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日语教育，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国语教育”。此前台湾的语言环境较为杂乱，既有北京官话，又有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除原住民外，通行的书面语言基本一致，但口语则异彩纷呈，日本人到台湾的初期严重依赖“通译”居中沟通，十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展开。因此，加速殖民地人民日语的普及也是日本在台统治的现实需求。日据时期的日语普及运动借助政权机关的强力干预，得以实施并获得相当的成效。但需明白的一点是，这时的日语是外力强加给台湾人的语言，就绝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学习或掌握日语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这导致了他们对日语的领悟能力和记忆意愿相对于日本人来说，要低下得多。1936年曾有位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持续四十年的国语普及事业可说徒具虚表，而未具实效，盖其只可说是学校的国语、日人的国语、国语演习会的国语、广播节目‘国语普及之夜’的国语、商用的国语等，加以连教师均对之不关心，故学生只在上课时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台语，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宁是当然之事。”周婉窈：《台湾人第一次的“国语”经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87页。这一批评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日语仅仅是台湾人的实用语言，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语言、思考语言，更没有成为他们的民族语言。今天的人们尽可不必戴有色眼镜去看这段历史，就让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吧。对待会讲日语的台湾人的态度，应该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他们当作是“留东五十年的老留学生”，光复之后“毕业回国了”。孝绍：《试假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管见》，《台湾民声报》1945年6月16日。
第八部分殖民地教育体制下的台湾人(3)
台湾的教育系统是日本殖民者运用政府权力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以日语、修身、历史等课目的教学，力图促使台湾人常用日语，培养其作为日本臣民所必需的素养，以达到同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利用手中的统治机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制造人为的不平等状态，对台湾人和日本人实施差别对待。日本人作为殖民地统治民族，在教育上、继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尽管日本殖民者不时强调要达成“内(日)台如一”的目标，但正如矢内原忠雄所指出：“盖在经济及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拥护这种利益的武器，则在政治的不同化，即专制政治制度的维持。”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84页。换句话说，所谓的同化教育，就是要台湾人无条件地、单向度地向日本文化同化，是要培养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却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有文化的奴仆，日本殖民者之所以在台湾发展教育事业，原因即在于此。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的教育经验是双元的，一则有书房的汉学传统教育及家庭中华文化的传承，二则有新式学校的近代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因此，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摩擦，导致新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格。他们中有人竭力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吸收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并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的台湾人”为荣。但在殖民者政治压迫和统治者优势文化的冲击下，有人心生苦闷，感到迷惘，柴田廉称之为“迷失的羔羊”。柴田廉：《台湾同化策论》，晃文馆，台北，大正12，第50页。这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出现了一小部分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尽管其中大多包含非志愿的原因在内，但附从殖民统治以求苟安本身仍应予以谴责。少数“协力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内曾分得一杯羹，故某些人心底深处的恋日心态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其影响亦不容忽视。
平心而论，从教育的普及、教育设施的增加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客观标准来看，与清代及同一时期祖国大陆、东南亚地区的纵横双向比较，台湾的教育发展确有其领先的一面。譬如，当时一水之隔的浙江省、福建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便仅为46%和32%。《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7页。郭少榕：《民国时期福建小学教育发展概况》，《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九辑)，1992，第159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政治文化上日本殖民者是企图借教育来同化台湾人民;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日本人占据优势，台湾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第三，就经济利益而言，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养，日本殖民者在教育领域的投入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相关研究表明，1920～1940年间，日人在农村教育中每支出1元，即可在农业生产上获取14元的长期社会报酬。刘克智：《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9，第70页。因此，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是畸形的，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视性的，日本人是台湾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总之，日本在台统治期间的发展项目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奶牛”效应，即只有费心养这头“牛”，才能挤出更多的“奶”来喂肥自己，在经济上是如此，文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第八部分台湾话文运动(1)
台湾岛上的住民除了原住民外，历史上大都是从大陆的闽南、粤东迁徙过去的，其中又以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人民为主。由此而来，台湾住民的语言便以闽南语系占主导地位，而以客家与及南岛语系辅之。日本统治者在台实施同化政策和日语普及运动，同时还限制台湾人使用汉语及其方言闽南语，在台湾人为的造成了一场闽南语生存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一面为闽南语的生存与复兴呼号呐喊，一面尝试以闽南语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由于闽南语即台人所说的台湾话，此一运动亦通称为台湾话文运动。
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的基本点就在于企图将台湾纳为日本领土的“真正”的一部分，同时将台湾人同化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亦即台湾日本化、台湾人日本人化。语言是同化的有效载体，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说过：“(普及日语)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按指台湾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与母国人(日本人)相一致，则应首先透由普及母国语这一捷径来进行。”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1943，第122页。在普及日语的同时，又大力打压汉语，学校中的汉文课由一定课时的存在变为渐次取消，如新竹厅当局就在1931年宣布取消公学校的汉文科，其理由有二：“一是汉文教育不得不读台湾音，很阻碍内地语的进步。其次是利用汉文时间，可以多练习内地语云云。”《新竹州势调查会又一产物，废止公学校汉文科》，《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4月25日。学生在校园内讲台湾话也会受到训斥乃至罚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台湾青少年，对台湾话开始生疏起来了。对此，一些台湾本地知识分子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连横即曾痛切地指出：“今之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咿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土，期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来，已忘其台语矣。今之搢绅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势趋权，趾高气扬。自命时彦;而交际之间，已不屑复语台语矣。颜之推氏有言：‘今时子弟，但能操鲜卑语、弹琵琶以事权贵，无忧富贵’。噫!何其言之婉而戚也!”连横：《台湾语典》自序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他认为：“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学、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此征之历史而不可易者也。台湾今日文化之消沉，识者忧之。而发扬之、光大之，则乡人士夫之天职也。”连横：《雅言》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为此，他以写作《台湾通史》的精神来投身于台湾话的研究工作，“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见台语之日就消灭，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谋发达，遂成成《台语考释》，亦稍以尽厥职矣。曩者余惧文献之亡，撰述《台湾通史》;今复刻此书，虽不足以资贡献，苟从此而整理之、发扬之，民族精神赖以不坠;则此书也，其犹玉山之一云、甲溪之一水也欤!”连横：《台湾语典》自序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由此可见，连横撰写《台湾语典》的动机在于一方面弘扬祖国语言文化并提振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借此对抗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及其殖民同化政策。正如他所说的：“余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以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连横：《雅言》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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