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李  捷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年12月19日13:36

　　【编者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近日将陆续选登一系列曾经发表过的，有影响、有分量的研究、回忆文章，与网友共同缅怀毛主席。今天推出第一篇《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文章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06

　　[摘要]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筚路蓝缕、开基立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正好是天干地支一个“甲子”的轮回。6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刚刚脱离了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60年后，中国已作为一个经济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同。6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只是沧海一粟，新中国60年的发展，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

　　饮水思源，我们十分怀念为新中国作出奠基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新中国的历史性巨变究竟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生的？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本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实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问题，从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通过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总结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紧接着，又开始为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而奋斗。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第一，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前后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普遍出现的互助合作积极性，及时对党的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进行重大调整，并果断放弃了原先的“一举过渡”和实行国有化的构想，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而奋斗，第二步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中早已确定的两大奋斗目标。问题在于，在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1949年开国之际，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方向正式写入《共同纲领》。这是因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工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当时认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对于过渡的方式，当时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认为要在条件成熟之时一举实行国有化。

形势发展得出人预料。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国营经济力量得到加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党的认识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经过半年多的充分酝酿准备，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充分吸收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情况的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的科学论断。

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过渡环节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1953年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武汉、南京、上海调查了解“五反”运动后私营工业的情况。行前，李维汉和工作组的成员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建国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呈现出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5月27日，李维汉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报告了他们的这些发现，并将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李维汉在信中说，对私营工业“需要逐步地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有利于向着社会主义过渡，这里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我们已经找到了的一个主要环子”。[3]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还专门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4]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李维汉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一步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社会主义改造成败的重大问题。7月，毛泽东写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语，肯定“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2]（p.282）。7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2]（p.289）9月7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p.291）他还亲自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教育“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2]（p.488），把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单是因为它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智慧，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赎买政策”的有效途径。

第三，创造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范例，不仅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而且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提前完成。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1956年的农业受了灾，但仍然增产粮食176亿斤，这年公私合营企业的总产值也比上年增加32％。因此，毛泽东总结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5]

第四，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5]（pp.1～2）

以上这些创造，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没有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行的方法不是宣布国有、一举过渡，而是采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逐步过渡的方法。这两点成功证明了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成功道路。

第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成功地确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毛泽东总结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6]改革开放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成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早在1949年9月制定的《共同纲领》里，就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体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7]与此同时，《共同纲领》还为新中国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根本规定使《共同纲领》基本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同时又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方向从国体和政体上确定了下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制定有两个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宪法规定在经济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8]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申：“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8]（p.5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还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8]（p.705）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现代化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里就曾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建设提出过宏伟的蓝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早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就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而这一探索的开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

第一，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随后又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p.350）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p.390）他还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p.395）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9]（p.71）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找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9]（p.126）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9]（p.302）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9]（p.341）

第二，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以后，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使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时期，并且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既无经验又缺人才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帷幕。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业。

从“一五”计划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3～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0]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11]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共投资1946.8亿元。[12]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总结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并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经验教训。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5]（p.214）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9]（p.133）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专章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他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5]（p.241）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谈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这些都是对《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重轻农关系特别是农业重要地位论述的重要补充。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的次序稳步发展的思路，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通过这些论述，毛泽东还形成了提倡按照辩证法办事、“两条腿走路”、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教训中深化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9]（p.80）

第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对我们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初步的总体构想。

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要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现代化建设上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思想遗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就是从这里发端起步的。

毛泽东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44）

关于我们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的目标，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13]

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持党的活力的问题，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5]（p.291）

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五四运动高呼“民主”、“科学”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者，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时28年之久，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创建，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打开了通途。

中国共产党讲民主，同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最大区别，就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要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也是最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民主。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重蹈历史覆辙，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民主作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理念的、抽象的，但作为国家制度安排，却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执政党要把自己关于民主的理解从诉求变为制度，往往要经过曲折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很好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第一部宪法里，就贯穿着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两大原则。人民民主、人民幸福这一神圣而庄严的追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它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拥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顽强的斗争。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以后，毛泽东感觉用了许多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四大”的方式，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的“反修防修”问题。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已有的民主与法制彻底打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被推向了极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原先曾经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各级领导，竟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没有料到，党内少数野心家和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沆瀣一气，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时，也有貌似民主的“大民主”，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在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打砸抢分子的怂恿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滥用“民主”、滥用“群众运动”的恶果就是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被严重破坏，甚至是被践踏。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由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这同样是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来取得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演变而来的，不是人为的设计。

由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靠合法竞选取得的，而是通过带领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武装斗争，流血牺牲取得的。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执政的时期，当时的政治制度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有合法竞选的地位。不要说共产党没有这种地位，就连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党派也没有这样的地位。怎么办？所以毛泽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只能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数千万英烈的牺牲为代价，终于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有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这个地位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并且写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和发展中国。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郑重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15]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在国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撼动了这一点，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亡党亡国。不要说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连民族独立都谈不上，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另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在中国，谁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苏联解体的情况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只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只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就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体的，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从邓小平以来历届党中央所一脉相承、始终坚持的根本点。动摇了这一点，将会国无宁日。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过一些探索和尝试。建国之初，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有过很好的设计，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制度。这些制度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至今，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探索，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建议作出两项重要调整：第一，党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放手让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第二，中央设立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处理党政日常工作。这一中央领导体制，中间虽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在党的九大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再加上实际上存在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占了上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使我们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问题上的探索走到了歧路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这时起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还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4]（pp.26，24）总的原则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得来最主要的经验。

 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和遏制。如何打破这种封锁和遏制，是毛泽东首先要破解的难题。

举措之一，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是从当时的国家利益出发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和可能的现实选择。同时，又同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做了坚决的斗争。

举措之二，在美国等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发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举措之三，在美国等国约请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情况下，及时地作出外交战略调整，高举和平的旗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在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过程中，提出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力求把这一原则推广到国际社会。

举措之四，在中苏关系开始破裂的时候，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并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成功地取得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外交胜利。

举措之五，在20世纪70年代，抓住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有利时机，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政策，从而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日后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奠定了条件。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敢于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美苏两极格局挑战。先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较量，把它打回了“三八线”，并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后又在一系列问题上同苏联的大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摆脱了苏联对我国的控制，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尊严。随后又无条件地全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迫使美国最终作出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调整。我们还不失时机地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直至今日仍然被视为国际上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榜样。

第二，深谙世界发展规律，敢于伸张国际正义。毛泽东始终坚信，真正掌握世界发展命运、决定发展方向的不是那些貌似强大的力量，而是虽然弱小但却符合规律的新生力量。紧紧把握反帝反殖和反对霸权主义这个国际性的主题，坚决站在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一边，坚决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使中国成为小国、弱国、穷国的可靠朋友，强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正义力量的迅速觉醒、凝聚和发展，在国际斗争中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

第三，善于用辩证法指导外交斗争，灵活运用国际斗争策略。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战争边缘”的讹诈政策时，毛泽东提出了“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的策略，并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获得成功；巧妙地运用政治加军事的斗争手法，在同美国没有外交渠道的情况下，通过军事斗争来表达中国的对美诉求；善于创造时机、判断时机、捕捉时机，创造出“用小球推动大球”的外交范例。

总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些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筚路蓝缕、开基立业。

[1]《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42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0]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11]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559页。

[12]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页。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1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