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二）

二  国民党改组后的基层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而这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不过，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即孙在坚持其三民主义的前提下，所借鉴的只是苏俄的“办党”方法和建军经验。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34]。“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35]。 

孙意甚显，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办党”的方法。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什么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有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中国国民党改组号”增刊，内中声明：“从同盟会起几次改组，名称变更，‘三民’、‘五权’的总口号始终未变。这次虽然一度改组，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事务机关的改组，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的更张”[36]。也就是说，孙学习苏俄的内容有明确的限定，即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层面上，亦即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这一点，从国民党改组之初所发表的“辟谣”声明，也可得到应证。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巳被“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37]。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基本上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初期的思想的。 

在党务组织层面上，国民党是如何学习和借鉴俄共的？仍有必要作深入考察。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的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组织法则。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曾多次更易党章[38]。但自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国民党总章》以后，国民党的党章基本定型。其后数十年间，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只作修订，未再重颁[39]。因此，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通过对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的文本进行考察[40]，发现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41]。该章程是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来所制订的第一个党章。俄共章程分12章66条，国民党总章分13章86条，内容均由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如党的组织系统，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相并行的层级机构，国民党亦仿行建立[42]。   

    列宁主义政党与一般政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一般政党组织很难既紧密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要么严密如同黑社会，难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动员型政党；要么如西方议会政党那样强调群众规模，则又往往缺乏严密的组织内聚力。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特色则在于它既能维持严密的组织内聚力，同时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其组织诀窍则在于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也是此次国民党著力改组的重点。列宁主义政党不是由独立散漫的个体成员组成，它是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细胞。俄共党章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国民党仿照设立“区分部”，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支部”和“区分部”，均是以党员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区域来划分。这种基层细胞的特点，一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或“区分部”的成员，连党魁也不例外；二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平等性，如以地域划分的某个区分部里，属于同一区域的不同职业和不同级别的党员一起出席区分部会议，如孙中山住在甲区，即属于甲区的某区分部，逢区分部开会，便得以党员资格，和同一区中的花匠、司机一样列席；三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凝聚性，在同一区分部里，党员之间一起开会，经常活动，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每个党员对党形成凝聚性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四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一方面“使国民党得尽力于民间”，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考察吸收新党员，可以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的党员，对党员没有太多的约束，一般只要求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党员入党脱党均很容易，入党只须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甚至不履行任何手续。这些政党没有类似的具有笼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渗透性的基层组织。国民党在改组以前，也只有上层组织，没有基层细胞。挂名党籍的党员号称有20余万，“然按之实际，则除册籍载有姓名者外，……毫无活动，衡量党力，更属微渺”[43]。党员之间因缺乏基层组织相互联络，散漫游离如同一盘散沙。 

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建立在海外。据1923年前后的粗略统计，国民党共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可言[44]。国民党改组前在国内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与国内普通民众几乎不生关系。

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分别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45]；国民党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46]。显然，在改组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偶海外的狭隘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党务组织的发展亦如风起云从，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47]。这是当时概略的估计。据这个时期广东、江苏、上海、长沙等几个省市党员人数的增长率推测，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间，国民党党势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扩张（见附表）。到1927年4月，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测，全国国民党党员100万之数当非虚夸。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北伐期间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人数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①上海市通志馆编印：《上海市年鉴》（上），1936年，第E30－31页；②赵如珩编：《江苏省鉴》（上），1934年，南京，第55页；③《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④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101页；⑤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及其实际运作的良好与否。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万之众，实际则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倾刻化为乌有。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以宣誓押手印等办法约束党员，其结果仅塑造了孙中山个人的强权党魁形象，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按理应当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组织内蕴，衍为新瓶装旧酒。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反差。“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切的检讨：

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13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48]。 

在蒋介石反思检讨的同时，胡汉民也发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都是敌不过人家的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49]  

 蒋、胡等人于“清党” 反共之际，竟不约而同地分析共产党“以少胜多”的原因，反省国民党组织的缺馅和共产党组织的长处，胡汉民甚至发出“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的慨叹，足见他们当时已充分体察到国共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殊异及其所潜伏着的问题之严重性。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一如前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50]。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51]。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52]。 

这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词并非孤证。据国民党“二大”的检讨，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其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53]。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按理该校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最为健全。然而事实亦不尽然。当时即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54]。

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55]这个口号的提出，本身即意味着当时还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其时国民党人也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56]。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57]。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属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58]。 

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藉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59]。 

区分部、区党部之上，县市党部也多不健全。如江西省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 [60]。在湖北，据1927年1月该省第4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各县市执委会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61]。192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

“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老实说，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千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组织方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62]。 

改组以前，国民党只见上层，不见下层；改组以后，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移至下层。这种下移，首先应向基层投入相当的“组织成本”。所谓“组织成本”，一是党务经费，二是党务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由于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再建立一套相应的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扩大1倍。仅就经费而论，国民党既要遵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自不便过于加重百姓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节减组织经费。以广东为例，按中央规定，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县公署拨270元。而当时广东各县县长每月的薪金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说，一个县党部整个机关的经费，仅及县长薪金的一半略多。县党部因经费有限，乃规定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外，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都不支薪。即使如此，每月仅余下十几元党务活动费，据称尚不够印一二次传单。由于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均为义务职，势必另谋生计，也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县党部的工作只好交给几个书记干事去应付。那些县党部委员大多散居四乡，而当时广东省党部规定，县党部委员每周必须开会1次，一些委员每周要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赶赴县党部1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热心革命的边缘知青“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止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广东各县的党务，不能尽量发达，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问题”[63]。以打倒土豪劣绅为职责的县党部最终却沦为土豪劣绅手中的工具。这显然非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所能预料。 

广东的情形自然也是其他国民党控制地区基层党务的写照。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64]。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封建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成为土豪劣绅维持其原有权势结构的工具。1927年1月广东省第2次代表大会即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65]。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愿望势必付诸东流。 

国民党组织的松懈，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之混入党籍，亦与这个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不无关系。本来，俄共组织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66]。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是否坚定，藉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组织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但独未采用这一制度。 

国民党既未采行预备党员制，又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偏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67]，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来者不拒，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又据该报同年4月8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4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中，可知国民党从改组之初起，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滥。 

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广州市党部的要求，劝令广州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68]。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除集体和强迫入党外，党票也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或晋升的工具。其时，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将全市私塾进行整顿，并解散了一批私塾。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69]。更有的藉党招摇，利用党籍壮大宗族势力，如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70]。 

据称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71]。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员总数翻了一番，猛增50万。据称在马日事变前，仅长沙一市就有国民党员19万之多，而当时长沙全市人口不过30万人，近占全市人口的2／3[72]。这一说法也许不无夸张，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73]。 

从基层组织和吸收党员两个方面，足以窥见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之一斑。很显然，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组织规模大为扩充，但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松弛涣散的夙弊并未革除。故从党务组织方面观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初衷实际未能如愿以偿。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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