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超越者的精神追求不属于此岸世界，他的终极理想就是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超脱于物欲世界的滚滚红尘之外。他心托明月，把生存的全部意义倾注于对生命净土的寻觅上。心中的“玉宇”，给予了他赖以生存，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古往今来，相对于凡夫俗子的物欲喧嚣，真正具有这种超越情怀的超越者，在现实世界中总是犹如鹤立鸡群，显现出他特有的清高和孤独。世俗世界的一切快乐、幸福，对他来讲都毫无意义，勾不起他的任何眷恋之情。他也很难在尘世间找到自己真正的知音，可以敞开心扉，互诉衷肠。他只能独自遨游在自己以心相许的那个精神世界，与此岸世界之外的存在者进行超时空的对话。他只能置庸众的不解和非议于不顾，在人生之旅中苦苦追求。
更致命的威胁还在于，超越者也许清醒地意识到，彼岸世界的那个“玉宇”可能早已崩塌毁灭；或者人无论怎样不畏艰险，苦心孤诣地向前跋涉，终究永远到达不了彼岸；或者所谓的“玉宇”本身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即便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真正的超越者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希望，放弃自己的追求，他还是力图从绝望中看到希望。这一切就使得一切真正的超越者的人生总是笼罩着一种浓郁的悲剧氛围。
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以自己晚年的全部心血尝试迈向“圣域”的终极理想，却遭致了毁灭性的失败。他已经从现实的挫折中清醒地意识到，天意难违，他终究不能与他的人民一起走入那个终极理想世界。
迄至林彪事件爆发，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建设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试验，实际上业已宣告彻底失败。毛泽东由此进入了一生最痛苦和孤独的岁月。回首“文化大革命”几年来的风风雨雨，他不得不独自饮下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一切都显得那么事与愿违，现实似乎总是与他的意愿相对抗。没有出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预期目标，共和国的秩序从来没有显得如此混乱不堪。“抓革命”，也没有带来“促生产”的结果，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仅没有使六亿神州变成一个道德天国，激情早已在派系争斗中宣泄完毕的人们反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被自己认定为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一个“紧跟”喊得最响，却是图谋武装篡位的阴谋家。被自己珍视为平生第二件伟大事业的“文化大革命”，却普遍没有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严重的现实挫折使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毛泽东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时候的毛泽东已越来越没有了以往“胜似闲庭信步”式的悠闲自得、游刃有余的心境；没有了“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情。１９６５年会见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我是孤独的”，“我孤独地和群众在一起，等待着。”１９６６年７月，正当亿万民众对他的膜拜达到巅峰状态时，毛泽东却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自己也有“不很自信”的一面，“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再也不是一味的“舍我其谁”的自负，而是明白地表示了“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他甚至对自己的实际政治权威也产生了某种困惑，觉得自己成了别人的工具，成了被人用于打鬼的“钟馗”。１９７５年会见基辛格等人时，毛泽东又不无悲哀说自己不过“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在这种心境下，当他重复自己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并特意加上三个字——“包括我”时，也就相当意味深长了。
（二）
青年毛泽东立下的誓言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他毕生的业绩来看，他至少无愧于“改造中国”这四个字。他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是空前的，堪称“天翻地覆”。直到他已届７２岁高龄时，他还试图重新打碎整个社会秩序，去建设“新世界”，一个他心目中的终极理想世界。十年过去了，当尼克松对他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决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１９６５年９月一次同来访的斯诺交谈时，在谈到中国的未来时，“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迟暮之年，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谈论起自己的死亡。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时，毛泽东没有理会客人所感兴趣的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组织结构问题，而是把话题引向了死亡。他告诉威特兰：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会见基辛格和布什时，他更是说出了令客人震惊的话：“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其实，１９６１年９月会见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就谈到过自己准备“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的“五年计划”。他说自己“随时准备灭亡”，并讲了可能的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时被细菌杀死。”说得最伤感的还是１９７５年４月会见金日成时说的一番话：“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死亡终究是任何生命个体无法超越的必然归宿。一代天骄就这样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内心难以言状的悲哀。１９７６年１月，伴随毛泽东数十年，鞠躬尽瘁的周恩来与世长辞。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问病榻中的毛泽东是否准备参加追悼会时，“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一种莫名的无助感和失落感溢于言表。
死亡的迫近，使病魔缠身的毛泽东对现实中的一切挫折、危机都产生了一种令其心碎的无力感。这位从未屈服于任何艰难险阻的挑战者，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个体力量的渺小，感受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迎接现实的挑战。一切都已显得那么无可奈何，力不从心。当毛泽东对林彪的出逃说出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时，他的内心感受会是多么的复杂！除此之外，他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毛泽东确实已疲倦得无以复加。这位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只要留点文就行了的卓越诗人，在１９７３年冬又叫工作人员将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后，他自己又作了核对，并对有的诗词再作修改。核对《贺新郎·读史》一词时，他将“为问何时猜得？”一句中的“为”改成“如”，当工作人员请他在原稿上也改动一下时，这位风华绝代的诗人却回答说：“不要改了，随它去。”“不要麻烦了，就这样。”他已疲倦得连为传世的诗文改动一字的心思都没有了。天意难违，他似乎只能一切都“随它去”，听任于天意的安排了。
１９７６年７月，在聆听护士读新华社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电讯报道时，毛泽东显得格外激动，他若有所思地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大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他还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由唐山大地震联想到天人感应，毛泽东不经意的感触，该是何等的苍凉和酸楚呵！
（三）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过多的东西可以给这个受到严重创伤的孤独心灵带来一点精神慰藉。世俗的物质享受对他从来就没有吸引力。对往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势与辉煌功业的回味，只会增添他“俱往矣”的精神失落感。在过１９７６那个最后的春节，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解放军入城的场面，这位孤独的老人竟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于是，最终，只有慷慨悲歌的南宋词伴随他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那些命途多舛的诗人对生命悲剧的悲凉喟叹，不断勾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使他的整个心境完全沉入了那个悲凉意境。
夜深人静，一个孤独的老人在窗下独自徘徊，时而拍案击节高声吟诵，时而低声饮泣，诵不成声。他常所吟诵的是诸如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之类的悲怆之作：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无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时！
“叹此意，古今几人曾会？”接通他心际的唯有辛弃疾、岳飞，这些人英雄末路的悲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沉浸在这种生命意境中的毛泽东，早已没有了当年“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与爽朗，死亡对人生旅程的不同阶段具有迥然不同的意味。
１９７５年４月，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去世，毛泽东悲痛得难以自抑，他一天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整整放了一天《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当他觉得这首词中“更南浦，送君去”一句太伤感，而把它改为“君且去，休回顾”时，他是否也感受到“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呢？
强烈的超越冲动与现实的困顿无奈，在毛泽东心灵深处交织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情结。一方面是“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另一方面，他内心里事实上恰恰又无法湮灭自己那崇高的理想冲动。“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这种内心矛盾，实质上就是个体意志与人类生命的本质规定相冲突的表现。天意难违，但超越者恰恰又认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就在于冲决天意之网罗。冲决天意网罗，固然时常会赢得人意对天意的胜利，会使超越者获得凡夫俗子无法想像的生存愉悦。但更多的结局往往却是悲剧性的，正如谭嗣同所揭示的那样：“冲决网罗，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
为毛泽东所钟爱的唐代诗人罗隐有一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晚年读《南史·梁武帝纪》时，就曾以此句评点过梁武帝的一生。笔者每次读到这一千古名句，再想像一下毛泽东当年用红铅笔重重地批上这十四个字的情形，总是猛然间不由自主地敛声息气，心中怦然一跳。这十四个字的批注，何尝不是毛泽东的英雄自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几乎已写尽毛泽东这位渴望永恒、追求超越的英雄巨人一生的悲喜剧。
（选自学林出版社《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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