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批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实行的国内外政策。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比以往更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事先没有公开宣布。但是大会有一个突出的公开目标，即试图向党员和党外群众表明，尽管林彪死了，现在的领导人仍然忠实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并且还要表明，林彪从来没有坚持那些原则，实际上他决不代表那些原则。大会上有两个主要的报告。决定让王洪文作其中的一个报告，主要是为了表明文化大革命的连续性。王洪文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是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他推到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地位。周恩来作了另一个报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但是显然没有发表讲话。他明显地试图在分别以王洪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保持平衡，如果说不是要使双方和解的话。
无论九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多么空洞无力，周恩来和王洪文都极力强调这些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正是这些路线把现任领导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两人都强调了党的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可缺少的先锋队作用。周恩来强调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周恩来：十大政治报告，1973年8月24曰．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全(文件)》(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第34页。）王洪文则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概念。他坚持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且“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然，王洪文也强调了原来的毛泽东的准则，即党的干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略带文化大革命的腔调宣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1 然而，在林彪事件出现之后，许多人几乎不可能接受这种挑战了，不管怎样，大会的宗旨是批准重建正统的列宁主义形式的党。从人民大会堂里的会议上发出的文件一再强调(并且总是用黑体字)“党是领导一切的”。
恢复党领导一切的制度现在不仅已付诸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确认。这就需要部分地改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因此，经过修改的党章庄严地宣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2 王洪文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整党运动”。3
周恩来概括地用人们熟悉的术语讨论了国际形势(“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4 但是他的现实政治外交的具体政策得到具体的认可，这表现在把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他的副部长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解放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大大减少了。
大会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是说明林彪倒台的原由。1972年，林彪和陈伯达被称作“极左派”。然而，当局很快就认识到对文化大革命的两名最主要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指控可能会使人们对整个事业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或者对现在的领导人是否真正代表整个事业的神圣精神和原则产生怀疑。因此，林彪和陈伯达不久又被说成是“极右派”，被正式开除出党。林彪死后被称为“资产积极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陈伯达被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老牌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尽力把林彪与刘少奇联系起来。5他指控林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因为他主张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毛泽东主义者的论点，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他鼓吹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谬论。他认为林彪的目的无非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法西斯政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是可以追溯到他入党的早期。据说自从1929年以后，毛泽东一直严肃地耐心地教育林彪。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6 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用了40多年才揭开林彪的假面具。大会的结论是要充分相信群众——但是领导人的真实情况当然不应该全部告诉群众。虽然没有人为林彪的死哀悼，但整个事件和党对这一事件的说明所起的作用，只是使文化大革命后期以来郁积在中国社会里的政治上的玩世不恭更为严重。
“十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删掉了宣布林彪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那段最令人困窘的文字。新党章还删去了1969年的党章里出现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威力较浮夸的陈述，进一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会被看作攻击党。然而，文化大革命的连续性表现在党章里的是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论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预言“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1973年，这些提法明显地同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上团结、集中、统一是不一致的。
最后，大会充分肯定了林彪垮台后开始的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迫切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任命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五位副主席，建立了一个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集体领导体制。毛主席、五位副主席以及朱德、张春桥和董必武组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持一个拥有28000000党员的政党的工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灰烬中象凤凰一样获得再生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几乎立刻就斩断了和激进的毛泽东主义传统的脆弱联系，尽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利用毛泽东的名字和他的口号。10月初，悼念已故主席的活动刚刚结束，政治局就清除了内部的激进分子。在一次突然的军事行动中，逮捕了那些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人。1在对他们的许多指控中，有一条是他们阴谋篡夺国家权力。华国锋当时已经接替了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现在又接替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华国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既不是作为革命领袖，也不是作为一位政治家，而是作为政府的暂时看守人。
1976年不但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且标志着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革命生涯的结束。文化大革命及其骚乱的余殃已经使老一辈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首先是最初在这场运动中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是最初指导这场运动而后被作为“极左派”清洗掉的毛泽东主义领导人。由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毛泽东的两个公认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没有在这场大动乱中幸免一死。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许多领导人及其子女，而另一些老革命家虽然在政治上幸免于难，却由于年老和疾病的原因也相继去世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于1975年4月逝世。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中国的贝利亚”而追随毛泽东的康生死于同年12月。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好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红军之父、革命合法性和团结的崇高象征、90岁高龄的朱德于l976年7月逝世。老一辈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邓小平已经是第二次在政治上被打倒，而且这一次似乎再无复出的希望了。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五四时期的一代共产主义革命家几乎都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是那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行最现代的革命学说的实践者。历史学家肯定会把他们载人史册，把他们列于最卓越、最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中，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那场最伟大、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然后他们又领导了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又是最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改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赢得了政权，但是那是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里，它的人民蒙受了极端贫穷和绝望的折磨。他们仅仅利用非常贫乏的物质资源就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并且为现代工业经济奠定了基础。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进一步分析毛泽东时代积极的和消极的遗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特别是从毛泽东时代后期大力强调“四个现代化”方面来看，老一代革命家的奋斗目标是既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无论他们晚年在手段和方法上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分歧，第一代革命家仍然坚定地追求他们在青年时期就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新一代领导人无疑将会继续促进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并且完全有可能最终成功地实现那些长期难以捉摸的、突出的国家“富强”的目标，但是，历史性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也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努力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奋斗。这正是毛泽东晚年最担心的问题。在他于1975年写给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一首诗里，强烈显示出了他的疑虑：
父母贞忠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志，
付诸东流?
(原文未注明这首诗的出处。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没有这一首。)
当毛泽东的继承人开始撰写人民共和国史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新篇章时，这个问题肯定会摆在他们面前。
1 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48-54页。
2《中国共产党党章》，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1页。
3 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44页。
4 周恩来：十大政治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1页。
5 在公开宣布林彪的死讯之前，官方评论中用“象刘少奇一样的骗子”这种说法来指林彪及其同伙。
6 周恩来：十大政治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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