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被美化的程序正义

    对于重庆打黑，中国社会当中有些人是不愿意的，比方说政府内部的贪官和有血腥原罪的资本家。因为，如果中国继续腐败下去，乃至变天，那么，已经到手的贪腐成果就能保住；建立在罪恶与血腥之上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就可以随时间的积累而洗白。因此，当重庆旗帜鲜明地严厉打黑时，有些人慌了。他们生怕重庆打黑的方式延续下去，甚至扩展到重庆之外——如果那样的话，有多少今天的风光人物，明日就可能会成为阶下囚呢？因此，在当今中国，对于那些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了大笔财富的人来说，重庆模式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是他们头上悬着的宝剑。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将重庆的做法被封堵在局部，不让其扩散。实现这个目的重要手段，就是歪曲重庆唱红打黑的价值，以非此即彼标签化的方式，将重庆骂死，减少在重庆之外推广重庆打黑模式的可能。因此，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既得利益集团调动了他们看家护院的力量：一批资用文人。
    资用文人对于重庆最常用的标签是：重庆将“回到文革”。我曾多次指出，重庆模式绝不可能“回到文革”。“回到文革”的说法，不过是资用文人们为了抹黑重庆而配合演出的大合唱。但是，资用文人们在抹黑重庆时，遇到一个大麻烦：美国也打黑，虽然成果不佳，但重庆打黑的成果却被社会普遍认可。一些号称要推行民主的资用文人，对此愤愤不平。他们曾经说：重庆明明是倒退，居然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里且不说这种论调与他们声称的民主是多么地矛盾，我只想就此指出：正是基于上述中外两个原因，资用文人们也不敢公然反对打黑。于是，质疑重庆的重担落到了一些特种兵那里——一批严重西化的法律专家。在“贺氏公开信”和反对我的“公开信”的意见中，最常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合法或程序正义。
    使用“程序正义”这个概念来攻击重庆，包含了资用法律专家们的集体智慧和深刻用意——先排除重庆打黑本身是否有价值的讨论，或者蜻蜓点水、轻描淡写地肯定一下重庆打黑的意义，然后，浓墨重彩地集中到“程序正义”上，向人们宣告——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也没意义，只有程序正义才是第一。为了让这种口号被人们接受，资用法律专家们在不同的场合，异口同声地说着同样的话：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如果连律师都要判罪，将来谁替你们维护正义？似乎只有公检法之外的、以律师为主的资用法律专家们，才是正义的化身，因为，公检法所代表的公权力，早已被他们描绘为“邪恶”，只有那些收取律师费的资用法律专家们，才是社会公正的保证。然而，当某人不像龚刚模那样有钱时，律师还会替人主持公正吗？
    而且，这一集中强调“程序正义”的做法，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重庆打黑，先不管实质，程序肯定是不对的。这种观点在重庆打黑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所谓“黑打”的说法就是这一预设前提的体现。在“贺氏公开信”后，重庆打黑是“黑打”，仿佛已经成为无争的事实。以至于一些支持重庆打黑的人，也退而求其次地说：只要打掉黑社会，牺牲一点程序正义也没什么不可以。对此我想说，之所以把那些人称为“资用法律专家”，是因为他们在西方资本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头脑已经僵化。他们能否回答：1、重庆打黑究竟哪里不符合程序？2、为何只有西方教科书、西方法律体系制定的程序才是“正义”的程序？3、为何中国人自己不能制定符合中国现实、适应中国实际的程序？因此，重庆打黑是“黑打”，这一预设的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它的潜台词就是：只有西方制定的程序才是正义的。然而，资用法律专家们关于这个话题的多声部合唱，丝毫不能改变重庆打黑的正义性，今后也无法阻挡重庆打黑的经验向重庆之外的地区延伸。
    关于程序正义，我想说点历史。宋朝是中国古代法治的高峰，宋朝法治的成就，这里不多作介绍。对比一下我们会看到，与宋朝差不多的历史时期，欧洲流行一种审判制度，叫做“神判”。何谓“神判”？比方说，怀疑某人偷东西，但没有证据怎么办？找一大堆人围观，由重要人物主持，让嫌疑人用手去抓一块烧红的烙铁，时间有要求。完了以后，手要包起来，做好封印，几天后打开，根据烙铁烫伤的痕迹来判断此人是否偷了东西。此外，还有烫舌头的。涉及到女人的“性犯罪”，还可以把女人捆起来扔到河里，看她是沉下去还是漂起来，以决定她是否有罪。
    欧洲中世纪的“神判”不用再多举例，它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无知。欧洲人当时没有获得证据的有效手段，只能靠“神”来判定事实。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法治比他们先进太多，比方说宋代宋慈所著《洗冤录集》是全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而欧洲当时还没有纸，各国文字还在形成之中，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神判的第二个特点是“程序”。在上面的简单介绍中，读者可以体会，围观、主持、烙铁大小、抓握时间、包扎、封印、监督、开拆、判断等等，它是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违反了任何一项程序，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产生歧义。但是，“神判”这一复杂严格的程序，与事实的真相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之所以能够在欧洲长期存在，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做出判断的不是人，而是神。那些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文化的欧洲人认为，神是最客观公正的。因此，神判就是无知的狂欢，但它确实就是当今资用法律专家们所称“程序正义”的重要起源之一。
    “神判”在欧洲被取消后，出现了一些替代形式，比方说，资用法律专家长期鼓吹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是“神判”的替代物，不同在于，神判是根据“天意”来定罪，而陪审团是根据“人意”来定罪，它同样与事实真相没有必然关系。西方的律师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某当事人如果有钱，能请一位专家，当对方没钱、请不起法律专家时，有钱者几乎就赢定了。这里的程序正义在于：法官维护双方辩论的过程，不负责揭示真相，真相由陪审团成员去判断，而陪审团的判断，取决于律师的口才、表演、导演、长相、性暗示、等级身份等等。必须强调是的，英国出现陪审团、律师庭辩制度时，依然没有证据法，比中国的完善法治落后太多。换句话说，英国出现陪审团制度最初的判案，只是靠“吵架”技巧来决定的，所谓“程序正义”，就是吵架双方公平的发言机会而已。这一特征在西方另一个历史遗迹上体现得更加充分。
    前一篇文章的结尾我曾经说，普希金就是死于“程序正义”，什么意思？普希金38岁死于决斗。决斗在欧洲和美国长期存在，直到19世纪末才基本消失，除普希金外，西方很多名人都进行过决斗。当决斗是合法行为时，裁判者所要求执行的，仅仅只是“程序正义”。例如，裁判者要检查枪、检查子弹、检查场地、发出口令；决斗者持枪反向而行，走多远，转身、开枪，等等，对于程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它无关事实真相。比方说，决斗双方枪法水平有高有低，打枪准的，就能代表正义？此外，欧洲决斗还可以雇人，花钱多就能雇到高手，钱多的就是正义？在这样的决斗中，“程序正义”与“司法独立”的含义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独立地不干预。所以，普希金之死与真相和事实无关，它只是利用程序正义来杀人而已。程序正义貌似给双方公平的机会，事实上，独立地不干预双方，必然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延伸为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西方历史上的程序正义严重缺乏实质正义，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程序正义虽然同历史上有所不同，但是，现代西方法律中程序正义的来源的确就是与实质正义相去甚远的“神判”。在等级制度下，程序正义只是社会不平等特权的延续。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不平等只在理论上消除了，实际上大量存在。因此，现代西方法律的程序正义，依然是特权者保护自己的工具，比方说有钱，就可以拖垮没钱的对手。律师们趋之若鹜地追求高额律师费的案子，并且在表面程序之外，大量动用非法的黑箱手段，这些声称代表公正的资用法律专家究竟代表谁，其实一目了然。
    美国打击黑社会100年，依然打不完。在美国打击黑社会的法律较量中，律师经常站在黑社会一边，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赚够了钱，践踏了法律，分享了黑社会非法攫取的社会财富。前几天，日本最大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又被放了出来，这一切都是玩弄程序正义的结果。因为，号称民主的西方政治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瓜分的政治，法律也是利益集团定的。在这样被利益集团左右的法律体系中，程序正义很多时候只是利益集团保护自己的合法外衣。律师，则是替利益集团涂脂抹粉的宠物。所以，重庆打黑问题，不是程序公不公正的问题，而是摆脱利益集团控制的法律，能否有另一套程序的问题。按照那些被西方洗脑的律师们、资用法律专家们的“程序正义”，中国的黑社会将像美国一样难以清除。资用法律专家们，便能从黑社会、既得利益集团那里，分一笔赏钱。所以他们要用资本控制的话语权，拼命夸大他们的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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