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时，从西历1951年夏季开始，“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在朝鲜北部“大面积流行”，致使“众多的”中朝军人和朝鲜民众染病甚至死亡。对此，中朝方面先后多次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而美国在“沉默多日”后“终于开口”，自然是矢口否认，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而其所“发出请求”的“国际社会”的“代表” 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也迅即向中朝方面“提出申请”要求“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但中朝方面对此未予回应，而是自己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进行调查，另有“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由不同国家一些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场调查。同时，中朝方面还陆续公布了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最终，“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做出的调查报告都“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 ，确认“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对这种指控，美国方面一直坚持否认，当时的“联合国军”总指挥美国人马修·李奇微将军还曾反过来指控道：“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见《朝鲜战争细菌战——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zh-sg/%B3%AF%CF%CA%D5%BD%D5%F9%CF%B8%BE%FA%D5%BD）
中朝方面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当时没有成为“国际法”层面上的罪行指证，更没有在西方国家所构成和主导的那个“国际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我想这除了指控的证据似乎不够“独立”之外，主要还在于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处于对立之中，美方决不可能自己承认干了坏事而丧失道义——当然现在也不会承认，如果它真的干了那样的坏事的话。至于中国方面，朝鲜战争以后是一直坚持自己的指控的，今天到军事博物馆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等处仍能看到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战”的实物展览（到网上搜索即可见相关照片），而相关出版物也多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例如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一书中就有三篇有关“美军细菌战”的亲身见闻，可见网上某些人所说的“此后中国再也不提了”云云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当然，中国此后没有对此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至今也少见。相反，倒是一些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中美军细菌战多有研究，比如：50年代早期，美国人约翰·鲍维尔曾在其编辑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上撰文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该杂志被美国政府查封，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还曾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 ）1995年10月，日本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发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其中“证明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韩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中共军队之南进。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韩朝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一千余名。”（见《朝鲜战争细菌战——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zh-sg/%B3%AF%CF%CA%D5%BD%D5%F9%CF%B8%BE%FA%D5%BD）1998年，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 出版《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以及《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http://bbs.cqzg.cn/thread-3530-1-1.html）当然，到目前为止本人还没有读到过上述西方学者发表的资料，其具体内容尚待查证，但至少可以认为，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美国是个细菌战嫌疑犯。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似乎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小小的为美国申辩、替美国“洗刷嫌疑”的运动。先是西历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摘录）。这些文件的送交者是‘产经新闻’驻莫斯科的记者靖夫内藤[Yasuo Naito]。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北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其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供词；这些证词证明，为了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欺骗世界舆论，苏联驻北朝鲜的顾问们协助伪造细菌感染地区，对犯人宣判死刑并利用死刑犯感染病菌，制造细菌战证据。”（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以及《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而“不久之后”，美国《华盛顿时报》就刊登了“美联社消息”，把这“12份文件”定为“共产主义阴谋细节的证据”。随后，“1999年1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华盛顿手记’专题的20集‘韩战’大型系列节目，在第11集中引用《华盛顿时报》的报导内容及其他资料，首次简要向中国大陆听众报导了所谓‘美国在韩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真相。”此后不久，“2000年韩战爆发50周年”，据说“美国中文媒体”就发表了署名“北明”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一文，主要依据那“12份文件”和美国《华盛顿时报》的及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的“报导”为美国洗“冤”并指称中朝苏当年“制造骗局”。（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此后，这个“北明”的文章就在中文论坛被四处转发并附和，某些人以此宣称所谓的“历史真相”。但以本人研读了上述有关资料后的感觉，从日本《产经新闻》到美国《华盛顿时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以至 “北明”，明显有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链条，而作为做“报导”、下“定论”的美国《华盛顿时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及 “北明”，都避而不谈《产经新闻》是日本一家极右翼的反共报纸，其所刊出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既没有原始来源，也没有档案名称和登记号，更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只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 《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所以，替美国“洗刷嫌疑”运动的政治性十分明显。
综合以“北明”文章为代表的中文论坛上不知是不是中国人或者不知身在何处、背景如何的中国人所发表的论说，其指称当年中朝方面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为“欺骗”的根据主要如下：一，就是上述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12份文件”；二，当年“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的“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的，其调查“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序”；三，当年中朝方面不回应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要求“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的“申请”，当然是“心中有鬼”（“北明”的文章未直接这么说，但其意思是很明显的）；四，采用美国方面的说辞，指称当年中朝方面公布的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是“在高压下”或者被“洗脑”后作出的，是“诱供”或者“逼供”，他们被释放回国后不少人（是否是全部？本人没有看到相关资料）做了“翻供”。
本人试着对以上四条“根据”做一番辨析。
首先，正如上文提到过的，《产经新闻》的“12份文件”只是自称的“手抄摘录”，无原始来源，无档案名称和登记号，更不是复印件，这种东西在法律上或者学术上显然都不能作为明确可信的依据。简单来说，你可以以此来指称当年中朝苏方面“制造骗局”，则别人也完全可以怀疑你这“文件”是为某种目的刻意杜撰的。所以，至少在目前来说，这些“文件”的价值为零。
其次，当年的“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是否完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还需更多过硬资料说明，不能仅凭某方的一句断言。退一步说，即便它们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这也不是否定它们的调查报告的证据。它们的调查报告有可能偏向中朝方面，但也完全有可能因为事实俱在而是公正的。至于“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序”，假设的确是这样，那也只是“程序”缺陷，与其所获得的是否为事实无关。就像美国发生过的辛普森杀妻案一样，辛普森因为警方的“程序”问题被刑事法庭释放，但后来民事法庭却认定他杀妻罪成立而应付出巨额赔偿。因此，“程序”与“事实”无涉，这一条也不能作为所谓“骗局”的证据。
第三，当年中朝方面不接受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看来似乎的确“输了理”。但当年中朝方面是怎么解释的呢？据有关资料显示，西历1952年3月29日，在奥斯陆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中方首席代表郭沫若发表声明说：“中国与朝鲜两国政府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充分摆脱政治偏见，以进行现场的公正调查。但是，两国政府完全希望邀请一个由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序言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1012/268732.html）至于当时的联合国，它至少名义上是所谓“联合国军”的授权者，是朝鲜战争的参战方之一，不相信、不接受它的“调查”完全合理。在《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最后的“概论”中曾说到：“委员会不能向世界提供下面各项的具体数字：朝鲜和中国被杀害的平民的总数，总发病率，及死亡率等等。那样做是不适宜的，因为那就是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概论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1012/268701.html）为了避免“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 也就是为了防止美国获得足以判断细菌武器效果的材料，中朝方面不接受他们认为受西方主导的某些“国际组织”的“调查”，这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当然，美国方面也可以说那只是中朝方面的“借口”。
关于这方面还有一种说法指称：《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认为，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和朝鲜不会同意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调查”，但为了防备他们接受红十字前往调查的请求，美国国防部曾“秘密授权其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总司令Matthew Rideway（李奇微）拒绝让红十字会调查人员‘获取接触任何特定的信息来源’”。（见思炎：《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3/138935.html）这与朝鲜战争中另一次外交博弈有相似之处。当时正是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志愿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之时，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了“立即实现停火”的议案，美国对这个议案并不满意，但因担心拒绝它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便怀着“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的赌一把的心理，“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而中国方面果然拒绝了这个议案，使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宣传战中得了一分。（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这两件事或许可以表明，美国在国际政治、外交中手腕运用较为娴熟，比较善于做两面功夫，而中国则略显生疏实在，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外交博弈中容易吃亏。
第四，关于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高压下”作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的说法，显然是要彰显“共产中国”的“凶恶”与“不文明”。不过，且不说有许多资料显示中国当时对美军战俘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优待，也不说二战后第二任驻远东美军司令李奇微也认为“中国人……是更加文明的敌人。……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见《李奇微回忆录：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只说如此之多的美军战俘齐刷刷地被“高压”出“无中生有”的细菌战供词，就总令人感觉有点儿匪夷所思。至于这些美军战俘回国后的“翻供”，谁又敢保证不是在“高压下”做出的呢？《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就认为：“档案表明，送到联合国的八个战俘的翻供声明是在面对军事法庭审判的威胁下作出的。美国政府自己的心理战委员会也认为这样的翻供不太可信。”（见《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http://bbs.cqzg.cn/thread-3530-1-1.html）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站在纯粹中立的立场上，谁真谁假或许真的只有“万能的主”才知道。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为“北明”们指称当年中朝方面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为“欺骗”的四条根据，都是站在不同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解说的，以此下定论、做“判决”是没有说服力的。
那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就目前来看，支持中朝方面说法的资料比较多——有国际调查报告、美军战俘供词、中国当事者的回忆文章、博物馆陈列的物证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文著等等，而支持美国方面说法的资料则相对贫乏，除了前述那不知来源的“12份文件”外，其它多是怀疑或“坚信”之类的意念性的东西。但我以为，除非有确实可信的中、朝、苏、美当年的所有内部文件为依据，要使某一方的说法完全为世人信服是难乎其难的。然而，“北明”们声称美国“蒙受的不实指控”至今犹存是“由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档案都没有解密”（ 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而《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两位也承认“在美国现有的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但他们“获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许多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甚或已被销毁（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可见至少在短时期内把希望寄托在原始档案文件上的效果不大或者很慢。
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当前不妨从最直接的材料入手加以辨析。目前可见的最直接指证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材料当属当年中朝方面公布的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这些供词都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用网络搜索也可以找到。
对这二十五份供词，美国方面指为“高压下”的产物。就我本人逐份研读来看，这些供词都详细地表述了各人的姓名、年龄（或出生年月日）、军阶、军号、在美国的家庭住址（或家庭通讯处）、家庭成员与本人婚否、参军年份、到朝鲜的日期、所在单位在朝鲜的基地名称、所驾飞机型号、在基地接受的细菌武器知识培训的过程与内容，以及参与投掷“不爆炸的炸弹”（即装载带有细菌的昆虫或小动物的细菌弹）的过程，叙述详细，逻辑清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接受细菌武器知识培训的内容都可相互参证。战俘中还包括三名上校衔级的高级军官，即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四十九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他们分别供述了美方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目标、各个阶段的行动安排、参与行动的各飞行部队等等。（据称马胡林上校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会，否认自己在战俘营期间，在高压下，在那个苏联控制的调查团面前所做的证词”。｛ 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可见此人当年成了美方“宣传反击战”的首要武器。至于他的前一“供词”与后一“否认”孰真孰假？世人当然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战俘营受到了“高压”，但也完全有理由“合理想像”他回国后面对“可能的”“叛国罪”指控时只能怎么做。）有西方学者指，这些供述与后来被公开揭露出来的美国细菌战计划“惊人地一致”。（见《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http://bbs.cqzg.cn/thread-3530-1-1.html）
据本人判断，如果说这么多从来没做过某件同类事情的美军战俘因为“高压”而瞎编出这么一套话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如果说这些供词是中朝方面“编造”出来的话，要“编造”出如此条理分明、逻辑清晰、细节完美、几近于“天衣无缝”的几十套供词来，那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以故，本人倾向于认可这些供词为真。
此外，本人以为还可以用另外一些资料作为“合理推测”：
其一，二战以来迄今，美国在战争中使用“非常规武器”的事例很多，比如：二战末尾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朝鲜战争中也曾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弹，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科索沃战争中使用贫铀炸弹和白鳞弹，等等，都曾给平民造成大规模伤害。这反映出美国当政者具有为本国利益不择手段的狠劲儿，在这方面他们似乎没有道德压力，则其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自然不在话下。
其二，“北明”的文章中提到，西历1956年3月 15日，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通过的第5062/1号文件规定：“在武装力量加强其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将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使用决定将由总统做出。”“北明”显然是把这作为美国“光明磊落”的标志，但它恰好证明了美国在使用细菌武器方面并无道德压力。此外，这份文件还表明美国显然早就在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至1956年已然确认可以投入实战了，所以内部文件明确“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如此，则其在朝鲜战争使用细菌武器进行试验是顺理成章的。
其三，近年来许多报道已经证实，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占领日本时曾秘密接收日本“731”等细菌战部队的资料并对其成员进行庇护和利用，这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中所说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之类的说法正好可以相互参证，而在当时，美国利用日本“731”等细菌战部队成员的事实还是不为人所知的绝秘。
其四，去年九、十月间相关报道指：1946年至1948年间，美国公共卫生署曾派员在危地马拉从事梅毒项目研究，方法是让监狱囚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后身患淋病或感染梅毒，当美方医疗人员认为患者不够多时还会让实验对象“接种”性病病毒，然后给患者注射青霉素，以便“搞清楚”多大剂量的青霉素可治愈梅毒，以及患者治愈后再次感染梅毒的途径等等。（见《秘密搞性病人体实验 美国向危地马拉道歉》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03/c_12627745.htm）可见美国在搞细菌试验方面一向兴趣颇高，早有行动。
综上，本人基本认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
不过，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细菌武器造成的中朝方面人员损失不算很大，这主要是由于中朝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灭杀带菌生物和人身防护等措施，另一方面似乎是因为美国的细菌武器尚未定型，其目的主要是进行实战试验——当然也想捎带着给打破美军“饮马鸭绿江”美梦的中国人一点儿苦头尝尝。所以本人以为，准确地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细菌武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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