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时刻
朱文轶
1976年是充满不安的一年。18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在不安中得到了可以重回城市的消息，更大规模的返城还没有真正开始。大家都在等待指令。
这场以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为动机的运动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却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成功。城市青年们没能融入农村社会，也没有如号召他们这样去做的领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农村的一系列生活和观念，除了成为他们青春苦难的胎记之外，并没有成为普遍接受和推崇的价值观。另一面，农村，也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城市来客，相反农民们有点抱怨知青成了他们的负担——1957～1976年，中国农村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运动发起者致力改造的城乡差异没有消失。
一个叫任毅的知青在江苏江浦县插队期间写了首名为《南京知青之歌》的歌曲，被广为传唱，他也因此获罪。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的一个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为了让它更具代表性和传播力，他们把歌名改为《知青之歌》。
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继三年前的“李庆霖事件”后再次在知青来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的几个重要指示之一。由陈永贵任组长的知青办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准备，但直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头绪。1976年一开始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知青问题”不是最紧迫的。
毛泽东一系列的最后指示，和他从前的话一样从来没有失去过感召力。除了知青指示，他还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他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针对邓小平的，后者在1975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整顿努力已经深入人心，“安定团结”恰好是他自1975年复出以来的办事原则。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者”。接替周恩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张春桥。
毛泽东的政权后期就由一连串这样的格言固定着。而当这些话在1976年元旦前后一次又一次令人紧张的政治局会议被“四人帮”拿来作为武器，被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时，充分表明了这个国家1976年正在经历着的、权威即将失去时的不安和茫然。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突然逝世让中国从上到下都加剧了这种感觉，让错综复杂的紧张势态在1976年冬达到了高潮。“四人帮”加快了攫取未来权力的步伐，他们打算孤注一掷。在过去的几年，周恩来一直是邓的政治庇护人，他的离去让邓小平处于困境之中。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着:“打死她。”香港九龙一黑白电视机销售店前，排队观看周恩来逝世新闻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8个月后，他们又在同样的地方同样在黑白电视前目送毛泽东的离去。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很冰冷。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邓小平仍然没有能逃脱再次被罢黜的厄运。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这一年的最后一次露面——这一次，距他的退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四人帮”后来攻击邓小平时选择的一条理由，就是在下乡政策和大学生选拔方式上做文章。极左派抨击他赞成知青返城，他们要让知青扎根农村，而邓小平则要“拔根”。1976年9月《光明日报》第3版上的一篇文章称，发动和领导“批邓”斗争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强烈反对邓小平修改知青下乡政策。毛泽东绝不允许其他领导人质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乡观点，这是他为这个国家开出的药方之一，是他针对人内心的教育方针。他担心邓小平的全盘政策动摇他的遗产。
“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公开指责在《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出来仅仅一周，他就听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些混乱。
围绕“四人帮”争夺权力的政治纠纷是1976年整个过渡期的混乱最外化的表现，另一些同样深刻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60年代，毛泽东树立了一种包揽一切的权威，他主张的新思维方式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在与现实激烈碰撞后，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愤世嫉俗。1976年开始的知青返城趋势下，一些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的确对社会气氛造成了破坏力，知识青年的命运与城市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情绪在1976年4月5日清明这一天被集中地释放出来。人们隐约察觉生活的哪个部分可能出了问题，却并不知道新的方向，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有力量的指引。人们通过对作为他们心目中道德品格象征的周恩来的思念来表达这种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纪念碑前纪念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入”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1976年10月对“四人帮”的粉碎给这种种疑问和困惑一个光明、充满希望的交代，也给这一年间，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画上了句号。中国在接近谷底的时候获得了重生。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政治话语笼罩着一切，它至今可能仍是关于1976年这一年的公共记忆的主流话语方式。人们谈到邓小平1976年和1977年政治生命的起伏时经常会说到，那一年北京一些街头的清晨忽然会被发现在街边的树上挂满了玻璃瓶子，很快被人理解为“树小平”;在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还习惯用旧路子来传递内心的喜悦和放松，郭兰英含泪演唱《绣金匾》来歌颂周恩来，唱到“三绣周总理”时总是泣不成声;那一年最富标志性的符号仍是《十月里响起了一声春雷》、《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这些广为传诵的诗词和歌曲;1976年第40届广交会是所有广交会中最特殊的一次，广州组织了参加当届交易会的十几个贸易团的代表和交易会的职工，差不多2000多人沿着东方宾馆、越秀山、环市路绕交易会走了一圈，队伍喊着“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游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展馆。这一行为，不过是人们在运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新的情绪。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延续，又是另一个时代开始的征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关心个人命运、关心自我了。
1976年的经济生活仍然一片惨淡。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这还只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很多人实际每月拿不到50元。但人们已经有了从令人窒息与茫然的氛围挣脱出来的苗头。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私分自留地事件;年广久开始摆摊做生意，许多年后他不无吹嘘地说1976这一年自己挣到了第一个100万;对一些消费品所表达的羡慕和深刻记忆流露出社会对物质的渴望已经开始，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海鸥牌照相机，蝴蝶牌缝纫机和海鸥牌、上海牌手表尽管在1976年对大多数家庭还是奢侈品，但它们很快就会进入“三大件”的选择行列，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1976年底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和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一年后，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透过一片阴霾，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和北大一名叫王选的年轻科学家跳过二代三代照排机直接研究的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获得欧洲专利的消息还是鼓舞人心的。
社会风气也在酝酿着改变。1976年人们对《春苗》注意的重点已经不在那些对这个剧本中“官职最大的竟是一个走资派”之类的批判上，人们更喜欢电影里扮演赤脚医生田春苗的李秀明，他们称那个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楚楚动人地站在电影杂志封面上的明星是中国的“山口百惠”;1976年的另一个电影偶像应该是吴海燕，她主演的《海霞》也让新的城市青年为之难忘;刘晓庆在《南海长城》里的亮相令她崭露头角，她和李秀明、张金玲一起很快被称作“北影三朵花”，三人中前两位的身上都极富转折时代的痕迹，她们都在90年代由艺而商，李秀明经营“大家宝”薯片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晓庆则成为备受争议的明星;1976年，在日本的邓丽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开着高衩的中国旗袍并上电视，带动了她的唱片在日本和港台地区的销售，邓式情歌的声音被录制在各式各样的翻录带里在大陆流传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
逐渐打开被太多重大事件遮蔽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1976年以每个人各自的故事和方式结束。1976年这个国家的众多遗留问题依旧存在，它们的解决和落实还要等待邓小平复出之后，但新的时代已经在拉开序幕。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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