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徐明清“包庇”江青案的前前后后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 2009年第8期 ：刘明钢　　

这是一桩离奇的冤案。“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之流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此桩冤案却是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而导致这飞来横祸的竟仅仅是一份延安时期写的证明材料。　　

三次上书江青，希望推倒不实之辞，却如泥牛入海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徐明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以为“文革”中被定为“叛徒”的冤案终于可以平反昭雪了。　　

她是1972年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徐明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4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她突然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直到1936年6月，才被释放出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身陷困境，夫妇双双被挂牌游街批斗。1969年初，徐明清被赶到湖北沙洋———国务院农口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批斗审查。在阴暗潮湿的草棚里，她忍辱负重度过了4个春秋。但她坚信专案组最终会辨明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文革”中有一种逻辑，凡是曾经被敌人逮捕过而又活下来的人，一定是叛变了革命。按照这种逻辑，徐明清不被关押起来那才叫怪。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徐在江最困难的时候，曾给以帮助。1933年，江青落难上海，徐明清见她要求进步，便主动接纳她在自己领导的晨更工学团工作。江青被捕，经营救出狱，身体很糟，徐便把她带回老家临海调养，并请自己的父亲为她医治好了肺结核。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文革”中自己被陷害以后，徐曾3次给当时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江青上书，希望帮她推倒不实之辞，没料到，发出的信如泥牛入海，“叛徒”的帽子始终像大山一样压在她头上。　　

江青对徐明清不仅不感恩戴德，相反当她知道自己的恩人被关押和开除党籍后，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过去，竟妄图借机将她置于死地。江青多次提出要管徐明清的案子。周恩来知道江青心术不正，遂将此案接过来亲自审查处理。江青不服，多次闹着要管这件事情。周恩来理直气壮地指出，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下属单位，因此凡是农业部的事都在总理管的职权范围，当然应该由他来处理，江青无言以对。周恩来就这样使徐明清避免了暗算。　　

江青档案里的证明材料，成了蒙冤的祸根　　

1936年秋天，徐明清奉命到西安工作。1937年9月中旬,她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西安,和10多位干部一道,步行10多天,到达延安,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王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有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人越走越近。1937年底，他俩在延安结了婚。　　

进中央党校前,徐明清的名字叫徐明。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学员与她重名,她才改名叫徐明清。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那是无稽之谈。　　

徐明清到延安后不久,江青来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组织上派江青到农村搞调查,她刚从农村回来。当时她还给徐明清念了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徐明清认为，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并下到农村锻炼,表现还算不错。　　

后来,江青要求到抗大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却没有组织介绍信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作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查实江青的党籍问题,曾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因而找过一些人，其中包括徐明清。徐明清如实地叙述了江青在上海工作、在浙江临海养病以及到西安找自己的情况，证明江青是进步青年，晨更工学团共青团支部曾吸收她入团，还证明江青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的活动。但在她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这份材料中没有提及江青曾入党的事。　　

那么江青在延安何以恢复了党籍,这其中又有什么内情呢?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即俞启威)。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份量的。　　

所写的材料被收入一份“红头”文件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在清理江青的档案时，发现了徐明清写的那份证明材料，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专案组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但徐明清并不知晓江青的全部历史情况,特别是叛徒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捏造。　　

鉴于徐明清的这种“顽固”态度,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　　

徐明清写的材料都没有证明江青是叛徒,于是审讯人员认为她态度不老实,便多次找她谈话，每次谈完话,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仍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徐明清，你这个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也确实写不出来啊!”但最后，徐明清还是被迫无奈按照专案组的意图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　　

这个10号文件，对徐明清和江青的关系加以定性,说：“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正是这样的一份文件,让徐明清名誉扫地,遭受冤狱,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时，徐明清真想以死抗争。她不明白，自己从14岁就参加革命，一直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何罪之有？如今旧案未了，新的不实之辞又扣到头上，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呀！如果是在“文革”期间，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但大家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早晚有一天云开雾散；可是如今是在“文革”之后，自己又被关押入狱，这样屈辱地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呢？但她又一想，自己若真的死去，那才一辈子都说不清了。老天不能天天下雨，总有一天会出太阳。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炼成的，要经得起考验，要顽强地活下去！这么想了以后，她再不沮丧，每天在牢房里做自编的体操，活动腿脚，作自我按摩，她坚信平反的一天终究会到来。　　

被释放后很快对狱中写的揭发材料做了更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同志不断为其鸣冤。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20多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包括徐明清。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帮”首犯江青,且她所写的材料还上了“红头”文件,所以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要由中央组织部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委托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历史问题作复查。农业部组织专人作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推翻了江青专案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及其亲属宣布：撤销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被释放的徐明清很快对她在狱中写的揭发材料做了更正，说明那份材料是由专案组人员口授，自己被逼迫写成的。她明确表示她不能证明“江青是叛徒”。　　

徐明清这样做，无论从党性原则还是从人格方面来说，都是值得尊敬的。她不因江青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过自己而歪曲事实，也不因为江青成了“四人帮”而落井下石，更不因为江青这个人以怨报德而进行报复，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江青受到全国人民讨伐，即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的时候，她能够站出来讲实话，这也是需要一定的胆量与勇气的。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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