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个好片子。即使有很多不足，也仍然是个好片子。
观感之一：内斗
湘江战役后，红军付出五万多人的惨重代价，才终于突破包围圈，蒋介石麾下的智囊杨永泰说了一句似乎很有启发意义的话：他们是一个人一条心，我们是三个人三条心，打仗当然也就是三心二意了。
据此可以认为，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的对手是朱毛红军，而不是CCP中央领导下的红军。全剧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过蒋知道与他们作战的不是朱毛，而是一个德国顾问和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他一直认为，他们的胜利是从朱毛身上取得的。不过，在遵义会议之后，蒋又说了一句露了破绽的话：毛既已掌权。如果从这句话出发来反推，那么蒋又是知道他们前面的对手不是朱毛。对于蒋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电视剧始终没有回答。
但即使如此，也可以肯定的说，杨这句看似高明的话其实并不高明。已经有过四次围剿作战经验的蒋的智囊们至少应该知道，如果是朱毛在指挥红军，他们的胜利绝对不会来得如此轻而易举。而且，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这样的正规战法根本就不是毛的战略长项。也就是说，即使是最蹩脚的军事将领，此时也应该能够感觉到，敌人内部存在严重的战略思想分歧。而对此时的CCP来说，军事路线分歧就是政治路线分歧。CCP内部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路线斗争，更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电视剧一开始，政治委员毛泽东就是被压抑的对象，他的支持者也作为毛派分子受到了惩罚。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李德甚至向CCP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建议，送毛和他在中央的支持者周恩来去苏联，把他们支开，以便掌握全部权力。红军走了一路，政治斗争也跟了一路。遵义会议之前的红军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三人团，一个是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三人团焦头烂额，张王毛小集团一边指点江山，一边交换意见，等待时间反击。终于，在黎平会议上小集团抓住机会反攻成功，毛顺利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团被要求向政治局就重大军事问题做出报告和说明。
而在这次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则是时为三人团中负责军事的周恩来。毛和同样被放在一边的朱分别找了周谈话，毛向周保证，即使三人团解散，他取得权力，周也不会被清算，相反，周的功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朱重申了这一看法，终于使周下定决心在会议上主动检讨，承认军事路线错误。这样，三人团就解散了。在遵义会议上，朱毛给周的承诺兑现了，周仍然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的地位只是协助周指挥红军。毛的支持者朱德也重新成为参与军事决策的人之一。博古的权力由张闻天接替，李德的权力被终止。一场政变成功了。
蒋介石方面自然也没闲着，中央与军阀之间的矛盾伴随了整个电视剧。蒋对追击红军的设想是，趁红军进入西南之机，派中央军尾随追击，但到地方上之后作壁上观，等地方军阀与红军火拼，然后中央军再得渔翁之利。从一开始，蒋就对他的心腹亲信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镇定西南”，也就是在消灭红军的同时也消除西南的地方势力。蒋的这个如意算盘可以说在政治上是很高明的。而且，对王家烈和黔军的处理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一招在湘军与桂军、滇军身上并没有收到完满的功效。而川军则因为作战不力，使蒋得到了机会裁军削藩。
但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虽然红军遭遇了重大挫折，对湘军和桂军实力的削弱却并没有起到蒋预想的作用。这一点在遵义会议之后有了改观。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时将黔军的主力打成了残废，对中央军的两个师也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才使王家烈失去了与中央军和蒋叫板的资本，贵州才终于成为蒋的囊中之物。此后，红军北上抢渡金沙江，也将原川军三巨头中的杨森和刘文辉的实力暴露了出来，刘湘也被迫答应裁军。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是CCP的重大转折点，对蒋完成他的“镇定西南”的计划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西南五省里，蒋从此控制了西川、西康、贵州，云南和东川也实力大为削弱，至少已经失去了对抗中央的能力。
换句话说，长征其实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此后，在川西北与张国焘就再次发生了政治斗争，甚至最终决裂，张自己南下，并另立中央，宣布通缉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八万人之众的红军的南下并没有为张国焘带来胜利，只是为四川王刘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使蒋的势力更进一步地渗透进了四川。
大概是这一招给蒋带来的甜头有些大，居然有些不知所以了，想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故技重演。先是逼迫西北军与东北军围剿延安，同时将中央军调至潼关一线，一方面是督剿，一方面也是做跟在猴子后面捡玉米棒子的准备。只是这一次他面对的是真正的朱毛红军，围剿部队并没占到便宜，反而让红军一度发动东征西征，将势力向东西扩展。而且，张学良也没有做王家烈，相反先下手为强，演了一出逼蒋抗日的戏。
这也许是蒋介师一生中悟出来的政治上唯一高明的一招。只可惜，这跟贝克·汉姆的任意球一样，并不是任何场合下都能奏效的。
观感之二：李德
应该说，李德没做错什么，本质上也不是什么坏人。
在战术上，他也只是在按照教科书教给他的战法作战。所以他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的山大王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其中居然包括他本以为应该跟他站在一条线上的刘伯承。他在指责刘伯承的时候说，你是在苏联受过系统的正规军事教育的，为什么不支持我的常规战法，而支持毛的游击主义和逃跑主义军事路线？他要求彭德怀按照欧洲传统的作战方式组织强大的火力，修筑防御工事，彭却对这一套很反感。他也搞不懂为什么。失败的消息一个一个的传来，他只是觉得很无奈，不理解。我相信，他不是想在34师全军覆没之后真的要枪毙周团长，只是他不懂他的常规战法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政治上，他只是服从共产国际分派给他的一个工作任务，为红军制定作战计划并监督实施。他始终认为，他的责任就是这些，只要计划制定出来了，成败如何就是全看执行的是否得力了。所以，他一再对毛和毛的支持者们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失败责任不应该由他一个德国人来承担。而且，他不理解，为什么他努力帮助的中国同志会对他如此不理解，甚至反感。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来对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虽然作战计划是他制定的，但是执行的难道不是这些人吗？
当他第一次对毛说出“你们不能要求一个德国人对中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后果有多严重。毛在只是没有看他，而是看了博古一眼。这个动作意味深长。对毛和其他中国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在拥有权力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选择不再承担责任，那么就等于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博古看了李德一眼，一脸的无奈，知道他们完了。
事实上，作为军事最高三人团成员，李德在名分上始终是不明确的，他的身份始终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在有权对红军发布命令的中革军委里面，李德没有席位。也就是说，李德所有的作战计划都只是意见，都必须通过博古才能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军事命令。这就意味着，博古必须始终对他言听计从，一旦博古开始怀疑他的能力，那么他的权力也就没有了。
果不其然，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博古也对他开始有所保留了，对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态度也逐渐软化了，从原来的坚定的支持李德变成有限中立。李德也就失去他的作用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在张毛王的攻势面前投降了，弃卒保帅，检讨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这标志着对李德的全面否定，而博古强调的政治路线问题则被搁置下来，他的政治局常委地位也仍然保留。
之后，给李德的唯一一个镜头只有他面对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毛泽东的安慰时表现出来的垂头丧气和不满。从这之后，一个在CCP历史上曾经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消失了。真实历史中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之后以局外人的身份走完了长征，到了陕北，曾经担任过军事教官，1939年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去了苏联。在苏联曾经接受过CCP的批判，并做过检查。之后一直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回到东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74年，享年73岁。
观感之三：博古
跟李德不一样，博古是个好人。李德不是坏人，但不见得就是好人，而博古却是个好人。
全剧中博古有四副值得注意的表情，分别是四个镜头：
第一集结束的时候，在中央常委会上，博古与张闻天发生了冲突，指责游击战是逃跑主义，跟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反动工人暴动是一个性质。张据理反驳了他，他拍着桌子跟张闻天争吵。最后下不了台，周恩来来劝他们，才算是结束了。这是一张剑拔弩张的脸。
每当失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博古的反应总是喃喃自语地说，这可让我怎么向共产国际交代啊。一张软弱的脸。
湘江会战结束之后，他和李德在指挥部里，时为红军代总参谋长的叶剑英来报告说，出发时的8.6余人损失达5万多。博古回过头来，一脸狐疑地问：死了这么多人啊？一张怯懦的脸。
过草地时，已经被解除了总负责人职务的博古穿着破旧的红军军装，爬在泥里抓鱼。第一次没抓着，第二次还是没抓着，眼镜却掉进了淤泥。幸好凯丰及时赶来，帮他找出了眼镜，也抓住了鱼。两人商量着说，邓颖超在生病，肖月华在怀孕，要把这条刚抓到的鱼拿去给她们补补身体。这个时候如果PS一下，能配上的旁白最好是“憨憨傻傻就是我，博古”。一张善良的闪耀着人性之美的脸。
如果没有前三张脸，只有最后这一副表情，那么毫无疑问，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可惜不是。一个完整的博古，同一张脸可以表演这四种品质反差极大的表情。
一个政治家，需要做的是仁人，而不仅仅是好人。政治家必须是仁人，而不能仅仅是好人。处在此时的博古的地位上的人，应该是一个政治家，而不能只是一个好人。这个时候的CCP总负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为伤病的同志抓一条鱼的决心和勇气，更需要的是在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鼓舞身边的每一个同志继续战斗争取胜利的信心和毅力。可惜博古没有。每到失败的消息被报告给他，他就皱着眉头，苦着脸，念叨那句“这可让我怎么向共产国际交代啊”。也就是说，五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中央苏区的几百万人民似乎也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
然而不幸的是，这不仅是博古的毛病，也是其他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口头禅。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曾要求CCP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移师东北，以阻止日军，屏捍苏联。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是不能这么做。“布尔什维克”们的领袖王明、曾经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却说了一句大概会让蒋介石笑掉大牙的话：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将军队移驻东北，以保卫苏联。他的逻辑跟博古是一样的，苏联的一切就是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的一切，中国革命可以失败，但是苏联的安全和利益必须保证。
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需要的不是向别人交代，向别人负责，他只为自己的上帝负责，而这个上帝就是他自己的信念。至于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这是不言而喻的必要条件。但布尔什维克们不这样认为。布尔什维克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自然没错，只是似乎他们不应该忘记，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革命，必须考虑中国革命的前途。如果他们只是把自己当成共产国际的代理人，那么他们就应该离开中国的土地，去苏德战争的前线保卫苏联。
《长征》也是一次长长的CCP内部权力斗争史，以博故掌权开始，以博古的权力被解除结束。在这场长长的斗争中，博古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有力的反击。张王毛步步进逼，博古节节败退。到遵义会议之前，他终于认识到，毛泽东的出山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情了，他同意毛会上台，他不同意毛也会上台。他需要考虑的仅仅是，他如何体面地下台。好在张王毛并没有落井下石，虽然提出了政治路线的问题，却并没有做最后决议，在博古全面检讨了军事路线后，也就让他过关了。
此后的博古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已经没有具体工作可以负责了。等到张国焘意图挟持中央时，博古也自觉地站到毛的一边去了。到延安之后，博古和周恩来就离开了中央决策圈，在西安、武汉忙外交。他们不再有权对别人说“中央决定……”了，取而代之的是别人对他们说。
观感之四：张闻天
在中央红军快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才得到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成为中央“负总责”的消息，但是他还不了解这个人，就问陈昌浩，这两个人怎么样。陈回答说，张闻天多谋而寡断，王则相反。张听了后说，这么看来，中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掌控。
剧中陈昌浩的镜头不多，这是第一次露脸，后面都表现平平，没有什么出彩之处，惟独这个亮相着实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人生在世，悠悠万事，最难的莫过于识人。古典作品中，能有识人之明的，大多都是高人。君主最主要的本事也是能有识人之明用人之量。陈昌浩能有这个眼光，而且说得是如此准确，委实难得。
确实，他没说错，张的特点就是多谋而寡断，而王则恰恰相反。
从一开始，张闻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比别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有权改变博古与李德、周恩来的决策的人，就是张闻天了。在中央常委会议上，他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工作。为此和博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认为军事决策需要果断，不需要过多的讨论，应该排除这种干扰，建议成立最高三人团来决定中央的一切事务。在最高三人团成立之后，他就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甚至从电视剧的情形看，三人团的成立几乎就是为了剥夺他一个人的发言权而做的决定。
面对这样的安排，他几乎没有做任何反抗，只是找周恩来谈话，再未与博古、李德正面冲突过。
这倒不是说他是想担心自己的进一步抗议会使他失去更多的权力，剧中没有任何地方透露出来他有贪权恋位的意思。但他显得不够果断，没有主见。在一群拥有同等权力的人中间，谁更有勇气，更有主见，更果断，往往就更占上风。他的妥协几乎是本能的，看得出来，他是性格很恬淡的人，不喜欢与人进行太过激烈的争论。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闲聊，毛无意间说，张闻天是在美国留过学的大学者。学者，这大概是对他最好定位，而他的性格也是一个有风度的学者的性格。
长征开始前，他最后一次行使自己的政治局常委权力，是在中央苏区去留人员名单出来之后。他认为瞿秋白应该跟中央一起走，把他留下来是不对的。但他没有去找博古据理力争，而是私下找了周谈话。当周表示对此无能为力的时候，张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泽东去向博古提出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对已经被剥夺了权力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已经有依赖感和信任感了。他下意识地认为，他干不成的事情，毛泽东却可以干成，而且，只有毛泽东可以干成。
长征开始以后，张正在失去决策劝的失意期，毛泽东因为生病睡担架，王稼祥也因为负伤而睡在担架上。他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部队走的时候一起走，部队停下来的时候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边走边聊，海阔天空，哲学、政治、社会、军事，甚至宗教问题。在中央决策圈之外，他们一直是另一个中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总是能够得到消息，一得到消息，他们就一起评论，说应该怎么办。按照后来毛泽东的回忆，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对苦闷最孤独的时期，因为政治上的打击和压制，几乎没有其他人敢跟他接触。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张闻天和王稼祥却跟他一直在一起，三个人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等待机会爆发。
到遵义会议之前的黎平会议前夕，经过湘江战役的失败，博古对李德也产生了怀疑，知道他的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的策动下，周答应他们，将在会议上提出解散最高三人团的动议，将决策权重新还给政治局，也就是他们口中的“中央”。在会上，博古做了最后一次抵抗，但是，传统的被认为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的刘少奇等人此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还没有取得发言权，恰恰是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个同样是“二十八个办布尔什维克”的人向他们的老同学博古发起了最激烈的攻击，猛烈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等到遵义会议的时候，博古众叛亲离，只好将象征着中央权力的装中央印信的几个箱子交给张闻天，张闻天顺位上升成为中央总负责人。
张闻天的地位一直保留到了1943年。而在从1935年到1943年的这段时间里，张闻天始终在代表中央发言。当然，象陈昌浩说过的，张闻天是个多谋而寡断的人，他没有太多的主见，他唯一的主见也许就是在任何时候都相信毛泽东。所以，从张闻天上位开始，毛泽东也就成了CCP实质上的领袖，而张闻天不过是他的传声筒，从军事到政治，一切都是毛泽东在做主。
到1943年，毛泽东在党内的所有主要对手都已先后倒台，离开中央决策圈。毛泽东与刘少奇以精兵简政的名义改组了中央机构，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CCP领袖。张闻天的地位下降，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保留到他被批判、打倒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
观感之五：周恩来
以往，周恩来在影视剧里的形象是比较单一的。一副总是政治正确的语气，加一张代表党的正统的脸，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任何时候都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和前途总是高于一切。比起以往的周恩来形象来，《长征》和《延安颂》里有几个特别值得提到的镜头。
镜头一：长征出发前，瞿秋白被划在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张闻天去找他，希望他能争取一下，把瞿秋白也带走。周忧心忡忡地说，你知道，我和秋白同志都是受过批判的，不方便为他说话。这里的周恩来，语气说是为了防嫌，不如说是怕事。所以张闻天说，如今这形势下，恐怕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老毛才敢出来说话了。
镜头二：湘江战役失败后，周和博古、李德正在总指挥部，有人来报告说，少共国际师被敌人分割在了湘江东岸，未能与主力部队一起过河。周说，命令部队东返，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少共国际师接过来。而且，他决定亲自上前线去督战。少共国际师都是孩子，也就是党的未来，一个总是为长远打算的周恩来先出现了。他要出门的时候，博古问他，你走了，我们该干些什么呢？周回答说，继续收集战报。按说，这个时候是党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一个有勇气的政治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的打算和未来的出路，但他明显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传说中飞夺泸定桥是周的奇谋的说法不攻自破。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个合格的董事长，只是个好的CEO。没有方向感的人是做不了“主”的，周就是这种没有方向感的人。
镜头三：遵义会议之前，周的反应并不符合原来的宣传中的形象，他并没有首先主动承担军事路线失败的责任，而是显得顾虑很多，最后是在毛和朱的分别劝说下，他才决定主动承担责任，向中央做检讨军事路线的报告。毛还强调说，无论是谁，都必须看到恩来同志的劳苦。毛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政治承诺：即使我能够上位，你的劳苦也是我看见了的。言下之意就是，你的地位是有保证的。
注意这个说法。《长征》和《延安颂》里毛的话总是充满着启示，有时甚至还带有谶纬的气息。这句话当然也不例外，值得。他说的很准确，大家必须看到的是而且仅仅是“劳苦”，而不是“功劳”。也就是说，毛承认周对党的苦劳，但不认为他有功劳。当然，也可以认为，毛在这里同时也是在暗示周，你是个好的执行者，至少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但也仅止于此。
镜头四：一方面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要挟中央，要求给他加官晋爵。中央在给了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之后，他又要求有一个切实的事权，中央只好决定，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但是，这时的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周恩来因为生病，未能与会。毛和朱去看望，说了中央的决定。周在草地上是陈赓用担架抬着走的，站也站不起来。但这时却反应很强烈。他听到毛和朱的话，一下坐了起来，留着泪大声说，我为了党的事业，就是死也心甘情愿。但是，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来，周说的这是气话。很明显，他对中央的这一决定很不满，但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认命了。
插播一个小故事。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唐德宗时期的反贼朱泚当年进京时的一句名言：死且肩入！当时的朱太尉对朝廷的忠心真可谓可鉴日月。但仅仅过了几年，泾阳反卒拥立他做皇帝，他不禁一点没有谦让，反倒赶紧命令手下的军队加紧围攻德宗逃难避居的奉天。
镜头五：这是《延安颂》里的一幕。1943年，因为国共合作有可能破裂，周恩来受中央命令，返回延安。这时的中央刚好经过改组，张闻天的“负总责”名义已被拿掉，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CCP第一把手。所以，他在中央欢迎他归来的会上情绪高昂的表态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党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在王稼祥和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后，王明、博古们已经成为历史，党内再没有人能够威胁毛的地位了。“儿童对面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很清楚，中央已经完全改朝换代了，他必须重新站队，否则他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
在这里也许应该回放一个《长征》里的镜头，这样才能相应成辉。那时长征还未开始，毛还在被压制，下放在中央苏区南边的于都。因为有事，周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毛来问。问完了，毛要走的时候，周象现在的公司老板经常对下面的小打工仔们那样，拍了拍毛的肩膀，说，好，泽东同志，去吧。这时的周是政治局常委，最高三人团成员，而毛不过是一个被打击的对象，周对毛的态度是同情和怜悯，充其量不过是上级对下级的信任和好感。短短几年之后，周就要表忠心自保了，其中的冷暖酸甜，大概只有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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