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幸翻看过《延安日记》，发现其中说到延安鸦片问题的至少有三处，分别在1942年8月2日（提到邓发），1943年1月29日（提到120师）和1943年9月22日（提到任弼时）的日记中。文中写的似乎是亲身经历。其中最后一处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写道“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
对《延安日记》（以下简称《延安》）的这些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被很多人视为“被隐瞒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说法，说南泥湾种的就是罂粟，还说张思德就是在烧制鸦片的时候被坍塌的窑洞压死的。但根据笔者分析，《延安》的说法至少有一大疑点和三个反证。据该疑点和反证来看，《延安》中所谓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实在很难说是事实。
第一个疑点，就是《延安》的来历。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 <延安日记> 》，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
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
下面是三个反证。
第一个反证是从逻辑和常识上来说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记里面记载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众所周知，这两年是抗日战争中中共最困难的时间。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遭遇空前的物资紧缺。粮食的不足，使得中共发起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当时，为了做表率，连朱德等高干都亲自种菜，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苦。这里面就产生了疑问：试想中共非常清楚粮食都如此不足，难道还要用大片的土地来种植罂粟吗？这实在很难说的通。
而且据《延安》所说，生产的鸦片是用来销往内地的。这里面疑问就更大了。边区正在被封锁中，而且国民党还在大肆渲染共区非法种植鸦片。这种情况下，生产那么多鸦片怎么运得出去？运都运不出去，又谈何“外销”？就算能运出去，运出去以后换成边区需要的物资，又怎么能运的进来？在封锁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外贸根本不可能。这种时候中共反而大规模发展鸦片这种只能通过交换来体现价值的“外向型经济”，岂非自讨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决困难还是想加重困难？所以这里面的逻辑是有点问题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延安》1942年8月2日中转引邓发的话说，鸦片还用来向国民党买武器，然后再用这些武器来打国民党。这是不是把国民党想象的也太傻了点？
可能《延安》的也看出这里面有点问题。为了把话说圆，他竟然公然否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1942年9月。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日记没有写具体日期，只写了是9月。其否定封锁的原文是“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这未免胆大妄为得太过分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举世皆知的。“1939 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几达40 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2章第9节）当年中外记者团为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向国民政府申请，国民党就是不答应，直到美国出面施压才松口。此外根据英国学者林迈可当时的亲身经历说外国人路过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经历，唯一的罪过是他们曾经经过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92页，以下简称《英》）《延安》对此都能否认，实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那就是说这种话的人，要么自己是白痴，要么把我们当白痴。这样的谎都能说，还有什么谣不能造？
第二个反证，说来可能有些滑稽，是《延安日记》本身。
《延安》1942年9月那篇中这样说“特区有２００多万英亩可耕地”。在1944年4月28日这样说“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
注意后者使用了“都”字。也就是说，延安特区种植罂粟的面积是几百公顷。
《延安》一会儿使用公用面积单位，一会儿使用英美面积单位，不知什么动机，大概是想给我们查证添点麻烦。不过我们不怕麻烦，来换算一下，可以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众所周知，1公顷＝100公亩。而1英亩（acre）约4046.7平方米，即40.47公亩。
“特区有２００多万英亩可耕地”，也就是说，可耕地总共为8094万公亩以上。
而种植罂粟的总共是几百公顷，即几万公亩（不足10万）。
结论摆在这里，总共可耕地八千万公亩以上，而用于种植罂粟的不足10万公亩。也就是说种植罂粟的面积仅仅占总可耕地面积八百分之一弱。可见鸦片种植并不是什么规模很大的事业嘛。可能还不如今天民间盗种罂粟的面积所占比例大咧。在这种比例下，“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延安》1943年9月22日）之说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第三个反证，就是当时其他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说法。
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与《延安》中所说情况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在报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他在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居住多年。在他的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上文所说的记者团来到延安后，“无拘束地访问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庆后，有些记者报道“延安边缘地区‘种植有罂粟’。接着就有外国记者登报声明，说这完全是胡说造谣，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颗罂粟，连《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武韬也在这份专用声明上签了名。”（《英》192页）林迈可估计说延安种鸦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专门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试想以武韬等记者当时的身份，林迈可写回忆录时的背景（1986年，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专门为中共说好话。所以他们的话与《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强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延安日记》1944年4月28日记载了为了迎接记者团而派两个旅去铲除已经播种的几百公顷罂粟，外国记者看不到鸦片很正常嘛。但问题是此外林迈可到达延安的时间比记者团还要早（1944年5月17日），可是他似乎既没有看到大量种植罂粟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大量铲除罂粟的景象。而且，难道延安在遭到封锁，粮食紧缺的时候大量种鸦片，等到封锁松动了，形势好转了反而不种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断言“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隐瞒了前来的外国记者，瞒住了《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还瞒住了在共产党根据地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其可怪也与？
综上，笔者认为《延安》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鸦片之说，实在是想相信也难了。当然，如果说陕甘宁一棵鸦片也没有种，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我们只能认为，大规模种植的说法，实太难成立。如果说曾经有短期的小规模秘密种植，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毕竟当时的鸦片在民国很多地方甚至允许公开销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当货币使用，陕甘宁如果要有人去各地办事，可能也是入乡随俗之必备。
最后，顺便说说关于张思德死于鸦片烧制的说法。此说法实在漏洞太多，难以置信。张思德牺牲时间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记者团在各处走访的时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种植鸦片的谣言，这时正该夹好尾巴。如果张的确是在烧制鸦片时丧生，那中共讳莫如深还来不及，绝不可能大肆宣扬。但是正在张思德死后3天，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就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张大加赞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顶风作案”之后，武韬等记者们竟然还是没有在陕甘宁发现一株罂粟！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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