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共组织形态之异同与互动
与国民党相比，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作机制判然不同。就吸收党员而论，中共规定：“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且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74]。中共1923年修正党章时仿行苏俄的预备党员制，规定凡入党者须经过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75]。1925年10月，中共将候补期缩短为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76]。因中共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任，为了吸收工人入党，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入党候补期区别对待。对于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早期的看法是：“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77]。中共将“知识阶级”褒之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和“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可见中共从一开始即对知识青年阶层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中共也看到那些知识青年“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故对知识青年的入党严求慎选，务必信仰坚定者才准加入，并以铁的纪律加以约束。知识青年加入中共后，很快被塑造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更无像中共那样铁一般的纪律去约束党员。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即当众多知识青年以入党为谋职甚至入仕之阶，而国民党一时又无法解决他们中多数人的“饭碗”时，必然出现前面所谈到的群相“埋怨国民党无能”的局面。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小知识青年本来置身于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而其社会价值却希望认同于上层精英而不愿与下层大众为伍。国民党在改组之初，对民众运动曾予以相当的重视，也一再号召其党员“到民间去”，“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实际情形却是群相往上拱。孙中山自己即承认：“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78]。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 “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79]。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开除[80]。由于大多数国民党人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特别是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81]。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运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82]。由此一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态，遂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我们恐怕到将来两党的政策会愈趋愈远，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在民众运动中不能积极的参加，将来一定会和民众愈加分开，甚至会不晓得民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民众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怎么样的要求，和有怎么样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够有真知灼见，那是再危险没有了！[83]
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差别，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即使在同一层级，甚至做同一件事，两党党员的表现也不免有优劣之分。据一位老国民党员晚年回忆，广东时期开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时，讲师中既有“共产份子”，又有国民党“官吏讲师”，但两者的工作态度判然两样：“官吏讲师”对讲课不热心，其态度与材料总比不上“共产份子”之认真切实；“官吏讲师近于敷衍故事，共产讲师同于传道，显然有别”[84]。
国共两党的“显然有别”，在当时即已引起少数国民党人的关注和忧虑。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冲日记记曰：“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85]邵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国民党组织的沮丧和失望。这种沮丧和失望，并非个别国民党人的“先天下之忧”。其时，戴季陶、谭延闿、唐生智等均感叹：“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86]。
同样的沮丧和忧虑甚至从国民党的大众传媒上流露出来。如1926年12月3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报道：“现在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常常叹气说国民党的组织怎样不好，怎样散漫，怎样不严密”[87]。翌年1月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社论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觉的本党同志，常常呼着‘本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有些别有用意的人们，听到这种呼声，实有意似无意的说：‘你们国民党已经有了总章，并且有了由区分部上至中央党部的系统组织了，怎说没有严密的组织’。诚然，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我们看看党的内容吧！看看我们工作所发生的困难，一方面又横看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工作之顺利吧！我们实觉得相形见绌，实觉本党总章所规定的系统组织，不是一种事实上严密的组织，只是一种文字上严密的组织”[88]。更有的愤激地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的也配不上”[89]。
所谓文字上严密，事实上不严密，表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与其制度形态之间相互背离。由于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当时在国民党内曾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一些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者。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国民党则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90]。有一位青年谈及他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原因：“我只看见人家（指共产党人）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羡慕，由羡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个实行家，回看国民党的青年，还像暮气沉沉的睡着……”[91]。另一位由国民党转入青年团的青年亦称：“CY的组织，我相信任何团体的好组织都比不上他的严密确真，他对于他的团员有整个的训练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铁的纪律规定团员勤阅书报，这是很好的方法，国民党就因了缺乏这样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许多同志都变成跨党跨团的假党员”[92]。
大革命时期，大致有多少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和青年团，未见统计。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国焘承认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约占共产党员人数的3％[93]。据称在“中山舰事件”后，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人数明显增多。1926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使团的报告显示，在“三二0事件”后的几个月内，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大学生就多达300人[94]。此后，这一势头仍有增无减。1927年初，当国民党青年不断投向共产党时，国民党内部纷纷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95] “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96]国共合作的形式最初只是一种单向流动，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到中后期事实上却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即不少国民党员亦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到后期，甚至有逆转之势，即中共中央训令新党员不必一律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者却有增无减。先入国民党，再入共产党，是那时不少青年学生的革命之路。
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本来，从孙中山决定“联共”始，国民党内就一直存在着“分共”、“反共”的主张。那些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即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声辩说，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员有50万，“这50万国民党为何怕起5000个共产党来呢？”[97]事实上，当时确实流传着1个共产党员抵得上10个国民党员，1个民众运动者胜过100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98]。西山会议派内主张“分共”者，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农工运动过火等因素外，国民党对中共在其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公开说：“我们并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99]。陈独秀在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亦承认，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省市的国民党党务，均由共产党人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在湖南，当全省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时，C.P.分子之间开始故意发表些不同意见，国民党以为C.P.也不一致，但当最后决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C.P.的预计实现时，国民党“各派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100]。就连鲍罗廷也感到“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101]。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运作下，国民党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组织生存危机。
回想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是一个党员数百人，党龄仅3岁的幼稚政党，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拥有20万党员和30年党龄的大党和老党。中共领袖陈独秀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比，不过是一个出道不久的“小青年”而已。在当时孙中山眼中，中共不过是一班“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102]。据蔡和森回忆，孙中山当时甚至不承认有C.P.的党[103]。孙自己谈到“容纳共产份子”之缘起时，称中共青年“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104]孙此言固说明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乃苏俄之意，而其中更隐含着孙不愿中共“自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和自己欲“独得俄助”之心。孙还称：“俄国欲与中国合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105]在孙看来，俄之所以愿与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凭藉。孙称：“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106]。不容讳言，此时孙中山言词间充分流露出他对中共的睥睨之态。孙自然不愿与“毫无所藉”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允许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意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主义。孙在国民党“一大”上即言：北京一班新青年 “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107]。孙对此非常充满自信。孙当时显然低估了中共这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定信仰和潜在的组织能量。
另一方面，中共当时虽然规模甚小，却自视甚高，同样也瞧不起国民党，甚至比孙中山视中共更有过之。中共最初本不愿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108]。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共还一再告诫其党员不可对国民党“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109]。由此亦可见当时一般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藐视之一斑。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溶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四五百人的小组织被分散吸纳到一个有20万党员的大党中，犹如河川汇入大海，很可能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110]。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已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组织上隐然有领导国民党之势。到1926年底，中共自己也承认有“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之嫌[111]。国民党人甚至感到“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112]孙中山当初决定“容纳共产份子”时，恐怕不曾料到那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会有如此大的潜力，以至于令国民党人担心会被共产党“吃掉”。
值得注意的是，置身于国民党之内的中共，一方面反复强调自身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却不希望国民党也有一个同样严密的组织。中共一方面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控在手中作为其基本任务[113]，同时又提出“必须放弃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民党的思想”；“必须放弃按一般共产党的模式，更不用说照抄联共的模式来建立国民党的思想”[114]。1926年7月，中共第3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缚自己。例如革命的社会团体未始不可整个的加入，这样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极大的群众的党”[115]。这一方面虽使国民党得以进一步扩充其社会群众基础，但亦无可讳言，这种策略实不利于国民党形成一个组织紧密的集权的政党。
事实上，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民初之际，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５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当时党员多达300万，但内部纪律废弛，组织焕散，很快便土崩瓦解。本来，一个真正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再容纳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兼容与调和的矛盾。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旧有的涣散松懈的组织体制，容许中共在其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领导权，最终可能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是中止两党党内合作，或共产党主动脱离国民党，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联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联共”初衷。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不得已不敢冒然行事。西山会议派“分共”举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党统“合法性”流失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记条下记曰：“……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116]。可见蒋虽早有分共反共之心，此时亦尚不敢冒“违教”之险，以免丧失竞争“党统”的“合法性”王牌。直至 “四一二”政变前，国共基本上维持着第一种局面。但这种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无疑为蒋介石反共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实力已具，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也。
四 结语
党人、军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几大新兴社会权势群体。这些社会权势群体的崛起，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正统迭落，边缘窜升的重要表征。从帝治到党治，从废科举兴学堂，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过程中，人们的上升性社会渠道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第一次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1924－27年间，在国共合作之下的国民党周围，吸引和容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其后，在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历史情境下，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人”逐渐占居了社会政治运动的重心，并最终演变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格局[117]。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职业“党棍”群体应运而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后来国民党党治的历史命运。
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此次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国民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形态作过这样一番期许：“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118]。党务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显然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重心所在。但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运作情形实际远不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以往学者多以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悖离实际的历史幻像。这种历史幻像的产生，主要构筑和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及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大革命后期，国民党虽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能。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初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加入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仅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从上到下，几乎形成“包办国民党”之势，以至于国民党人感到，初期的国民党“容共”几乎演化为后期共产党“容国”的局面。就两党所崭露的组织实力而论，其时若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两党竞争的胜负格局或许早见分晓。可以说，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崭露端绪。
（原文刊发于《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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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曼容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内较近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相关研究专著。该书即持此论（第207－208页）。吕芳上著《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9年版）一书亦认为“这次改组，确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第537页），“无论如何，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确是一个‘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第560页），充分肯定国民党改组成功的一面。
[②]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③]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84、386页。
[⑤]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⑥]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张光宇：《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第208页。
[⑦]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前夕：北京方面加入本党者，唯有学界而已；广州方面加入本党者，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浙江及东三省加入本党者，知识阶级及退役军人最多；湖南山东加入本党者，多为学界和工界；山西加入者大多数为学校教员和青年学生；安徽加入本党者，以学生最为踊跃，其次为工人；上海方面加入本党者，学、商、工各界皆有之；江西党员在1920年以前以军政界和留学生为最多，在1920年以后，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年版，第4—31页。
[⑧]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
[⑩]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2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10月印，第13页。
[11] 《省党部代表大会报告》，1927年1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12] 《吴倚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13] 彭学沛：《今后的党员》，1928年2月18日《中央日报》。
[14]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15] 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第43期，广州《民国日报》副刊，1927年2月28日。
[16] 内中有人声称信仰“马克斯列宁主义”，受到调查者的一番奚落：“更奇怪的，他居然发明了甚么‘马克斯列宁主义’”。这大概可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的最早出处。
[17] 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
[18] 国民党“清党”后，党员重新登记。登记结果显示，67％的党员受过中学、小学、普通师范、军警学校和家庭私塾教育，13.9％的党员受过大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和留学教育（《中国国民党年鉴》，民国18年，第751页）。由于大批农工党员在“清党”中脱党，推测这一比例高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员的实际教育程度。
[19]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20] 1923年10月8日《晨报》，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4－6页。
[21] 《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4卷第9期，1917年9月。
[22]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71－72页。
[23]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18页。
[24] 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
[25]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打印稿），武汉，1995年。
[26]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第358－361页。
[27] 李剑农：《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34页。
[28]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47页。
[29] 吴涧东：《党治考察记》，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3页。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6日至4月8日连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公告；《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3月30日第14期亦予以登载；笔者在日本东洋文库还见过一份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同样内容的辟谣传单（油印件）；孙中山还亲自发表讲话辟谣，亦可见其郑重将事的情形。
[31]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94年，第481－487页。
[32] 如广东省党部先后举办过宣传员训练所、青年训育员养成所、青年夏令讲习班、妇女运动讲习所、商民运动指导员学校等。见《全省第2次代表大会党务报告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33] 亲先：《“我一年来的回顾”的共鸣》，《现代青年》第38期，1927年2月21日。
[34]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页。
[35] 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
[36] 《国民党过程中两要点》，见《中国国民党改组号》，1924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增刊。
[37]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
[38] 同盟会颁布总章2次，国民党颁布规约1次，中华革命党颁布总章1次，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一大”以前，颁发规约2次，总章2次。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革命文献》第7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
[39] 据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称，1993年8月国民党“十四大”修正通过的党章，系第12次修正。见该书第二编，第446页。
[40] 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参见《革命文献》第70辑，第44－55页。
[41] 1919和1922年俄共党章分别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589~600页；第2分册，第217~229页。日本学者江田宪治认为，1924年国民党党章是以1922年俄共党章为样本。不确。因为1922年俄共党章是1919年俄共党章的修订。见江田宪治：《1920年代の民主主义》，载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版，第104页。
[42] 俄共的各级权力机关依次为：全俄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省代表会议→县代表会议→乡党员大会→支部党员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依次为：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乡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国民党改组后的各级权力机关依次为：全国代表大会→全省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或全区党员大会) →区分部党员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依次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省执行委员会→全县执行委员会→全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
[43]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页。
[4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2－47页；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构成》，见《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哲社版），1989年4月。
[45]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100－101页。
[46] 陈希豪：《过去35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47－149页。
[47] 刘范：《如何才能做一个国民党的党员》，《现代青年》第7期， 1927年1月4日。另见《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48] 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5）－347。
[49]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50]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100－101页。
[51] 《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52] 亲先：《“我一年来的回顾”的共呜》，《现代青年》第38期， 1927年2月21日。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08页。
[54] 王世燕：《对于中山大学的新希望》，《现代青年》第61期， 1927年3月22日。
[55] 王世燕：《对于中山大学的新希望》。
[56] 古有成：《本党整理党务决议案》，《现代青年》第9期， 1927年1月6日。
[57] 《党务通告汇录》，1924年4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全省第2次代表大会党务报告决议案》，1927年1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
[5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21页。
[59] 《武昌市党部全市执监联席会》；《阳新县党部代表大会》，均见1927年1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60] 《江西省党部严密下级党部组织》，1927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61] 《第4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务之决议案》，1927年1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
[62] 蒋介石：《加强党的组训与改善党政关系》，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24页。
[63] 刘启能：《各县党部经费问题》，《现代青年》第5期， 1926年12月31日。
[6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65] 武如：《我们对于广东今后的重要工作》，1927年1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66] 1922年修订的俄共章程，对预备党员的规定更为严格：一是预备期延长，工人和红军战士至少6个月，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1年，其他人至少2年；二是入党介绍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红军战士入党，须有3年党龄的党员3人介绍；其他人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17~218页。
[67]《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内称：“现在各位，须知国民党系谋全民利益的党，不是为任何特殊阶级谋利益的党”， 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另见黄健生：《你不要怀疑》，《现代青年》第65期， 1927年3月28日。
[68]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323页。
[69] 邓华卿：《市教育局为什么要解散许多私塾呢？》，《现代青年》第42期， 1927年2月26日。
[70] 引自深町英夫：《改组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近代中国》第129期，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99年2月，第59页。
[71] 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
[72]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73] 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
[7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
[7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22页。
[7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08页。
[7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254页。
[7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5页。
[79] 阮啸仙：《关于团粤区1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印，第380页。
[8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5页。
[8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56页。
[8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87页。
[83] 顾孟余：《武汉2届3中全会提案大纲之说明》，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11页。
[84] 李朴生：《参加党务工作的酸甜苦辣》，《传记文学》第8卷第3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66年3月，第25页。
[85]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8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281页。
[87] 龙鼎：《国民党的组织真是不好吗？》，《现代青年》第5期， 1926年12月31日。
[88] 焰生：《欢送广东第2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89]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0] 团：《读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之后》，《现代青年》第8期，1927年1月5日。
[91] 冯金高：《同情的忏悔》，《现代青年》第36期，1927年2月18日。
[92] 张冠英：《由读遗嘱、看书籍、呼口号说到CY》，《现代青年》第64期，1927年3月26日。
[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84页。
[9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87页。
[95]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96] 有成：《正告少数“无所谓”的党员》，《现代青年》第7期， 1927年1月4日。
[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82－385页。
[98] 曾盛琪：《怎样做一个国民党党员》，《现代青年》第61期， 1927年3月22日。
[9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84页。
[10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280－281页。
[10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3页。
[102]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10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4]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
[105]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
[106]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
[10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
[10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38页。
[10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81－182页。
[1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7页。
[1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84页。
[112]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 1927年4月9日。
[1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1页。
[1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25－326页。
[1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122页。
[1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版，第587页。
[117]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118]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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