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自1924年第1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中委名额与届俱增，衍至六大，更是空前扩大。时人讥讽国民党中委人数如同战时通货一样膨胀不止。中委本为党内最高权力精英，其决策机制和政治威望均要求其人数应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然而随着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推演，中委名额逐届递升。中委之崇隆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中逐渐流失。由于名器过滥，当选者亦感其荣光大减当年。在一些国民党人的认知里，中委只是一席虚名。如戴笠在六全大会前声称不参加中委竞选，唐纵即认为“彼因有其固有之权力与地位，故不在乎此虚名也”。唐纵本人在此届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委。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宣布中委名单，我名列候补执行委员，听到唱名时感觉难过，如此中委，不过尔尔！我实不感到何等兴趣！”[63]
蒋介石之所以空前扩增中委名额，其意显在缓解党内各派因争夺政治资源而日趋激化的矛盾。蒋作为一党总裁，犹如一家之长，面对众多子女们为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时，只好大开空头支票。蒋在分配六届中委时，既要照顾其嫡系门生，又不能不笼络地方实力派；少壮派的利益要求必须考虑，元老重臣的既得权益也得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幅扩增中委名额。但蒋的良苦用心，不仅未能弥缝党内各派之间早已治丝益棼的歧见和纷争，相反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党心民心大量流失。
战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实际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特别是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原三青团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分别并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60人，再增至590人[64]，使本已过滥的中委更加贬值。随着中委的滥化，中央常委人数亦随之扩充。二三十年代，中央常委人数一直控制在3－9人之间，抗战时期中央常委增至15－25人，战后进一步涨至35－55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常委的声威亦随中委的日趋贬损而跌落，其实际决策权力亦在臃肿的机构运作和党魁强权的笼罩下名存实亡。战后跻身国民党中常委的赖琏在晚年回忆时这样写道：“我当时愚蠢而又幼稚的思维，以为我们做了中央常委，便已达到党部组织的最高峰，应该可以凭藉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会议那些机构，实现我们改革党政，消除赤祸，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我们力竭声嘶的空嚷一阵，还是进步毫无，一筹莫展。最后总裁还在庐山召集我们谈话，严厉的训斥了我们一顿……我乃下决心从此不再过问党事了。”[65]
国民党六大的召开，不仅加剧了党内派系纷争，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国民党江河日下的颓势。如唐纵即对蒋介石指定中委以及六大的巨额耗费深怀失望和忧虑。他在日记中慨叹：“选举方法，中委产生全由总裁指定，则党员意志何在？因此而大失人心，至以为忧！”又称：“六全大会结果，外间反应甚劣！有将党证奉还中央者，有直接责备组织者”；“闻六全大会职员近千人，耗费近十万万元，如此糜费，不务实际，国民党安得不失败！可为浩叹！余被选为中央委员，实甚耻之！余为国民党分谤，抑将为国民党分罪！”唐纵的看法想必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真实心境。唐还进一步分析说：“本党在此次会议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查其原因，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66]
除唐纵外，王子壮的日记亦可印证六大前后国民党人心涣散的颓局。面对抗战胜利在望的局势，王子壮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乐观，相反怀有一种深深的愁绪：
欧战结束，东亚前途自离胜利不远，但遍察内在危机，滋蔓日甚，日寇纵能击溃，而胜利是否属我，确为问题。此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后，极见人心之涣散，领袖之尊严为之减低不少，党内之分歧必形成力之分散，国民大会后，党将成分裂之局，更如何能克制共党，挟全党之力难以制胜者，况复自己之分化。此为党内最危险之现状，不知总裁将如何挽救此危险局面也。[67]
事实上，国民党内象唐纵、王子壮这样对国民党前途心怀忧绪和不满者颇不乏人。[68]检阅六全大会各代表之提案，内中指责党政腐化，挞伐官僚资本，抨击党内宗派等类言论相当醒目，会上充斥着各类检讨意味浓厚的质询言论，以至大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奇特景观：一方面它既是党内各派系进行权力角逐和恶性纷争的场域，另一方面又是各派痛陈党政弊端，发泄党内舆情的清议论坛。[69]
在相隔10年之后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派系充分展示和释放了战时8年各自所蕴蓄的组织能量。在这一场较量中，党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CC系仍然成为最大的赢家，然而，派系之间的输赢只会加剧国民党江河日下的颓势。召开于抗战胜利前夕的六全大会，也是国民党在大陆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附表（略）
（原文刊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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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称国民党中央委员，除特别说明者外，一般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②]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存恭：《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委会及中常会初探》，《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王良卿：《派系政治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第六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选举为中心的探讨》，《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1期，台北，1996年；邵铭煌：《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近代中国》第149期，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2002年。
[③] 程瑞霖：《再论党的领袖问题》，载常乃德编《文武之时代性》，北平人民评论社印行，出版时间不详，第61页。
[④] 大约从1923年以后，定期召开的俄共（联共）党代会不再是一个审议党的政策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能变为对领导人的决策表示赞同的工具。其后随着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地位的日趋稳固，党代会召开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特别是1941年联共“十八大”以后，相隔11年才召开“十九大”。参见[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348、658页。
[⑤] 王子壮（1901-1948），山东济南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执委会常委兼青年部长，1927年4月以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直至1939年辞斯职，任职长达12年，此外，还先后兼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铨叙部政务次长、考试院副秘书长、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等职。《王子壮日记》（1933年8月23日）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2001年，第418页。
[⑥] 《王子壮日记》（1934年1月11日）第2册，第6页。
[⑦] 《王子壮日记》（1934年5月3日）第2册，第63页。
[⑧] 《王子壮日记》（1935年5月2日）第2册，第310－311页。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影印。
[⑩] 《王子壮日记》1937年2月23日：“犹忆余于昔日之全会前草常会报告时，每感缺乏成绩以作报告之资料，勉力为之，不免铺张，内省增惭也。”第4册，第54页。
[⑪] 《王子壮日记》（1935年12月17日）第2册，第539页。
[⑫] 《王子壮日记》（1936年11月27日）第3册，第332－323页。
[⑬] 沈苑明：《中国国民党复兴刍议》，1935年，出版地不详，第43页。
[⑭] 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7年。
[⑮] 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5年11月。
[⑯] 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
[⑰] 钱端升：《评立法运动及宪草修正案》，《东方杂志》第31卷第19号,1934年10月。
[⑱] 张厉生等：《改进政治原则》，《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案原文》（油印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室藏。
[⑲] 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
[⑳]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50页
[21] 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7月。
[22] 《王子壮日记》（1937年2月19日）第4册，第50页。
[23] 《王子壮日记》（1940年11月25日）第6册，第330页。
[24] 《王子壮日记》（1943年9月7日）第8册，第348页。
[25] 《王子壮日记》（1943年9月11日）第8册，第354页。
[26] 《王子壮日记》（1944年4月25日）第9册，第165－166页。
[27] 《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1日）第9册，第204页。
[28] 刘峙：《皮里春秋》（二），《传记文学》第80卷第1期，第84－85页，台北，2002年1月。
[29] 《王子壮日记》（1945年3月31日）第10册，第127页。
[30]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31] 有关CC系组织的详细情形，参见王奇生《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CC系的组织形态与政治理念（1933～1938）》，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台北，2001年10月。
[32] 《王子壮日记》（1944年3月31日）第9册，第133页。
[33] 《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30日）第9册，第215页。
[34] 如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中，CC系占有117席，内中已查明学历背景的87名CC系中委中，留学欧美者39人。陈立夫早年留学美国，遂网罗了一批留美出身者。即中统头目徐恩曾亦留美出身，外表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与军统头目戴笠的可憎形象判然不同。参见《国民党六届中委各派系名单》（1945年8月，编印者不详），第20－22页；另见柴夫编《中统兴亡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
[35]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
[36]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
[37] 《王子壮日记》（1945年5月31日）第10册，第186页。
[38] 据王子壮称，朱家骅将组织部干事外派各省担任省党部委员，组织部处长则外派担任省党部主委。而且“朱用人不慎，程度不齐，能力参差者所在多有，每次全会对朱攻击甚烈。”见《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19日）第9册，第202-203页。
[39] 《王子壮日记》（1944年3月31日）第9册，第133页。
[40] [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41] 参见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下），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期，1995年，第94－95页。
[4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1945年5月，第1页。
[43]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24日）第4册，第318－31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44] 《王子壮日记》（1944年5月27日）第9册，第210页。
[45] 《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7日）第9册，第317页。
[46]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载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1997年第3期。
[47] 《王子壮日记》（1944年9月10日）第9册，365页。
[48] 《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15日）第9册，第327页。
[49] 《王子壮日记》（1944年10月15日）第9册，第416页。
[50]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51] 《王子壮日记》（1945年5月31日）第10册，第187页。
[52]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53]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54]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第1页。另说为681人，其中出席代表574人，中委107人，见《本党与共党现状的比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200。
[55]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56] 《王子壮日记》（1945年5月31日）第10册，第188页。
[57]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58]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59] 《王子壮日记》（1945年1月23日）第10册，第32页。
[60] 《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1945年4－5月）。
[61]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62]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59－160页。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第215－228页。
[63]《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06页
[64] 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4年，第184－189页。
[65] 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
[66]《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512－516页。
[67]《王子壮日记》（1945年6月8日）第10册，第197页。
[68] 参见王奇生《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自省：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载《“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69] 参见王良卿《派系政治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第六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选举为中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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