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毛泽东爱看哪些书报
王香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读书，看报，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是稀松平常、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活动。然而在延安时期，生活在被封锁的陕甘宁边区的人们，若想求购自己希望阅读的书报杂志，不仅不能随心所欲，有时甚至费尽周折。《党的文献》本期刊登的毛泽东等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间关于订购书报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七封信件，不仅从一些细微处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印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书信背后那段艰苦卓绝的不寻常历史。
首先，从所购书报类型看，以毛泽东平时较少关注的经济类书籍为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的经济形势之严重。
七封书信中，除了1942年1月的信件是叮嘱关于订购书报的事务性工作外，其他六封书信的邮购内容，均涉及同一个主题，即邮购经济类书籍。如，重庆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和商务版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还有《四川工厂名录》、《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等。另外，信中还多次提到搜集或订购其他经济类书籍，“嘱人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即由邮挂号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订购“时事经济各种刊物各一年”，等等。
毛泽东是读书大家，一生涉猎广泛，博览群书，但也并非不分主次，不顾兴趣。他最重视、最喜欢读的书是马列理论、哲学著作和文史古书，至于经济类书籍，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其他的涉猎较少。这组书信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经济类书报的关注，让人耳目一新，由此也不难推断，这种重视与当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和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这组书信的形成日期大都在1941年。1941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经受严峻挑战和极端考验的一年。
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连续掀起两次反共高潮。1940年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再加上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陕甘宁边区遭受的自然灾害，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用毛泽东的话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下决心研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措施。而要研究经济问题，考察、研判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搜集、阅看经济类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刊、杂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延安时期曾负责毛泽东图书报刊管理工作的史敬棠回忆说：“主席对经济是有兴趣的，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材料，同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关注，因为现实问题摆在那里嘛。……主席当时抓经济，是因为那时经济问题很紧迫，问题不解决，我们的革命军队就要饿死，或者解散。”【史敬棠：《毛泽东在延安阅读批注书刊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
毛泽东具体阅看了哪些经济类书报，目前已无从查考，但他对经济问题的钻研程度和研究成果却是显而易见的。1941年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一句“颇感兴趣”，足可见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钻研深度。通过扎扎实实地研究经济，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总方针，还提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8页。】的著名论断。关于毛泽东领导战胜边区经济困难的成就，曾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这样评价：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08页。】。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探索、钻研和解决，从实践到理论，由具体而抽象，毛泽东在1942年撰写了总结经济建设经验的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其第一章后来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由此，有人评价说：1941年至1942年是“建国前毛泽东深入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建设规律、指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取得卓著成就的时期”【高路：《略述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导经济工作的经验》，《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
其次，从重复出现的书信内容到言辞表达的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毛泽东求购书籍的急迫与焦虑，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的隔绝状态。
所购书名的重复出现折射出书报邮购之艰难。比如，毛泽东在1941年3月1日的信中提出代购重庆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等书籍，5月5日的信中，把完全相同的书名再度一一列出，说明历经两个月时间所购书籍尚无音信；关于商务版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1941年3月1日的信中就提到“前托购”，5月5日的信中又提出“前托购尚未收到，请查是否购得”，说明毛泽东至少三次提出购买此书；5月5日的信中还提到“《西南实业通讯》已久未到”等。可见，今天看来极其平常的书报邮购，在当时并非轻松容易的日常小事，而是需要三番五次地叮嘱、问询和催促的不寻常之事。
关于邮购的方式方法，毛泽东多次提出建议或要求。如，关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书，提出“请妥托该所直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则“请挂号邮寄”；关于商务、中华等书局的书，“请办交涉是否可先运来”；一种书能买到两部或三部的，“可将一部托人带来”；为了不影响邮购运送，信中还专门强调，“普通小册子及延安出版之书可勿寄来”，“左翼书可暂不运，以免被阻”，等等。他不仅把尽可能达到目的的寄送方式基本上考虑到了，还把可能影响邮购速度的干扰因素也进行了排查。对邮购方法的周详考虑和细致安排，逼真地体现出毛泽东等希望尽早看到这些经济类书报的满心期盼与焦急等待，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而导致全面隔绝的状态。
书信的行文措辞也直观、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求购书籍的急迫心情。如，“请即向”，“望即代订”，“请即妥人”，“急切需要”，“很需要”，这组书信几乎每一封都有此类用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陕甘宁边区当时面临形势的严峻。面对这种被严密封锁的隔绝状态，毛泽东不仅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方针，而且希望通过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了解分析和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着眼大局和长远，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三，书信中还提到订购其他时事报纸、杂志以及政府公报等，反映了毛泽东对国内外时局的强烈关注，以及阅看报章杂志的工作习惯和阅读兴趣。
毛泽东等在1941年3月1日的信中提出订购“《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及云南各种报纸”；1941年3月的信中提出“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以及“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报纸、杂志”；5月5日的信中提出订购“云南出版的书报及桂版《大公报》”；1942年1月23日的信中提出订购“全国各地日报”等。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早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参加了湖南新军，每月军饷七元钱，“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花两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1页。】。后来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元钱左右，其中约有1/3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由于他对国内外大事了如指掌，同学们送他一个“时事通”的外号。从那时起，每天阅看报纸杂志，就成为毛泽东了解国内外时事大势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成为他坚持一生的一个重要习惯。
实际上，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书报，除了这几封有据可查的信件外，还有很多材料和回忆文章可以证明。创办了《读书》和《新华文摘》并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的著名出版家范用，1939年入党后就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据他回忆：“读者邮购来信有从延安寄来的，写信人李六如，地址天主堂。李六如后来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当时他大概是毛主席的秘书。每次来信都附有一张购书单，用毛笔写在油光纸上。同事告诉我，从笔迹看，这书单是毛的字。那时在国统区还没有叫‘毛主席’的习惯，直呼其名其姓。也没有把毛主席的手迹视为墨宝。事情办完，这些信件、书单保存一个时期就处理了。”【范用：《给毛主席买书》，《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第8期。】
透过这几封字数并不多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越是在形势艰危复杂的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越是重视读书看报，从中了解时局、把握形势。当根据地和边区面临重大经济困难，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带头钻研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大势，提出经济政策和方针，为战胜边区经济困难、开展经济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著贡献。毛泽东善于读书看报、始终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不仅为全党树立了楷模，这种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扎扎实实研究问题，以用促学、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作风也永远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的典范。
（责任编辑：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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