再象《民报》时代那样深奥费解，这自然也迎合了中小知识青年的学力程度。尽管孙中山个人对白话小说和白话诗并不欣赏[26]，但这并未妨碍他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人运用白话文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正如李剑农在《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所称：“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罢；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27]。这些能读懂孙中山白话经典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正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中坚力量。 

本来，对中小知识青年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不免过于深奥，但这个时期这些马恩原典尚未译为中文，他们不可能也无须去读。他们所接触到的至多不过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译《共产党宣言》以通俗晓畅的语言文字对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正迎合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们的脾胃[28]。不过，中共是一个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对党员要求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个人品质和铁一般的纪律约束，而且在当时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有如洪水猛兽，所谓“父子之亲不认，夫妇之情不顾，打倒智识阶级”[29]乃至 “共产共妻”等种种流言，令一些守旧者畏避三舍。即当国民党“联俄”“联共”之后，外间传闻国民党已被“赤化”时，孙中山亦未敢等闲视之，发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四处辟谣，唯恐影响其“清名”[30]。故此，这个时期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中小知识青年群趋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是一个有历史、有领袖、有势力、有地盘的政党，自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在广东一隅已是一个执政党。这对一个谋生无道的中小知识青年来说，加入国民党，或许能为自己的“饭碗”带来一线希望。当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时，计划录取324人，投考资格限定在高小毕业并入过中学1年以上，或具有相当程度者，正适合众多中小知识青年的条件。结果报名人数多达2000多人，超过预计录取人数多倍，最后录取500余人[31]。这固然说明五四以后青年学生们热心国是，不过也未尝不可视作中小知识青年就业竞争激烈之反映。这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也显示，确有不少知识青年是出于谋生的动机而入国民党者。其时广州除黄埔军校外，国民党还办有各类名目的党工干部养成所、训练所和民众运动讲习所等[32]，招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入所短期培训后，分配从事工运、农运和政治宣传等工作。他们入所受训，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热情和愿望，但难免兼有谋生求职的个人动机。在1927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曾有多名知识青年投书该刊编辑，毫不讳言自己离开家乡至广州加入国民党，带有“糊口”的动机。一位名叫“亲先”的国民党青年，自称曾在“训育所”毕过业，也曾在“宣传所”念过书，还曾领导千百个群众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为无法养活自己而焦虑。他声称自己本是个“革命热”的青年。他说：“依着总理遗嘱，含辛茹苦，继续冲上革命战线去努力吗？固所愿也，然而哪里有养活臭皮囊的经费？”他指望组织上能给他一个噉饭的处所，以解决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他又叹息“国民党太膨大而无严密之组织，决无能力以分配同志担任工作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据他所称，有一些与他一样境遇的同志在找不到噉饭处所的时候，埋怨国民党不能解决党员的生活问题，进而埋怨国民党无能[33]。这说明国民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知识青年参与政治的欲望，却一时难以满足他们入党谋职甚至入党做官的意愿。中小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这种政治参与压力对国民党的影响将在以后较长时期内呈现出来。

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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