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非要周恩来与毛泽东翻脸？
——评《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之险恶
杨连旭
2011/12/28
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
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
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
———周恩来
今日上午打开电脑凤凰网就见赫然标题：《人民网：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2011年12月28日 07:39来源：人民网 ：梁衡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12/28/11617229_0.shtml
凤凰网一向以危言耸听地标题炒作攻击毛泽东和中共的内容。对此，本来早已习以为常。然对其来源于人民网一说，不免好奇。于是，网上一搜。好家伙，可是不得了！原来这篇黑文在网上早就铺天盖地、转载了许多，其源头果然就是人民网。原标题是《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而且是2011年5月25日09:01。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730765.html
不仅如此，新华网也在2011年5月26日10:21:15 来源：人民网 即予以转载。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6/c_121460618_3.htm
尤其，早在2011年5月9日18:18 人民网还以《周恩来为什么不和毛泽东翻脸》，http://gx.people.com.cn/GB/179485/14589728.html为题进行了造势。
奇怪的是：尽管该文极尽抹黑毛主席、周总理之能，可却只见一篇批驳的文章。本以为：这肯定是个无名鼠辈，想出名发财想疯了，才憋出了这样个黑文自我炒作，所以那些平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自称是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的人们，才不愿意搭理他的。既然如此，俺老人家更是不愿同碌碌之辈一般见识。
可毕竟还是忍不住好奇，在网上一搜，但就见：梁衡，当代作家，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乖乖，原来虽说资历相差许多，但毕竟还同胡绩伟、李锐等人一样，竟然是个部级名人哟！
由此，这不能不引起俺老人家的重视。因为以部级名人的身份和地位编造这样的黑文，即便不是煞费苦心、居心叵测、用心险恶，也是轻浮无知、无知无畏、妖言惑众。总之是：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害国不浅！实有必要揭批一番。
然而，这篇黑文虽然篇幅不长、字数不多，可却是以自相矛盾的逻辑和历史谎言为主体编造出的假冒伪劣产品，涉及从1956年始至1976年间的众多史实。所以，正本清源、清除流毒的工作十分繁杂，不免文字冗长，列位看官，须有耐心。
（一）
以“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和“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为依据，梁衡力图论证的就是《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
此标题，一眼看去，无疑，给人以强烈地感觉，让人浮想联翩：
其一、面对错误指责，周恩来有着同人翻脸的爱好和实例；
其二、毛泽东的指责总是错误的，周恩来理应与毛泽东翻脸，必须与毛泽东翻脸不可！
其三、凤凰网的《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则突出了个“敢”，更为歹毒！给人的感觉是，周恩来敢跟陈独秀翻脸、敢跟瞿秋白、李立三翻脸、敢跟王明翻脸、敢跟博古翻脸、敢跟李德翻脸、敢跟张国焘翻脸，敢跟……，总之是敢跟古今中外所有其他的人翻脸，却唯独不敢跟毛泽东翻脸！说明，其人也，欺软怕硬，而毛泽东则无理取闹、横行霸道胜过了古今中外所有其他的人。
由此，给人以中共早就是“洪桐县里无好人”的深刻印象。
然而，这却是个十足的伪命题！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这是梁衡的解释。
举世皆知：周总理是著名的谦谦君子，自“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起，就同毛主席一样，舍生忘死、救国救民、强国富民奋斗终生，创立了不朽之丰功伟绩，以卓越才干和翩翩风度赢得了世人的敬仰。这翩翩风度，就包括了“宰相肚子能撑船的”的雅量、“五湖四海”的包容，他们与同志和战友从未主动翻脸！
虽然相处中，毛泽东、周恩来与同志和战友也曾发生过争执，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发生的家常便饭，可他们却从未主动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除非是在对方如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之流叛变投敌之后！否则，即便事实证明，对方确实错误了却又死不认错，他们也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总是耐心细致地等待；即使是政治上斗争，也绝不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在生活上还是关心爱护。
由此，他们没跟陈独秀翻脸，更没跟瞿秋白、李立三翻脸，没跟博古、李德翻脸，也没跟王明、彭德怀、刘少奇翻脸。
博古、凯丰等人曾把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甚至想在长征时将其遗弃，可毛泽东却量才使用。同样，为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彭德怀曾当众对周总理暴跳如雷、大发雷霆；刘少奇也曾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敬，尽管有人告发彭德怀里通外国、有证据证明刘少奇早年被捕时涉嫌服软、乃至自首，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他们依旧获得了了很好的生活和最好地医疗，都没有翻脸。
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挨批斗，那没办法！批斗是近代政党政治的传统，概莫能外。长征之前的毛泽东，延安整风的周恩来、柯庆施等都曾如此，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不过是比他们挨批斗迟了些年罢了。
而且“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确实，梁衡在后文中也提到了“伍豪事件”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视同仁的，连周总理都要经历审查冲击，别人何冤之有呢？
更何况，即便是被毛泽东成为老朋友，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纪登奎，“当时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即便是受到了些皮肉之苦，可同西方大革命动辄送上断头台和王明路线时的期肃反相比，毛主席、周总理主导下的路线斗争所采取的“一个不杀”政策，也已经是历史性的进步了！
正因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获得了包括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爱戴和拥护，成为永远的楷模。
既然毛主席、周总理跟其他屡犯错误的领导都没翻脸，那么他们两位老人家之间又怎么可能翻脸呢！所以，仅此而论，《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就是个十足的伪命题！
（二）
有论点就必然有论据。既然提出了《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这么个十足的伪命题，那么必然列举论据。
作为部级名人，梁衡还是有些能力的，他巧妙地回避了“毛主席、周总理与同志和战友从未主动翻脸”这样的事实，而是避实就虚地提出：“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这么个论据。
经梁衡这么一番表述，给人的感觉：自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实际就是毛泽东的一个毫无主张、没有原则、任由驱使的使唤丫鬟。
先不说这个梁衡把周总理描绘成这样一个形象居心何在，单就说他提出的论据也只能是根本无视历史常识、妖言惑众的假论据。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之后，1937年11月，王明乘飞机从苏联到延安， 12月9日 到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会上，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包括周恩来、彭德怀在内，与会多数人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以至于几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为十二月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传》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于是，会议通过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宣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秘书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共南方各省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这样，就在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在中共最高权力中并驾齐驱的格局。
随后，到武汉，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王明又被推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俨然同延安的毛泽东、张闻天等分庭抗礼，甚至“常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未经中央同意以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 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1-02/12/c_121068290_4.htm，以致后来王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1937年底，王明和长江局，背着毛泽东、张闻天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主张。
正是这样的公开错误主张，在中共队伍中造成了极大地思想混乱，导致相当部分党员干部错误地认识时局、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造成了极大地损失！仅仅是在 1939年1月16日 ，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之下，就分别于1941年初和冬发生了“皖南事变”和“南委事件”，损失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和中共江西、广东、广西三省的地下组织。
我们说，周总理既是著名的谦谦君子，更是“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伟人，绝不是胆小怕事、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的泛泛之辈，也不是毫无原则、四面讨好的好好先生，凡事是有自己的原则和主见的。
（三）
《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的论点是个伪命题，论据是造假，开门见山就造假造谣！
那么论证呢？当然也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谣言连篇、谎话累牍啦。
在“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的论证中，梁衡开宗明义地介绍：“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这样的话，如果说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还有些市场，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
第一、人们早已知道：在“大跃进”中，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袖，趁着毛泽东率领彭德怀、林彪等将帅，为争取我国领海主权、支援中东人民革命，集中精力炮击金门之际，头脑发热、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促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且在毛泽东察觉后，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却仍固执己见、屡教不改，最终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杨连旭：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5/83225.html）的真相了；
第二、在完全改革了毛泽东的经济方针、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今的我国，不仅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且社会形成了严重两极分化、贪官污吏横向、地痞流氓霸道，人民怨声载道、列强走狗蚕食不断。由此，多数人普遍认识到：历史再一次以雄辩的事实和如山的铁证证明，毛泽东的经济方针和 “文化大革命”，不仅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迄今为止，无人可及！
在这种情况下，再老生常谈、重复“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之类的谎言，看来，这个梁衡，不是轻浮无知，就是对“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真理”深信不疑，以为：当下的我国人民还如30年前一样，除了红头文件、领导讲话、电台报纸之外，别无信息来源，任由他们编造谎言就信以为真呢。
没文化的大老粗尚知，圣人云：有理走遍天下。可偏偏部级名人梁衡却不知，在妖言的基础上，又胡诌出了个“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的奇谈怪论，真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周总理德高望重，身为总理、执掌行政，却被说成无实权，那谁有实权呢？难道是村长不成。那什么是实权呢？南昌起义时，上有陈独秀、张国焘，且主力是贺龙和叶挺的队伍，那时周总理是否有实权呢。
退一步讲，难道没有实权就可以不争真理了吗？实际上，造反者、革命者多是没有实权的。从陈胜吴广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巴达克到列宁，革命之前都没有实权，依梁衡的逻辑，也就没有力争的条件和资格了，难道他们就不能跟统治者翻脸力争了吗？所以，翻脸不翻脸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有无实权的问题，更主要是有无真理的问题。
那么，当是之时，中共内部真理握在何人之手呢？
正如随后所云：“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
梁衡仅是现在的一个部级干部，他都能认识到“一时很难看清、说清”，那么以周总理的谦逊，在身处其中的当时，绝不可能就武断地认为自己已经手握真理了。更何况，正如梁衡在文中所再三强调的，历史的经验证明，真理往往就掌握在毛泽东之手呢。
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经济方针和“文化大革命”之正确，是迄今为止，无人可及的，那么，梁衡凭什么危言耸听“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呢？
无非就是企图给读者以“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其实就是权力的印象。由此，也就把毛泽东同其他领袖之间的路线之争、方法之争歪曲成权力之争、人格之争。
（四）
那么，梁衡所谓的翻脸要有的条件和资格都是什么呢？
关于翻脸的资格，他没明说，但却提出了“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
既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全民把毛泽东当作了神，那么谁还能有跟神翻脸的资格呀！
显然，梁衡这样的说法，
第一、自相矛盾。
一是、此前他关于“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这段文辞了，还笔墨未干呢。
二是、随后，他竟然又写出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
第二、根本就是无视历史的信口开河！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美援朝、高饶事件、庐山会议、“四清”争论、林彪事件，直至改革开放，等等，同毛泽东对着干的人和事，无不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和中国人民探索强国富民的思维和争论从来就没有、以后也不会停止不前！
至于翻脸要的条件，这梁衡倒是点出来了。可还真就不知道他的大脑是怎么回事，非要先宣扬“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这样的妖言后，再说翻脸条件之一、二、三。
要说这也不能全怪梁衡。也不知是哪个有人养活没人教育的野种，竟然在
毛主席驾鹤西游之后，不顾起码的史实，造谣说毛主席不懂经济。
就是这么一个幼儿园水平的谣言，居然还就真被一些弱智糊涂蛋们信以为真、奉为圭臬。这梁衡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其实，如果说周总理和中共其他领袖不懂经济尚且有情可原，而毛主席早在瑞金时期就主持了苏区的经济工作，成为了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仅在《毛泽东选集》中就收录了他老人家三篇不朽著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
那时节，后来被别有用心人吹捧成党内经济大家的人，他们都在哪里，又在干什么呢？。
至于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成功组织和领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更是举世皆知。此时，周总理才从重庆归来，刚刚学会纺线线的。
所以，那些造谣毛泽东不懂经济的野种，倒不如宣扬说他们自己的母亲不
会生小孩，那样更搞笑，更引人注目！
（五）
“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 这是梁衡所言的“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之一。
他所谓的之“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
毫无疑问，这自然也是信口雌黄的谎言！
因为他随后就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
“主要有两次”，自然次要还有不少，那么，舆论将其压灭了吗？由于文中所说的第二次反对意见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就以“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为例吧。
梁衡文中强调：“ 1956年2月8日 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
而作为当年的主要参与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的事实却是：
第一、周总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在 12月5日 的座谈会上，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了过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12月21日 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第二、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几乎与此同时，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要求对薄一波替他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样，从2月14日开始，到 4月24日 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极为紧张，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只要抽得出时间也参加。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逐渐清晰，他最后将各种矛盾问题归纳为十种关系。
4月25日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4938117.html
5月11日 ，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6月1日 ，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那么，对此舆论是什么反应、毛泽东“绝不会听他的”了吗？对此，薄老说得清楚：
第一、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
第二、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史实说明：
第一、周总理的反对意见，不仅没有被舆论将其压灭，而且还为为毛主席所采纳了；
第二、所谓“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云云，根本就是编造的谎言！
（六）
也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确是无知，这个梁衡在《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违背起码历史常识的言论俯拾即是。
关于“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他所谓的“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根本就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谎言！
众所周知，即便官方也是强调，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推行始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的军队，地方则兴起于“文化大革命”；康生是在1960年中苏论战中才重获毛主席重用的，陈伯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走火的，而柯庆施那时则远在上海呢。此时，在毛主席身边当红进言的，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等领袖之外，主要就是人所共知的田家英、李锐等秀才。
由此可见，梁衡所强调的什么“个人崇拜的推行”和 “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纯系无中生有的胡说八道！
对此，梁衡可是顾不得多想，只顾在点罢“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后，继续造谣：“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为了证明“惹来毛的大翻脸”个谎言，梁衡刻意渲染道，在周提出“反冒进”之后：
第一、“ 1957年10月9日 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
第二、“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
那么，实际史实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一、1957年九十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共讲六点，只是第五点讲了“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即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对此，毛泽东说：“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做革命的促进派》）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其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周总理。这就说明：梁衡所谓的“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云云，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其二、薄一波认为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并说，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恩来等同志。”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对此，在嗣后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的说法是：“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传》十九、发动“大跃进”(上)）
其三、关于南宁会议，薄老在书中交代：“ 1958年1月6日 ，毛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薄老讲：“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对柯庆施同志十分欣赏，一再提到柯 1957年12月25日 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 1月15日 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还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毛主席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对此，薄老特别强调：“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1月17日 晚上 ，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由此可见，在此，毛主席根本就不是在为难周总理，而周总理作检讨，是为了保陈云。
这就说明：梁衡所谓的“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完全是信口开河地歪曲历史！
其四、梁衡不知道的，薄老叙述：“ 2月18日 ，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毛主席用比较平和的口气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其五、“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其中两次谈到批评反冒进的目的。 3月9日 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3月25日 又说：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同周总理，而且跟任何人也根本就没涉及什么“大翻脸”的问题，梁衡所谓的“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七）
评说1950年代的历史，一般的反动分子把主要精力放在非难“大跃进”之上，而这个梁衡却独辟蹊径，把发生“大跃进”之前、且紧密相连的“反冒进”问题作为重点，实施突破。
这个切入点，他选得好，很高明，有着承上启下、四两拨千斤之功效。这样，通过谣言，妖言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反冒进”，就给人以毛泽东头脑发热、将冷静劝阻的周总理等人视为仇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蛮干冒进的问题由来已久的强烈印象。而后，顺水行舟，只寥寥几语就顺势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这也正是《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一文最险恶之处。
那么，周总理等跟毛主席“反冒进”之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幸亏作为主要亲历者，薄一波老前辈早就公开仗义坦言在先，使我们能在当下就了解了真相。
当年跟毛主席一样，周总理也是主张我国发展是必须跃进的，甚至连“跃进”这个词，都是周总理发明和首用的，大跃进也是由周总理提出和部署的（罗四夕：《探索真实的大跃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只不过，周总理是在主张跃进过程中反对冒进，对以为冒进的指标进行压缩，而毛主席是在反对冒进过程中主张跃进，对以为压低的指标要求增加。这体现的就是八大所指出的：“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正因如此，才有可能出现“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正如薄老所指出：“总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说到“反冒进”之争，就必然也必须涉及到中共在1950年代的政治生态状况。否则，就难以说明真相。
那么，1950年代的中共政治生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就如这个梁衡所说“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呢？
不是的，绝不是的！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陈述的史实一清二楚：
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总理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原则。
第二、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回顾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倡议制止歌功颂德和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夸大领导者作用等一系列正确指示之后，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1.html
薄老的陈述是经过历史检验过的事实！
正是有了这种“反对突出个人”的政治生态。所以，不仅根本就不存在着 “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和“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的问题，有的却是：尤其在退居二线之后，即便“毛亲自来说什么”也不是很灵的了事件。
第一、反右斗争就突破了毛泽东所规定的50万人限制，形成了扩大化到600多万人的错误。
第二、毛泽东不仅在“反冒进”中被说成是“冒进的罪魁祸首”，而且“大跃进”中又因为反“左”倾错误而被指责为“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
（八）
1958年10月25日 金门炮战刚告一段落，毛泽东在调查中察觉到了刘少奇等一线领袖，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已经严重泛滥后，随即就从11月2日开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紧接着，又于11月21至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即于11月28日到12月10日，就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始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毛泽东传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8.html
1959年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泽东于郑州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8日的会议上，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对此，不少人想不通。于是，3月1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毛泽东传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9.html
3月2日晚，继续开会。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3月5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在长篇的讲话中，他强烈地表达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传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700.html
1959年4月29日，他干脆直接写了封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党内通信》，强调要实话实说，要求把农业的几个指标降下来。并自我解嘲道：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http://www.wyzxsx.com/User/User_Article.asp?ChannelID=1&Action=Show&ArticleID=7366
1959年7月，毛泽东又召开了的“庐山会议”专门反“左”，至8月后结束后，刘少奇等一线领袖却趁着会议后期批彭德怀的东风，把反彭德怀右倾错误扩大化到了基层，隐藏起了反“左”倾错误，这个会议的本来主题。
正因如此，尽管毛泽东此后十数次的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彻底纠正“五风”》、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的“左”倾错误也还在继续着。
为此， 1961年6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说出了“撤职、查办”，“穷过渡”、“共产风”才真正停止。
正如薄一波强调指出：“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也正是由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说话不被重视，才出现了此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由此可见，那时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集体中已被“民主”到了什么程度。
而这个梁衡所讲的：“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则纯粹就是无耻谰言！
而其所谓“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则更是自相矛盾的无耻谰言！
一是、世人皆知，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作自我批评；
二是、连自己都说了，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九）
既非亲历者，也不是专家，对于比较生疏的事情，叙述评论出现差错，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对于众人皆知的事情，叙述评论却再三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其人究竟是水平问题，还是品德问题，这就令人费解了。
《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的正是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人。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梁衡在做出了无中生有的结论后，还故作高深地讲：“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
仅在这一段中，梁衡就又有两个常识性的错误。
其一、196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周总理是同毛主席一致的。
1962年7月至9月,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毛主席提出的阶级、形势、矛盾这三个问题时,周总理不仅强调：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适时,而且特别指出，阶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其二、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周总理是同毛主席一致、跟刘主席分歧。
一是、1963年5月18日，根据毛主席提议，周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清”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二是、“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三是、1964年8月5日，刘主席挂帅四清、五反指挥部后，颁布第二个《后十条》，明确地说: “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到首要的地位。”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却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生产上面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既然关于“四清”运动，梁衡是如此的胡言乱语，那么关于“文化大革命” 他当然也是如法炮制的。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即知：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最高层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从来就没有过“只有周一人了”的现象。讲私交，早1920年代就跟周总理相识；论公谊，至少在延安时期就进入中共高层的旧人：
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有：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 、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 陈云常委；
二是、九大有：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康生常委；
三是、十届一中全会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副主席，朱德、董必武常委；
四是、十届二中全会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康生、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朱德、董必武常委。
可梁衡却在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后，危言耸听的胡说八道：“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不仅如此，接下来，梁衡更是谎话连连：
其一、“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和“二是抓生产。”
其二、“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那么，实际史实又是怎样的呢？
一是、196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会。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作为首位常委，周总理实际分管了“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参加的多数公开场合，都是带着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出席的。它怎么就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了呢？
二是、人们常说，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呕心沥血，那时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少不了他，就是这梁衡也在后面例举了一串。他老人家怎么就只办了“尽量保护老干部”和“抓生产”这两件事了呢？
三是、即便是在审判时，也不曾采信过江青“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之说。
四是、周公是孔子的偶像，评孔子必然而且必须涉及到对周公的评价。这是起码的常识！至今也没有证据证明“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周总理的。
（十）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
这是梁衡在“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的论证中，煞有介事的开场白。着实令人莫名其妙，不知他的话从何说起、由何而来。
第一、举世皆知，“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的，周总理何曾抵制过？即便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官方也从未有此一说。
第二、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和毛拍桌子翻脸了，而是在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顶撞了毛泽东。1980年代，梁漱溟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第三、毛泽东早年就主张节育，他从未批评马寅初。相反，最早提出“计划生育”这四个字的，恰恰就是毛泽东。
http://www.wenming.cn/ll_pd/mgc/201111/t20111124_398898.shtml
第四、彭德怀确实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可结果呢，反倒是给了刘少奇等以可乘之机，将毛泽东的反“左”主题扭转成了反右倾，乘势推广全国，遏制了毛泽东反“左”运动的势头，最终促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第五、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和糊涂蛋之外，至今我国广大人民从没议论说过周总理什么不是，更没让他老人家背一个逆来顺受或“虚伪”的骂名。
更为荒谬绝伦的还是梁衡所给出的“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的答案：“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且不说此前他所谓“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的这么个“一国总理”，转眼间就“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了，而其余包括执掌军队、手握实权的彭德怀在内，都是无关的普通人，这样的说辞是多么得荒唐，单就梁衡所谓“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来看，就是自相矛盾、前后矛盾：
其一、既然能有“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那么怎么可能有“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之说呢。
其二、既然他梁衡在前已经说 “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那么怎么可能还有“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之谈呢！
为了强词夺理证明“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这么一个荒诞无稽的结论，梁衡不惜妖言惑众：“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这里的问题：
一是、“有人曾问过总理”，究竟何人，倒是哪一位？
二是、“据说刘少奇也说过”，据谁说，哪证明？
三是、空口无凭怎么就能“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梁衡如此所为，就如同逃上威虎山的滦平一般，吞吞吐吐，必定不是个“绺子”，是个“空子”！
他一定是忘记此前自己所言：“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
确实如此！历史不是没有给其他领袖机会。不要忘记，
第一、当年的革命领袖，多曾如《水浒传》中的好汉一样，各占山头、割据一方，只因为被蒋介石打得无路可逃，才不得不辗转投靠毛泽东、投奔陕北的！
第二、当年在毛泽东麾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林彪，最后倒是跟毛泽东翻脸了，也如梁衡所愿果然“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了，结果不是折戟沉沙了嘛。
所以，让蒋介石的手下败将，拉起队伍同毛泽东争天下，还形成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这只能是存在于精神病和弱智者头脑中的异想天开。
（十一）
这个梁衡就是莫名其妙，也不知他对周总理，是爱、还是恨，是赞、还是骂。
说他是在赞吧，他却在“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中，再一次不顾史实把周总理描述成了毛泽东俯首贴耳的奴婢：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
可要说他是在骂周总理吧，似乎又冤枉了他。因为接下来，这个梁衡又开始无中生有地为周总理喊冤叫屈、谣言惑众了。
第一、他杜撰出了个对周总理的建议“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第二、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第三、他信口雌黄：“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
第四、他危言耸听：“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却原来是这样的：
其一、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写信反映“伍豪事件”，毛主席于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对此，周总理有何可忍的呢。
其二、 1972年6月23日 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要周总理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总理就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总理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周总理根本就没有“还是忍了”！http://www.xiexingcun.com/zhouenlai/3-zelzhsy005.htm
其三、林彪之前，刘少奇、尤其高岗的资历也远在周总理之下，可周总理都曾排在他们之后，却从不曾因此而愤愤不平，更无所谓“忍了”。
其四、林彪为接班人，是周总理推荐、并亲自做通林彪思想工作后，由中央集体决定的。在“八大”领袖中，林彪年龄最小、战功最大且与周总理有师生之谊。当时之势，于公于私，周总理也该力荐林彪接班，怎么可能是“也忍了”呢。
其五、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批周公”曲解成“批周总理”，这是当年别有用心之人搞的文字狱，现在还拿出来骗人真乃贻笑大方。还不如编个新文字狱：当年毛泽东“评水浒批宋江”是在批宋庆龄呢。周总理何忍之有呀。
其六、人所共知，作为翩翩君子，周总理在文艺人士中极受爱戴。明星出身的江青，自然也同周总理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延安时期，他们就交往过密。建国之后，江青之所以从一个处长一跃而成部级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就是周总理鼎力提携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离不开周总理的帮助。近年的电视剧《解放》已经公开了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专门指派江青护理周总理的史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散布所谓江青“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和“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的谣言，真乃恬不知耻也！
（十二）
梁衡如此不厌其烦地编造“这些周都忍了”的谎言，无疑会给人以周总理只不过是一个很能忍的名利之徒罢了的印象！
谁能说得清，他这是在爱、还是在害周总理吧。
又岂止如此，接下来，这个梁衡更是不顾常识地篡改历史、谣言惑众，不仅自己近乎到了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癫狂程度，而且也将周总理置于了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之地步！请看：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 。
如此大言不惭，周总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在怒斥梁衡：“不须放屁！”
一、因为即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说：“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二、因为举世皆知：大庆油田开发于1959年，而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是在1964年10月16日，是毛泽东主导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中日建交。
三、因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强调指出，周总理“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置这些妇孺皆知的起码常识于不顾，无限夸大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把所有的好事都说成是周总理一人所为，这个梁衡意欲何为呢？
其目的，就是为了结尾：“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
梁衡此言无异于痴人说梦呢！且不说，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根本就是毛主席带领人民排除干扰战胜的困难，单就说即便是设想1958年翻脸，那主角也该是刘主席，也轮不上周总理。
而从此以后，周总理就义无反顾地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搞建设，奋斗到底！所以，梁衡关于“文化大革命”总理翻脸的设想，也只能是存在于精神病和弱智者头脑中的天方夜谭。
（十三）
令人奇怪的却是，狐朋狗友们为什么非要喋喋不休周恩来与毛泽东翻脸这么一个伪命题，引得梁衡编造出了《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这么一篇黑文，惹来了俺老人家这么一通臭批呢？
通过梁衡文中的交代，我们得知：他的狐朋狗友是以文痞为主。如季羡林老先生，自己明知住的是比农民住家不知好多少倍的干校新房、每月拿着比农民两年的收入还高、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的工资，尽管当时表现得比谁都忠于毛主席，可一旦时过境迁却怨恨起毛泽东让他蹲牛棚了。
就是这么一群自命清高、患得患失、忽左忽用、追赶时髦的文人墨客，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派同流合污，他们泄私愤、图报复，在毛泽东去后要不断抹黑着毛泽东。可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当代中国，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凭着他们企图抹黑，无异于蚍蜉撼树！只有利用仅次于毛泽东威望的周恩来或许还能蒙蔽一批人。
无奈，周总理早就防着他们这一招呢！病重期间，正因为担心身后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反对毛泽东，败坏自己的名誉，周总理不仅再三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以后不要在他的相片上打叉，而且为防止有人利用他的话反对毛主席，始终忍着剧痛、一声不吭、不留只言片语、甚至连骨灰都不留。这就使得老谋深算的叶剑英元帅空等一场，佩服得五体投地。
尽管如此，毕竟周总理已去，也并不能完全阻挡住那些不逞之徒利用他老人家抹黑毛主席的狼子野心。于是，1950年代的“反冒进”和“大跃进”、1960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 和1970年代毛主席批评周总理指导外交工作出现的错误、“批林批孔”、“评水浒”和周总理治病住院等等，总之，一切周总理经历的事情，都被他们绞尽脑汁、歪曲事实、做足文章。
即便如此，毕竟周总理没有留下任何可资他们直接用于抹黑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这就使他们不能不产生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
个中缘由，曾身临其境的叶帅等人心知肚明，可如季羡林老先生之流不入品的帮闲文人哪能知晓。自然而然就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这样的伪命题，百思不得其解啦！
其实，这个问题的求解比一元一次方程还简单呢，只不过是文痞们不懂数学罢了。
领袖多是在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奋斗中，是在失误失败的教训中成长进步获得成功的。周总理也是如此，包括南昌起义在内，周总理的几次重大失误给事业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尤其是跟着博古的左倾路线和指挥五次反围剿失败、追随王明鼓吹“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刘少奇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在给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毛主席个人。然而，周总理他老人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知错即改、有错必纠！
正是通过“皖南事变”，周总理彻底认识到了在战争年代，任何情况下，唯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从此全心全意地跟定了毛泽东、坚定不移，直到胜利！
正是通过“三年困难时期”， 周总理真正觉悟到了在建设时期，任何情况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强国富民的根本所在，从此一心一意地跟定了毛泽东、义无反顾，直到永远！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正是由于周总理有着知错即改、有错必纠的伟大，所以也就赢得了毛主席的惺惺相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弃不离、始终如一。
由此，从公从私，周总理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跟毛主席翻脸。
真正热爱我们周总理，且被有关周总理跟毛主席离心离德之类谎言所迷惑的同志，请你务必牢记周总理的一句话：
“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记住了周总理的话，也就知道了：编造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的人，正是企图打倒周总理的人。
山野之人、孤陋寡闻、不知梁衡，岁末年初、村务繁忙，无暇细寻，然以“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这段文字研判，梁衡此人似无恶意，只不过是基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调，在同帮闲文痞厮混时听了些歪理邪说，便以文人的臆想形成了《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这篇破绽百出的黑文。所以，他自然也就不同于为老不尊的胡贼绩伟、卖身求荣的茅贼于轼、不知好歹的小贼腾飞之流。可毕竟其黑文影响之恶毒并不逊于那些反毛分子的桀犬吠尧。故，凡我同志，应口诛笔伐共讨之！
而中共对华国锋的重新评价则表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被打开了缺口。
同志们，大家加油，努力、再努力吧！须知：将强加在毛泽东身上的不实之词彻底清除之日，才是我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一飞冲天，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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