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喊响，中国作家协会被砸烂、批斗。随后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于1969年离开北京，开赴向阳湖畔。
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咸宁干校的人员，包括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等知名作家在内约131人。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消，次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而中国作家协会十年“文革”中长达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遂构成“文革”时期的一个缩略人生。
1999年10月16日，原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五连（中国作家协会）的部分同志，在北京香山第二次聚会，推举周明（《文艺报》）、谢永旺、萧德生、阎纲负责编辑出版干校回忆录——《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以追思当年。
做为多人集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多角度地记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患难中有同情，劳碌中有帮护，私语中有义愤，沉默中有腹诽，悲苦中有欢愉……对当年生活的细部和心灵的审处都有新的开掘。
咸宁干校散记
臧克家
1969年11月底，随着林彪“一号通令”的下达，我和作协的一部分同志一起，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在我到咸宁之前，我们这个小家庭就已经“解体”了。大女儿1969年8月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爱人郑曼已先我两个月到了咸宁干校，在汀泗桥人民出版社所在连队烧石灰。小女儿也比我早一天踏上了南下的列车，随着人民出版社的其他家属到汀泗桥找她妈妈去了。
说实在话，当知道我要被下放到干校的消息之后，心里并没有感到沮丧，反倒是十分平静的。当然，对生活了20年的北京并非没有留恋之情，但“文革”3年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已使我心力交瘁，能早曰摆脱这种折磨，换一换环境，对于我来讲未必不是件好事。况且郑曼和小女儿都已去干校，我去彼此也有个照应。再者，下放到农村，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可能确实是一种惩罚；而对于我这个“不爱刺眼的霓虹灯”，只爱“乡村里柳梢上挂着的月明”的“乡下人”来说，却可以说是“鱼儿归大海，鸟儿入深林”。当时，我甚至打算后半辈子远离喧嚣的都市，归隐田园，做个现代陶渊明。所以，在下放之前，我们已把家中的东西卖了许多，只剩下两间屋子放置一些未及处理的家具、衣物和书籍了。
初到干校时，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切都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我们连队的所在地，是咸宁的向阳湖，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荒湖，破败荒凉，自然条件很不好。我们每天要盖房掘井，围湖造田，劳动强度很大，对于我这个体弱神衰的64岁的老人来讲，有时真是吃不消。那时，对我们这些“黑帮”看管很严，有病也得坚持出工。有一天，我白天劳动，晚上拉练，劳累过度，心脏出了毛病，先是心跳出现奔马率，后来脉搏细弱得摸不到，十分痛苦，幸亏同室的吴泰昌同志及时请来医生才急救过来。第二、三天，脉搏每分钟间歇二十多次，仍不准休息，要我照常出工。那时，在紧张的劳动之后还要开展“大批判”。刚到干校时，我和冯牧同志同住农民家里，两人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当时，连队伙食很差，冯牧有时就偷偷地到当地的小铺里买些罐头来，夜里悄悄吃一点儿，当然也不忘与我分享。但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不知被谁发现打了小报告，于是冯牧便成了反面“典型”，大会斗小会批，折腾了一些日子，才慢慢平息下来。
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对我们这些老弱病残者有了一些照顾，不让我们干重体力劳动了，分配我与冰心、张光年等去看菜地、值夜班。那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这不光是因为看菜地时，一人独坐，面对壮阔的大自然，可以浅唱微吟，一解胸中块垒；值夜班时，万籁俱寂，自由自在，主要的是可以和与我交接班的光年同志对坐聊天，这在当时真是一大快事。我记得曾与冰心大姐谈起过40年代中期我到她家，请她在《文化界时局进言》上签名的事。那次签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之后，一位国民党要员到冰心大姐家追问她：“名字是你签的吗?”她说：“是!”那人灰溜溜地走了。我对她说：“你那个‘是’字真是掷地有声，一字千金呵!”她笑了。她还向我叙说了她在日本时如何怀念祖国以及回到北京时的心情。现在斯人已逝。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对冰心大姐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1985年10月，在我80岁生曰的时候，光年同志曾为我写了一个条幅：“与君共守向阳山，谨访狐鼠伸黑爪。最是夜阑人静后，踏雪巡山直到晓。”这是他的戏作《采芝行》中的几句，说的就是当年我们共同值夜班时的生活。这条幅我在客厅中一直挂了很久。
后两年，干校的生活条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环境也稍有松动。那时同志之间的关系已不像过去那样壁垒森严了，一些喜欢诗歌的同志常常在晚上到我的房间来和我谈诗论文，当然，有时白天“大批判”时他们也还要作一些“表面文章”的。由于“文革”前我身体不好，不坐班，所以和一部分同志从未接触过。3年的干校生活，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之间建立了友谊。1972年10月我“解放”不久，连部领导严文井等同志呈报校部批准我提前返回北京。离开连队时，很多同志依依相送，我一步一回头，泪洒满襟。
说来也好笑，过去我有一些多年求医问药都治不好的老毛病，到干校后竟不治自愈了。过去我每晚失眠，吃最厉害的安眠药照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可到了干校，每晚身子一沾床板便鼾声大作了。过去每顿饭吃得很少很精，还常常消化不良，而在干校粗茶淡饭，每顿能吃上好几碗。去干校前，我是个弱不禁风的老病号，有时上二楼还得坐电梯；从干校回来，我倒步履轻捷，中气十足，越活越年轻了。我想，这恐怕是拜劳动所赐吧?
1974年冬至1975年上半年，我根据这段干校生活，写了一本旧体诗集《忆向阳》。
2000年4月郑苏伊代笔
走进团泊洼的秋天
刘小珊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深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一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团泊洼的秋天》）
一
1976年10月里的一天，我把劫后余生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交给冯牧同志，他正站在黄土岗46号住宅的房前。他展开信纸，仅读了数行，就转身进屋，惊喜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诗写得很好！”之后，这首诗很快就在《诗刊》上发表了，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个文艺晚会上由煤矿文工团的演员瞿弦和朗诵，这首诗终于从埋着它的坝下站了起来，高声向世人宣布：诗人郭小川的歌声终于又响起来了！
你我都会记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四人帮”这个无边无际的牢笼被粉碎，千万个中华民族的文艺精英从扭曲人性的历史隧道中挣扎出来，那种重获生命后的喜悦，使多少人相信“这不是梦！”他们互相传告，互相倾诉，互相拥抱，彻夜难眠。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别离？在这旷世稀有的历史时刻，郭小川却走了，孤独地永远地走了！在历尽坎坷苦苦挣扎了十年之后，他本当和我们一起共享这胜利后的巨大幸福，本当和我们共度这泪珠滚动着笑声的美好时光，他备受折磨的身心还没有得到解放和抚慰啊，这颗炽热的燃烧着的诗魂何以安息？而支持和保护过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的悔恨难平！
二
1975年，我们这群被“四人帮”丢弃在“五七”大路上的难民，由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迁徙到天津静海团泊洼，这是一块濒临独流减河的盐碱洼地，在地图上还见不到它的名字，也许它就是良王庄，也许就叫独流，但是它却被深深铭刻在文艺界前辈们的心上。这是一块酸甜苦辣尽在其中的地方，右边有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我们被夹在中间。那时，小川同志被江青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已有两年多不准回家，长年住在团泊洼养鸽子的平房里，而我们则是分期分批轮流到那里“值班”。
1975年的8月是我在团泊洼“值班”的日子，同去的有张光年、许翰如、李昌荣、王朝垠、汤浩、胡淑、曹琳和雷奔夫妇，我们和小川同志朝夕相处。那时他比较自由，没有派人看管他，也没有逼他天天写检查交待，可以自己想干什么就干点什么。除了杜惠同志每个月来帮他打扫房间、清理内务时他显得有些紧张外，倒活得挺自在。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他和朱平康、钟灵等同志在昏黄的电灯下，在蚊子的包围中打桥牌的身影，直至深夜两三点，早晨则可以晚些起床。那时他正热衷于研读《红楼梦》，还领导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晚饭后，他自告奋勇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课，活得很自信。因为正值暑假，每天上午他还带着同来干校的一帮半大孩子们到独流减河去畅游一个小时。
晚饭后，是散步的时间。有时我和他一起在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漫步，谈创作，讲《红楼梦》，闲话乒乓球小将们的趣闻轶事，这时候，我们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都很坦诚，但是触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双方都比较谨慎。
8月里的一天，干校连部传达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小川同志在这种气氛之下，有了一种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他渴望拿起笔来写诗。由于写诗，他遭到的迫害与打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是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始终如一要成为一名革命诗人的自我意识，那时，他明白地告诉我，他准备写诗了！于是我要求他写一首战斗的诗歌送给我，他慨然允诺。
在那种风起云涌的政治气候下，同志间的相互信任相互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也更易形成。9月初，一个月的干校劳动结束，我回到北京，和小川同志常有书信来往。9月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点意见书，他把意见书同时抄清一份寄给我，之后不久，又来信对作家的社会责任作了系统的思考和阐述。这是一篇充满激情，富有思想，客观冷静、逻辑清晰的好文章，也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道路的总结，对未来充满希望，十分感人。这时，我也被这种政治上春的气息所感染，激情涌动。我在回信中写道：“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唯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小川同志马上理解了我信中的隐喻，回信说，我的信给他送去了一首诗的主题。9月底，他寄给我这首《团泊洼的秋天》的诗信。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只在诗尾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10月初，他被中央专案组宣布解放，结论没有任何尾巴，他非常高兴，很快就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冯牧、贺敬之同志作彻夜长谈，为天亮后的启程做准备。看望他的同志和朋友络绎不绝，他也常去中南海。但好景不长，10月下旬，他被纪登奎副总理告知并安排尽快去河南林县搞调查。走前两天，他匆匆来到我家，要我拿出《团泊洼的秋天》的诗稿，他把“大雁还没有北来”改为“大雁还没有南去”。没想到，这竟成为我和他的诀别。
1976年的春天，总理逝世，他写了悼念总理的长诗，寄给我一份，我也将“天安门事件”的详细情况写信告诉他。后来我才知道，3月份，中央文化部就派人下去向他做调查，他敏感到形势的紧张，写信要求将他给我的所有书信烧掉，这时，我已将这些信件转移到小川的女儿郭岭梅的好朋友赵小冬家里。不久，又接到他的来信，信上说：“你如果不准备以后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销毁。”话说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将信件取回，付之一炬。但《团泊洼的秋天》却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作，它代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的人的抗争、呐喊和呼唤，它是诗，不是信，我可以不烧，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它保存下来。于是我用塑料薄膜严密地封装好、牢牢钉在大衣柜的底部。
三
1976年夏季，于会泳等人把持的文化部派了一个工作组（他们称之为“联络组”）进驻文革中的文化部分配办公室，将文联及作家协会全部待分配的干部三百多人集中在朝内大街文化部的203大院内进行“追谣、查谣、追查反革命”的大清查。开始是搞“天安门事件”，一个月之后便转入反击右倾复辟翻案风的斗争，在作家协会范围开展以揭批右倾复辟翻案风的代表人物郭小川为中心的揭批运动，冯牧同志当然首当其冲。9月下旬，矛头开始指向我，对我用各种方式进行围攻，并且不允许我回家。中心问题显然是郭小川写给中央有关文艺工作的五点意见，但表面上并不这样提，而是要求我对郭小川进行全面揭发。我虽然很坚定，但内心非常紧张、恐惧、身体已支持不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四人帮”的垮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把我从死亡的边沿拉了回来，五十天的白色恐怖至此结束。
那些日子，我们天天等待着郭小川同志回北京，冯牧曾收到他一封短笺，他似乎已经知道一点情况，信写得很隐晦。10月18日上午，冯牧同志打电话叫我马上去黄土岗他的家里，一种不祥之感立刻包围了我，我十分忐忑，贺敬之和柯岩同志已先我而到。大家心情沉重，他们眼中的泪光已经告诉我，小川同志出事了！柯岩哽咽着对我说：“今天上午梅梅来了长途电话，他爸爸今天凌晨被发现死在河南安阳招待所的外宾楼里！”
四
二十五年过去了，1997年2月，我应约和郭小惠、郭小林、《北京青年报》陈国华、《北京晚报》孙小宁同行重返团泊洼。
仍然是那条土路，汽车在土路上狠狠地颠簸，我依稀辨认，突然，路上出现两根残破的砖柱，柱子上当年的两行革命大标语时隐时现，立刻把我带入记忆。我脱口而出：“团泊洼到了”。我们一行人下了车，我告诉他们，这是当年我们的必经之处，无论我们要到哪里去！
车行不远，便是干校旧址，这里的景色和二十多年前并无二致，现在被石油系统所管辖，但似乎一切尚未开始。仍然是一排排红色的砖房，默默地伫立在杂乱荒芜的黄土地上。虽然工人们告诉我们，这些房都是后来建的，但我还是觉得回到了“家”，这种亲切感，没有在这儿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因为小惠在小川同志被隔离审查时曾来这里看过父亲，留下了记忆。我们一路寻找旧迹，但很困难，最后见到两位目前在这里负责的开拓者，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又找来曾在干校工作过的孙继存同志。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伙房、食堂、医务室……，还有那远远地写着“毛主席万岁”的电厂大烟囱。找到了大厅和院子里那棵老柳树，柳树下便是停车的地方，我们曾在此来来往往，留下了多少惆怅，又带走了多少希望！孙继存同志告诉我人产许多小川同志在这里生活的情景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动情。
最令我们惊喜的是，看到了占有一面墙大的黑板报，报头是醒目的“团泊洼的秋天”几个大字，孩子们用稚气的笔迹记下了他们在这里学习的体会，描述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识，他们说：“美丽的团泊洼，我爱你！”
两位年轻的开拓者说，准备把这里作为对孩子们进行传统教育的基地，告诉他们，老一辈的革命家曾在这里怎样生活。
在一块水塘边，我们停下了脚步，带路的人说，这个养鱼池就是郭小川住房的所在，我注视着静静的池水，脑际浮起当年那间只有一扇窗户的破砖房。……在这里，我们大家合影留念。
我们沿着大堤缓缓走去，堤上的每棵树都似曾相识，但还未吐出春天的绿，独流减河袒露着干涸的斑驳的胸膛，呜咽的风吹来了当年小川和孩子们的笑声……同行者们不断地相互询问着慨叹着二十多年前的人和事，那密集的高粱，消退了的蝉声，南去的大雁，浮动的野鸭……往事如烟，留下的只有对郭小川永远的思念，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不，团泊洼是沸腾的，让我们再屏息静听一次那从战士心中掏出的话：
战士的歌声，可以停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两次上书
雷奔
1972年，我在文化部咸宁干校五连，住在湖田里的丁字河工棚，和陈树诚同志一起放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5头牛放出去吃草，8点钟以前又把肚子吃圆了的牛们赶回来。这时，使牛的同志从山上下湖来了，便把牛交给他们去耕地耙田，自己再洗漱、进食、休息。
春耕大忙时节，有一天放牛归来不久，郭小川同志突然跑进工棚，一屁股靠墙坐在地下。他的两手、两脚都是污泥，是从秧田里跑出来的。(他在插秧时编在快手组)记不清是谁问他：“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们不是看见L副政委来了吗?”原来，这一天干校领导在五连召开现场会，全干校每个连都有人来参加，一时人声鼎沸，一大帮人在五连的地界里到处转悠，工棚里倒显得十分清静。为什么小川同志要回避L副政委，匆忙躲进我们工棚呢?我听说，小川曾上书干校领导，认为搞粮油肉菜四自给，生产任务太重，应当把干校办成真正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这和干校当时的方针正相抵触，于是干校 L副政委一见到小川就要批评，把他当成了典型。甚至小川在连队墙报上发表一首诗，L副政委见了也大加批评。
小川同志那次上书的时间，应是在1971年。1971年从单季稻改种双季稻，育秧、插秧的时间都提前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只是不懂生产劳动的文人对大自然美景的由衷赞颂。劳动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体验，唱出的则是“四月八，冻死鸭”。种单季稻时五月份插秧，其时已“春江水暖”。改种双季稻，早稻在四月份即需插秧，穿着棉袄下水田作业；到盛夏时分的“双抢”大忙，抢收早稻，打场，入库，把稻田翻耕后又抢插上晚稻，需在半个月内完成，日夜苦战，更是分外艰辛。何况，还要种植和收割小麦、油菜、芝麻、绿豆、黄豆、蓖麻、向曰葵等其它作物和多种蔬菜，一年到头忙个没完，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体力所难以胜任的。1971年是干校减员最多的一年，侯金镜同志便是那一年“双抢”时累死的，相当多的同志得了肝病、肺病、胃病、肾病。我也是那一年累成了“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不能再干重活，只能放放牛。还有不少同志虽然当时看不出问题，但后来只活到50多岁便过早地辞世，也是和当时的过于劳累、大伤了元气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当时，如果小川的意见被干校领导采纳，也许就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关于小川的这次上书，我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看到原件。相信有的同志会比我了解得更详细。
1975年9月，小川在文化部静海干校向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上书的情况，我则了解得比较有把握一些。当时，人家都是去干校“锻炼”一个月，又回北京休息一个月。9月份我并不在干校，但在此之前，1975年夏季，小川向我说过要向中央写信，并多次在晚上到我那里漫谈文艺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如写真人真事、“三突出”、《创业》、《海霞》，应当由政府办刊物还是由群众团体办刊物，等等。当然，信的原件我没有看到，但他曾向一位同志介绍过信的内容，后来我听到这位同志转述时曾作过笔录。郭晓惠同志说：该信的原件胡乔木同志已经销毁，信中究竟是四点或五点意见，她也搞不清楚。经过翻箱倒柜，我居然找出了几张已经发黄的当年的笔录，虽然不是原件，但其来源确凿可靠，也许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海内孤本”了，内容共有五点，现抄录如下：
1975年9月，郭小川就当前文艺方面的问题，给胡乔木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书。
①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艺理论方面(如写真人真事)很混乱，有待澄清。
②专业文艺：工和工农农兵业余文艺工应该并重，应当调动老作家搞创作的积极性。诗词不一定只登工农兵，外国的古典的都可以登。
③各种文艺刊物应当迅速恢复。这些刊物由政府机构来办是不合适的，应由研究机构、群众团体来办。当前如没有适当的机构，就应由学部来办。建议恢复《新观察》。不一定用原来的刊名，但应办一个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刊物。
④建议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团体——新文联，以便组织创作，开展评论。要繁荣创作，要有好作品教育青年，不能让《基度山恩仇记》一类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
⑤批判与继承问题：过去，只讲继承不讲批判，是不对的。现在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也是不对的。
以上书中的观点，有一些他曾对我谈过，有一些没有谈过。
1975年夏天，小川曾对我说过：小平同志抓整顿，是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抓——交通、工业、军队……现在，快要抓到文艺战线了!这个意见书，正是小川同志当时对文艺战线如何整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带有战略性的建议，也是《团泊洼的秋天》一诗中“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依据。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