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毛主席办家信
沈栋年
毛主席发现他封了口的信封被拆开了
毛主席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认为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处理群众来信，是一件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建国前夕，毛主席指定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负责处理，并每天选送一定数量的群众来信给他亲自阅览。
后来，由于群众来信不断增加，田家英一人忙不过来，于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陆续调进一些同志协助处理。群众来信按内容分类，分工负责办理。其中有一些是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划为旧谊类，我就协助田家英处理这类信件。
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一般都要送给毛主席亲自阅读。我们收到的这类信件，其中有少数是错认主席为亲友和冒充主席亲友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加以分辨。为了提高分辨能力，需要熟悉主席的家庭和个人的历史情况，为此我曾阅读了肖三和李锐先后写的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两本书。
对以毛主席亲友名义邮寄来的所有信件，我们首先通过阅读分辨，把有明显错误或冒充主席亲友的信件挑出来另行处理，其余的送给毛主席。在给毛主席送阅前，先登记，摘录主要内容，建立档案。送阅时，在原信封上贴一纸条，写明来信人姓名，用一句话概括来信的内容。如：“某某，叙别情”、“某某，求见”、“某某，要求介绍工作”、“某某，反映农村缺粮情况”等等。因为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很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毛主席可以一眼就知道来信的主要内容，以便区分轻重缓急，安排适当时间阅读、回复和处理。
毛主席看重亲情，珍视旧谊，对亲戚朋友的来信，他都亲自写信回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写的复信比较多，例如仅在1950年5月的一个月中，他给亲友的复信就多达十余封。毛主席的复信，在一般情况下是连同亲友来信一起退回秘书室。当时毛主席的复信大多是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信封，我们为了保密和安全，都把毛主席的复信套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封里，然后经邮局挂号寄发。
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复信，有不封口的，也有封了口的。但最初不管封口不封口，我们都要打开抄录下来，和亲友的信一起存档。有一次，一封已经封了口的复信交到我们这里后，我们照例打开进行誊抄。这时，大概是毛主席觉得复信中有的字句需要再斟酌并做些修改，遂我们又将那封复信从秘书室索回。
那封复信送回到毛主席那里时，毛主席发现封了口的信封被拆开了，便查问究竟。田家英就此向毛主席说明，这样做是为了抄录留底作为资料保存，以备日后查考。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约定今后他的复信交给秘书室时不再封口，由我们抄录留底。但若是封了口的信，则是不许拆开、不要抄存的。
然而从那以后，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给亲友的复信送到秘书室时就再没有封了口的了。我们除抄录留存以外，还请摄影科拍照留底。这样，所有主席复信的珍贵手迹，都得以照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进驻北平后主席最早接到杨开慧哥哥写的信
在我的记忆中，当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北平之后，最早给毛主席来信的亲友，是在湖南长沙市的杨开智和周世钊。
杨开智是毛主席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来信报告了家人的情况。毛主席看了他的来信，得知杨开慧的母亲还健在，非常高兴。他立即给杨开智回了信，表示欣慰。
后来在1950年4月，他亲派长子毛岸英赴湖南长沙，带着人参、鹿茸等礼物去探望杨老夫人，并到长沙板仓祭扫了杨开慧墓。毛岸英行前，毛主席给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写了封信，通报毛岸英的行程。此外，他还给杨开智去了一封信，请杨开智夫妇对毛岸英到长沙后的探望、祭扫活动给予指点。
1960年，杨老夫人向振熙九十寿辰，毛主席为此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托她送礼祝贺。两年后，杨老夫人辞世。毛主席又致信吊唁，并对杨家人说：“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周世钊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毛主席早年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之际他正任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周世钊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德高望重，毛主席对他很尊重。每次收到他的来信，毛主席都在极短期的时间内就写复信。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间，毛主席和周世钊不断有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彼此寄赠诗词，讨论各种问题，而且还数次会面畅谈。我记得1956年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填了《水调歌头•长江》一词，就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将这首词抄录于给周世钊的信中，请周“审正”。这首词，就是后来公开发表时人们看到的《水调歌头•游泳》。
亲友来北京的费用从主席收入中支付
在亲友给毛主席的来信中，除了叙述亲情旧谊以外，还有要求来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有要求介绍工作的，有诉说生活困难的，有反映情况的，等等。毛主席对要求来北京探望的，有计划地做了安排。最先获得毛主席同意来北京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
毛宇居是主席的堂兄，又是毛主席幼时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他大约是在1950年秋天来的北京，来时我参与了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里住。他住进中南海后毛主席很快接见了他，向他了解了不少故乡和亲友的情况。
在毛宇居之后，经毛主席同意来北京会面的还有湘潭韶山的堂弟毛泽荣、毛泽连，幼时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湘乡唐家垞毛主席的表兄文涧泉、文运昌、表弟文东仙、表侄文九明、湖南第一师范同学蒋竹如等人。毛主席亲友来北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是由毛主席负担，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
对要介绍工作的，“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对亲友来信要求介绍工作的，毛主席都一概婉言推辞。毛主席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就曾要求帮助介绍工作，毛主席回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地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主席表兄文运昌，也曾致信毛主席要求帮助解决工作问题。由于在给文运昌回信婉拒后，一直没有看到文运昌的回复，毛主席又在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提到这件事，信中说：“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最有说服力的事例，就是劝说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放弃来京工作。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紧锣密鼓筹建新的人民政府那段日子，毛主席收到了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几封来信。杨开智信中除了告知杨家的近情之外，还流露出想到北平（10月1日后为北京）并希望得到较为理想工作安排的念头。
看了杨开智的信，毛主席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第四天给他复信，要他打消这些念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市政府为难。”从语气上看毛主席用了相当严肃的口吻。
显然，在给杨开智复信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后，毛主席大概还是对他的意见能否为自己亲属们不折不扣地采纳有些疑虑，于是他就在当天又给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使用的是同样非常严肃的口吻：“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毛主席接济过很多亲友同学
毛主席对亲友的生活情况是关心的，例如他在1950年5月12日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就询问亲友的情况：“……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但是，毛主席从不凭借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特殊照顾。
1950年5月初，毛主席因从亲友的信中得知家乡缺粮的情形，遂在那一段时间里在给其他亲友的复信中总会附带询问一下有关的情况。他在给表兄文涧泉的回信中就问道：“唐家垞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
文家兄弟在随后的回信中反映了当地的一些问题，同时在信中说到自家生活的困难，要求给予救济。毛主席看完来信后，将原信转给湘乡县政府负责人，除请调查文家兄弟反映的问题外，他还特别告知湘乡县的领导：“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予特殊的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
对于来信诉说家庭生活困难的亲友，毛主席多数都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部分给予接济，其中多数是从他的稿费收入中支出的。毛主席的堂兄弟毛泽连、毛泽荣、外甥陈国生、同学谭世瑛、易南屏、邹普勋等人，都曾得到过毛主席的接济。
1950年四五月间，毛主席接到堂兄毛宇居几封来信，信中提到毛主席当年私塾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身体不好，生活困难。毛主席遂在给毛宇居的复信中说：“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陈玉英是毛主席夫人杨开慧家的保姆，她于1951年12月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给她回了信，对她因杨开慧而遭受国民党迫害，坚定不屈的表现加以称赞。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如她的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予帮助。后来，陈玉英的女儿孙佩君在初中毕业时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她解决升学问题。毛主席马上写回信告诉她：“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录取，听凭学校。”但在同时给她寄去了钱，帮助她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不久，孙佩君来信告知她考取了一个专科学校，毛主席看了信交代我们说，以后每年定期给她寄钱，资助她上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璪真，是毛主席过去的同学，他的妻子张敬之是家庭妇女。汤璪真去世后，因为家中有好几个孩子，张敬之的日子过的非常艰难。无奈中她向毛主席求助，毛主席在接信后也嘱咐我们，对汤家定期给予接济。
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一次少则一百元，多则上千元，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这些事都是由我经办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请田家英签字，到为毛主席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现金，然后由我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
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对亲友来信提出的一些符合情理的要求，毛主席通常都是尽量予以满足。
张维是毛主席早年交往较多的故乡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教授。1950年9月，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到自己母亲八十寿辰。毛主席回信中写道：“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他将自己写的“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夹在复信中寄给了张维。
罗元鲲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教员。他于1952年10月来信，要求毛主席为当年也在一师执教的国文教员袁吉六题写墓碑。毛主席慨然应允，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随回信给罗元鲲寄去。
1963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来信，说他年老有病，要求将他女儿调回湖南工作，以便对他照顾。其时张干已经79岁了，在20世纪60年代确属高龄老者。毛主席在看了张干的信后，曾给予帮助解决此事。他在给一师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老校长张干先生，寄我两信……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毛主席对亲戚是深爱的，对朋友是友好的，但同时又要求他们自律自重，不能因为与自己沾亲带故就可以搞特殊。
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湘乡唐家坨毛主席舅家的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毛主席见信后，随即给唐家坨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后，有一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信的最后，毛主席写道：“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给唐家坨大人们看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有进步的。”
在主席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1962年四五月间，我到湖南湘乡的唐家垞了解情况时，见到文家兄弟都勤耕守法。文涧泉已年过八旬，尚在田间劳动。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反映情况很欢迎，他把这作为了解实际情况的一条渠道。毛主席的表兄文南松1950年春来信谈到当地乡间缺粮的问题，毛主席5月11日复信表示感谢，并要他再来信时详细告知缺粮的情况。
1950年5月15日，毛主席在给堂兄毛宇居的信中，特别嘱咐：“乡间情况，尚望随时示知。”1952年，毛主席在给他湖南省高等中学同学易南屏复信中也说：“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1953年10月2日，毛主席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说他有一些关于乡间情况想要反映。毛主席看了他的信，于10月26日回信同意表侄来京当面详谈，并在信中说明“自备路费，由我补发”。
谭世瑛是毛主席小时候在湘乡东山学校上学时的同学，他于1955年五六月间几次给毛主席写信，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在信中说他是贫农成分，做过几十年教员，只在国民党的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科员，并未做坏事。然而因他的两个儿子有血债被枪决，他也被管制一年，现在管制虽被解除，却仍不许他加入农会。
毛主席在接信后，亲自去信向湘乡县委了解情况。湘乡县委专就此事向毛主席报告说，谭世瑛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而且是在宽大后继续犯罪，政府处理是应该的。谭世瑛是在对待两个儿子的问题上态度不正确，因而给予一年管制，他并无其他罪行，一年后即已解除管制。
见湘乡县委报告后，毛主席于6月8日给谭世瑛复信，告诉他，当地政府对待他是公道的，并在信中开导谭世瑛：“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些了。”
在我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十余年间，一直担负着协助处理毛主席亲戚朋友来信的工作。毛主席在处理同亲戚朋友的关系方面，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和政策，又继承了中华民族尊重亲情友谊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一再亲身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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