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方面，本期发展事业继续实施，并在水利事业上有新的开展。历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与前一期无大的差别，不予赘述。在此仅就事业费的一些变动情形做一简要的叙述。1914年事业费在总督府岁出中所占的比例为5287%，较之1913年的6239%和1912年的7302%相去甚远。在事业费的绝对值上，1912年为3817万元，1914年减至2518万元，1915年为2289万元，这表明受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财政支出也有收缩的趋向。不过，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善，1917年事业费支出猛增至7536万元，占岁出的7661%，此后一直高居70%左右。以1920年与1896年相比，台湾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倍。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878页。
第四部分财政困难的发生和持续(1)
1920年代世界战后经济萧条给台湾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台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繁荣急剧消退。据何保山的测算，1920和1930年代台湾的工厂产量增长大大低于1920年代以前。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3页。工业的主干——制糖业1920～1929年的增长率为1126%，1930～1939年增长率为504%，比1912～1919年的198%下降了许多。由于台湾工业结构主要依赖食品加工业，因而制糖业增长的萎缩导致整个台湾工业增长速度随之减缓，财政收入也陷入了困境。但是，前一时期铺开的大摊子又一时无法收缩，收入降低与支出增长恰成反比。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总督府不得不谋求解决之道。1921年度起开征了第二种及第三种所得税，尤其是1922年开始的酒专卖的实施，给台湾财政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年就收入了648万元，占专卖总收入的1086%。此后，酒专卖收入逐年增长，1924年为109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1694%，1925年为123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275%，1928年为1528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994%，成为与烟草收入并驾齐驱的两大专卖收入。由于酒在日本国内及其他殖民地均未列为专卖品，台湾人民凭空又新加了一重负担。
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详细情形，请看表3-16。
这一时期台湾财政收入总的变化并不大，地租收入基本稳定不变，砂糖消费税收入有所恢复，但到了1932年仍只252万元。从租税收入的总金额看，开征第二、第三种所得税后带来的效益并不十分明显，租税总收入在2000万元上下波动。专卖收入在本期明显增加，1921年为2254万元，1931年达3947万元，最高时的1929年达到4847万元，占岁入经常部的45%及总督府该年收入总额的32%。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总额亦由1921年的4396万元增至1934年的8514万元，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因在于酒专卖的实施。五大专卖品表3-16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21～1934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租税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酒专卖总计其他临时部台湾总
督府岁
说明：a《统计提要》为18065。
b为该年预算数。
c据《统计提要》1933、1934年同。
中，鸦片、食盐收入逐年降低，樟脑收入亦呈下跌趋势，唯烟、酒专卖收入持续增长，且后者的上升幅度更猛，从1922年的648万元增至1928年的1529万元，达2倍多，占专卖收入的29%，成为台湾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第三大财源。可以说，酒专卖的实施是台湾总督府因应财政困境的重要砝码，而专卖收入成为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91页。
本期总督府岁入临时部中公债款数，1921～1931年间计23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1923、1924年度分别出现700万元及320万元的借款，这是在以前的财政收支表中的未曾见的，所借款项来源与用途不得而知，它表明总督府财政状况确实出现支绌的局面。
台湾的财政支出继续呈现膨胀状态，岁出总额在1927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34年达到了11222万元。前期铺开的建设摊子无法压缩，新的项目又亟待资金挹注。
各类经费所占比例与前期相比并无改变，但事业费支出在本期有较大的波动。1921～1922年呈上升状态，1923～1926年则急剧下降，1927～1930年再度上升，1931～1933年又再下降，1934年始又回升，财政收支的不稳定性凸显出来。
五财政的恶性膨胀时期(1935～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和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台湾财政也进入所谓的“岁计膨胀”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外，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将台湾纳入其战争体制的轨道，诸如军事费的征收、防空设施的加强、为建设南进基地而进行的生产扩充、重要军事物质生产的确保、统制经济的实施等等，促使台湾总督府逐年编制了庞大的财政预算，1942年与1937年相比，5年间预算膨胀了5倍。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299、313页。以1942年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预算内容来看：教育经费1764万元，占4%;产业关系经费7502万元，占17%;铁道事业经费7300万元，占17%;递信事业经费1844万元，占4%;土木事业经费1852万元，占4%;营缮事业经费680万元，占15%;警察司法关系经费2078万元，财务处关系经费14833万元，占35%;其他一般行政经费3684万元，占8%。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3～314页。
第四部分财政困难的发生和持续(2)
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庞大的财务关系经费，细分其中内容，则专卖事业经费占7083万元，其余有临时军事费4656万元，国债719万元，第一、第二预备金1420万元，恩给负担金580万元，真正用于台湾财务上的只不过373万元。也就是说，除了专卖、财务经费，实际上有7376万元是贡献给日本一般会计的。因此，财政支出的重点项目序列分别为产业关系经费、临时军事贡纳金、铁道事业经费和专卖事业经费。产业关系经费的持续增长是由于“为使台湾作为帝国的兵站基地真正有助于南方政策，最急要的事项在于促进台湾的工业化”。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7页。主要功能在于扶助各类军需工业的发展。铁道事业经费的猛增，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南进扩张后，对台湾铁路的迅达有了更高的要求，“痛感增强铁路的绝对必要性”。一般行政费用的上升，主要出于防空、军事救护等经费的激增。总之，本期台湾财政属于战时财政体制，一切围绕着确保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努力，在财政支出上体现了浓厚的朝战争相关费用倾斜的色彩。
本期财政收入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租税收入的飞速增长，就绝对金额来看，1943年是1937年的近5倍。1937年，台湾创设“台湾北支事变特别税”，一年内上缴日本一般会计170万元。随后，日本议会第73次会期通过临时军事特别会计预算，总额485000万元，也要求台湾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以‘财物’向国家奉公”。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支那事变特别税令》、《台湾临时租税措置令》等一系列增税法令，仅1938年度就有370万元，除少量增税费外，全部归入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1942年还增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这一时期台湾的增税范围包括所得税、利益配当税、公债及社债利息税、法人资本税、砂糖消费税、临时利得税、骨牌税、印纸税，同时新设了物品税、通行税、酒类出港税、入场税及特别入场税、建筑税、游兴饮食税、特别法人税、清凉饮料税、广告税、马券税等等，战争带来的对台湾民众的搜刮愈益加重。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其次，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税制中直接税占了很大的比例，所得税、配当税、临时利得税及特别法人税等征自集团法人的税收增多，日本人及其会社、商店可以逍遥于赋税之外的时代开始结束，这可说是台湾财政政策的一大改变。
卖收入是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其三，财政支出中事业费支出一直是重点项目，日本殖民者为掠夺台湾富源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遗余力，只是在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战争影响而有所改变;其四，财政基本上取之台湾用之台湾，关于这一点，一般的殖民地财政若有盈余(或即便没有盈余)也必须为宗主国财政做贡献。台湾自1901年后每年财政都有一定的盈余，多者占总督府岁入的28%，少亦有10%～12%之间，完全有能力为日本中央财政做奉献。但为了强化台湾基础建设并补助、奖励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开发与掠夺，财政资金运用更着重在台湾岛内的发展项目上。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除了被征入伍战死者外，还付出了很大财物上的贡献。据统计，1937～1944年台湾地区战争税收入约31402万元，均被拨入日本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加之上年度剩余金中也有一部分必需缴入日本一般会计内的军事费，该项费用1936～1944年间达7395万元。换句话说，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台湾人民身上公然掠走的战争费用就达近4亿元之巨。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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