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产生群众自治的常设机构，也没有解决更急迫的政治连续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目的之一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但是，1968年夏天，毛泽东把红卫兵的领导人召到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告诉他们结束造反的时候到了(后来又把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送到农村去)。这是承认青年一代没有经受住政治考验．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解决短期的上层政治连续性的问题。实际上是谁将要(或者说谁可能)接替毛泽东的问题。如果说l968年以后群众在政治方面沉默不语，政治局里却不是这种状况。70年代里，文化大革命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政治局里爆发成为激烈的政治斗争，把参加者抛入充满政治阴谋的拜占庭式的境地。
然而，文化大革命可能促进了政治权力有朝一日重新为社会所掌握而不允许政治权力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个长期进程。文化大革命以后，群众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消极性。但是人们猜想，在这种政治消极性之下，仍旧回响着那场动乱最初的理想，群众的政治觉悟和以前已大不相同了。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批判社会，反抗政治当局，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众讲坛上、墙报上和报纸上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这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巨大试验(即使是破产的试验)，是一次普遍而又深刻的经历，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它必然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造成深刻的变化，在那些年里，只有毛泽东本人没有受到公开的批评。难以相信，在“大民主”时期，曾是他的追随者的数亿人会地遵循他的继任者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缺点暴露之后，它也不可能再轻而易举地恢复自己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形象。无论文化大革命遭受了多么惨重的失败，它确实在人们的意识中灌输了一种观念，即民众有权利反抗确立的权威。由于中国人民更充分地认识到那种权利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上级可以授予或取消的权利，他们可能会再一次实行文化大革命宪章最初宣扬的原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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