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军的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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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系列终结篇） 219
【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一）
【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二）
【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三）


在第二贴里，我讲了当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包括不是委员会成员的3位加拿大科学家也认同中朝对美国指控的，向西方民众报道美国使用细菌战的记者们等人都受到了他们的政府各种各样的威胁和惩罚。

比方，前面提到过的，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John William Powell（约翰鲍维尔），由于在他的杂志上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并且指控鲍维尔犯有“煽动罪”。但鲍维尔和其他在当时支持中朝方的人们一样，至死都坚持当年的观点。鲍维尔是美国第一个揭露美国与日本731和101细菌部队合作的人，但他的文章被美国报社压下来，直到英国记者 Peter Williams 和 David Wallace出版了他们的书，"Unit 731: Japan's Secret of Secrets" （“731部队：日本的秘密的秘密”）后，鲍维尔的文章才得以发表，他的观点才得到关注，他一生的坚持才得到认知。

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也因此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也成了他的“污点”，李约瑟后来回忆到：我的判断从没依赖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任何供词，而是完全的间接证据。

在所有的人证物证面前，美国全部抵赖。同时，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和美军马里兰基地生物实验室 Fort Detrick, Maryland昆虫学家也声称“美国绝无研究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细菌武器”。


然而Stephen Endicott和Edward Hagerman的文章中揭露，美国和加拿大、英国在1942年起就开始资助细菌战研究项目。美国并且和罪恶累累的731部队的主要战犯合作，研究发展在生物战中以跳蚤，苍蝇、蚊子及昆虫为载体的应用。


文章中还说到，在1950年，美国的特别行动部门Fort Detrick生物实验室，为它在设计手段和细菌战制剂的秘密传播机制表现出的原创性，想象力，和攻击力而受到称赞。在开发其他制剂的公开项目同时，他们对霍乱，痢疾，伤寒和肉毒杆菌特别感兴趣。
The Special Operations Divison of Fort Detrick was commended in 1950 for the originality, imagination and aggressiveness it has displayed in devising mea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covert dissemination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gents. They had special interest i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botulism along with the other agents under development for the overt program.

来源：United States Biological Warfare during the Korean War: rhetoric and reality


美国的档案表明在前1951至1953年间，光Fort Detrick就得到超过15万美元用于名为“昆虫传播生物战制剂”研究项目。在上一帖中，我们也得知，解密文件显示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生物战实验室负责人 Prof. Guilford B. Reed也主持一个和美方合作的生物战项目。Reed即使认可中国1952年对美方的指控证据，却建议加拿大外事务部长Lester B. Pearson不要做公开讨论。

经过专家研究，从1946年通过1950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敌人精神，软化敌军的进攻之前，隔离战场，当敌人在集结部队和集中的地区时进行拦截或在拥挤的公路网等使用有很大的潜力，还有许多其他好处。他们采取的立场是，美国必须“毫不拖延地获取强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他们希望在 1954年前，有一个规范的生物武器系统用以紧急战争计划对付苏联和中国。

尽管作了大量的努力，美国的将军们对最初的进展感到失望。1952年9月，他们向政府报告说，他们把极度致命的、稳定、可行、易传播、成本低、产生疫情的生物武器放置到常规战争能力的计划并不成功。而一年后，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他们得出结论是，过去两年的结果表明，他们的生物武器计划过于乐观。但是，这不表明他们的计划在朝鲜战场上什么也没有得到。


1950年初，负责生物武器计划的准将威廉Brigadier-General William Creasy通知国防部，三种生物制剂与最先进的炸弹（M33/M114 500lb，气溶胶炸弹）已经成功地验试了。虽然不能大量供应，但记录表明可以提供在朝鲜战场上有限区域试验和实地测试。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6个月后，该计划进一步推进，除了能引起布鲁氏菌热的M33炸弹，又发展了另外四种杀伤制剂（炭疽，兔热病，鼠疫，肉毒杆菌）和两个认为可行的反作物制剂。到1951年夏天，防化部队生物部门和人员，已有了清晰的计划，将在哪里试验和生产各种杀伤制剂（细菌武器)的时间表。随后加紧进行作为军用品的开发。为了这个原因，1951至1953年，美国通过了紧急生物武器计划并增加大量资金，均衡地注重在生物武器的战略，战术和隐藏使用。

其中有大量活动是围绕着昆虫媒介和相应的弹药到传播疾病的研究开发。美国这时已能够大量的提供用来抗作物或者携带细菌的炸弹，一个标准化的生物武器，改装的炸弹（见第一帖图片），500 lb. leaflet bomb (M16 or M115/E73R)，也称为羽毛炸弹（因为它以火鸡羽毛等作为载体携带疾病），用来污染中朝的军事装备供应等系统，这种改装的炸弹leaflet bomb携带昆虫病媒，是中国和朝鲜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一个很重要的指控。

其实，写到这里为止，我给的论据已经足够证明美国不是“北明们”所说的是清白的，被诬陷的。 细菌战也不是中朝的“政治宣传”和“谎言”。但在写贴时，我还找到更有力的论据。。。请接着看。。。




上一帖里讲到，超过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供认曾经参与细菌战，并贴了几个参与对中朝进行细菌战的美俘供词。其中弗兰克上校的供词详细供述了美方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目标、各个阶段的行动安排、包括参与行动的各飞行部队，等等叙述得详详细细。

当中朝公开美俘的供词时，美方相当震惊，为了掩盖真相，便在国际上和对美国民众大肆宣称：美国没有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的指控是propaganda “政治谎言”，那些被俘的飞行员一定全部被“Red China”洗脑了（have been “brainwashed”）。私下里用军事法庭的惩罚和“叛国罪”威胁曾招供的军人军官，迫使他们再翻供，并让Col. Walker F. Mahurin做为“germ warfare confess”的代表出来讲话，说他们是被中朝威逼和洗脑才做“假招供”的。

*1953年的报纸。75名美军供认细菌战
点看全图 （注：图片链接过期失效）

*1954年报纸。供认美国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战略计划和行动细节的Colonel Frank H. Schwable上校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讯
点看全图


而后来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才是真正的谎言制造者，说美俘飞行员被“红色中国洗脑”的谎言不仅掩盖和否认美俘供认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供词，这个谎言也给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mind control”（精神控制）的研究名为“Operation Artichoke”（朝鲜蓟行动） 找到合理和正当的借口。


2001年播出的一个纪录片《Codename Artichoke—the Secret Human Experiments of the CIA》表明：是美国政府自己向世界隐瞒了生物战计划，并且事实上美国在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

a documentary recently broadcast by the German state television channel, ARD, suggest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itself hiding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s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actually employed such weapons in 1952 during the Korean War.


来源：German documentary charges US used biological weapons in Korean War

和执导是Edmond R. Koch和Michael Wech，纪录片着重于美国生化学家Dr. Frank Olson的案例，他于1953年11月26日离奇的从纽约一家宾馆（Hotel Pennsylvania）的13楼坠落，死亡。

在他去世前，弗兰克奥尔森已得到接触机密资料的最高许可。他是生物武器领域研究的主要科学家之一，并已为马里兰州Maryland’s Camp Detrick (后为Fort Detrick)工作10年。

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的同时，弗兰克也是“Operation Artichoke”（“朝鲜蓟”）的主要负责人，这个项目协调陆军，海军和中央情报局涉及迷幻药，致命的毒药及类似物质的所有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也包括前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有经验”的德国医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停战，美国公开说想使用象纳粹般酷刑和审讯手段，这将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这项研究阐明的目标是为美军士兵，如果他们被抓获将会遇到怎样情况而作准备。但实际上，已被广泛的记载表明，这项研究是为了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讯问技巧和酷刑的方法给美国使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急于确定它用来改变人的心理精神的军事用途。CIA当时一直抱有一种痴迷的想法，认为苏联或中国采用了一种洗脑方法，或者有用来操纵整个国家人民的秘方。

“朝鲜蓟”还包括发展立即生效的毒药。这些物质后来被用于企图谋杀外国领导人，例如，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伊拉克），帕特里斯（刚果）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为了研究实验，美国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们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做了迷幻剂，三甲氧苯乙胺、吗啡、速可眠、阿托品等药物实验。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开了自己的妓院，以引诱受害者。

从1950年起，弗兰克·奥尔森就曾向妻子和同事（也是好友）表达自己的忧虑。他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一种残害人类的科学实验。奥尔森一家想知道弗兰克· 奥尔森离奇“被自杀”的真相，但他们掌握的惟一信息是:在弗兰克死前一周,他曾神情忧郁地回到家中。他说，在刚开过的一次会议上“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他打算辞职回家，却被送往纽约，据说是去看一位精神病医生。

就在弗兰克死的10天前，CIA在奥尔森他不知情时给他下了LSD。

弗兰克的儿子Eric Olson经过不懈的调查，终于证实他的父亲是被暗杀的。有兴趣知道详情的，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本文还是要回到主题，就是为什么CIA要除掉弗兰克？
在70年代中期，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老布什合作，以避免弗兰克奥尔森的死因被彻底调查，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会“泄露国家安全情报高级机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密？

Eric最终发现，他的父亲的死因跟朝鲜战争的细菌战有关。

在朝鲜战争中，那些供认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美俘，回国后被威逼翻供，最终美方上交联合国8份翻供。

那些飞行员被送到“朝鲜蓟”小组审讯，CIA的最高领导说“他们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灌输。。。是独特的研究材料”。除了其他的，对前战俘使用了催眠，麻醉药和致幻剂。朝鲜蓟行动希望深入了解敌人的审讯方法，并且确保返回的士兵不会为另一边工作。Koch and Wech相信“朝鲜蓟”主要关注的是空军飞行员的供词。怀疑，它们中至少有一些是真实的（真正的启示）。

When the prisoners of war who had made these confessions returned from Korea in the summer of 1953, they were interrogated by the Artichoke team, which had announced its eagerness to do so weeks in advance. In a memorandum to the top leadership of the CIA, the team said it wanted to use thos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and accepted in varying degrees Communist indoctrination ... as unique research material in the Artichoke work.”
Among other things, hypnosis, anaesthetics and LSD were to be used on the former POWs. In this way, Artichoke hoped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enemy’s interrogation methods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turned soldiers did not work for the other side.[/URL]


Koch and Wech, however, believe that Artichoke’s main concern was the confessions of the Air Force pilots. The authors suspect that they contained at least some true revelations.


发出疑问：“他们的意志是被迷幻剂LSD打破的？他们是受到人为的失忆症，使他们忘记所看到的，和做过的？生物战？与炭疽和其他致命的流行病实验？” 弗兰克奥尔森可能目睹了对从朝鲜回来的一些士兵盘问。由于弗兰克是生物武器的权威专家，他一定已经知道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了第一手信息，这才是他死亡的根本原因？因为他想要辞职，所以他被杀害了？

疑问被一个可信可靠的证人Norman Cournoyer证实了。Cournoyer当年跟弗兰克一起工作，两人也是最好的朋友，他当时知道奥尔森打算离开CIA。

2001年4月，已经80多岁的Cournoyer看到纽约时报杂志上有关这个案件的文章，联系弗兰克的儿子Eric说，他将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真相。并说：
“韩国是关键，”

在接受纪录片采访时，Cournoyer证实了这一点：
美空军确实在朝鲜战争期间测试了生物武器。 弗兰克奥尔森得知后，开始为他做过的事感到绝望。Cournoyer说：“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杀死你父亲的原因。可能吧”

In April 2001, Cournoyer, who had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case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contacted Eric Olson and said he would tell him the truth about his father’s death. “Korea is the key,” he is quoted as saying.

The authors continue: “And then Norman Cournoyer confirmed that the American Air Force had indeed tested biological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Frank Olson had learned about this and began to despair about what he was doing. In conclusion, Cournoyer said: “Was this the reason for the CIA to kill your father? Probably.”



下面链接里的视频是这个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分，从02：37开始是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战的，在后面经过Eric反复追问，出于对老朋友最后的尊重，Norman Cournoyer终于在摄影机前说出：
“No ....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there were people who had biological weapons and they used them. I won't say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They used them”

“美国没有在朝鲜战争用细菌战” -- 到底是谁的“政治谎言”？是谁被欺骗？。。。“北明们”可以歇了。。。


（完）



youtube链接:链接出处

10：45 （美俘在朝鲜读供词）
03：49 （美俘在美国翻供）

05：03纪录片中：Voice of Eric Olson
“This fits with what my mother had always said: Korea really bothered your father.

Finally when one my father's colleagues within the past year only told me that my father had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Korea was the key thing and that they were using biological warfare methods in Korea.

And then I preceded to ask him about the germ warfare confessions, this was alleged to be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se confessions made by the American servicemen were immediately discredi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the idea that these were manipulated and produced only by the effect of brainwashing.

05：06 And at that point my father's colleague looked at me as if to say ‘read-my-lips’: ‘it wasn't all brainwashing’.”

接着：Would this colleague, Norman Cournoyer, repeat this statement in front of the camera? He has never made a public statement. Neither about Frank Olson, nor about biological warfare in the Korean War. Will he, now in his 80s, pay last respects to his old friend Frank Olson? And to Frank’s son Eric, who takes part in this conversation?


然后，经过Eric反复追问，Norman Cournoyer终于说出：
“No ....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there were people who had biological weapons and they used them. I won't say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They used them.”

http://www.top81.org/show.php?f=3&t=1024719&m=7299318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

：齐德学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摘要：美国当局一直对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持否认态度，美国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 没有关于实施细菌战的内容。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 收集的但未得到证实真伪的原苏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是中国、朝鲜、苏联“伪造”的“虚假”情况的12份档案摘抄件，国内有的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而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回忆证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确系进行细菌战的判断是极为慎重的，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与朝鲜停战谈判毫无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问题，美国当局一直持否认态度，并说“这是共产党传统式的天大谎言”，是共产党搞的“宣传战”。［1］在美国解密的有关朝鲜战争档案中也没有发现 其实施细菌战的内容。因此，国内有些学者也对美军是否在朝鲜战场上实施了细菌战表示质疑。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所收集原 苏共中央12份档案摘抄件。其内容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 “虚假”情况。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翻译发表了这些摘抄件，并配有两名美国学者的考证文章，认为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于是国内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关于这个问题在笔者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粉碎美国的细菌战》一章中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笔者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再次表明如下四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确系进行细菌战的判断是极为慎重的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苍蝇、跳蚤等昆虫和蜘蛛，散布的面积长约200 米、宽约100米。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召洞、龙水洞也发现了蜘蛛和形似虱子、黑蝇的昆虫，面积约6平方公里。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该军卫生 科无法确认这些昆虫是否带有病菌。这是志愿军部队首次发现美军散布的昆虫。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的报告后，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还要求该军上送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转发了第42军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查看驻地有无同类可疑昆虫，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报告后，除了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外，还派出专家到朝鲜战场了解情况、对昆虫标本培养化验和指导防疫工作。

从1月29日到2月17日，志愿军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又连续在 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发现美军投撒的小蜘蛛和苍蝇、蚊子、跳蚤、蟋蟀、蚂蚁等昆虫，密度最高的地区达每平方米1000多只。这些昆虫的出现比每年正常出现 的时间平均提早了两个月以上。1月底到2月中旬是一年中朝鲜气温最低的季节，日平均气温为-4C～-6C，2月的日平均气温最低为 -19C～-22.5C，这种寒冷的气温完全不适于昆虫的生存，并且这些昆虫都是在美军飞机过后发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于2月17日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细菌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标本上送外，要立即采取严格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扑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就在这天下午，4架美军飞机经过平康西北下甲里志愿军第26军第 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炸后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即布满苍蝇，阵地官兵目睹了这一过程，证实雪地昆虫系美军飞机投掷。18日，志愿军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各部在驻地发现可疑昆虫，“为敌机投掷后而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昆虫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2月18日，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及处理意见，呈报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报告中说:朝鲜前方敌人投撒昆虫有三种: 一为蜘蛛，二为苍蝇，三为跳蚤，投撒面积甚大。“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地了解外，现已将各种昆虫送往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究竟带何种病菌，尚需两日后得出结论。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总后卫生部正计划中），并需要苏联在人力物力予以援助。”

2月19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朱德还特 别批示“不宜送回，以免传染”。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当晚，周恩来即拟出了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并呈报毛泽东:“主席批示已悉，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 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前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三、先请朴宪永发表声明（即电告），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和大向世界和大建议，发动世界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此6项措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判明，美国在朝鲜投撒各种昆虫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其目的是意图进行恫吓和威胁，并试验细菌武器的效能。”此后，即按此展开了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工作。

从1月28日志愿军部队首次发现美军散布的可疑昆虫，到2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系实施细菌战的判断、下定反细菌战的决心，前后共23天时间，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事既高度重视，也极为慎重。

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与朝鲜停战谈判毫无关系

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开始，至1952年2月19日，停战谈判实质性的议程中已有两项达成或基本达成了协议，即第二项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于1951年11月27日达成了协议;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于1952年2月17日基本达成协议。其余两项实质性议程尚未达成协议，即第三项议程“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的谈判于1951年11月27日以代表团大会的形式开始，12月4日起改为以谈 判小组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于1951年12月11日以谈判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始。因这两项议程的谈判双方实质性的分歧较大，至1952年1月底均无明显进展。经双方同意，第三项、第四项议程谈判从2月6日开始暂时停止，转以代表团大会的形式讨论第五项议程。第五项议程2月17日基本达成协议后，29日，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问题谈判小组委员会复会，继续谈判战俘遣返原则问题;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谈判小组委员会于4月3日复会。也就是说，至1952年2月19日，停战谈判关于战俘安排的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停战的安排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并且谈判双方对这两项议程分歧较大。其中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从2月7日至29日，谈判小组委员会休会参加第五项议程代表团大会谈判期间，双方仍举行了参谋会议，除遣返原则外，对战俘遣返问题各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无论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判断看，还是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 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看，以及从朝鲜停战谈判情况看，进行反细菌战斗争都与停战谈判毫无关系。到1952年5月初，谈判的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基本达成协议后，在战俘问题上的谈判（主要是遣返原则问题）才陷入僵局。而在3月7日中央军委就致电志愿军首长并谈判代表团，专门指示在谈判中慎重对待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事，这更说明反细菌战斗争与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毫无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

从2月18日《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在朝鲜投撒带菌昆虫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日朱德的批示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确定反细菌战要办的几件事，均可看出中共中央作出反细菌战的决定是根据战场上自1月28日以来连续发现美军投撒带有病菌病毒昆虫的报告，并按美军实施细菌战而采取措施的。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月19日晚，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就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 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研究确定:将国内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三天内全部空运安东然后转送朝鲜前线，并立即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到朝鲜;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和与朝鲜政府协调。

20日上午，聂荣臻、粟裕、贺诚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举行紧急会议，向苏联顾问通报了有关情况。苏联顾问表示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美军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在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必将对中国大量使用。苏联顾问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责成卫生顾问阿萨杜良协助中方制定防疫计划。聂荣臻、粟裕当场决定，由总后勤部卫生部集中力量领导此次防疫工作，与苏联顾问一起组成指挥所性质的机关，并于当日将会议情况及苏 联顾问建议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一事呈报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

2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指出:“据许多 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 度注意。现在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 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容迟。为争取时间，除已令贺诚与苏联顾问和其他专家务于今日（廿一）提出防疫计划外，并自昨日（廿）起已将现有鼠疫疫苗三百四十万份、消毒粉剂九千磅及喷雾器、防疫衣物等，分三日用飞机运到安东，由志愿军留守处速转前方。此外，在国内再赶制一千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入朝鲜。防疫人员除部队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应进行紧急动员外，已令东北防疫队待命出动，并已电请苏方派遣专家指导。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 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为便于掌握敌人继续散放细菌和我们防疫的情况，请志司务应每日作一简报。至于前方尚需何种药品和用具，亦望随时电告，以便筹送。”同日，以毛泽东名义将这一电报有关内容发给金日成和具体主持停战谈判工作的李克农。

2月23日，周恩来审阅由贺诚组织拟制的反细菌战防疫计划大纲，认为“原则可用”，同时呈报毛泽东，建议反细菌战工作可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 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当日得到毛泽东批准。［2］

2月25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志愿军发出防疫指示，指出:“根据许多事实（许多部队看到敌人用飞机撒下昆虫;很多昆虫朝鲜人民过去从未见过。且季节上亦过早。朝鲜专家的化验报告，敌人所撒昆虫和投掷方法都与敌人以前准备细菌战时所研究的一样。敌军内在一月中旬集训军医进行瓦斯、细菌、原子力等训练等），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因此，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为此，除在外交上、宣传上中央另有布置外，现将有关前方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规定如下:（一）防疫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阶段即在目前前线病菌不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军委机构内部由总参、总政、公安部、卫生部等派代表组成中央防疫办公室，战区则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先由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以便分别掌握防疫的情况，交换疫情，研究和指导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后方的支援工作。如果敌人在我公开控诉它的罪行后，仍继续散下细菌昆虫，而前方化验中又更加证实为传染病菌，并不断发现病员和死亡，且数目又日益增多，则我们便应宣布进入第二阶段紧急措施阶段。那时战区和国内都必须组织 包括各方面的防疫委员会，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全面领导。（二）立即动员前方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速将已送到前方的三百四十万份鼠疫疫苗在部队和防疫区居民中进行强迫接种，并进行疫区的消毒和隔离工作，此事应毫不犹豫地进行。五联疫苗（霍乱、伤寒、副伤寒A、B及破伤风混合疫苗），现正开始包装，约于三月中旬可送去二百五十万份（供党、政、军工作人员用），及霍乱疫苗五百万份（疫区和交通要道居民用）。鼠疫疫苗仍在按计划赶制中，防毒口罩亦在布置赶做。（三）应加强防疫的情报工作，除各级防疫组织和卫生机关必须随时将防疫 情况报告外，在战区的适当地点必须组织若干化验室与检疫站，并由志卫组成若干机动的化验组和防疫队。为此中央正在组织京、津及其他大城市的化验专家成立若干化验组前往志司。东北防疫队已抽一百五十人分赴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图们设站外，另三百五十人已集中长春训练待命入朝。（四）指定几个专门医院作为防传染的预备医院，准备收容和隔离病人。（五）部队中和居民中的防疫教育极为重要，必须认真地进行，但同时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混乱。总之，我们不管敌人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也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否则即易发生损失，陷于被动。至于 具体措施，则请彭酌情处理并告。”

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在国内和在志愿军中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斗争。利用国内各种新闻 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工作也同时展开。3月14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和以贺诚为办公室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并下达了反细菌战防疫措施的命令。志 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是志愿军防疫领导的最高机构，以副司令员邓华为主任，联司副政治委员朴一禹、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韩先楚、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为副主任，并接受朝鲜中央非常防疫委员会的指示，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当日，由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甘泗淇签署下达给志愿军的防疫命令中要求: “（一）各兵团、军、师以及分部成立防疫委员会。各级防疫委员会以不超过5人为限，各级行政首长正职或副职首长一人为主任，卫生部长为副主任，其他有关部门选派人员参加;团、营、连按上述原则以3～5人组成防疫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各级防疫委员会的职责为:1.收集上报疫情，并研究贯彻上级防疫委员会的指示;2.检查下级防疫卫生工作，总结防疫经验并上报;3.检查预防消毒器材和疫苗注射; 4.密切与所驻朝鲜地方政府进行联系，并帮助朝鲜居民的防疫和治疗工作;5.利用各军办的小报和举行小型集会，进行防疫卫生宣传工作。（二）建立疫情报告制度:1.军以上利用最快的通信工具，每日18时向上一级防疫委员会报告新发现的疫情，收集美军飞机或大炮投撒毒虫地点、时间、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2.收集美军投撒的各种毒虫和容器，特别注意收集 跳蚤，送志愿军卫生部化验。各兵团和军卫生机关化验结果及玻璃片注意保存上送。（三）防 疫对策为:1.已下发的鼠疫疫苗、牛痘疫苗、斑疹伤寒疫苗、五联疫苗，全体人员必须注射，不得有一人例外;2.以战斗精神扑灭苍蝇、跳蚤、老鼠等传染毒菌的媒介物，并须成为经常性的工作;3.保持环境清洁，必须每日打扫一次，野外厕所坑深一米以上并加盖;4.禁止喝生水、吃生菜，送往阵地的菜饭和开水都要加盖;5.管制水源，水井加盖;6.伙房远离厕所，并注意炊事员健康和伙房的清洁;7.发生急性高热病必须立即隔离，给以磺胺服用，迅即送往医院，其居所予以打扫消毒。”

据此，志愿军各级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或防疫领导小组;根据作战或驻防区域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并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普遍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按规定注射了鼠疫、霍乱、五联等各种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达100%，对主要交通线两侧3华里内及部队驻区大部分朝鲜居民共450万人注射了鼠疫疫苗;开展了扑鼠、灭蝇、保护水源、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志愿军共指定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军施放菌毒传染的病人。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还制定了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三大“卫生守约”，下发到每班2份;对2393名卫生防疫人员进行了短期训练。

为加强志愿军的反细菌战检验和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1598.3万人份鼠疫疫苗，651万人份四联疫苗，284.5万人份五联疫苗，32.3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80万余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万余公斤;其他消毒粉剂4.29万公斤。 ［3］

采取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发展。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国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共中央按预定部署进入反细菌战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

3月4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等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部署东北及沿海地区全面进行反细菌战防疫的措施。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和粟裕关于反细菌战措施问题与苏联顾问商谈情况的 报告上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4］经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与苏联政府协商后，3月1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苏联增派一个“能在复杂天气及夜间条件下作战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机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担任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4］（p.17）3 月12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进驻中 国沈阳地区。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为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除在志愿军部队中和东北地区 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对铁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规定:“（一）凡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别设立防疫检验站，专门负责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二）凡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均须强制注射。凡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发现有疫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应妥为包装。（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五）凡疫情严重的车站与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装卸。”

3月16日，成立了山海关防疫总指挥部。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等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对全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防疫对象、区域划分、各区任务、紧急措施、防疫运动、研究工作、宣传工作、防疫组织等8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在疫区 的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在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在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之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对防疫运动提出12项工作，要求各区根据不同情况，有选择、有重点的进行。在防疫组织上，除东北已成立防疫委员会外，要求华北、华东、中南各大行政区和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省及所属县、市、区、村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分别成立防疫委员会，以利防疫工作的进行。华北、华东军区各成立1000人的防疫队，华南军区和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各成立500人的防疫队，关内沿海各省成立 300人的防疫队，所属各县成立30人的防疫队，并组织必要的防疫预备队等。指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立即实行，并将进行情况随时上报。

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除志愿军 已组织防疫队外，在国内共组织129个防疫大队，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设立了细菌研究中心;苏联派来流行病学、细菌学、昆虫学、动物学等专家9人，在东北协助检疫工作;在东北地区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物品的检疫和消毒;4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完成480万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地区也进行了重点注射。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至1952年冬，志愿军共确诊和疑似与美军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此外，笔者接触过许多当年曾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志愿军老战士，他们一听有人说美国没有在朝鲜实施细菌战、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情绪非常激动，问，“谁说的，这纯属胡说八道。当年我就亲自在雪地里扑灭 过美军飞机布撒的昆虫。”

这些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当然也组 织了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宣传运动，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尽管美国当局一直否认实施细菌战，且没有公布有关档案，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是铁的确凿事实。

当时加拿大的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博士访问中国时，在沈阳附近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他亲眼所见指出，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并声援中国人民的反细菌战斗争。几十年后，在他过世之前嘱托他的儿子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文忠志）写一本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书。史蒂芬·艾迪科特自费到美国和中国收集有关资料和访问当事人，并通过中国有关部门找到笔者，就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事进行了座谈。他说他到美国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虽然没有抓住老虎，但已抓住了老虎尾巴”，得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十几箱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有关档案没有解密。他遵从父亲的嘱托，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和访问，撰写完成《美国与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1998年11月由加拿大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

关于对日本记者收集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的看法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所收集的、但未得到证实真伪的原苏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是中国、朝鲜、苏联“伪造”的“虚假”情况的12份档案摘抄件，其大致内容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贝利亚于4月21日向苏共中央负责人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备忘录，称他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52年3月朝鲜社会安全部顾问格鲁霍夫和朝鲜外交部顾问斯米尔诺夫向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呈送的报告，称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方面在“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调查团”到朝鲜调查前，伪造疫区，伪造了被传染的人员，编织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贝利亚随即要求拉佐瓦耶夫、格鲁霍夫和曾任朝鲜人民军卫生部顾问的谢利瓦诺夫就 此作出说明。

此三人在随后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称:1952年2月，朝鲜政府接到了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通报，于是抢先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实施细菌战，而实际上其根本不拥 有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

贝利亚由此认定，伊格纳季耶夫蓄意扣押了格鲁霍夫等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报告，使得苏联的国际形象因为支持中朝政府的控诉而受到严重伤害，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做进一步调查。苏共中央主席团于4月24日作出决议:鉴于拉佐瓦耶夫未经授权擅自行动，立即将其调离驻朝鲜大使和朝鲜人民军总顾问的岗位，剥夺将军军衔，并予以起诉;重新确定苏联政府关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官方立场，并将这一变化通知中国和朝鲜;鉴于伊格纳季耶夫 “错误和不诚实的行为”，取消其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并责成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伊格纳季耶夫随后被免去了中央书记职务，调任巴什基尔州委书记，而贝利亚则重新执掌国家安全部门的大权。

5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给驻中国和朝鲜大使馆发出指令，要求通知毛泽东、金日成: “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在新闻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报道是基于荒谬的证据。对美国人的指控是虚构的”。

6月2日，由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贝利亚主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

以上就是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苏共中央档案文件抄件的大致内容。美国学者将抄件中所描述的这些内容，视为中朝对美国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控诉完全是 谎言的证明。

究竟应如何看待日本记者收集的原苏共中央的这12份档案?有如下三个因素必须考虑:

一是1953年6月底，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的20多天后，贝利亚就被逮捕，随后又被处死。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证、制造一系列所谓的“反党集团”冤案是其被处决的重要原因。伊格纳季耶夫则作为“遭受贝利亚迫害的人员”之一，被恢复了苏共中央委员资格。

二是在日本记者所公布的原苏联档案中，不包括贝利亚所提到的1952年3月格鲁霍夫、 斯米尔诺夫致伊格纳季耶夫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到底如何，至今不清楚。

三是日本记者所得到的12份原苏联档案，与其他已经公布的前苏联朝鲜战争档案不同，只有手抄件，没有见到原始文献，并且是摘抄，不是全文照录。同时，这些档案的真实性从来 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专门指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

因此，在俄罗斯没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档案文献之前，在中国档案文献能够证明这些档案抄件的内容之前，任何对这些档案真实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种推测，而不能形成确切的结论。不能也不应该盲目相信这些档案的内容，更不能依此作出否定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曾实施细菌战的结论。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美国确在朝鲜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绝非编造出来的谎言。

［参引文献］

［1］〔美〕马克· 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89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http://www.lkong.net/thread-543961-1-1.html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美军投掷在朝鲜北部地区的细菌弹，弹体里的苍蝇等散落在弹皮上、冰上

黔驴技穷的美国人开始进行了一场寂静无声却异常肮脏的战争。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

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美军投掷的细菌弹及细菌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

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美军投掷的细菌弹及细菌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 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美国所有公开历史文献从不提及这一肮脏的一页，但在当时，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的国际正义人士就已经开始揭露这种无耻的行为。

美国最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说，美军细菌作战部门很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已经发明了16种利用空气和水传播的足以杀害大批人命的细菌武器。

美军还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丧心病狂地利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位有正义感的美联社记者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发回报道：“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125000 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他的人约10％染有各种疾病。”美国其他报刊也纷纷披露了这艘编号为“1091”的美军细菌战登陆艇所干的勾当。2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3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被俘的美军上尉驾驶员约翰·奎恩曾供认鲜投掷细菌弹

这3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著名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他就是驻扎中国东北，犯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的“731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始人兼司令。另两人则是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这3个人都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死敌，在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细菌战的大战犯。美国人竟同这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搞在一起，对中朝发动细菌战，其丑恶嘴脸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

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违背了人类一切良知和所有的战争法则。 1952年3月，居里夫人的女婿、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愤然声明：“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贴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世界的和平力量空前地团结一致，鉴于美国反人类战争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对全体地球居民可能带来的致命伤害，各国科学家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两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来到朝鲜和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不久，他们的调查报告再次向全世界昭告：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报告结论认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来源：千龙网

与此同时，美军被俘人员也为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马汉.勃朗，美3师1名士兵证词：“我证明美军使用细菌炮弹射击……”接着，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本来就已狼狈不堪的美国政府更加被动了。

彭德怀发表谈话：“敌人这一罪行并不是偶然的……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 但是，敌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使用细菌武器呢？事实摆得如此明显，敌人原来夸耀飞机大炮是万能的，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进而向中国东北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进行了所谓'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敌人的一切可耻行为，遭到中朝人民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彭德怀发出最后警告：“我要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 '意义重大　'的细菌战来吓倒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

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2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在朝鲜，邓华亲任“总防疫委员会”主任，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1952年美军在朝鲜战场散布细菌地域略图 来源：千龙网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美军的细菌战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奇怪的是，中朝并没有将美军细菌战罪行摊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柴成文以后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个谜：

“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就这样，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不仅没有在战场上收到军事上的效果，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更是一败涂地，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朝鲜战争细菌战是指在50年代开始的朝鲜战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声称美国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美国方面则全盘否认，并主张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前往中国与朝鲜实地堪察却遭中国和朝鲜拒绝，此事成为双方的宣传战。但有第三方资料显示，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及“100部队”在1950年12月赴三十八度线散布流行性出血热病原体以阻止志愿军南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美国雇佣石井四郎、若松勇次郎、北野政次等一批日本细菌战犯，继续秘密研究与制造细菌武器[3]。其中对日军731部队免予起诉，以换取其研究内容[4][3][5]。

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发表之〈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中，证明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韩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中共军队之南进[5]。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韩朝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细菌战的对象为（一）军队炊事房，（二）警察餐厅，（三）军队、政府、党的宴会场，（四）城市的水池河川，（五）党高级干部的任宅等五种。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一千余名。北野政次与美军C.B. Philip 上校之联系也被公开[5]。 （注：流行性出血热可能就是后来鉴定的由汉他病毒（Hantavirus）引起的汉他出血热。）

1950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战场。12月，美军南撤时在朝鲜北部黄海道撒布天花病毒。1951年，美军正式制定在朝鲜战场大规模细菌战的计划，10月总司令部令空军执行。1952年初，美军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方式，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展开细菌战，对朝鲜北部七个道、44个郡投掷了细菌弹[6]。

在“细菌战”初期，中朝方少数部队和居民发生散在性的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太祖提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面展开“反细菌战”的防疫卫生运动。全面进行防疫教育与卫生宣传，对军队普遍注射防疫，为驻地朝鲜平民注射疫苗一百三十二万人次。清洁卫生、捕鼠、杀虫、灭蝇，在4、5月捕鼠五百一十多万只，扑灭了大量的蝇、蚊、蚤及其他昆虫。很快控制住传染病，年内军、民的一般传染病的发病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为减少[1]。

澳洲卸任外交部长约翰·波顿于1952年前往中国，曾听当时澳洲外交部长提到美国表示曾使用细菌武器但是仅仅是以“试验”为目的[7]。

美国在1951年开始编列大量预算研制细菌武器，1954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细菌武器。当时韩战已经停战。

[编辑] 宣传战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威克岛接见联合国军麦克阿瑟，只让他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但身为职业军人的麦克阿瑟以求胜为先。1950年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

1951年3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中国代表李德川（Li The Chuan）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4月11日，杜鲁门以“未能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为由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由马修·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接任。5月8日，朝鲜外交部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播天花。5月19日、 24日和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使用细菌战，并且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毒气，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检查。9月22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上述指责。9月，共产主义外围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决定派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各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952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一项报告中说：美国的飞机掌握北朝鲜制空权，并偶尔飞越中国领空散播天花病菌。报告认为这是导致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以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旋即命令取证调查，并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鲜。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电给太祖和周恩来，商讨取证调查事宜，并要求苏联细菌专家及设备的帮助。聂荣臻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门开始相应的准备工作。

2月19日，太祖将聂荣臻的来电转批周恩来注意这个问题并为此做出必要的准备。

2月21日，太祖给史达林发电报，告之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

2月22日，北朝鲜外交部长白汉永再度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29日，2月11、13、15、 16日在北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北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导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同日，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后，苏联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使用细菌战。

2月24日，在调查取证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对美国的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组织公布：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美军在韩战中使用细菌弹的消息立即通过官方控制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北朝鲜已经大面积流行过瘟疫。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条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也开始大面积流行。由于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众多的中国军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流行病。

2月28日，聂荣臻再度发电给毛、周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38度线一带和50军团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前线。

也是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拉科波·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他在前不久才决议派军赴韩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之前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结果没有通过[1]。

3月4日，沉默多日的美国终于开口。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同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进行调查。

3月8日，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首先是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声明说：“美军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对和平人民朝中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于中国东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舋。”声明接着说，“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周恩来还指责美国使用蛤蚧、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作为容器，以蜘蛛等节肢类动物和小型啮齿类动物等18种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8]。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中国政协、中共和十二个民主党派、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

3月11号，在发表否认声明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要求，希望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反应：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这一请求，并立即向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调查行动得到中国和朝鲜的合作。并告知，印度政府将对调查行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国际红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

3月15日，中国政府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开始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由一些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场调查，调查的人员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19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结束在北朝鲜的调查。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把世界卫生组织将就美国在朝鲜散布细菌的指控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征询意见。

3月26日以后，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再度公开正式否认对美国的这项指控。

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师委员会在北京进行调查。

3月28日，国际红十字会就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国、朝鲜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再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在朝鲜散播细菌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政府，征询回答。

3月中旬至4月中旬，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三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将对在朝鲜战场散播传染病一事提供调查的议案发往平壤。

3月31日，国际红十字会第三度向中国、朝鲜发出请求合作调查的呼吁。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表，指责美国在1951年5 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间，使用化学武器。

4月2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第二份报告。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这个委员会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及其结论。报告结论说：“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

4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第四次向朝鲜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允许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入朝鲜有关地区进行调查。朝鲜对此事继续置之不理。

4月7号，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野蛮的和卑劣侵略行经。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向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准许红十字会调查团进入北朝鲜和中国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应，红十字会将视为对这一请求的否决。

4月30日，由于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都没有回答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决定停止有关这项调查的努力。

5月开始，中朝方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3名上校军衔的战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1]。 36个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也供述他们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鸡毛[4]。

5月22日，联合国军指挥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6月23日至8月31日，在苏联的建议和组织下，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会议”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以李约瑟博士为首，进入北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9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长达669页。报告在没有独立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没有独立确证任何呈交给他们的样品材料的情况下，将他们收到的证词（其中包括美国空军战俘的证词）直接列为事实。[9]。因此李约瑟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直到1970年代才从名单中移出[10]。

六十年前，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时，从西历1951年夏季开始，“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在朝鲜北部“大面积流行”，致使“众多的”中朝军人和朝鲜民众染病甚至死亡。对此，中朝方面先后多次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而美国在“沉默多日”后“终于开口”，自然是矢口否认，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而其所“发出请求”的“国际社会”的“代表” 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也迅即向中朝方面“提出申请”要求“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但中朝方面对此未予回应，而是自己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进行调查，另有“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由不同国家一些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场调查。

同时，中朝方面还陆续公布了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最终，“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做出的调查报告都“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 ，确认“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对这种指控，美国方面一直坚持否认，当时的“联合国军”总指挥美国人马修·李奇微将军还曾反过来指控道：“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见《朝鲜战争细菌战——维基百科，）　


中朝方面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当时没有成为“国际法”层面上的罪行指证，更没有在西方国家所构成和主导的那个“国际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我想这除了指控的证据似乎不够“独立”之外，主要还在于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处于对立之中，美方决不可能自己承认干了坏事而丧失道义——当然现在也不会承认，如果它真的干了那样的坏事的话。至于中国方面，朝鲜战争以后是一直坚持自己的指控的，今天到军事博物馆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等处仍能看到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战”的实物展览（到网上搜索即可见相关照片），而相关出版物也多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例如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一书中就有三篇有关“美军细菌战”的亲身见闻，可见网上某些人所说的“此后中国再也不提了”云云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当然，中国此后没有对此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至今也少见。相反，倒是一些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中美军细菌战多有研究，比如：50年代早期，美国人约翰·鲍维尔曾在其编辑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上撰文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该杂志被美国政府查封，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还曾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  ）

1995年10月，日本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发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其中“证明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韩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中共军队之南进。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韩朝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一千余名。”（见《朝鲜战争细菌战——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zh-sg/%B3%AF%CF%CA%D5%BD%D5%F9%CF%B8%BE%FA%D5%BD ）

1998年，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出版《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以及《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http://bbs.cqzg.cn/thread-3530-1-1.html）当然，到目前为止本人还没有读到过上述西方学者发表的资料，其具体内容尚待查证，但至少可以认为，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美国是个细菌战嫌疑犯。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似乎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小小的为美国申辩、替美国“洗刷嫌疑”的运动。先是西历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摘录）。这些文件的送交者是‘产经新闻’驻莫斯科的记者靖夫内藤[Yasuo Naito]。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北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其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供词；这些证词证明，为了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欺骗世界舆论，苏联驻北朝鲜的顾问们协助伪造细菌感染地区，对犯人宣判死刑并利用死刑犯感染病菌，制造细菌战证据。”（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以及《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而“不久之后”，美国《华盛顿时报》就刊登了“美联社消息”，把这“12份文件”定为“共产主义阴谋细节的证据”。随后，“1999年1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华盛顿手记’专题的20集‘韩战’大型系列节目，在第11集中引用《华盛顿时报》的报导内容及其他资料，首次简要向中国大陆听众报导了所谓‘美国在韩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真相。”此后不久，“2000年韩战爆发50周年”，据说“美国中文媒体”就发表了署名“北明”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一文，主要依据那“12份文件”和美国《华盛顿时报》的及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的“报导”为美国洗“冤”并指称中朝苏当年“制造骗局”。（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 ）此后，这个“北明”的文章就在中文论坛被四处转发并附和，某些人以此宣称所谓的“历史真相”。但以本人研读了上述有关资料后的感觉，从日本《产经新闻》到美国《华盛顿时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以至 “北明”，明显有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链条，而作为做“报导”、下“定论”的美国《华盛顿时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及 “北明”，都避而不谈《产经新闻》是日本一家极右翼的反共报纸，其所刊出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既没有原始来源，也没有档案名称和登记号，更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只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
《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 ）所以，替美国“洗刷嫌疑”运动的政治性十分明显。　　

综合以“北明”文章为代表的中文论坛上不知是不是中国人或者不知身在何处、背景如何的中国人所发表的论说，其指称当年中朝方面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为“欺骗”的根据主要如下：一，就是上述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12份文件”；二，当年“认定美军存在细菌战”的“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的，其调查“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序”；三，当年中朝方面不回应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要求“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的“申请”，当然是“心中有鬼”（“北明”的文章未直接这么说，但其意思是很明显的）；四，采用美国方面的说辞，指称当年中朝方面公布的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是“在高压下”或者被“洗脑”后作出的，是“诱供”或者“逼供”，他们被释放回国后不少人（是否是全部？本人没有看到相关资料）做了“翻供”。　　


本人试着对以上四条“根据”做一番辨析。　　

首先，正如上文提到过的，《产经新闻》的“12份文件”只是自称的“手抄摘录”，无原始来源，无档案名称和登记号，更不是复印件，这种东西在法律上或者学术上显然都不能作为明确可信的依据。简单来说，你可以以此来指称当年中朝苏方面“制造骗局”，则别人也完全可以怀疑你这“文件”是为某种目的刻意杜撰的。所以，至少在目前来说，这些“文件”的价值为零。　　

其次，当年的“国际民主法律工协会”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是否完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还需更多过硬资料说明，不能仅凭某方的一句断言。退一步说，即便它们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这也不是否定它们的调查报告的证据。它们的调查报告有可能偏向中朝方面，但也完全有可能因为事实俱在而是公正的。至于“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序”，假设的确是这样，那也只是“程序”缺陷，与其所获得的是否为事实无关。就像美国发生过的辛普森杀妻案一样，辛普森因为警方的“程序”问题被刑事法庭释放，但后来民事法庭却认定他杀妻罪成立而应付出巨额赔偿。因此，“程序”与“事实”无涉，这一条也不能作为所谓“骗局”的证据。　　

第三，当年中朝方面不接受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看来似乎的确“输了理”。但当年中朝方面是怎么解释的呢？据有关资料显示，西历1952年3月29日，在奥斯陆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中方首席代表郭沫若发表声明说：“中国与朝鲜两国政府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充分摆脱政治偏见，以进行现场的公正调查。但是，两国政府完全希望邀请一个由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序言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1012/268732.html ）至于当时的联合国，它至少名义上是所谓“联合国军”的授权者，是朝鲜战争的参战方之一，不相信、不接受它的“调查”完全合理。在《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最后的“概论”中曾说到：“委员会不能向世界提供下面各项的具体数字：朝鲜和中国被杀害的平民的总数，总发病率，及死亡率等等。那样做是不适宜的，因为那就是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见《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概论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1012/268701.html ）为了避免“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 也就是为了防止美国获得足以判断细菌武器效果的材料，中朝方面不接受他们认为受西方主导的某些“国际组织”的“调查”，这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当然，美国方面也可以说那只是中朝方面的“借口”。　　

关于这方面还有一种说法指称：《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认为，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和朝鲜不会同意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的“调查”，但为了防备他们接受红十字前往调查的请求，美国国防部曾“秘密授权其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总司令Matthew Rideway（李奇微）拒绝让红十字会调查人员‘获取接触任何特定的信息来源’”。（见思炎：《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3/138935.html）这与朝鲜战争中另一次外交博弈有相似之处。当时正是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志愿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之时，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了“立即实现停火”的议案，美国对这个议案并不满意，但因担心拒绝它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便怀着“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的赌一把的心理，“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而中国方面果然拒绝了这个议案，使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宣传战中得了一分。（见沈志华：《太祖、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这两件事或许可以表明，美国在国际政治、外交中手腕运用较为娴熟，比较善于做两面功夫，而中国则略显生疏实在，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外交博弈中容易吃亏。　
　
第四，关于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高压下”作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的说法，显然是要彰显“共产中国”的“凶恶”与“不文明”。不过，且不说有许多资料显示中国当时对美军战俘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优待，也不说二战后第二任驻远东美军司令李奇微也认为“中国人……是更加文明的敌人。……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见《李奇微回忆录：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只说如此之多的美军战俘齐刷刷地被“高压”出“无中生有”的细菌战供词，就总令人感觉有点儿匪夷所思。至于这些美军战俘回国后的“翻供”，谁又敢保证不是在“高压下”做出的呢？《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就认为：“档案表明，送到联合国的八个战俘的翻供声明是在面对军事法庭审判的威胁下作出的。美国政府自己的心理战委员会也认为这样的翻供不太可信。”（见《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http://bbs.cqzg.cn/thread-3530-1-1.html）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站在纯粹中立的立场上，谁真谁假或许真的只有“万能的主”才知道。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为“北明”们指称当年中朝方面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为“欺骗”的四条根据，都是站在不同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解说的，以此下定论、做“判决”是没有说服力的。


那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就目前来看，支持中朝方面说法的资料比较多——有国际调查报告、美军战俘供词、中国当事者的回忆文章、博物馆陈列的物证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文著等等，而支持美国方面说法的资料则相对贫乏，除了前述那不知来源的“12份文件”外，其它多是怀疑或“坚信”之类的意念性的东西。但我以为，除非有确实可信的中、朝、苏、美当年的所有内部文件为依据，要使某一方的说法完全为世人信服是难乎其难的。然而，“北明”们声称美国“蒙受的不实指控”至今犹存是“由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档案都没有解密”（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

而《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的两位也承认“在美国现有的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但他们“获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许多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甚或已被销毁（见《抗美援朝：美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细菌战内幕》，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kmyc/01/11043607/20080415/14787056.html ），可见至少在短时期内把希望寄托在原始档案文件上的效果不大或者很慢。　　

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当前不妨从最直接的材料入手加以辨析。目前可见的最直接指证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材料当属当年中朝方面公布的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这些供词都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用网络搜索也可以找到。　　

对这二十五份供词，美国方面指为“高压下”的产物。就我本人逐份研读来看，这些供词都详细地表述了各人的姓名、年龄（或出生年月日）、军阶、军号、在美国的家庭住址（或家庭通讯处）、家庭成员与本人婚否、参军年份、到朝鲜的日期、所在单位在朝鲜的基地名称、所驾飞机型号、在基地接受的细菌武器知识培训的过程与内容，以及参与投掷“不爆炸的炸弹”（即装载带有细菌的昆虫或小动物的细菌弹）的过程，叙述详细，逻辑清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接受细菌武器知识培训的内容都可相互参证。战俘中还包括三名上校衔级的高级军官，即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四十九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他们分别供述了美方关于细菌战的决策情况，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目标、各个阶段的行动安排、参与行动的各飞行部队等等。（据称马胡林上校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会，否认自己在战俘营期间，在高压下，在那个苏联控制的调查团面前所做的证词”。｛
见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676/79/45/1_1.html ｝可见此人当年成了美方“宣传反击战”的首要武器。至于他的前一“供词”与后一“否认”孰真孰假？世人当然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战俘营受到了“高压”，但也完全有理由“合理想像”他回国后面对“可能的”“叛国罪”指控时只能怎么做。）有西方学者指，这些供述与后来被公开揭露出来的美国细菌战计划“惊人地一致”。（见《朝鲜战争中美国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http://bbs.cqzg.cn/thread-3530-1-1.html ）　　

据本人判断，如果说这么多从来没做过某件同类事情的美军战俘因为“高压”而瞎编出这么一套话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如果说这些供词是中朝方面“编造”出来的话，要“编造”出如此条理分明、逻辑清晰、细节完美、几近于“天衣无缝”的几十套供词来，那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以故，本人倾向于认可这些供词为真。　　

此外，本人以为还可以用另外一些资料作为“合理推测”：　　

其一，二战以来迄今，美国在战争中使用“非常规武器”的事例很多，比如：二战末尾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朝鲜战争中也曾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弹，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科索沃战争中使用贫铀炸弹和白鳞弹，等等，都曾给平民造成大规模伤害。这反映出美国当政者具有为本国利益不择手段的狠劲儿，在这方面他们似乎没有道德压力，则其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自然不在话下。　　

其二，“北明”的文章中提到，西历1956年3月 15日，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通过的第5062/1号文件规定：“在武装力量加强其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将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使用决定将由总统做出。”“北明”显然是把这作为美国“光明磊落”的标志，但它恰好证明了美国在使用细菌武器方面并无道德压力。此外，这份文件还表明美国显然早就在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至1956年已然确认可以投入实战了，所以内部文件明确“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如此，则其在朝鲜战争使用细菌武器进行试验是顺理成章的。　　

其三，近年来许多报道已经证实，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占领日本时曾秘密接收日本“731”等细菌战部队的资料并对其成员进行庇护和利用，这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中所说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之类的说法正好可以相互参证，而在当时，美国利用日本“731”等细菌战部队成员的事实还是不为人所知的绝秘。　　

其四，去年九、十月间相关报道指：1946年至1948年间，美国公共卫生署曾派员在危地马拉从事梅毒项目研究，方法是让监狱囚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后身患淋病或感染梅毒，当美方医疗人员认为患者不够多时还会让实验对象“接种”性病病毒，然后给患者注射青霉素，以便“搞清楚”多大剂量的青霉素可治愈梅毒，以及患者治愈后再次感染梅毒的途径等等。（见《秘密搞性病人体实验 美国向危地马拉道歉》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03/c_12627745.htm ）可见美国在搞细菌试验方面一向兴趣颇高，早有行动。　　

综上，本人基本认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　　

不过，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细菌武器造成的中朝方面人员损失不算很大，这主要是由于中朝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灭杀带菌生物和人身防护等措施，另一方面似乎是因为美国的细菌武器尚未定型，其目的主要是进行实战试验——当然也想捎带着给打破美军“饮马鸭绿江”美梦的中国人一点儿苦头尝尝。所以本人以为，准确地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细菌武器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