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新聘任了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温家宝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有关我国国策特别是对日关系的争论至今不断，下面让我们看看被新聘为国务院参事的时殷弘先生（人大教授，曾获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查帕尔希尔分校从事独立研究），与没有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林治波先生（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军事历史》杂志编辑、战史研究员，现任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的话中，哪一个是更符合事实和更有道理的真话？哪一个贤路更应‘当广而不当狭’，哪一个言路更应‘当开而不当塞’？我们特别担心，在未来的一年多内，是否会因急于广开是非颠倒的言路而使我国的对外环境在此期间受到不可挽回的致命打击。下面是殷与林之间对对日关系的不同思维。
一：时殷弘先生的对日关系的新思维（摘自：《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能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7]这两个问题同上面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
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林治波先生的对日关系的主要论点（摘自：《“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再质疑”》）
关于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大多与历史问题有关。时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面对着沉重且仍散发着血腥的战争历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时教授的想法未免过于轻佻和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是宽厚大度的，并没有天生讨厌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本能。其实，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还不是来自长达七十年的日本侵华史，而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在战后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以友好大局为重，友善而克制，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黄、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有报道说，今年6 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活动，从而实现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但小泉却对记者说：“我不这样认为。”重申其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并声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尊敬“阵亡军人”。明明是法西斯战犯、血腥刽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里值得尊敬的“阵亡军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对记者说：“钓鱼岛问题将是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如果中国执意不在此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这哪像一个首相说的话，简直就是强盗、流氓对中国的要挟；因为在主人的农场，又像是狗仗人势，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还有一个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来胡言乱语，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中国政府如果按照时教授主张的那样，把这一切都忽略不计了，会怎么样呢？只会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只会鼓励他们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他们会暗自作乐：“看，中国人都接受了，我们做对了，以后大胆地干吧！”
历史问题犹如一扇绕不过去的铁门，门上那把锁，只有拿着正确的钥匙才能够打开它，这把钥匙就是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涉大是大非，也关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人民放弃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猖狂翻案进行批评谴责的正义权利，如果有人硬要这样做，也要问问十三亿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还要问问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千千万万中国死难者的冤魂答应不应。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赞成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谁也不会嫌钱多。但时教授“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的主张，却让人困惑不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是太强烈了，以致不惜扬此抑彼，减少和欧美的经济往来。时教授常常说“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的观点是，“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
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没有人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海外维和表示担忧，原因就在于德国比较彻底地反省了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正常国家。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每年的军费投入平均大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远洋军事力量和远程作战能力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于日本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名多实少，借维和之名发展远洋军力、谋求地区霸权才更具实质意义。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专守防卫”形同虚设。可以预见，日本的重新武装必将进一步助长右翼势力的气焰，进一步强化日本对华强硬立场，进一步增加日本对中国统一进行干涉阻挠的危险性，进一步强化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恶劣态度。对于这样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中国能够不警惕、不忧虑、不反对吗？如果采取时教授主张的那种态度，会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吗？
关于政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这并不错。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一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甚至怀有敌意。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至于中国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绝不应像时教授主张的那样作为免费午餐送给日本。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条件：一、关于历史问题：像日本对韩国那样，签署正式的谢罪道歉声明，从此中国不再要求日方谢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战犯灵位的祭奠设施；承认侵华历史事实，不再篡改教科书；约束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合理解决细菌战、毒气战、劳工、慰安妇等中国民间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二、关于台湾问题：承诺不干涉中国统一，中断与台独势力的往来。三、关于钓鱼岛问题：不再单方面控制钓鱼岛，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以谈判解决该岛主权争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条件，中国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又何必一厢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中国必须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条件，就断然行使否决权的坚强决心，并将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实考虑并同意中国的条件；否则，中国将很难有所收获。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由时教授和马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这不是一般的以德报怨，而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以德报怨。但日本对于中国的恩德和大度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的教训，放弃应有的原则，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矫枉过正，实在不足为训。以这种“新思维”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我们注意到，所谓“新思维”，是打着“务实”的旗号出台的。“务实”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汇，但有人已经将这个词庸俗化了，在他们那里，“务实”已经变成为了实惠可以放弃原则的实用主义。但可悲的后果很可能是，你放弃了原则却得不到你想要的实惠。还可能会有一个附加后果：在你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当你的对手发出鄙夷的窃笑的时候，你连原有的一点尊严都失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来源于一种危机感。正如时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让人困惑的是，时教授一边替日方辩解，声称日本的军备扩张的危险性往往被中方夸大了，要求中国不要动不动就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一边又画鬼吓人，说什么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这种说法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右翼势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时教授却主张以让步妥协乞求友好、换取平安，这实际上是一种苟安政策、鸵鸟政策，不但求不来安全，还丢了尊严。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损失惨重。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向和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即使不能完全扭转日本的右倾化，至少对他们也是一个制约，至少也可以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并借此提示国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让日方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中国有求于日本。关于这一点，时教授表达得明明白白：“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它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其损失是无可弥补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迹象，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当然，如果日本的反华势力不愿如此而导致日本受损，那是他们的事。）第三，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对日关系新思维”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无助。多少年来，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识之士如东史郎、内山完造、小川武满、本多胜一、家永三郎、宇都宫德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还有中归联、日本妇联、日本工会总评、日本煤炭工会、日本反战运动等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地奋斗。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日本的良心。遗憾的是，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声音还相当微弱，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日本右翼兴高彩烈，却让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动。他们感到困惑和痛心：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立场？借此机会，笔者要对日本友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未放弃原则，也不可能放弃原则，中国人民对于那些为中日友好、为捍卫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怀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上任的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决不是实行什么“新思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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