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官僚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多论述，其中共同特点就是要求由各种专家（工程师、技术员、专家、经理等）组成的技术官僚上层人物进行统治，即一切有关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都要由他们做出决定。这就形成一个合理的由技术官僚或管理人掌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管理、领导、协调及组织人们的劳动和社会活动都得在技术官僚的监督下进行。这些理论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它属于上层人物的思想模式，并且包含着一些乌托邦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特别是从自治的观点来看，技术官僚主义概念忽略了社会的阶级划分，忽略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影响到;过高估计了技术官僚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重要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真正矛盾。它过低估计了现代社会生活中产生活全面官僚主义化的危险;从思想上反对正在通过自治而付诸实现的解放劳动的概念。
除上述理论方面的概念外，更重要的是社会本身在为技术官僚结构的统治制造经济和政治设想。在所有发达国家里都可以找出这些设想。技术官僚主义不单纯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物，而是特殊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点正是在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的。
现代的技术官僚主义看来主要是总的形势的产物，并且是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正在起变化，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转变为新的公司和国有化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的形式，而且使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具有技术官僚主义的权力。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这种权力的根据就是它垄断了对劳动过程的管理、领导、控制和组织等职能，因此实际上起着资本主义财产“执行人”的作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在大公司中技术结构的兴起。这种结构代表着垄断资本所行使的一种间接和矛盾的权力形式。它以“有组织的知识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出现，垄断着整个战略决策系统，它突出地调节着市场和市场关系，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并且最终把自己同国家、官僚机器以及军界集团联络起来。换言之，技术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生活的延伸，资产阶级世界在技术官僚主义中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经济的集中管理的性质，使其本身就带有技术官僚主义的主要特征，因此南共联盟曾经并将继续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爱.卡德尔指出，技术官僚主义是在流入社会积聚的过去劳动开始通过集中和中央集权而脱离工人，并逃避他们自治管理的控制时产生的。在东安动力组织这一级技术官僚主义倾向和关系来源于劳动组织中社会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必须明确，反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斗争不是指向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指向经济方面的领导人物，而是指向形成这种技术官僚权力的社会环境。
技术官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在南斯拉夫出现：在自治机构中压制直接生产者;把某些领导干部、管理集团和专业队伍管理才能神秘化;在一体化过程中，掺入技术官僚主义集团的自身利益；在个别劳动组织中技术官僚主义力量凌驾于南共联盟组织之上；技术官僚垄断了领导权，公开和暗地诋毁自治，等等。
为反对技术官僚的垄断、支持联合劳动的社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如：如加强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工人拥有管理资源、安排劳动和劳动的条件以及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改变联合劳动的组织结构，使之更加适应基本社会经济关系及工人阶级的自治；防止一些企业及联合机构的领导集团的决策和社会权力方面的过分集中，把决策权下放到基层组织者通过建立混合组织的巨大体系来发展和改善联合劳动和资源方面的自治经济制度；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关系、自治联合和生产贸易机构、财政机构之间的劳动力、资源的共同经营；通过自由交换劳动使文教、卫生、科学这一领域也变成联合劳动自治的一部分；发展和运用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产生的代表制。
实现上述战略措施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但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南斯拉夫社会仍面临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例如：不同部门的工人的社会地位仍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仍然有由于社会劳动的分工而引起的重大影响；由于社会再生产脱离工人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强大因素仍然存在；在决策上，一方面由于工人的教育、专业和技术水平低以及他们没有机会和权力去掌握情报和知识，另一方面，决策与实施这些决定又是两回事，这就便于技术官僚篡权，等等。要克服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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