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楼 主] From:Unkown | Posted:2006-10-31 07:56| 来源：红色旅游网
长征，是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最大考验；长征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及其关系的最大考验。在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时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最终把红军带出了泥泞的草地，把中国革命带出了低谷，引向了辉煌。
红军被迫踏上险途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译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受到左倾势力排挤的毛译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既恕Ｒ坏剿涨┕疟惴帕肆桨鸦稹贰奥廾髀废摺薄⒎础暗恕⒚⑿弧⒐拧薄Ｕ饬桨鸦鹗雇趺鳌白蟆鼻愦砦笤谥醒胨涨飨罟ぷ髦械靡匀嫱菩小６跃伦髡揭磺喜煌ǖ牟┕牛由虾０崂垂膊示鹿宋世畹伦魑目可健?lt;/P>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周恩来和朱德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但终因王明所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被大大削弱。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博古被选为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苏二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免去。
1934年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在一筹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周恩来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此时周恩来、朱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为了与博古、王明的“左倾”路线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当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被同时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
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雄心万丈的毛泽东正是在此时写下了那几句满怀豪情的诗句：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紧接着，在猴场会议上周恩来又起到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这次会议规定：“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做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此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讨长征以来的指挥错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于是便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已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遵义会议最权威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对错误轻描淡写，事事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辩护。而周恩来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做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首先向博古和李德发难，严厉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给红军带来的灾难。这个报告的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的。
随后，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这也是三年来唯一没有被打断，结束后没有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关于遵义会议所做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打鼓新场风波
1935年3月4曰。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毛泽东出山后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但由于情报有误，致使这一仗打得很不理想。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则大说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土城之战后，红军回兵黔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开始回升，但随后发生的打鼓场风波，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还很不稳固。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上讨论“打鼓新场战斗”。会上其他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由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毛泽东便提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你不干，就不干吧！”张闻天见毛泽东又要撂挑子也急了。“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吁地走了。
但这一次，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因为当晚毛泽东去找周恩来仔细研究之后，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建议，并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个新的“三人团”又形成了。
张国焘拥兵自重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议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碴……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虽然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迅速北上，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暂时分别。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小心警惕。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借口拖延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当时右路军过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区。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关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设法将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为此，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以部队南下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借口，带领张闻天、博古离开前敌指挥部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与在那儿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并请示前敌总指挥部是否对“逃跑”队伍实施攻击，徐向前果断地反对采取“打”的方式，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采纳了徐向前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一场红军内部的流血冲突。
当李特追上中央机关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对李特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李特怒气冲冲地带回了四方面军的人。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历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哪有朱反对毛的？”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戳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
10月上旬，张国焘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组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职务，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毛泽东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
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李德也站在欢迎队伍中间，他回忆说：“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张国焘部)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器，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
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后来毛泽东盛赞这一时期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张国焘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
尽管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基本上还是真诚希望他能够认识错误，全力投入党的工作当中去。但可惜的是，张国焘并没有认真地反省，反而日益消沉，最终与党中央格格不入。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摘自《巨星闪耀——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在一起的日子》郭宏军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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